贺雪峰：办点政治学

　　办点政治学

　　贺雪峰

　　一、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赶超型发展是任何一届国家领导人都必须列入首要目标的任务。赶超的意思就是不能循老路发展而需要不断有创新，不断有运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为大寨人能在穷山恶水中，不等不靠不要，凭大寨人的高昂热情，在不长时间将大寨旧貌换新颜，农业增产丰收，由吃返销粮到卖丰收粮。全国农业学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彻底改造农业和改变农村面貌，就可以在农业上打翻身仗，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在短期内实现中国工业化，并最终赶英超美。因此，在当时的发展语境下面，大寨作为全国先进典型，全国来学习，就不仅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也因此，包括周总理在内的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大寨参观学习，这种学习既是对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又是真正深入大寨调查研究，以深入理解大寨经验。

　　因此，在改革开放前，比农业学大寨更早更经常的是领导人蹲点驻点的要求。一般县级主要领导人甚至省级领导都被要求每年到工厂和农村蹲点搞“三同”，真正参加生产实践，体验工人农民的生活，研究工厂农村管理，以提高领导决策水平。主要领导以外的一般干部更是每年要有相当长时间在工厂农村进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蹲点。蹲点不同于抓典型，就是说蹲点并非非得到大寨去，在一般的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工厂农村就好。蹲点也不一定非得抓出典型，能否出典型不重要，了解生产实践，从而提高领导决策水平才是关键。

　　应该说，无论是学习典型，还是领导蹲点，对于推动农村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实现中国赶超型发展战略，都是有好处的，也是利大于弊的。

　　二、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推行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的复杂性也极快地增加，过去解剖麻雀式的蹲点以了解实际情况的办法，至少已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但蹲点了解情况对提高决策水平仍然具有重要作用则是无疑，何况蹲点是群众路线的一个体现，具有政治上的正确性，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各级领导干部在农村建立联系点仍然是极其普遍的，尤其是各级政府的党政负责人，大都仍然有农村工作联系点。这种联系点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名目，比如扶贫帮困点，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等等，但这些联系点与过去蹲点有根本不同，最大不同是不再“三同”，即不再住在村庄与农民共同生活生产劳动，而往往是一年来联系点听一次汇报，看望群众，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尤其关键的是，这种对群众实际困难的解决，仅是特殊主义的，一对一地解决，而非要普适地解决一个地方类似问题。在当前各级地方政府最掌握大量资源的情况下面，党政负责人所联系点的村庄，可以比其他村庄得到多得多的自上而下的资源，这些联系点因为有各级党政负责人的联系，而在短期内旧貌换了新颜。

　　从笔者在全国调查看到的情况，一个省级领导的联系点，在一个联系周期(三年)内可能为一个村庄带来上千万元的资源量，一个市级领导可以为一个村庄带来数百万的资源量，一个县级主要领导可以带来上百万元的资源量。

　　数百万，上千万，甚至数千万元资金打造一个村庄，再配合各种政策，如新农村建设试点，足以改变一个村庄的外貌。若领导选择的联系点本身就有一定的产业、区位、资源的优势，则这些领导人联系点经过打造，就可以成为当地一张亮丽名片，也成为一道形象工程。

　　三、

　　聚集千万元资金打造的领导人联系点，建设的亮丽形象工程，绝大多数都是特殊主义的，是不可复制的，是不具有示范意义的，因此是不可以学习和推广的，这是几乎所有当前中国农村办点实践中的共识与默契，又因为办点过程中，各级政府党政负责人几乎不真正下来蹲点，而无法解剖麻雀，也就无法因为有联系点而提高了领导决策水平。反过来，领导人办点的村庄得到大量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但因为输入资源与自己努力无关，这些资源至少无害，且多少有益，村民因此至少是不反对，但一般都调动不了村民参与积极性，村民抱着免费捡便宜、天上掉馅饼的心情对待之。这样的资源输入固然对办点村无害，却也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大的益处。而对于未能办点的村庄，群众除了羡慕就是不平衡，甚至不满，因为他们看到了资源的不公平不平衡分配。凭什么办点的村就得到这么多好处，而自己所在村得不到呢?不就是办点领导人掌握国家资源吗?即使领导人掌握国家资源，也不应这样无效率及不公平地使用嘛!

　　现在的问题是，明明无效果甚至负效果的办点，各级领导人为什么还乐此不疲?除了坚持群众路线的形势及遵循过去的政治传统以外，还有什么更加深刻的理由?

　　四、

　　到S市调查，鲁戈村原村主任说，有一次市委书记要到鲁戈村访贫问苦，但有两个担忧，一是担忧在访贫问苦过程中，有村民拦住告状，无法脱身;二是担心访贫问苦对象提出市委书记无法解决的高要求，因此，要对访贫问苦过程进行精心安排，一是要安排人员防止村民拦住市委书记上访告状，二是要精心选择访问对象。在访贫问苦中，双方(市委书记与访贫问苦对象)都保持高姿态，市委书记真正关心了群众，群众真心实意感谢市委书记的关怀。鲁戈村村主任精心安排了市委书记对五个农户的访问，而得到市镇两级的高度好评。

　　注意，这个精心安排，与其说是乡村两级刻意架空市委书记，让市委书记无法了解基层情况，不如说是市委书记要求乡村两级如此刻意安排。这种刻意安排，是市与乡村两级的高度默契。为什么会有这个高度默契呢?第一，市委书记访贫问苦是一项工作，是一个姿态，他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做出这个姿态，若在过程中出现意外，工作就无法短期内完成，就会影响后续的工作;第二，若群众当下提出难以一时妥善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当面答复还是今后再来解决，都往往是复杂的难以直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市委书记不是不知道，而是没办法;第三，市委书记访贫问苦，往往还有媒体在场，一旦遇到疑难，发生意外，不仅不好报道，而且面子上很难堪。

　　与S市市委书记访贫问苦中的默契相一致，更高层的领导到地方视察，若总是出现有人拦访的意外，或在现场出现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不仅会延误视察时间，而且是让人难堪的事情。就是说，有些事情你没有直面，可以装作不知道，一旦直面了，你还装不知道就不合适。但要解决之，又乏力，又无办法。怎么办？大家都装作不知道，不知情。

　　五、

　　高级领导人到地方视察，情况比S市市委书记访贫问苦还要复杂得多。高级领导人视察，媒体要报道。媒体报道，不能丢社会主义的脸。因此，领导人视察的农村，必须有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气象，或者说，领导人到一个地方来视察，这个地方必须要有看点，若没有看点，领导人视察的画面报道出来，就不只是丢社会主义的脸，而且让地方领导难堪。

　　领导人到一个地方视察，不同于长期蹲点，而只有很短的时间，却要达到很多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是通过视察的方式向全国传递某种政策意图。因此，在视察之前，领导人早已准备好了所要发表的观感，所拟传递出来的政策信号。领导人不可能就在视察的当下，因为特殊人物的叙说，而立即发出临时决定的政策信号，若如此，这样的领导人就是太感性了，决策风险就是大了。慎重决策要求领导人长期思考，集体讨论，然后再找到合适的场景场合来表达出特别的政策信号来。这样，不出意外地按既有导演程序来完成视察过程，就显得尤其关键。领导人很少可能在视察过程中真正研究决策问题，这是当下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常识，既然如此，领导人的视察就必须与地方有高度默契，这个默契说明的不是地方有意不让高层领导人了解实际情况，隔离领导人与群众的联系渠道，而是不能。

　　这样一来，高级领导人到地方视察，地方就必须有让领导人按默契发表早已决定好决策的政策信号的场所，这个场所不能丢社会义主的脸，不能有视察的意外，甚至不能是中国的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普通的最需要研究和关注的村庄，而必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这样的典型，往往是做出来的典型，是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联系点。

　　六、

　　也就是说，当高级领导人将视察当作发表政策信号的场所，而非真正蹲点研究问题时，地方就必须为上级领导人提供这样可以发表政策信号的场所，就必须要办点，就要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点。高级领导人到地方，地方领导人到基层，层层如此，级级如此，这样就有了层层打造示范点，级级都搞假典型的中国式的办点政治学了。

　　由过去真正通过蹲点来研究问题到现在只是借视察来发表政策信号，这是新中国政治的重要变化。

　　2013年8月14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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