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生发言:城乡一体化策论

税务杂志社原社长、总编辑  张木生 

　　近日，习总书记从七个方面论述城乡一体化，没有引起关注。

　　一、中国古代曾建立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城乡关系。“中国万里长城永不倒”没有失落的文明的基础是西周、秦汉两次大一统（包括郡县制、文官政治，国家在宗教之上，最早消灭贵族传统），这样的上层建筑，其经济基础是“小农市场经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际上土地是社会化的，有限制的买卖土地世界第一。辛弃疾的“千年田换八百主”朝廷和小农都追求均田薄赋，这是治世。乱世才出黄宗義定律。“吏不下县”是最高水平的农村乡绅自治。成本最小化，皇权统治的利益最大化。弗朗希斯·福山说中国建成了全世界第一个现代国家。但它挡不住二三百年必有一次的地主利益集团土地大兼并，农民变流民，官、绅、士参加的农民造反，外族入侵，天下大乱，朝代更替，国家再造，而且大一统越来越大，核心区加四大边疆就是中国，这是拉铁摩尔的概念，他在延安见过毛泽东。中国城乡古代是一体化的分工。

     二、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大一统的历史品格，“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障”。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了两次改革开放，新民主主义建设论是对美、苏全面的开放，被冷战阻断。第一次是在冷战大格局下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开放。经过打平就是赢的韩战，从苏联引进156个工业项目，初步建立了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第二次，请来尼克松，中国全面解围，为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奠定战略基础。邓懂得，耕者有其田，农户为基础，但不搞土地私有化。中国靠农民完成原始积累的大部分，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没间断过。邓英淘说没有剪刀差我不同意，但2000多年的包产到户为什么过去不灵，改革开放后一私就灵？重工业化、集体化、运动扩大化三位一体，毛泽东犯过许多大错，但功劳是第一位的。我个人估算新中国66年，农村向工业化、城市化贡献了20万亿，国家向农村投入十万亿，这个账是一定要还的。这还不包括2.7亿农村打工的劳动力红利贡献。

     三、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前提是杜润生老的严判。三年前他头脑清醒时对我说：“非常可惜，农村的改革只完成了三分之一；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式‘综合农协’涵盖金融、保险、房地产、教育、医疗、养老这是三分之一；最后三分之一最重要，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重塑农村共同体，并有全国统一的组织自主参加城市化、并自主保留比例合理的农村。”中央农研室的解散，非常不幸，实质是不管钱、不管物、不管人决策机制的解散，利益集团决策机制的形成。

     四、中国式城乡一体化绝不等于城市将农村化掉。中国农村的问题存在两重性：一方面经过66年的努力，农村实现了均田免赋补贴低保险。2005年开始就农村建设，国家每年投入近万亿，农村“五通”电、水、路、宽带、电话，新农合，农村社保，多数农民满意。农村成为国家安全的最大蓄水池，改革开放遇到的几次大危机都是靠广大农民是小有产者，承包地是最后的保障化解。

     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最大障碍：第一是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人民日报》最近发表文章《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困》，改革最该改革，改革应该反思，这是全面改革的真谛。“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少之又少；第二是农村基层的家族化、黑帮化趋势，劣绅当道，地痞横行。富裕的地方，乡官、村官小官大贪，苍蝇满天飞，鱼肉百姓有之。贫困的地方穷山恶水，刁民酷吏非常对称，“多数人的现代化”遥不可及。在这种环境下资本下乡，除了“以地生资”、“以地套现”，釜底抽薪剥夺农民小有产者最后保障，化掉农村，便就无事可干！

     五、中国城市影响城乡一体化的最大障碍：从2008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投机赌博“耍钱玩弹”虚拟经济帝国主义新阶段逼中国不得不每日依靠投资拉动。现在两头在外，出口导向、房地产、土地财政都不行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都去哪儿了？产业资本过剩、金融资本过度，地方政府债务几何数字增长，银行逾期贷款激增，资本过剩与生产过剩逼出股市疯牛像最后的晚餐。中国经济要谨防断崖式崩塌的危险。化解当前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只有中国有一手好牌，但千万不能打臭了。

     城乡一体化，搞得好是一张好牌。第一，农村土地不能私有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土地私有化、国有化都是资产阶级纲领，土地社会化，永续利用才是正途。第二，取消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重建地方的主体税种房地产税、农村建设用地、房基地余量、新开发土地股份化，落实到户，农民是股东，与城市建设用地同权同股同价，地票可上市，可退市二次土改，农民永佃。第三，首先解决80后、90后的城市化，除超大城市外，政府廉价供地，将最过剩的产能钢铁、水泥、玻璃，国家低价购买建廉价、廉租房，证券化后借、租、贱卖给不可能再回村的青年，培养高级技工，成功后退卷还钱。第四，农村土地确权后，所有、承包、经营三权分置后，城市化不搞大跃进，不许强迫命令，流转规范，用途管制。重塑乡土社会生态多样的共同体。城市化群与新产业化群结合，城镇化与中小企业发展结合，城市化群与城镇化结合。北朝鲜20世纪70年代城市化率就达65％，南美城市化率80％～90％，有害无益。僵化的老路失败了，坚持自由主义市场化的西方国家失败了，西化、私有化的发展中国家成了失败国家。第五，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亮、照进广袤农村，享有公平的教育、文化、医疗、养老、基本建设等公共产品。农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相比是弱势产业，无论是发达国家、后发达国家，规模化、专业化的农业都要大量补贴。越是现代农业，仅依靠市场，市场越失灵。除非大农业进化成新能源产业，这条路太长。第六，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进出口、消费，现在需要将消费放在首位，消费首先要加大公共消费，向弱势群体倾斜。把政府作用、金融合作社、农村生产要素通过流程再造，成为农民可携带的财富，均等到每一个具体的农民。

     六、科学的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像阳光、空气。阳光、空气是不要钱的。第一，邓英淘、王小强提出“多数人的现代化”发挥市场、科层、互惠三大机制的作用。现在应突出互惠机制的作用。第二，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走西方的老路，中国的出路是发展合作互惠的地方主义。发达地区和城市不仅为自己的居民，而且要为欠发达地区和农村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公共服务，为了双赢，要组织有效的竞争，要全面动员社会力量。四川地震灾后重建，中央决定一个发达省包一个重灾县，援建省相互竞争，不仅速度快，而且质量好，创造了灾后重建的世界奇迹。第三，中国从汉代起就有2000多个县级基层单位，现在依然。选拔200个县委书记中央培训，下派到关键县，一任十年，完成县域建设任务，五年可提副司，十年可提正司。完不成任务随时免职。

     七、城乡一体化的广扩纵深。第一，坚决支持温铁军、李昌平的乡村建设、新农村建设，创造最大的内需。第二，两亿农民进城市民化，就是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它将化解产能过剩危机的爆发。第三，调水再造一个中国。从长江三线调，从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尼洋河、大渡河调，额尔齐斯河水调了6％，就盘活了克拉玛依。从海水淡化调，将来甚至可能从贝加尔湖调，土地和阳光，中国大西部有的是，不会取尽用绝，关键是缺水，这当然是城乡一体化的最大需求。第四，“一路一带”和亚投行战略的美好愿景应立足为中国本土的城乡一体化服务。逐步改变中国发展的“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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