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有农业的发展——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讨论会上的讲话

作者：邓力群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3 2015-11-23 2173

　　邓力群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讨论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五日)

　　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

　　在座的同志中的绝大多数都插过队。插过队，现在进了城，还想到农村，是令人很高兴的事。中国10亿人口，其中有8亿农民，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这好象是个常识，但是对这种国情真正认识清楚，并且由此出发去看问题、想问题的人，实在还很不多。你们当过农民，现在还想把自己的学识、能力用于农村的发展，拿你们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这项事业要有一种献身精神。有了这样的认识，有了这样的觉悟，而且终年累月，切切实实地干下去，证明大家没有辜负党的教育，不愧在这个问题上是先进分子。你们就属于我说的还很不多的人中的一部分。我们的事业非常需要有大批这样的人。

　　我13岁以前在农村，后来到长沙、北京读书，“一二·九”以后到了延安，和农民有点接触。日本投降后，到东北搞了三年半土改。后来到新疆，也在农村呆过一年多时间。1957年、1961年两次到农村做过调查。1964年、1965年又搞过两期“四清”。干校7年，住在农民家。我对农村有所了解，也有感情，听到有同志愿意做农村工作，就觉得和自己心心相印。你们决心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杜润生同志一开始讲话，就希望你们能坚持下去，我也这样希望，而且相信你们是可以做到的。

　　不了解农村，就不能说了解中国;农村的事没办好，中国的事也不能说办好了。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讲到这个问题。那里头虽然是以工业产值、农业产值来讲这个问题的，但实际上也是讲农民向题和工人问题。农民多，生产力落后;工人少，但它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这个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以至革命以后相当长时期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是决定我们的一切战略、策略和一切基本政策的出发点，革命时期是如此，建设时期仍然是如此。

　　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历史功勋。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确立了这样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即代表工人阶级把中国广大农民团结起来，进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城市，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又把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犯过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这些错误，使我们没有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果，走了不少弯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已经大为提高，而且正在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切实有效地纠正和避免发生过去的错误，努力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作为历史的教训，它不仅对我们这一代人，而且对你们这一代人以至以后的人们，都是需要记取的。如果我们能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8亿农民政治上翻身，经济上也翻身，并且越来越好，使农村真正发展成为富裕的、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那我们整个国家的面貌就会大为改观。南朝鲜、香港、新加坡没有8亿农民的问题。日本、西欧、美国、苏联几个国家的农民加在一起，也没有8亿。我们把8亿农民的事情真正搞好了，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将有伟大的意义。为了这个事业，是值得把全部精力、全部生命贡献出去的，是值得为之牺牲一切的。

　　一个中国人，眼里没有8亿农民，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很大的缺陷。就青年人来说，有的在农村，但是想方设法要挤到城市里，有的在城市，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他们瞧不起农民，眼里、心里都没有我们的8亿农民。而你们眼里、心里是有8亿农民的。尽管你们现在是小人物，没有资望，可是只要真正把自己贡献给8亿农民，那就代表了中国前进的力量，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方向。这样的精神生活是高尚的、丰富的。

　　是的，我们的农民贫穷落后。毛泽东同志讲“一穷二白”，实际上主要就是指8亿农民经济上贫穷，文化上落后。可是另一方面，每一个在农村生活过而又不怀偏见和正视事实的人都会承认，我们的农民勤劳朴实、正直善良，有许多可敬可爱的优秀品质。有个电视片叫做《家乡的红叶》，那里有个情节，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农民的一种可爱的品质。一个复员军人当了队长，在工作中碰到了障碍。这时接到通知，调他到县武装部工作，他犹豫时，有个女孩子很有志气地对他说：你走就走吧，可是你要想到我们这个地方再穷，也是生你养你的地方。这两句话尽管很普通，我看确实是农民的语言。这个作者很懂得农民。我在干校期间，到西柏坡去参观过。除西柏坡稍微平坦一点，一路都是山区，荒山秃岭，无数块巴掌大小的土地，有的只能种几棵玉米。农民天天上山下山，一块一块地耕耘收获，祖祖辈辈在那种条件下劳动和生活，默默无闻、一点一滴、长年累月地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那里的土地。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一代一代，这本身就是轰轰烈烈的事业。这样的光辉业绩，就是我们的被一些人看不起的农民们干出来的。

　　看不起农民，眼睛里没有农民，心里没有农民，这是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的不大健康的情绪。他们既然这样看不起农民，农民也有权忘记他们、抛弃他们!历史上常有这种事情：心里记挂着农民的，为农民服务的，农民就想到他，忘记农民的，不为农民服务的，农民就抛弃他。我们的农民，正因为他们是劳动者，所以作为整体来看，他们不会失去判断谁是他们的真正朋友的能力。真正为农民尽力的，为他们的解放事业献身和作出牺牲的，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将永远记着他们。

　　现在有人很喜欢讲两代人的“鸿沟”。我看，两代人之间在对事物的认识上当然会有区别，但是要真正说“鸿沟”的话，实际上应当是指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人们之间的鸿沟。年纪大小在人们之间带来的不同认识，远远不如社会立场在人们之间带来的不同认识那么严重，那么具有根本的性质。我们跟那些想不到农民、鄙视农民的人之间的鸿沟，确实是很深的。可以说，使这个鸿沟填平的唯一办法，就是他们真正同人民站到一起来。我们同你们也是两代人，但是，恰恰在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上，我们之间没有鸿沟，而且心心相印。正因为立足于共同事业，所以才会有感情的交融。

第二，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有农业的发展

　　要使8亿农民比今天生活得更好，要做的工作很多。但是从大的方面说来，还是必须走他们已经选定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你们研究中国农村的发展，我想也是社会主义道路下的农村发展问题。离开这个道路来谈农村的发展，是不会有希望的。

　　我想谈一点过去搞土改时看到的情况。吉林榆树县的土地、房屋大量集中于地主。自己有几亩地的贫农很少，人数最多的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雇农，占到农村人口的60-70%。地主占那么多土地、房屋，怎么经营呢?他出租土地，要看你有没有一套车马犁耙，就是三匹马一张犁。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租地的资格。大量的雇农，是连这样的资格也没有的。土改后，贫雇农分到了土地和牲口，可是牲口怎么办呢?你分一个，我分一个，他分一个。一个牲口怎么种地? 只好几户凑个互助组，自愿结合，提出了互助合作的要求。要搞生产就必须互助。后来我又到了新疆。那里大部分农牧区还处在封建社会中期，生产落后，生产关系也落后，但是土改以后农牧民也要求互助合作。所以说，搞合作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共产党强加的，而是农民自己的要求，是社会前进、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说合作化搞错了的人，相当多的是因为不懂事，没有参加土改，没参加减租反霸，人云亦云。其中也有老干部。但是老干部中间，也有没做过多少农村工作，没到农民中去较长时间的人。说合作社搞得快了一点，工作搞得粗了一点，这是事实。但因此全盘否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否定搞合作化，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过去的提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仔细推敲研究一番，就会看出这不太准确。应该说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包括多方面的内容，需要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完成的任务。包括解决所有制方面的问题，都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的过程。这个过程要一直延伸到共产主义。按照过去那个提法，好象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基本完成。这样就容易造成急性病，急于过渡嘛。现在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这个基础上，今后还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就农村来讲，把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可以设想，如果土改之后，我们不搞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让私有制长期存在下去，那会怎么样呢?毛泽东同志当时就看到，农村已经发生分化，继续发展下去，分化必然越来越重。中国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土地少人口多。土地私有制不改造，不发生分化才怪哩。我们及时地把个体农民的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土地个人私有变为集体公有，这就避免了分化。这恰恰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成功的经验。在具体步骤上，尽管我们也不是没有错误，但从全国范围看，甚至在林彪、“四人帮”为害甚烈的10年动乱期间，公有制也没有公开地大量地退回到私有制去，这个事实本身，难道还不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农村有着深厚的基础和巨大的生命力，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由衷的热爱和欢迎吗?这难道是光靠共产党下命令能够做到的吗?

　　至于包产到户，这是争论多年的问题。最早是困难时期安徽提出来的，有的同志立即坚决反对。陈云同志表示，何必那么急急忙忙地反对，让它实验几年再看好不好? 现在来看，陈云同志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1962年邓子恢同志派人调查，凡是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都比不实行的强得多。自留地最好，包产到户的地次之，不是自留地、又不搞包产到户的地最差。邓子恢同志说，这是合作化以来经营管理方面的一大创造。反对的人说，这不是什么经营管理问题，是方向问题。有的中央领导同志批评得更厉害，说主张分田到户的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一看就知道他是主张单干的，最危险的是主张包产到户的，名义上在保护合作化，给人觉得他搞得是维护集体化的经营管理，因此带有很大欺骗性。现在越看越清楚，中国农村生产资料中土地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保持了土地公有制，在这个基础上搞包产到户，就找到了适合生产力性质、受到农民欢迎、又能促进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得到巩固和发展的经营管理方式。在这方面，你们已经专门做了调查，是了解不少情况的。很清楚，这种包产到户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包产到户，尽管是大包干，也绝不是分田到户，更不是单干。

　　耀邦同志最近说，我们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从土地私有制到公有制，是一个很深刻、很伟大的变革。否定8亿农民的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行动，说得客气点是无知，说得挖苦点就是完全看不到8亿农民的行动、8亿农民的思想、8亿农民的觉悟。对广大农民的这种深刻的历史要求，必须肯定。想否定是否定不了的，只能说明自己可笑、幼稚、无知。他还说，我们进行了这种改造以后，在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方面，在解决集体经济基础上关于发展生产、组织生产、搞责任制、收益分配等一系列问题上，虽然也不断地摸索，但是长期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而且犯了很多错误。只有到了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上了路。

　　现在，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各地农村都有很多新创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样，我们的集体经济就更加巩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能更好地发挥。有人攻击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特别是抓住包产到户大作文章。应当承认，在这点上，我们的宣传工作确实给他们留了空子，一个突出的缺点就是没有讲清楚包产到户是公有制基础上经营管理方面的创造。你讲包产到户这样好、那样好，公有制一字不提，人家当然要讲你是单干嘛。

　　还要看到，包产到户以后，出现了新的生产联合、专业分工。宋平同志讲，甘肃一向很穷，搞包产到户比较早，搞起来以后，自然地产生了一种生产上进行分工和联合的需要。有个生产队有台电磨，包产到户后，有人提议把电磨卖掉，每家分几个钱。一讨论，多数人不同意卖，电磨留下了。经营管理有了一点改善，挣了点钱。有人又提议把钱分掉。多数人主张再买一台电磨。增加了电磨，又需要增加几个人。这不是分化出几个劳动力去搞电磨了吗?挣的钱多了，除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也分给社员一些，使家家增加了收入。包产到户以后，羊增加了，各家自己放，很不方便。有人提出千脆把羊凑到一起，搞个劳动力专门放羊。这样，不是又有劳动力去干这件事了吗?地也可以由几个主要劳动力带着各家的辅助劳力种起来，其他人搞点别的副业。这说明，实行包产到户后，由于分工的要求、专业化的要求，各种新形式的联合开始产生了。去年，吴象同志到几个原先很穷的地方，也看到这种情况。你们出去调查，在这方面都会增长很多见识。包产到户存在多种多样的形式，它是不会停滞、凝固的。生产积极性发挥出来之后，生产发展之后，专业化分工和联合是必然要提出来的要求。

　　关于包产到户，一条，这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经营管理方面的创造，另一条，它促进新的专业化分工和联合。从事实出发，把这两条讲清楚，就可以说服更多的人，打消怀疑者的顾虑，驳倒别有用心的人的攻击。同时，也只有不断地总结经验，深化我们的认识，才能使党的政策进一步贯彻下去，真正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这是只就包产到户一种经营管理方式而言。现在全国各地农村，在专业化分工、联产奖励、联产到劳等方面，形式是很多的。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会错。决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丝毫动摇。当然，极个别地区，十里、八里才有一户人家，要联也联不起来，勉强去联，实在劳民伤财，农民也不欢迎，生产也受到妨碍。这类个别地方，中央的政策允许单干。它数量很小，不会影响我们社会的性质，不会影响我们的根本方向。研究农村问题、农业发展问题，一定要坚持这样一个根本立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站稳脚跟，守住阵地，然后稳步前进。

第三，把农村发展的问题当做科学来研究

　　你们提出，要使自己的工作服务于8亿农民，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个想法很好。你们拟定的题目和准备采取的步骤，我也赞成。

　　我想请大家回忆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话。他曾经根据产生空想社会主义的那种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指出它的特征：“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不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空想”。随着历史的前进，生产发展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发展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本身显露出来了，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充分表现出来了，历史才给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一种条件，就是不需要用臆想的联系去代替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了。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的变化相适应了，“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我恳切地希望，你们研究工作，能够坚持这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

　　经过三中全会以来两年多的工作，过去在左的束缚下被压抑着的正确的东西，得到了解放，过去做错了的事情，现在总结了经验，也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天天讲“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那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林彪、“四人帮”压抑真正的新生事物。这两年，真正的新生事物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到处涌现出来。不同的经济条件，不同的气候条件，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耕作习惯，不同的行业，都有各式各样的创造。所以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是要充分地去发现广大农民、广大农村干部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创造出的大批新鲜事物，从中总结经验。书是要看的，脑子是要想的。要有思维活动，要有抽象推理。这都没问题。但基本点一定要建立在发现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发现有生命力的新鲜事物上。

　　据我知道，你们中间有几个同志，过去一段时间对包产到户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这当然好。但是我劝你们不要只盯在这么一件事情上。一方面，这件事情还要更深入地调查研究，另一方面，一定要放开眼界，走遍全中国。当然要有分工，有侧重。要多到一些地方，普遍而深入地了解农民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愿望。不要以为农民落后就没有创造，不要以为农民穷就安于穷。如果说只有我们这些人才有创造，8亿农民没有创造，那同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有点差不多了。

　　外国的经验值得借鉴。毛泽东同志就提倡古今中外进行比较。外国人的情况和观点要了解，但是要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有批判地加以吸收。这虽然是老话，但真正要学会运用这个方法，确实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是靠偷懒能够做到的。你们最近很勤恳，这是很好的。但也不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就能做到的，而是必须一辈子坚持下去，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了解了，什么都掌握了，一定要虚怀若谷。要坚定地相信，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永远来自人民，农业问题方面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必然来自8亿农民。我们是要帮助农民的，我们也负有教育农民的责任，但首先要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请教。要把他们的东西加以总结提高，这里头就有我们的用武之地。要勤勤恳恳地把8亿农民创造的东西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以后，加以整理，加以提高。发现事物的客观联系是不容易的。但是只发现还不等于已经成为科学了。发现了，要成为科学，还要上升为规律。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恩格斯说得好，要善于使用概念，要善于抽象，要善于理解。比如《资本论》，马克思在伦敦博物馆看了很多很多书，其中不少白皮书之类的书。没有那些书，没有那些材料，他写不成《资本论》。可是把那些东西堆在一起，是不是就有了《资本论》呢?那就不是《资本论》，而是白皮书的汇集而已。所以在这点上，我也希望同志们真正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确有创造，确有发明，确有概括，确有提高。

　　善于思维，善于抽象，两件都不容易，但是，“有志者事竟成”。归根到底，你们是有希望的。说得再乐观一点，在我去见马克思之前，可以看见从你们中间出现一批全心全意为8亿农民服务的农业科学家、农业经济学家。我再活10年吧，像你们这股劲干下去，10年就可以成为有学问的人。

　　搞一个农业战略规划，已经提上党和国家领导的议程。究竟我们10年内农业应该如何发展?20年后农村将会是个什么样子?要有个长期规划，这个规划一定要科学，要实际，确实能够使我们的8亿农民在几十年内为世界写下一篇光辉灿烂的历史，把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农业发展的历史载入史册。实现这一点，我们这样年纪的人也许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我们就要开始制定这样一个规划。

　　中国农村的情况非常复杂，地域很辽阔，各个地区不同，人口又这么多，需要大家努力去找出各种办法。你们的调查研究，要适应这个规划制定的需要，紧紧地同规划的制定和实现配合起来。希望你们在这件事情上做出自己的努力，贡献出自己的才智。

　　(昆仑策研究院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