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甲才：正反碰撞后觉悟升华到社会主义

正反碰撞后觉悟升华到社会主义

——赞扬支持缙云县18位村干部的公开信

李甲才

农业、农民究竟是走集体化道路好，还是分田单干好？从纵横两个方向比较，可能还要不断争论下去。就中国农业而言，始终受人多地少的困扰，矛盾问题就格外突出。美国友人韩丁20多年前十分肯定的断言：“毛泽东远不只一个方面，而是全面有综合性，具有远见的，他指出了中国广大农村的方向。那些拒不解散的大队，全面贯彻了毛的的指示，都繁荣起来了。在那些集体解散了的大队中（实际上是绝大多数的大队）”，“都停滞不前。——主要的是由于‘单干’意识所引起的混乱状态使他们受到了制约。坏事的不是激发人类美好品质的‘先公后私’，而是诱发坏事的‘发家致富’。如果这些地区不重新组织起来，如果他们不以各种形式重新学会如何在一起工作，那么他们的问题就会变得更糟，两极分化只会加剧，经济萧条只会加深，像面条一样的细长农田，不可能发展，只有死路一条。”（韩丁《翻身》1993年6月，马宾《纪念毛泽东》第40页2006年12月26日）这被准确言中。

浙江省缙云县18位村干部大胆勇敢的重提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政治觉悟升华后的理性之举。但现在可不是毛主席时代了，这是与上边不一致的犯忌讳的事情。从1982年全国“一刀切”散了农业集体化组织后，至今30多年了，亿万农民深陷农业毫无出路的困扰，在“一夜回到解放前”的统分碰撞中，应该有所作为了。难道毛主席肯定的“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错了不成？

农业集体化道路好还是分田单干好？本来是不言而喻的。1949年前的中国什么时候农民不是在农村一家一户种地务农？又何时彻底解决了农业、农民的出路问题呢？还不是照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世代代同没有任何发展进步相伴相连。

中国人民不幸，毛主席逝世，走资派上台解散农业社初期的所谓效果，是狐假虎威地利用了20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的惯性威力：一是利用了毛主席时代引进的化纤项目成功，通过工业制造手段有效的解决了穿衣问题，腾出了近10亿亩棉田地改种粮食；二是灌溉、化肥、农药等农资的有效供给；三是农业技术和农机水平不断提高。这些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给了走资派可乘之机，似乎分田单干的农村改革解决了粮食和副食品的敞开供应，同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压盖误导了全国各界的认识。

著名学者老田多次发表深度研究“三农”问题的论文，非常惋惜在农业社已经度过难关，完全可以保障粮食敞开供应时被解散。如若在当时的基础上坚持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到现在，农村绝不会凋零破败，更不会发生“三农”问题，绝对是南街村、华西村等人民公社的先进典型遍布全国。无数农民就不会远离家乡去当牛做马打短工，自然没有几千万留守儿童和妇女，由老人和走不开的妇女苦撑农业。

而今“三农”问题积重难返，怎么不见分田单干的威力了？一种经济体制施行30多年不良后果凸显，而不是前景越来越好，就证明是错误的。目前又要进行土地彻底私有化的所谓“确权”的“三权”分立，其恶果会更加惨烈。深感广大农民的不幸，当初提出土地私有化“确权”时，非常感慨走资派非要把农民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2011年11月13日写了篇《亿万农民流离失所的时代开始了——北京市明年给所有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发“身份证”》一文。（详见附件）

万马齐喑究可哀，为广大农民的命运呐喊、奔波是光荣的。18位勇士的公开信说出了亿万农民的心声，是为子孙后代负责任的好事。他们常年身处农村，对农业农民走什么道路最有发言权。从“公开信”中可以看出他们是有智慧的，修辞字斟句酌有理有据。引用习总书记的话也恰到好处。“创新土地经营制度”、“分包到户”的提法非常妥贴。又讲“以私有化为底色的现代产权理论，在误导了国有企业改制后，现在要开始误导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了”。证明了他们认识是深刻的，有大视野眼光。把自己的意见、看法矢志不移地坚持下去，就有希望！都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方法，尽快传播开来。

在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很大一部分已经黑帮化、无赖化、资金账务不清化的大局下，重提建立集体经济组织，无疑是挽救广大农民陷入困难局面的不同凡响的高尚行为，既有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倡言社会主义在当今是件不得上级权力机关欢迎之事，当年分田单干时事情干的颇为伎巧，全国除甘肃省委外，其它省市及以上机关未发过正规的红头文件文件。举重若轻，几十年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手握中国大权者轻易地拆散了。小岗村18人举动所处的社会环境，同多年来上层朝思暮想所追求的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契合，被恶意利用，成为所谓的农村改革的第一村。缙云县18人的呼吁与其所处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了。60多年前河北遵化县王国藩带头干农业合作社时受到毛主席8次接见，赞誉极高。

缙云县的基层村干部们，可先尝试搞一些合作社一类的集体经济组织，也得考虑应对可能遇到的各种麻烦，干社会主义是需要无私无畏的。只有农业集体化道路才是亿万农民有光明美好出路的康庄大道！

现在上边口里常常说的话没有政治思想上的连贯性，往往不长时间就变了，也常常是口里说的不是手里干的。公开信中提到的那几个样板村，中央从来没有人去过，去的都是卸任后的干部。而小岗村却是历届中央顶层无一不去，这就是以身示意。

重提、重干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上、也是国际共运史上还未有过的事情，带有划时代的意义。世界第一轮社会主义几乎全部消亡了，原苏联东欧“共社”地区没有任何声音。在中国其它领域回归社会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局势下，旗帜鲜明地在农村提出还是首次，是值得大赞大颂的新声音。

附：亿万农民流离失所的时代开始了

──北京市明年给所有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发“身份证”

李甲才

2011年11月13日

新华网以“农村土地确权全覆盖”为题，宣布中央和国务院的相关文件精神，力争用三年在全国搞完土地确权。相关资料介绍：北京明年所有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完成发证，为土地流转铺路，未确权不得流转。到时北京农村集体土地将全获“身份证”，这就是说明年所有土地将变成个人的私有土地。

一

2011年11月9日上午，中央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报道：“北京给所有集体土地确权，发身份证。”消息很短，一二句话，但这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其性质的恶劣超过当年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随着土地像历次改朝换代一样，彻底私有化，自由买卖，历史上农民的一切悲剧必将重现。一个亿万农民流离失所、离乡背井、卖儿买女的时代开始了，一些农民上无片瓦、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结局将再次随处可见。

这是危言耸听、制造心理恐慌吗？不是，是真实的直言相告。是反对上边的政策吗？也不是！是对那些投其所好，不分辩事非，干倒行逆施的人们的规劝。请松手！不要断送了亿万人民的将来，把历史的罪责抓在自己的手里。把为非作歹的事为所欲为的干，劫难到来时，始作俑者们未必能在劫难以外。苏联埋葬“共社”的人有几个能善终？

“土地确权”就是在“分田单干”的现有状态下，将土地“确权”到农民个人名下，变成可以买卖的彻底的私有土地。如此下去，在中国人多地少的局限性下，必将重现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农民因各种原因失地造成的尤为激烈的矛盾，后果十分可怕。

主持各级党政大局的领导确实是高学历的精明人，会创新。把一元多价格搞到手的股票和群众在股市上买的很高价格的股票一同上市交易，叫“股权分置改革”，把土地分到个人名下彻底私有化叫“确权”，自由买卖叫土地流转。在时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们不大关注的环境下瞒天过海。各级领导念了那么多书，难道没有学过社会发展史、中国历史，不会干点好事？从现在看，农民是拿到到了土地，集体的变个人的，从长远分析，是进入灾难深渊的开始。

还是在2006年，很有声望的西安社科院学者党治国先生电邀闲谈，他说他正在搞土地私有化方案，理由主要是“农村在‘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后，村组管理处于空档，原先留归村组的土地成了村官村霸们的个人财产，还不如完全分到群众手里好”。“从农民个人手里要白拿点东西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把土地初次分到农民手里，跟“吃”鸦片烟似的，能刺激一下，时间长了怎么办？你批注《资治通鉴》，历史上那一朝代不是这样的？开国分地，减征税赋、徭役，鼓励农耕，休养生息。”“几十年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土地逐步兼并到少数人手里，必将形成一无所有的农民”。“持续分田单干，如无大的变化，土地必然要彻底私有化，跟水烧到一定程度要沸腾一样。这是矛盾的内在规律决定的，不那样、必这样”。“搞农业集体化，解决了这一矛盾。”“要干让人家干去，何必把这个历史罪责落在自己的头上。”“目前大部分土地还在农民手里，村组留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即是不公道，无论怎么说，也没有把土地彻底私有化的危害大”。“马克思说有幸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应把光彩放在历史前进的潮流中”。

后来他取消了自己的想法。

他的确是个有远见的人，先于当局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构想，有书为证。“你由社会主义转到资本主义上来了？”“没有”，“社会主义被中外的反动派搞臭了，说‘和谐社会’人们好接受些。”以后相同名称的“和谐社会”是一种特色社会主义。

二

从中国历代人口的增减变动情况，就能认识土地私有化的极端严重性。据“历代人口的官方统计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26年，中国人口约2000万。

公元156年，东汉永寿2年为5647万人。

220～265年，三国时期魏蜀吴相加为767万。

280年，晋太康元年1616万人。

609年，隋大业5年为4601万。

755年，唐天宝14年5291万人。

1110年，北宋大观4年4673万。

1264年，南宋景定5年1302万

1403年，明永乐元年，6659万人。

1628～1644年，崇祯年间为2亿人。

1651年，清顺治8年为1063万人；1656年，顺治13年为1541万，人口被杀、死亡等损失了1.8亿多。就剩了这么一点人，再屠戮杀伐不收敛，连统治者也无法统治下去，迫使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实行让步政策。高压之下，血淋淋的史实被封锁匿迹了几百年。

1911年3.4亿；1947年4.6亿。

据《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多数时代地域比现在还大许多，但始终未解决农民吃不饱穿不暖的难题。长期交替出现“耕者无其田”、有其田的死结，根本原因是土地私有化，允许自由买卖，导致土地兼并高度集中的无限趋势和相对有限的可耕地，产生不可克服的矛盾，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或一无所有，广大农民无法生存。简单的再生产难以维持，生产不能扩大，原有规模萎缩，使巨量土地荒芜，周期性的封建农业经济危机暴发。灾民无粮活不下去，各类祸乱、动乱频繁发生，使上层统治阶级出现分化，多以战争形式开始改朝换代。

历数西周到中华民国，封建王朝变迁的周期一般是几十年到一二百年。农民起义，全国内战，各民族之间的争夺战争，每次都以消灭巨量人口为代价，才使社会危机得到解决。这是中国数千年特有的一直未能有效解决的大弊端、大灾难轮回，多次半数以上人口在改朝换代中惨死是骇人听闻的。从世界的古今分析，国外也有此类事，但没有中国如此残酷。鲁迅有中华民族“不像活在人间”的话。

从上述人口增减变动中就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用土地私有化解决农民问题是“饮鸩止渴”，后果将更加严重，矛盾会越来越多。粮食不可能靠非农业的方式解决，还得要土地种植产出，人口基数这么大，土地在私人手里，因利小不种撂荒，缺粮了怎么办？

曹操“屯田养兵”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魏国人口400多万，军队、州郡县官吏等近百万，到处荒无人迹，向谁收粮去？不屯田种地军队吃什么？隋炀帝修大运河，是因为从东晋至隋文帝统一，先后战乱几百年，“南北朝”从北魏到陈后主时的公元589年，人口由3000万减至1500万人。把这些人分布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各地有几人？“逐鹿中原”，战争主要在豫陕晋冀鲁皖赣一带，人口同死光一样，问谁要东西？只有向长江以南，开通运河保障供给。满清入关到顺治8年，只剩下1063万多人，满蒙700多万人，八旗贵族、官吏加军队几百万，再不放宽政策向农民让步，谁去养活他们？

三

毛主席时代提倡读书学习，反复閲读了范文澜的《中国历史简编》。几千年大的朝代更替十多次，小的300次左右，“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人死的差不多了，再不合连自己也难以存在了，就合起来得到统一。每一新的时（朝）代建立，将土地按人头均分给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们，王公将相、有功之人分的多些，平民少些。国家的财政来源，主要以类同地租的方式收实物税。汉取代秦以后，推行桑弘羊提出的“盐铁官营政策”，被历代所延袭，防止垄断不利于新政权的巩固。著名的《盐铁论》也在此时产生。没有盐人缺钙，没有铁难以制造铁器农具，阻碍生产发展。

从东周列国到民国的几千年，各个朝代一直围绕着到底是按人头还是按土地数量收税，初期并无太大的分歧。一般的到中期以后，土地兼并在少数有权有势人的手里。“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王安石、张居正改革，按地亩收税，利民利生产，人亡事息，被朝廷的大员反对而夭折。“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

按人头收税，无地怎么办？把打工得来的交上去。遇到旱荒或其它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无法交纳，只有一走了之。沿门乞讨逃难，自己养不活，卖儿卖女，忍痛割爱，卖给富裕人家或许还能有个活命。“苛政猛于虎”由此而来，老虎来了人多还可以赶走，收税的官兵来了怎么办？不怕老虎怕苛政的原因在这里。只剩下了抢和饿死两条路。范文澜等著的《中国通史》，仅前3卷就有几十次讲无粮“人相食”，贫穷如洗无法按人头缴税“杀掉自己的孩子”，难以想象的凄惨！在京城附近的穷人无奈了自残当太监，非常可怜！

为什么旧中国人口那么少，人民长期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一方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抗拒灾害的能力很差，靠大自然的恩赐生活。另一方面主要是土地私有制，允许相互自由买卖。一般的经过百年左右，土地逐步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由于兼并、灾荒等方面的原因，形成了无数的无地农民，只有像杨白劳一样为地主阶级扛长工、打短工。

土地兼并达到一定程度，同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一样，拥有大量土地的人是以地谋利，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封建社会也受价值规律调节，种地收了那么多的粮食，要卖出去得利，贫雇农、农业无产者无钱买粮食。种田无利了或利不大了，就少种或不种，而粮食只能靠土地生产，粮荒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中国人口并不多，还是这么多的土地，而长期未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的原因。“民以食为天”由此而来。我们说万恶的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压榨剥削人民，迫使人民揭竿而起，也就是这个道理。人连命都保不住了，还要收东西，没办法，只有跑、反抗、起义，打倒统治阶级重来。

新中国进行土地改革，共产党没有钱，只有靠专政的力量剥夺，把土地分给人民。针对几千年农民的田地问题，解放前就发布了《土地法大纲》。蒋介石情况好，带去大量金银到台湾，人少钱多，可以用赎买的办法搞土改，将地主豪强的土地买来分给无地的农民，对抗和仇恨少一些。

“土改”后很快又出现了大量的卖地现象，如不制止，势必重蹈覆辙，与干社会主义的主张背道而驰。“人民群众中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毛主席乘势而为，从互助组、农业社到大办人民公社，一劳永逸的解决农民问题。

四

毛主席熟知历史，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找到了解决中国人民灾难的途径，这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农业集体经济，化解了历史上从未解决的难题。1953年10月15日毛主席说：“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泛滥起来”。

毛主席在井冈山和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发人深省。“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主席还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

“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现在这样干，往后怎么办？中华民族什么时候才能规避灾难反复的周期律？

（说明：有关数字同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核对，个别年份略有出入。如公元609年隋大业5年人口4601万，范文澜书为606年，又一资料为607年。又如：156年东汉永寿2年的人口数量，范文澜书的列表为5006万，又认为此数有误，《晋书·地理志》所记是5647万，与引用的“官方统计数”相同，采用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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