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之：国家意识、爱国主义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兼谈《施琅大将军》的得与失
国家意识、爱国主义的相对性与绝对性
——由《施琅大将军》的是与非想起
《施琅大将军》的播放引起了一些争论，就中，作为具体人事的个案因素是次要的，主要的，还是由国家意识、爱国主义观念的歧异引起的。
这里，想谈谈拙见。
一，国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是普遍性的社会存在，又是具体的、变动不居的历史阶段性的存在，所以，它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有国家，就有国家观念，也就有爱国主义，自然，国家观念、爱国主义也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
二，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人文观念和伦理道德要求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热爱并忠于自己的祖国乃是古今中外所共同肯定的美德，而不能背叛自己的祖国则是做人的道德底线——而这，可以看成是爱国主义的绝对性。而这种绝对的爱国主义精神又总是体现在和实现在具体的历史形态之中。因为，“国”的实体与国家观念都是历史地发展着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涵也是发展着的，它自然会因时因地而出现差异——这就是它的相对性。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不光经历了夏商两周、秦汉隋唐和宋元明清，而且还有七雄战国、鼎立三国、五胡十六国、两宋与辽金的对峙……其间，既有短暂割据的地方政权，也有汉族与满蒙等兄弟民族交替易鼎的中央王朝。因而，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所产生出来的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必然就不是用一两句机械的话语可以简单的概括得了的，它只能辨证地看待。
比如像春秋战国时期，郑国的弦高犒师、赵国廉颇蔺相如的“将相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囚南冠等故事，千百年来一直承载着爱国主义精神历久不衰地传布着，而楚国诗人屈原，更成了爱国精神的 化身。说起来道理非常“小儿科”——无论秦郑还是赵楚，他们都不等同于“中国”。然而，我们能因此一笔抹杀这“爱国”精神的传承吗？
无论清元，还是辽金，都是中国，在特别强调华夷之辨的封建时代，《辽史》、《金史》、《元史》也都是与《宋史》并列，成为官方认可的《二十四史》的组成部分，加上《清史稿》才成“二十五史”。不过，我们也不能因之否定苏武、岳飞和文天祥，到什么时候，他们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光辉典范。两千年后世界大同了，难道秦桧与岳飞、汪精卫、周作人与张自忠、鲁迅就平起平坐彼此彼此了？
自今日的国家观念视之，谈论爱国主义至少不应忽略如下两点：
一，国家基本统一时代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国侵略或地方割据政权侵袭。如岳飞之抗金、文天祥之抗元、林则徐之禁烟与左宗棠之西征，都是典范。
二，历史上的群雄纷争时代，在抗击强暴维护自己所在乡国免受蹂躏中涌现出的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战国时代的屈原最为典型，他被称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审视这个问题时特别需要辩证思维。再作如下辨析：
其一，历史上的一些千百年来广为传颂的关于爱国的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中，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爱国主义文化符号，成为一种精神的载体，成为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它已具备超越具体历史制约的独立性。比如岳飞和文天祥，他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典范和象征，再不是需要探讨的历史学术问题了。“九一八”之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岳飞文天祥精神的张扬就成了文艺创作的重要主题。《屈原》、《南冠草》、《孔雀胆》等等，郭沫若的历史剧的题材与情绪，绝对不同于张爱玲和沈从文。近期有人为秦桧争“人权”，其意也不在“学术”，要害是向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开刀，乃是当下日益泛滥的崇洋媚外思潮的产物。“欲亡其国，先去其史”，一个民族精神支柱的崩溃、凝聚力的瓦解，比硬件的“落后”更可怕。苏联当年没有垮于横扫欧洲大陆的希特勒的百万大军，成为超级大国之后，反而瓦解于“冷战”对手的和平演变，其症结或者说基本教训就在于此。
面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鲁迅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当年所写的杂文中，涉及的明末民族之痛的许多人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利用既有的文化资源说事。离开具体历史环境谈论是不妥的。
其二，不同历史时期，因为中央政权控制在不同民族的统治阶级手里，所造成的民族不平等，这是历史现象。在谈论爱国与否问题时，既要避免大汉族主义，也要避免狭隘民族主义的偏颇。民族压迫是国家的内部问题，同国与国之间的“民族大义”要严格区分。对张学良父子的评价，只有如此才能客观全面。汪精卫、周佛海、周作人、胡兰成，不管其前半生如何，他们晚节的盖棺论定是民族败类；吴佩孚尽管前半生不足道，但后来身陷敌酋却能保持民族大节则难能可贵。将扬州十日与日寇的南京大屠杀相提并论也是不妥的。
连朱元璋都说：“昔胡汉一家，胡君主宰”，“迩来胡汉一家，大明主宰”。辛亥革命发动之际，同盟会的纲领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方面反映了汉族人民二百多年的饱受压迫的民族之痛，同时也与彼时先驱们在民族理念上的偏僻有关。后来民国既建，乃用五色旗标志“五族共和”，已经体现出民族平等意识了。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以及松赞干布，都是做过贡献的杰出人物。
其三，中央王朝易代之际，特别是不同民族政权之间残酷逐鹿中原时代的风云人物，其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需要具体分析。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袁崇焕、史可法、郑成功、张煌言之不屈御侮可歌可泣；在元清完成统一之后，吴三桂等“三藩”的反清就是分裂。郑成功的主要贡献是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他的抗清活动也应与张煌言等一视同仁；其后人的固守，性质就变为阻碍国家统一了。
王朝易代，大局既定，回天无术，坚守操守，在悠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文化产生了一个特有的“遗民现象”，这是源远流长的爱国精神一种表现形式，属于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顾炎武、王夫之、朱舜水、八大山人……先是执着恢复，屡败屡战，后来实在无力回天，就遁迹山林，拒绝征召，以终晚节。即使不得已腆颜事敌而居高位如钱谦益，也背负着驱之不去的自我灵魂拷问，抱憾终生。及至新朝既定，成长起来的一代，包括遗民的子孙，他们就可以坦然地出来参加科举考试，以期“修齐治平”“忠君报国”了。可见，极为重视道德操守的古人也是懂得点辩证法的。
孔尚任出生在甲申之后4年，他早年应试，南巡时受康熙帝知遇出仕。即便如此，他的《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亡国之感”，久历沧桑，至今读之仍令人嘘唏不已。
其四，要区分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不同视角。诸葛亮的受人崇敬，并非在于他的“恢复汉室，还于旧都”，主要的还是他那种终于托付、执着目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可贵精神。汉末群雄逐鹿，优胜劣败，曹孟德父子以强凌弱，霸有天下；司马仲达父子，依样画葫芦，从孤儿寡妇手中，篡夺天下。宋、齐、梁、陈、隋，纷纷效尤，尔虞我诈，阴险凶残，君臣、父子、兄弟相杀戮，三百年间七次易代，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政治丑恶的记录。以诸葛亮的才干和威望，以刘禅的孱弱无能，在刘备身后他“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吴魏两国在孙权、曹操身后，都发生过多次篡杀和政变，而唯独偏居一州之地的蜀汉小国，在刘备身后却始终保持着政治稳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相形之下，诸葛亮的人格和节操——它不单是愚忠——真真是光照千古了。这里主要是道德评价。如果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钟会、邓艾的伐蜀与“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受”，都属于统一中国的应与肯定的正义战争了。
评价施琅，也应把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区别开来。如果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评价施琅，则应尽量全面些。然电视剧毕竟是文艺，而且必然承载着当下无可非议的时代主题，着眼点自然应该是他的历史定位了。施琅其人，是作为对清初统一台湾做过巨大贡献的人物进入史册的，“汉奸”云云未免离题。所以，从大的方面看，施剧是忠于历史的，其主题和基调也把握得很好，应该充分肯定。
如果要全面地评价这部电视剧，它的确存在许多不足。窃以为它至少有两点不容忽视：
一，与《乔家大院》一样，它对主要人物的刻画存在严重的溢美或者说高大全倾向。过去年代，主要是书写朱老忠和梁生宝们的“创业史”；时变世易，这些年，大书特书的都是“大宅门”的创业史。其实，即使完全站在老板的立场上审视，乔剧对乔维庸也美化得有些离谱。同样，施剧对施琅与康熙皇帝也缺乏历史分析，特别是对施，溢美过甚。其实，人们批评的道德评价问题，不是不可以表现的。近些年文人浮躁，加之学与识的准备不足，自然难免此失。
二，与乔剧一样，二者的细节都不同程度地有点天马行空，许多处虚构都不够高明：不合形象逻辑，经不起推敲，且缺乏历史感。施剧的二女一男爱情纠葛戏，设计得实在拙，完全是港台流行肥皂剧的浅薄格调，它也许会有《还珠格格》式的收视效果，但不是提高大众，而是媚俗攫利，不足为训。这一情节镜头过多，也冲淡了史诗式的崇高主题。
还是回到主题：
爱国主义问题，特别需要辩证思维。否认爱国主义的绝对性，等于否定爱国主义的存在和必要，会导致虚无主义；反之，否定爱国主义具有相对性的一面，也会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许多问题也无法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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