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包含多种模式

首先要明确，无论是“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现在谈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应当要防止一种倾向，就是莫名其妙地陷入与西方的争论，好像一谈“中国道路”就是刻意地说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如果“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真正有意义的话，它首先必须能够在中国国内得到认同，对中国国内的发展起批判作用，起到内部纠正的作用。

目前谈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绝大部分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层面，与此相反，我恰恰认为，正是在经济发展这条路上，最没有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可言。我不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模式，包括出口导向、房地产业拉动等等，有什么特点和独特性。中国经济比较有自己特点、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其实是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这样一种发展方式早就被扼杀了，而且，这种扼杀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扼杀。当时不认为中国做的这套东西是对的，反而认为这不符合所谓普遍模式，乡镇企业也就因此失去了正当性。所以，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首先应该是检讨中国自己的发展问题，讨论的问题应该是真正对自己有意义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内部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提出“中国模式”，首先要问中国人自己信不信。如果自己都不信，我们就是在西方人面前夸夸其谈，没有意义。因此，中国道路必须在中国内部有一个检验，有一种价值观上的引导作用，哪些是应该的，哪些是不应该的，不能陷入纯粹的事实判断。我最担心的是，自己不相信有中国模式。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自己不信。因此，“中国模式”不能仅仅是一个现状的描述，它应该有一个规范性的面向，说明中国应该怎么样。

我主张用“中国道路”来谈中国的发展，有几个理由：一个是中国道路的特点，它本身包含了多重模式，它具有最大的开放性和实验性，比如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等等。现在还可以加上香港模式，甚至以后台湾模式也可以是中国道路的一种。中国偌大一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差异非常大，这是必须要强调的。用道路可以容纳很多具体的发展模式。这是中国道路本身的特点，很难用一个模式去归纳它，很难用西方“model”这个词来概括。Model这个词带有西方社会科学量化的、可以复制性的特点。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虽然大多数人表面上看强烈主张“中国模式”，但背后仍然太受西方的束缚。社会科学在整体上是完全西方的概念，在西方也只是在19世纪后才发展出来的，不过100多年的历史。社会科学的有些解释很有力量，但也是建立在西方文明传统之上的。因此，如果真的要有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的模式，我们就必须对一些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加以深刻的检讨，一定要重新考虑和中华文明的关系。

在短短的几年内，谈论中国发展问题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谈论“中国模式”，主要讲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是不是具有特殊性，但随后马上变成了一个60年的问题。这是2006年左右发生的转变。继而，这个60年的问题，又变成了一个中华文明的问题。所以，现在谈论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一个30年、60年的问题，而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整体性的不同道路问题。这是为什么要用“中国道路”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站在2010年来看，我认为最近10年、15年最大的变化，包括晚清以来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社会、中国普通民众，特别是中国大学生对中国文明传统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在大学里如果还像从前那样对中国文明一棍子打死，人家就认为你是白痴了。这在10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中国道路”的讨论问题，一定要和对中华文明的整体性重新认识结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现代化”这些词都可以抛掉不要，首要面临的就是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问题。如果不抓住人心上这样一个最大的变化，不抓住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同，就是没有抓住当前的最大问题。对整个中华文明传统的拒绝是晚清以来最大的潮流，而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重新肯定传统，这就是文明自信逐渐在恢复。这种自信超出大陆，它对香港、台湾，包括以后可能对日本、韩国到整个东亚都有相当大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事情不是不可以想象的。比如我一直认为，国防部长这个词就不对，应该用兵部尚书。别看只是一个词，它的含义大不相同。如果是兵部尚书，中国的国防部长可能就没有必要去看美国国防部长的传记——我们甚至都没搞清楚美国、英国的国防部长以前不叫国防部长，叫战争部长，连这都不知道，就瞎看人家的书；当你用了兵部尚书的称谓，军方可能就会去了解中国历代兵部尚书的传记。就是说，整个思想认同到底是横的还是竖的。这个事情非常关键。我为什么要强调用“中国道路”，是因为关于中国发展的讨论如果不能和中华文明几千年传统建立起一种有机的关系，整个讨论是有问题的。

但是，这不是最终的、最大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中国道路本身“是什么”的问题。我比较关心语词的问题。我倾向于用一个有概括力和笼罩力大一些的语词，比如用“儒家社会主义”，用很简单的语词，用这两个包含基本价值观念的核心概念来概括。

儒家社会主义是最高宪政问题

今天的一个关键是如果要概括中国的something，特色、模式、道路也好，都需要用非常简明的词，凸显其最重要的概念。例如，美国就用了“自由”这个概念来概括自身，“自由”这个概念的伸张度很大。事实上，美国两百年内很长时期基本上是不自由的，甚至是反自由的，但这并不影响它仍然使用这个概念。中国，自1949年以后，毛泽东时代最大的一个成功也是找出了一个这样的概念或理念，那就是“人民”：人民中国、人民警察、人民海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一切都是人民。在那段时期，“人民”是个中心性的概念，而且深入人心。所以，我提出两个概念：一个是儒家，还有一个是社会主义，我觉得这两个语词放在一起，可以涵盖很多问题。

20世纪以来，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基本上都认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比较宽的、正面的概念，虽然这个社会主义可能和后来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太一样，但总的来说，社会主义的接受度比较高，而且它的弹性、伸张度都也很高。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还有一个特点，在概念上、意识形态上针对性强，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而言的，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用什么批判，当然是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非洲也好，欧洲也好，对社会主义都是能接受的。

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是它之前的整个文明传统是儒家传统。最近十年以来，儒家的因素在恢复，和谐等概念的提出，用的就是中国传统概念。在现实的执政路线上，执政党本身日益体现“执政为民”，这和儒家接近，也和1949年以后“人民”这个概念一脉相通。儒家这个概念有一个比较大的好处，就是相对比较温和，包括香港、台湾、大陆都在内，都有很大的接收面。不仅如此，这个概念的弹性也足够大。

儒家这个概念的重要性表现在它不是宗教，它是一种教育机制，是最根本的建立在情、仁爱、孝、父母和孩子等基础之上的关系，这种关系到今天为止仍然很难有人去反驳。即便是站在纯粹自由主义的立场，也很难真的从逻辑上强调父亲和儿子是绝对平等关系，那样会走向荒谬。即使面对最严格的自由发展理论，儒家的理念仍然可以伸张。从这一点看，它要比其他模模糊糊的概念更有力。

这两个概念有足够的弹性，而不是像现在我们这样，用许多描述性的词语，把中国道路弄得非常死板。这两个概念简明、宽大，还可以涵盖今后50年，甚至100年。

我之所以提出儒家社会主义，是因为这是中国的最高宪政问题。讨论中国道路，要讨论的是在最高宪政层面，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回答的问题是：中国这样一个既有几千年文明又有一百多年现代历史的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或者中国想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而其宪政上仍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之下的具体问题，是可能有更多权变的。接下来可能的第二大问题，儒家社会主义是不是一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有一个根本性的、制度性的契合关系。然后才是经济上的问题。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主要是一个平等问题，是一个分配上相对能够保证平等的原则，所有制不是根本问题。

必须搞清楚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到底是哪个层面的问题。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芝麻绿豆的任何问题都会立即扯到最高宪政问题上。比如一个学生自杀了，都会归结到“我们没民主”之类的结论。为什么说到一个具体问题都会立即上升到最高宪政问题，马上导致对宪政的否定？事实上，中国经济取得这么大的成就都没能成为一个正当性的基础，这是非常奇怪的。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如果一个执政党取得这么大的经济成就，毫无疑问，其正当性的基础是稳固的。而中国并不是这样。这是要检讨的问题。目前，大家经常把具体的政策问题，就是完全属于权变范畴的问题，与最高层级的问题、最基本原则的问题混在一起。

道与术和经与权，这两个方面肯定是互为辩证的。就是说，一个道没有一个术作为体现，这个道没法体现，但反过来，这个术如果离开了道，根本没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也就不知所谓了。所以，我不是非常同意把中国发展一味解释成只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灵活。它总应该有一个目标性的东西，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就会出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而且是唯一的执政党，只有经济增长是不够的，总要体现出其价值观念。

关于儒家还有特别有趣的一点。我的一位经济学家朋友，他是非常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但是有一点，他说他肯定要感谢孔夫子，否则儿子不会那么孝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就是人在生活当中对此用而不知。我们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往往忘掉，我怀疑如果没有儒家，中国经济改革早就崩溃了。现在经常忘掉中国经济改革也是一个很残酷的过程，几千万工人下岗，怎么过来的？前些年我从美国回来，给我的感觉是每个家庭都有人下岗。当年这不是靠政府补贴解决的，当时政府并没有钱。之所以没有出大问题是因为兄弟姐妹亲戚们互相帮忙。再看今天，大学生很可能会因为房子问题闹事的，为什么没闹事？因为是父母帮着买。这些不满之所以没有爆发，是因为这种不满在相当程度上被缓解了。这个缓解的机制不是政府，而是家庭关系。这和儒家常年形成的文化观念和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存在很大关系，如果不把这个讲清楚，整个社会环境当中欠缺的环节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儒家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它在现实当中起到了很多的实际作用，只是这一点往往被忽视。家庭的结构、亲情的结构仍然是中国社会极为关键的一点，没有这一点，中国经济改革可能早就在两极分化上出了大问题。

中国人应该抢提问题权

当前还有个问题要注意，就是整个事情变化是非常之快的。就像《毛选》上我们背得很熟的一篇文章标题，“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从这个变化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是会自然消解掉的。举一个例子，十多年前，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他有一个国家项目是关于美术的现代化问题。美术界在晚清倒台以后整个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画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或者中国美术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他要说的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清末民初最重要的画家如黄宾虹，包括他父亲潘天寿这一批最有名的画家，到底算不算现代？他本来是想证明他们这一批就是中国现代的画家。但在2006年，我就认为，这个问题已经从根本上消解掉了，他们这些画现不现代根本就不是问题。

现在讨论的很多问题是暂时性的。有些问题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现在好像先要承认人家所有的价值观，而自己一点余地都没有。为什么西方代表的东西就是好的呢？工业化时代，一切东西都是不可循环的，和自然界相对立的，怎么就是好的呢？如果以农业文明为主，在农业文明基础上中国大宋王朝代表人类文明的最高峰。这些本身都是很关键的问题，但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提出。实际上，西方提出的问题有些是非常奇怪的，很稀奇古怪的人家都敢提，中国人现在则是不敢提，许多问题，都还没有提出来争论。

如果一天到晚用西方的问题来看自己，那就永远处在一个很被动的角色。相当多的问题是可以扔掉的，然后，我们自己重新提出问题，讨论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很多问题，再过十年就不是问题了。什么叫中国曾经落后？从长远的视角来看，中国就偶然打了两次败仗而已，这没什么了不起。这个问题取决于大的背景。有些问题，我们不要先把人家提出的问题设定下来，例如，军事上被打败的民族不一定是坏民族，现在每天想着在军事上打败人家的民族才是坏民族，成天侵略别人，成天把暴力加在人家头上才是坏民族。再比如，工业文明好不好，这个问题再过50年一定要检讨。整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人类就走了退化的路，一点都不好。

现在应该焦虑的重要问题是中国人是不是能作为中华文明的传人生存下去？很多大家认为不重要的问题我认为很重要，比如说，中国大学现在一开会都要用英文，我非常反对。我怕中国人以后都不会说中国话了，香港就是一个例子。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不重要，但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会从根本上改变你是谁。

总之，我们要说我们想说的问题，不能成天应着人家去说。中国人现在应该抢话语权、抢提问题权，把中国人认为的重要问题提出来。

（此文根据作者在2010年12月10-11日于香港举办的“中国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编辑整理，本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