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清：可怜的“一夜美国人”

可怜的“一夜美国人”
——答杨卫、王南溟先生

曾几何时，阿拉伯人自杀性的劫机，撞毁了纽约两座摩天高楼，让相当普遍怨恨美国霸道的中国人暗自窃喜，甚至当晚在公共场所现场直播纽约世贸大楼坍毁的电视屏幕前出现鼓掌叫好的情形。但在同一天晚上，北京的一些中国“文化精英”为同一事件痛心疾首，如丧考妣，发起了一个“今夜我们是美国人”的活动。

“今夜我们是美国人”，多么滑稽的“话语”！本人也对大楼的无辜死难者深为哀悼，但完全可以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去表达。这一说法，除了表面上与美国人同仇共悲的意思，个中也暗含了这些人神往成为美国人的深切情结，认为美国人过的是“现代”生活，美国社会代表了“现代社会”，美国的艺术是“现代性”地与政治分离独立（王南溟先生如是观），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代表了“个性解放与自由精神”，其文化政策体现“人性化倾向”，“符合人类的普遍要求”（见杨卫先生文章）。由于深知现实中他们不可能成为美国人，于是乖巧地说只当一夜美国人。

之所以我想起了这句“今夜我们是美国人”，是因为昨天偶然在网上读到杨卫先生《一派胡言—关于河清先生的理论》（2006。6。27美术同盟）的文章。杨卫先生埋怨我“那么忌恨美国”，“穷尽其博士学位的知识来拆美国人的台”，“揪住别人（美国）的问题不放”。其实，这里要郑重声明，我从来不忌恨美国和美国人。我只忌恨美国和美国人的霸道。两者有天壤之别。

相比那些在国内深受体制压抑（我充分理解，本人也深受其苦）而想象美国“现代社会”的“一夜美国人”，我的海外生存经历让我更多地站在国际立场，我比那些人更深刻地感受美国霸道对中国的遏止和打压。一位法国商人也看出：“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是无处不在（partout）和全方位的（omnipresent）”。

我忌恨美国的导弹公然炸毁中国的使馆（当天下午我就与十几位中国留学生最早去巴黎协和广场美国大使馆门前抗议，结果与法国警察发生“肢体冲突”）。

我忌恨美国的间谍飞机在中国的海域撞毁中国军机后拒不道歉，最后轻蔑地说赔你34567美元！

我忌恨美国当局对一艘正常行驶的中国商船进行拦截，借口装载可疑物品而强行登船检查。

我忌恨美国的主流媒体（因其跨国性也是西方世界的主流媒体）长年对中国进行妖魔化报道（这是国内的“一夜美国人”们所看不到的，而我在国外却是每天打开报刊电视都饱看熟睹）……

国内那些“一夜美国人”幸福地想象如今是太平盛世平安无事喽，冷战早已结束，美帝国主义早已不存，而这个“河清”还在那儿无事自扰，“一派胡言”。然而事实却是，只要中国还撑着那面正统意识形态的旗帜，美国的反共＋遏华的冷战并未结束。人们得睁眼看看啊，站在国际的视野上去看看美国的霸道！

感谢杨卫先生的教训，让我多一个机会澄清一些问题。

第一，杨卫先生称我站在“一条极左的路线上”。多闻不怪。这年头，谁要是有一丁点“反美”言论，马上就会被人扣上一顶“左派”或“新左”的帽子。这里我要郑重申明：首先，我并不认同官方名义上还在坚持的正统意识形态（也属于西方“现代性”。参见拙著《现代与后现代》1994）。因此在任何意义上，本人都不属于“左家庄”。本人只认同中国文化。自1990年写成《现代与后现代》以来，本人始终在为中国文化的正名而努力，为重新肯定中国文化艺术的价值而鼓与呼。所以我应该被称为“中派”或“中华派”。其次，如果以激进和保守论左右，那么我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有人给我这样的帽子，我有保留地接受），理应归于“右派”、大“右派”才对。而奉行激进“现代化”（常常实指西方化和美国化）的杨卫先生们倒是真正激进的“左派”，“极左派”。

第二，杨卫先生和南溟先生都批评我“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实在多有歪曲。我无奈地再次声明：本人从来不“狭隘民族主义”。本人精通法英两门外语，旅居海外十余年，游历欧亚美非二十多个国家，对其他民族文化艺术的了解、理解、欣赏，非那些“一夜美国人”们所能梦见。尤其，本人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也有相当功底。研究生阶段就遍览三教典籍，四书五经。中国艺术理论经典，更是通读一遍……知己，才能真正知彼，不迷信彼。这也是那些“一夜美国人”们所无可比。我所倡扬的，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正当而健康。在西方中心（美国中心）的世界主义一统中国天下的今天，尤其显得必要和迫切。有趣的是，本人在1987年出国之前，却是一个充满“人类大同，天下为公”理想的世界主义者（1985年《美术思潮》刊发的一篇拙文可以为证）。

第三，对于中情局捧炒抽象表现主义，本人也早已明说这是公认的事实，是阳谋而非阴谋。《艺术的阴谋》一书，并未揪住中情局和“抽表”不放，有关的描述也只是作为一个史实，只写入八章中的一章。全书30万字，绝大部分文字都是论证“国际当代艺术”形成的历史和性质，以及“中国当代艺术”的性质。不知杨卫先生读过拙著没有？本人也觉得多说中情局捧炒“抽表”有些无聊，只是点到为止。倒是南溟先生揪住了这一史实，硬说“抽表”是格林伯格首先一个人独立理论出来的，与中情局无关。本人不得不再举事实证明“抽表”是中情局杰作。之后南溟先生又写了《以河清攻河清》一文。此文多处莫须有地引申了本人的观点，然后加以挞伐，而且文理繁复不清。借用他的话，“等于白写”。

第四，杨卫先生说我可能有“其他政治企图”，风闻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圈对我的主要评价。这就有些小人度君子之腹啦。本人生性耿直率性，绝不委曲逢迎，从无政治野心。不妨奉告一则个人轶事：本人在1981年为离开军旅就放弃了预备党员籍，自绝于“政治企图”。二十多年来，本人身追形随庄子，做惯了“曳尾于涂中”而不愿“藏之庙堂之上”的楚之神龟。背着简单行囊，“蓬蓬然”离国而去，“蓬蓬然”回国而返。此之乐，何足为杨卫先生们道哉！如果本人有“其他名利企图”，以我的外语能力、浙江美院科班艺术史专业出身、去法国之早以及与法国高官的交往，那么最牛的“中国当代艺术”国际策展人恐怕非我莫属。再如果本人还有“其他经济企图”，那么本人写《艺术的阴谋》，稿费差不多与我购买外文书刊资料的费用正相抵销，算上整整一年多时间的惨淡写作，简直毫无“经济效益”。杨卫先生们如能明鉴，甚幸甚幸。

第五，非常赞同杨卫先生和南溟先生所说，美国宣传“抽表”很正常，每个国家宣传自己的文化艺术很正常。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正当美国“很正常”地正在向全世界宣传推广“美国式艺术”，即所谓“国际当代艺术”之时，中国官方近年在国际上宣传的是什么样的艺术？中国官方在国际上宣传、国内又给予官方化的的“中国当代艺术”，是否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艺术精神和当代中国人的艺术趣味？以我所见，所谓“中国当代艺术”明显缺乏中国性和创造性，只是一种专门用于出口、“中国制造”的西方当代艺术（参阅拙著）。这就显得不正常了。事实上，本人也从未反对中国“当代艺术家”去制作这样的“当代艺术”，只是反对官方将这样的“当代艺术”官方化，敦请官方不要将“美国式艺术”误作“当代艺术”。《艺术的阴谋》全书的主旨，仅此而已。本人的“政治企图”，也仅此而已！

最后想说的是，我与杨卫先生、南溟先生根本的不同在于，他们用的是一种从先验概念推导结论的“演绎法”，而我用的是根据事实作出结论的“归纳法”。比如南溟先生先验认定美国“现代”“法制社会”是艺术与政治相分离的，从而推导出：美国不可能发生中情局捧炒“抽表”的事情。这种政治干预艺术的事情只可能发生于“政治一体化”的中国或苏联。杨卫先生称赞“美国民主政治”和“抽表”，认定苏联写实艺术“是对个性的抹杀”，也是从一套先验的宣传话语中演绎出来，而非出于对事实的细致归纳。

南溟先生是我的朋友。学术争论对事不对人，朋友还是朋友。杨卫先生除了标题有些逞一时之快，文章还是平和的。我这里有言在先，二位不属于“一夜美国人”。但在中国，不正常或无知无耻地崇美亲美，容不得有人说美国半点不好，则大有人在。他们可以自作多情地做一夜美国人，可悲可怜，现实却是“我爱美国，美国不爱我”。他们可以一厢情愿地与美国“一夜情”，但在文化上，他们今生今世成不了美国人！

河清

丙戌仲夏，草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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