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关于红色文化热潮的一种思考

作者：刘润为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22 933

主动精神的群众性扬厉——关于红色文化热潮的一种思考

　　近些年来，红色文化热潮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并且于今年“七一”前后形成高潮。在这些沉淀着中国人民历史感情的时日，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从街谈巷议到媒体宣传，从群众的自演自唱到中华红歌会的盛大汇演，人们时时可以受到红色氛围的感染，处处可以看到红色激情的奔涌。这是中国人民自觉的精神选择!这一文化现象毋庸置疑地表明，中国人的主动精神正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扬厉。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经自豪地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感的科学论断。大家知道，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家主权的丧失，中国人在精神上也陷入被动。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文化，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冲击面前简直形同朽木，根本就不堪一击。非但如此，它还往往成为封建顽固派反对改革或革命、维护或复辟帝制的思想工具。曾国藩打太平军要尊孔，慈禧反对变法要尊孔，袁世凯当皇帝要尊孔，张勋复辟也要尊孔……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今天的从容心态，用学术眼光看去，这一口号无疑有绝对化之嫌，但在当时却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和必然产物。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不行，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行不行呢?也不行。中国人曾经虔诚地前赴后继地学习资本主义文化，但是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资本主义文化能让西方富强，怎么就不能让中国富强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时的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世界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形成，则意味着中国已经失去了走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机遇和现实空间。资本的逻辑是弱肉强食。国际资本主义绝不允许再出现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它争夺市场和资源。你要在中国搞独立的资本主义吗?国际资本主义就要对你不客气，就要千方百计地搞掉你，而不管你对它是多么尊敬与崇拜。这里可以拿孙中山和袁世凯作一个比较。孙中山是真诚地信仰资本主义的，袁世凯则标举封建主义的旗帜，但在推翻帝制以后，当孙中山踌躇满志地准备按照资本主义共和制建立新的国家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却支持袁世凯而抛弃了孙中山。原因就是孙中山要通过资本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袁世凯则要通过封建主义让中国继续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在蹂躏中国、欺负中国人民方面，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就是这样由对手转而结成了“战略伙伴”。“太平希望付烟云，误国人才何足云。孤客天涯空有泪，伤心最怕读新闻。”南开教师张皞如于1916年写的这首《伤时事》，真实传达了当时中国人苦闷、悲愤、彷徨的心境。

　　那么，为什么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能让中国人在精神上转为主动呢?就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冲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科学理论，适应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需要;就是因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人民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到了一条通向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从而终结了近代世界历史上看不起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时代。

　　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红色文化，就是中国人民在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创造的科学文化，就是一种不断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又超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先进文化，就是一种以主动精神为支撑又充分体现中国人主动精神的伟大文化，毛泽东则称之为“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对于长期挣扎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来说，这种文化犹如阳光和雨露。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理论著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论持久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国人还有那种歧路彷徨的感觉吗?没有了，因为每一个历史阶段我们都能发现规律、科学决策、从容应对，从而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再来看一看我们的精神状态：“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夏明翰)，“自信挥戈能退日，山河依旧战旗红”(朱德)，“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王震)……中国人还有那种苦闷悲伤的情绪吗?没有了，有的只是战取光明的坚定信心与一往无前的豪迈气概。在这种新文化面前，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法西斯文化的每一次挑战都败下阵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结成“神圣同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发动了空前的文化“围剿”，其结果是“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和人民文化阵地的扩大;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笔部队”制造的谎言纷纷像肥皂泡一样破灭，而中国军民《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歌声则淹灭了强盗们的枪声和炮声;解放战争时期，南京政府御用文人炮制的一切文艺作品的总和，也敌不过《白毛女》这样的一部歌剧。

　　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新文化的杰出实绩和独特魅力还往往令对手折服。20世纪30年代，苏区在极为困难条件下进行的文化建设，就是掌握巨大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国民政府根本办不到的。1934年11月，国民党军在攻占宁都县后，经过社会调查发现：这个县在成为苏区以前，仅有1所中学、15所小学和一些私塾;成为苏区以后，全县除划设长胜、洛口两个地区外，83个乡共设有列宁小学184所、俱乐部114个、识字班5861个，“其余如文化阅览室、书报所、夜校、扫除文盲协会等，到处皆是”。面对这样的事实，这个调查组不得不向“上峰”报告说：共产党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办理精神足资仿效”。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会上印发了中共延安整风的3个文件，即《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蒋介石还特别强调，这3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研究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痛定思痛，于1950年开展了国民党改造运动。其间，他除再次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参考资料外，还要求国民党干部学习4本书，即《辩证法》、《中共干部教育》、《中共工作领导及党的建设》和《中共整风运动》。当然，由于党的性质的根本不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新文化是他们根本学不来的。

　　90年来，这种具有高度精神主动性的文化不断发展壮大，转化为排山倒海一般的巨大物质力量，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然而，一个时期以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一些中国人在精神上又由主动沦为被动。他们不再认同指导我们救亡图存、起衰复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回过头去，到中国封建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那里讨生活，或者鼓吹以儒学为立国之道，或者主张用新自由主义指导改革，或者要求用民主社会主义改造我们的党。他们放弃国际文化斗争的主动权，趋同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普世价值”，刻意迎合文化霸权主义的需要;他们以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中国近代史特别是革命史，歪曲史实、美化侵略、偏袒卖国，相反却在民族英雄和革命烈士们的脸上无端地抹黑……人们不禁要问，重新拾起那些使中国人的精神屡陷被动、使中华民族屡遭劫难的陈旧文化以为灵丹妙药，还有起码的历史记忆吗?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精神上的被动性已经由文化界蔓延到其他社会领域。前不久我去丹东瞻仰抗美援朝纪念塔，那里的同志介绍说，塔文中美国“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海峡”的“侵”字，有些人非要改成“进”字，后来还是在不少老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下才又改了过来，因此碑文留下了更改的痕迹。连美国侵略我海峡这样的历史事实都不敢正视，可见精神上的被动已经达到了何种地步!

　　然而，人民群众却不理睬这些花色斑斓的说教。在享受并扩大前辈奋斗成果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不喜欢把自己的精神搞得那样糊涂，那样鄙陋、羸弱而委琐，而是要求将前辈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光荣发扬光大。这种愿望在红色历史那里找到了寄托。历史是精神家园，人们通过缅怀红色历史，净化心灵，增长见识，获得了创造未来的勇气和智慧;历史是启示录，人们通过思考红色历史，进一步明确了自身的根本利益所在，从而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历史是教科书，人们通过学习红色历史，找到了维护自身根本利益、捍卫国家前途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而是依据现时实践的需要，在继承红色精神遗产的基础上进行的新的文化创造。完全可以预料，人民群众在新的实践中创造的新的红色文化，将比过去的红色文化更丰富、更高级、更富有精神主动性。

　　荀子在《乐论》里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所谓“气”，就是社会风气;所谓“成象”，就是形成主导性气候。文化与社会风气、人心向背和国家治乱的内在关联不可不察。消极文化的泛滥，不仅会使中国人在精神上重新沦为被动，而且对整个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都会产生负面影响。而群众性红色文化热潮的兴起和发展，则是推动国家走向大治的保障和动力，因为它确切表明：亿万人民群众正在以人民意志的形式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在以群众呼声的形式推动科学发展、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红色文化热潮的蓬勃发展是党之大幸、民之大幸、国之大幸。我们应当欢呼它!

　　各级党委和政府则应当尊重群众的热情、爱护群众的热情、引导群众的热情。要特别警惕大雷大轰、运动群众的倾向，要坚决杜绝“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短期行为，要十分注意处理好群众的主体文化需要和多样文化需要的关系。只有这样，广大群众的热情才有可能持久，红色文化热潮才能朝着健康、扎实、可持续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