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斌：刘再复吹捧诺奖的用心--兼评莫言获奖
诺奖、刘再复、莫言及其他
——刘文斌先生访谈录（第六稿）
吴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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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诺贝尔文学奖是以西方主流价值观为评选标准的西方文学大奖，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评价中国作家作品，最有发言权的是中国广大读者，而非西方某个角落几位读不懂中文的洋大人;刘再复拼命拔高诺奖，其用心在于“颠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实现其全盘西化的政治主张。
关键词：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 刘再复 马悦然 莫言
吴：近年来，国内文学界对诺贝尔文学奖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
刘: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国内外都存在不同的看法，而且分歧很大。就国内而言，两种不同看法似乎可分别以四年前辞世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和1989年夏季在国外反华势力精心安排下“出走”美国的刘再复先生为代表。季羡林先生l988年曾写道：“我在这里着重声明一句,我们国内有一些人特别迷信诺贝尔文学奖,迷信的劲头十分可笑。试拿我们没有得奖的那几位文学巨匠同已经得奖的欧美一些作家来比一比，其差距简直有如高山和小丘。同此辈争一日之长，有这个必要吗!”[1]《北京文学》1999年8月号载有刘再复的长文《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文中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是“举世瞩目的拥有最高声望的文学评论机构”，其评委是“一群博览群书、经常是最富有文采和情感的人物”，他们“不断地讨论当代文学中的大多数作品”，“他们的工作给二十世纪人类的影响的确是积极的、而且是巨大的”。对于上述两种看法，我赞成前者，而对后者则不敢苟同。
吴：请谈谈您这样说的理由好吗?
刘：好的。季羡林先生不愧是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他关于诺奖的议论，不但完全符合客观实际，而且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信心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刘再复的上述议论则离谱得很，关于他对诺奖评委会和诺奖作用、影响的说法，我们留待后面再细说。先来看看他关于诺奖评委会的介绍。据他说，诺奖评委是“最富有文采与情感的人物，他们不断地讨论当代文学中的大多数作品”。常识告诉我们，“文采和情感”是作家必备的素质，也是作家写出优秀作品的重要条件。所以，诺奖得主中真正优秀的作家如泰戈尔、福克纳、海明威以及被排斥在诺奖得主之外的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优秀作家，无疑才是“最富有文采与情感的人物”，诺奖评委们显然无法与其相比。至于说诺奖评委们“不断地讨论当代文学中的大多数作品”，同样不靠谱。据统计，仅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多达三千余部，其中被译成外文的超不过一百部，而诺奖评委中能读懂中文的，只有马悦然一人。这就是说，诺奖评委们连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大部分”长篇小说都看不到，又怎么可能“不断地讨论当代文学中的大多数作品”呢?(当代文学作品中除长篇小说外，还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等)，这难道不是胡吹乱捧、无限拔高诺奖评委，又是什么呢?
吴：刘再复先生关于诺奖的文章和谈话的确欠严谨，他似乎是在以创作诗歌的思维方式写作学术论文，夸张和想象的成分太多。
刘：是的。这也是刘再复文章中常见的一个毛病。不过，他的文章之所以远欠严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论点的谬误。刘再复经常宣扬一些非科学的歪理邪说，找不着客观有力的论据，便借助夸张和想象编造一些谎言来蒙人，这就使他的文章严谨不起来，而常常是破绽百出，不堪一击。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学界对此曾有过不少批评，[2]但他拒不接受，自以为是。他近年来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文章和谈话，犯得还是这个老毛病。这里不妨再举一个例子，刘再复在其《驳顾彬》一文(《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6期)中，反驳德国学者顾彬关于高行健并非“流亡作家”的说法，其中写道:“1983年，因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点名批判高行健说《车站》是建国以来最恶毒的一部戏，比《海瑞罢官》还海瑞，应该把这个人放到青海这些地方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网秘书处的卫群曾就此事走访了贺敬之，贺敬之回应说，我和中宣部的其他领导同志“都没有说过《车站》是最恶毒的一个戏，比《海瑞罢官》还海瑞，应该把这个人放到青海这些地方去的话”，并且提供了相关证据。[3]显然，刘再复又是在造谣，而且这一谣言也造得太低级、太小儿科了点。众所周知，1981年，中共中央就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被批来批去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更是早已得到了平反。作为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怎么可能在1983年还讲什么《车站》是“比《海瑞罢官》还海瑞”的坏戏呢?如果贺敬之真的这样讲过，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因为这是中共党纪所不允许的。当然，这一谣言也有可能是高行健制造的，刘再复只是传谣。然而，无论他是制造还是传播此类粗糙、简陋的谣言，人们从中都不难窥见刘再复其人其文之冰山一角。
吴：请您谈谈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
刘：好的。我们还是先从文学评奖说起吧。文学不同于物理学、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更不同于体育。自然科学可通过实验证明其真理性，体育比赛通过仪器测量等手段就可测量出其参赛者水平的高下。文学却远比它们复杂得多，有什么仪器能测出一部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过去不曾有过，今后大概也发明不出来。当然，人们可统计出每部作品的销售量，但畅销书并不等于精品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这样讲，当然不是说文学作品质量的高低无法衡量，各种文学奖项都没有必要设立，而是说不可简单地将诺贝尔文学奖与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和医学奖等量齐观。那种只看到“诺贝尔奖”几个字，就将其得主拉在一起、让其平起平坐的作法，怕是不太靠谱。我们都知道，国人中曾有两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和刘晓波，是否还应将其请上台去与其他诺奖得主来一番“对话”，并一道分享观众的掌声呢?
至于说到中国文学，情况就更复杂了。正如有专家指出的那样，“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来说，由于文化的同构性和语言的可转换性，阅读、理解和评价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西方文学，通常来讲,并无太大的滞碍，但一旦涉及迥乎不同的中国文学,便难免不陷入目茫然而不能辨、口嗫嚅而不能言的尴尬状态。”[4]对西方人而言，要真正弄懂中国语言和文化，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以至曾有西方汉学家将“胸有成竹”译作“肚里有根竹竿”、将“菩萨蛮”理解为“野蛮的菩萨”，就连被刘再复称作“瑞典汉学家中的泰斗级人物”的马悦然老先生，竟然能讲出《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是“我最不喜欢的东西”一类大失水准的话来。[5]我最近读了李建军的《马悦然欠谁一个道歉》(《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1期)，得知这位诺奖评委在网上就莫言的《打油诗•赠重庆文友》同上海的许纪霖教授争鸣时，又对莫言这首既不合格律、又淡乎寡味的诗作(有网友说它“连‘打油诗’也算不上，只能算‘打地沟油诗’”)，作了纯属望文生义的、与其含义完全相反的解读。上述可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说，简直就是个难以进入的文化体系，即使像马帨然这位被刘再复推崇备至的“汉学家”，也难免闹出各种笑话。所以，想让只有马悦然一人能读懂中文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拥有近万名中国当代作家每年创作的难以计数的作品的优劣做出准确的判断，选出其中的佼佼者，那也太难为人家了。
况且，即使对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现、当代文学做出准确判断，选出其中的佼佼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先生说得好：“由于语言是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文化的鸿沟极难跨越，由于艺术价值观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于政治经济的势力导引一切，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世界文学奖’是不存在、不可能存在的。”[6]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以来，至今大约共有108位作家获奖，其中既有罗曼•罗兰、肖伯纳、加谬、萨特、福克纳、海明威、泰戈尔、肖洛霍夫等举世公认的大师级的作家，但也有不少平庸之辈，如瑞典就曾有7位作家获奖，其作品及其影响都属平平。更糟糕的是，这一标榜高扬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文学奖项，还曾授予一些与之背道而驰的作家，比较典型的是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挪威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此人不但是一个疯狂的种族主义者和权力拜物教分子，而且还是一名“纳粹支持者”和“挪威的卖国贼”，他不但将自己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献给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而且曾肉麻地吹捧希特勒是“一位为全人类而战斗的勇士”，说自己是“他的最亲密的支持者”[7]诺贝尔文学奖还漏掉了托尔斯泰、高尔基、易卜生以及我国的鲁迅、郭沬若、茅盾、萧红、巴金、老舍、曹禺、丁玲、沈从文、路遥等大师级的作家。其所以如此，正如陈辽先生所正确指出的那样，是因为地缘因素、亲缘因素、政治因素在该奖评审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8]
吴：对于诺奖评审中的地缘因素和亲缘因素，学界好像不存在异议，但对于诺奖评审中的政治因素，人们的看法则并不一致。
刘：是的。刘再复就曾言说过：“他们(指诺奖评委会——引者注)的评选，不设政治法庭，不设道德法庭，只作审美判断。”[9]无独有偶，诺奖评委马悦然在上海访问期间，也曾信誓旦旦地宣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关政治、友情和运气，唯一的标准就是文学质量。”[10]刘、马二人一唱一和，言之凿凿，好像真是那么回事。然而，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们的这些说法绝对不够诚实。
远的暂不去说，我们就先从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说起吧。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曾斯特伯格宣读的“授奖辞”中，赞扬莫言“用嘲笑和尖锐讽刺的笔触，抨击了一个荒谬的中国近代历史，那是一个人民生活和思想贫乏、政治制度虚伪的时代。”“他展现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也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既鲁莽，又无助，又荒唐。”“在他对于中国一百年的描述中，我们找不到西方幻梦般跳舞的独角兽，也看不到在门前跳方格的天真小女孩。但是他笔下中国人猪圈式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莫言为那些不公正社会下生存的众多小人物而辩护，——这种社会不公经历了日本占领、毛时代的犷戾和当今的物欲横流时期。”[11]《授奖辞》对莫言作品内容的概括与判断是否全面、准确，暂且不论，但从它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议论中，不难看出在诺奖评委大人们眼中，包括“毛时代”在内的“中国近代”史，竟然是“政治制度虚伪”、“思想贫乏”、人民过着“猪圈式的生活”，“既鲁莽，又无助，又荒唐”。他们正是基于对莫言作品的这种解读，才将诺奖颁给他。可见其在评奖时对作品政治思想内容的重视。它清楚地表明，刘再复与马悦然所谓诺贝尔文学奖“与政治无关”之类的说法，显然是在蒙人。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高行健是一位曾用汉语写作的法籍华人，其代表作是以丑化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国社会为主要内容的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此人1989年10月还写过一部名为《逃亡》的两幕话剧，作者通过剧中人物之口，讲述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市上空“浓烟滚滾”，整个城市成了一片“废墟”，天安门广场“围观”的群众惨遭“血洗”，并叫嚷“我们得赶紧把屠杀的真像传出去，把斗争扩大到全国，号召总罢工、总罢课!很快将会爆发内战。”瑞典文学院关于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公报”发表后，在世界各地引起不同的反响。有着“文学评论的教父”之称的德国评论家赖西拉尼奇在德国权威电视评论节目《文学四重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一项错误、丑闻，……我并不反对中国人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对评审委员会拿它当政治来滥用却无法苟同，这应该不属于文学的功能。”[12]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写道：“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给高行健，是西方高明的文化战略，如同当年给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一样。”[13]当然，也有少数不同的声音。刘再复就曾激情满怀地写道：“高行健的作品是杰作。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这一行为本身，也是一大杰作，是新世纪的第一篇杰作。”[14]刘再复之所以如此吹捧高行健和瑞典文学院，当然不会是一时看走了眼，而有其深刻的、必然的原因。他在其《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的长文中，曾不厌其繁地讲述了他与诺奖评委马悦然非同寻常的关系和受马悦然之托将《灵山》手稿带回北京打印，还为《一个人的圣经》写“跋”，大肆吹捧高行健。难怪有知情者称高行健获2000年获诺贝尔文奖，是刘再复同马悦然“联手演出”的“一场闹剧”。[15]刘、马二人之所以配合得如此默契，其根本原因仍然是他们竭力否认的那个“政治”在起作用。难道不是吗?我们前面对高行健作品的政治思想内容作了介绍，而马悦然在“89政治风波”中公开叫嚷“彻底孤立中国”[16]，刘再复当时及后来的政治表现众所周知。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才使得他们之间建立起高度的政治互信，因而在行动中才一拍即合。另据刘再复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您曾向瑞典文学院推荐过哪些作家的问题时，刘再复回答：“我曾经推荐过巴金，但是没有被接受，后来我推荐高行健就被接受了。”[17]巴金的文学成就与高行健的文学成就孰高孰低?这在中国文学界及广大读者看来，是无需讨论的问题，因为二者本不是同一级次的人物，借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说，“其差距简直有如高山和小丘” [18]。然而，瑞典文学院却没有“接受”巴金，而“接受”了高行健，其原因何在?刘再复解释说，巴金等一批进步作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因“受时代政治风气的影响，……削弱了文学价值” [19];而巴金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头30年”,则“因人文环境的原因未能创作出较有价值的东西” [20]， “把才华浪费在一些无价值的写作上”，只是“待到80年代”巴金才创作出“朴实动人”的《真话集》，“但在日新月异的国际文坛上，毕竟难以使批评家们读后衷心激赏了。”巴金的文学创作真如刘再复所说吗?否。众所周知，巴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作品，曾以其进步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形式，激励了一大批青年人走上革命道路;巴金20世纪“下半叶的头30年”创作了大批报告文学、散文、小说等，深刻而又及时地反映了新中国的新生活和新人物，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如报告文学《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中篇小说《团圆》等，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前者被看作当代报告文学中的精品，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后者被改编拍摄成故事影片《英雄儿女》上映后，曾鼓舞了亿万观众的革命斗志，影片插曲《英雄赞》被广泛传唱已达半个多世纪，直到中央电视台201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还在唱。当然，巴金由于对解放后的新生活和新人物，远不及他对自己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品中的生活和人物熟悉，加上为了及时反映新生活和新人物，这些作品写得较为匆忙，这使得它们的文学价值也许不及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但如果说这些作品毫无价值，是对作者“才华的浪费”，则未免太不着调。(当然，这一说法如出自当年发动侵朝战争的美国人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口，则另当别论。)高行健作品的文学价值及影响力如何，中国广大读者十分清楚，新时期出版的几十种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都只是将他置于三流作家行列简略介绍一下而已。只有刘再复和瑞典文学院马悦然一类高人才“独具”如此“慧眼”，竟将高行健抬高到比巴金还高的吓人高度。究其原因，依然是刘再复、马悦然竭力否认的诺奖评审中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不过，他们表面不会承认这点，而是一口咬定“诺贝尔文学奖无关政治”，“只作审美判断”，“唯一的标准就是文学质量”。然而，这类“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表白，又能蒙得了谁呢!
刘再复还以俄罗斯的五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宁(1933)、帕斯捷尔纳克(1958)、萧洛霍夫(1965)、索尔仁尼琴(19770)、布罗斯基(1987)说事,以进一步证明诺贝尔文学院“不设政治法庭，不设道德法庭,而只作审美判断”。据他说:“这五人中,只有一个被苏联政府认可的萧洛霍夫，其它四个人则是苏联政府的异端，三位流亡海外,一位拒绝流亡但也自觉放逐于革命王国之外。”[21]刘再复的这一说法貌似有理,其实又是在蒙人。上述五名诺奖得主中,固然包括了萧洛霍夫这名“被苏联政府认可的作家”，但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那样，瑞典皇家学院“排斥被他们视为极端、激烈、左倾的人，如高尔基自1918年被第一次提名以后多次被否决”,“但有时,评委会摄于世界舆论的压力(人们强烈要求一些大作家得奖)，也不得不采用折中的办法,如在萧洛霍夫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角逐中,他们先奖励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后奖励萧洛霍夫(1965年)。其实,当时萧洛霍夫的名声比帕斯捷尔纳克大得多，成就也高得多，但帕斯捷尔纳克反苏情绪强烈，故先选中他;又怕人们不满,再选萧洛霍夫。”[22]上述分析，可谓说到了点上。不过,还应当补充的是,萧洛霍夫不只是一位“被苏联政府认可的作家”，他同时也是一位被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以及苏联文学界严厉批评过的作家。斯大林曾指出萧洛霍夫在其《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对塞尔佐夫、波德焦尔柯夫、克利沃什吕柯夫等人物做了简直是不确实的介绍”，只是由于这部小说“总的倾向”是好的，所以应予肯定。[23]试想，假如萧洛霍夫不曾受到过斯大林等人的批评,甚至还得到过斯大林的赞扬，瑞典文学院还会颁奖给他吗?高尔基的文学成就并不低于萧洛霍夫,其长篇小说《母亲》被列宁赞誉为“一本必须的书”、“一本非常及时的书”[24]但瑞典文学院却死活不肯颁奖给他，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刘再复企图以萧洛霍夫获奖来证明瑞典文学院“只作审美判断”，也只能是徒劳的。
其实，否定政治因素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审中的作用，既无必要，也不明智。因为文学批评的政治性，不是什么人强加于它的赘疣，而是文学批评本身具有的客观规律。从文学批评的客体——文学作品来看，文学反映人类社会生活，而政治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学反眏人类社会生活，就难免要反映政治，特別是那些内容较丰富的作品，更是如此。所以，文学批评也必然要对作品的政治思想内容做出评判。从文学批评的主体——批评家来看，他们都属于一定阶级中的人，在开展文学批评时，必然要对文学作品做出符合本阶级利益的评判。所以，中外进步的、正直的文艺理论家从不掩饰、回避文学批评的政治性。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34——)说过：“政治视角构成一切阅读与阐释的绝对视阈”[25]。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1934——)也指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论显得多么公允，从根本上说，它们永远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性”[26]。这两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大师的话语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用颇遭某些“新潮”文论家冷嘲热讽的毛泽东的话说，即“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27]中外文学批评实践也充分表明，那种所谓“不设政治法庭，不设道德法庭，只设审美判断”的文学批评，或许在阶级出现以前或阶级消灭以后的社会中曾经有过或将会出现，但在人类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却从未有过。当然，如果只是评论一篇表现共同人性的具体作品，确无必要对其做政治分析，但就文学批评的整体而言，则断不可“不设政治法庭，不高道德法庭，只做审美判断”。然而，一些心中有鬼的人则一面矢口否认文学批评的政治性，反对文学批评的“政治法庭”，一面却又顽固地将其作为考量作家作品的重要的甚至唯一的标准，将符合其政治观的作品往天上捧，而将与其政治观相左的作品往地里按，这就是20世纪至今“世界性文学批评视野”中的一道奇特景观。
吴：我读刘再复的《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等文章，觉得他把诺奖说得太好，甚至为诺奖评审中存在的问题辩护。
刘：没错。刘再复等人的辩护十分卖力，他们既贬低应该获诺奖却未能获得的作家作品，为诺奖评委会推卸责任;又吹捧本不该获奖的作家及其作品，以维护诺奖及其评委会的权威性。但无论哪种情况，他们的辩护其实都很无力。
从诺奖设立到2012前的一百多年中，未向中国作家颁奖，这显然说不过去，于是，一些人就辩解说，1927年诺奖评委会原本要颁奖给鲁迅，并托人征求鲁迅意见，后因鲁迅拒绝而未实行。1988年诺奖评委会又准备颁奖给沈从文，但沈从文却于这年五月逝世，又未成功。总之，百年诺贝尔文学奖未颁给中国作家，并非诺奖评委会的过错，而只是一些偶然因素所致。这些说法貌似有理，实则不然。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先来看鲁迅，1927年，瑞典一位考古探险家来中国时，曾与刘半农商量，打算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征求鲁迅意见。鲁迅于这年九月二十五日给台静农回信，称自己“不配”获此奖项，诺奖评委会只得作罢。关于沈从文未能获诺奖一事，刘再复曾这样写道：“一九八八年，他(指沈从文——引者)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据说，瑞典文学院已初步决定把该年的文学奖授予他了。可惜，他却在这一年的五月十日去世。按照文学奖章程的规定，死者是不可以作为获奖者的。就这样，阴错阳差，中国失去了一个机会。”[28]事实果真如此吗?按照刘再复的说法，诺贝尔文学奖有一套严格的评审程序，每年2月1日午夜前由相关专家推荐本年度获奖作家候选人，“候选人名单每年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多名”，委员会对名单进行筛选，“到了五月底，便缩减到只剩下五名”，“到了十月初，院士们进行无记名投票”，才能决定获奖人。“整个过程严格保密，不仅谁得诺贝尔奖不知道，即使进入前五名的名单和其他提名名单也保密的严严实实。”[29]既然如此，那么，一些人为何能在很早之前就得知诺奖评委会要授奖给鲁迅和沈从文了呢?很显然，他们不过是在玩障眼法，是乘人们不注意时，将瑞典个別人的动议偷换成了“瑞典文学院”的“决定”。这样一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百年来未给中国作家颁奖这件屡遭世人质疑的事，便似乎真的只是由于“阴差阳错”所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也不再只是按照西方标准进行评奖的一个组织，而真的是什么“举世瞩目的拥有最高声望的文学评论机构”了。然而，这点小伎俩又能蒙骗得了谁呢!况且，鲁迅、沈从文未能获诺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真是因为鲁迅曾婉拒该奖而沈从文则在评奖前去世这些原因吗?未必。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就曾被他拒绝[30];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决定颁奖给法国作家让·保尔•萨特，被萨特以该奖项“人为地成为一种西方集团的奖金”、“成为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徒的荣誉”为由而拒绝领取[31];1931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瑞典诗人埃里克•阿克塞尔•卡尔塞尔德，而他却在这一年4月8日即逝世[32]。既然上述三人都可获奖,那么,为什么情况与他们相同的中国作家鲁迅、沈从文却不能获诺奖呢?显然是另有隐情。
刘再复知道,在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常被非议的是邱吉尔和赛珍珠”[33]他于是选择这俩人为突破口,竭力为之辩解,以捍卫诺奖的权威性。英国原首相邱吉尔，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位特殊的得奖人，他虽然喜欢文学,但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只写过一部名为《萨伏罗拉》(1900年)的长篇小说,专家认为“它还称不上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33]。然而，邱吉尔在1953年却以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篇战时演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开后，国际文坛舆论哗然,认为这是“政治的需要”。对此,刘再复以赞赏的笔调援引1983年获诺奖的英国作家威廉·高登在颁奖典礼上发表的演说辞进行辩解。高登说：“他(指邱吉尔)的获奖不是由于诗歌和散文,而是一部质朴简洁的叙事作品,它是真正表达人类战胜和藐视一切困难的充满真情的言论。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们都知道，是邱吉尔诗一样的行动,改变了一个时期的历史。”[35]刘再复坦言他对高登的上述言论“产生了共鸣”，并且补充写道:“人类创造的文学,不应当屈从于教科上的狭窄的定义,像邱吉尔这样富有大诗意的言论,代表人类一代战士征服魔鬼的精彩言论,绝对是美丽的散文，而且是闪耀着理想主义光焰的散文。”[36]这里,既有对邱吉尔“诗一样的行动”的礼赞,又有对其“富有大诗意的言论”的褒扬，于是，邱吉尔获诺贝尔文学奖似乎真的是实至名归、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了。但问题在于,既然叫诺贝尔“文学奖”,顾名思义,其奖励对象应当是优秀作家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如果突破教科书上关于“文学”以及“诗歌”、“散文”、“小说”等名词、术语的“狭窄”定义，将“诗一样的行动”和“富有大诗意的言论”统统囊括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范围，这样一来,那个奖项还能称其为诺贝尔“文学”奖吗?
获得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本名帕尔·斯登斯克里克·布克(1892-1973)，赛珍珠是她模仿清末名妓“赛金花”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她从小跟随作为传教士的父母亲来中国学习、生活了一些年,创作了一些以中国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鲁迅1931年11月15日致姚克的信中曾写道:“即如布克夫人(指赛珍珠一引者)，上海大受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37]鲁迅上述对赛珍珠作品的评价可谓深中肯綮。的确，她作为一名美国人，对中国社会虽有一定了解，“但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加之她受其作为美国传教士的父母亲的影响，因而不可能深刻反映中国社会的“真相”。所以,人们对她获诺奖提出非议,原本是情理中的事。然而,刘再复则偏不这么看,说什么“以赛珍珠为例来非议诺贝尔文学奖也未必妥当”[38]他还说赛珍珠的小说《母亲》中关于中国妇女“双重奴隶的悲剧可说是被写得令人惊心动魂”。赛珍珠的《母亲》，现在已不容易看到，但好在刘再复对这部小说的内容做了简要的介绍，他写道:“在她(指赛珍珠——引者)笔下中国妇女生活在双重黑暗的夹缝中:一重是过去的黑暗——过去那种不把妇女当作人的传统观念多么黑暗;一重是未来的黑暗——等在妇女面前的年老色衰，被丈夫所厌弃。”[39]原来,被刘再复赞赏不已的这部小说，不过是中国历代文学中出现过无数次的“痴心女子负心汉”这类“老而又老的故事”，它何以竟然能令刘再复“惊心动魄”，不得而知。刘再复还评价道:“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除了鲁迅之外,其他作家对中国妇女惨苦命运的描写,似乎没有超过赛珍珠的。”[40]真的是这样吗?远的不去说,就拿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差不多同时创作的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来看,它“用严峻深远的笔触,通过‘典妻’制度,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野蛮、残酷和封建道德的虚伪与堕落。它是旧中国劳动妇女的血泪史，也是对旧社会愤怒的控诉书。”[41]因而备受文学史家所推崇,称其为“继鲁迅《祝福》之后,反映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劳动妇女的血泪生活的又一力作”[42]我们只要将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与赛珍珠的《母亲》加以对比则不难发现，后者在思想内容的深刻性、人物形象的鲜活性、故事情节的生动性，以及语言的运用、结构的安排等方面,都远非后者所能企及。然而,刘再复却置前者于不顾，将后者对中国妇女惨苦命运的反映,说成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除鲁迅之外”，还没有人能超过。刘再复究竟是真的看不明白二者的高下，还是为了维护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而假装糊涂呢?相信广大读者自有公论。
刘再复为了维护瑞典文学院这一所谓“举世瞩目的文学评奖机构”的“最高声望”，可谓不遗余力,费尽心思，甚至连瑞典人的性格特征和诺奖颁奖仪式的一些细节，都被他用来说事。他从“一般瑞典人都是宽容谦和的”，说到瑞典国王“风度很好，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又从参加颁奖的人“全部穿上礼服”，写到主席台上就坐人员的座位排列及其“结构的象征意蕴”;……。[43]但这些又能说明什么呢?我们知道,诺奖除文学奖外,还设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与和平奖。其中物理、化学、医学这些自然科学奖项的权威信如何,我们是外行,不敢妄加评论。至于诺贝尔和平奖,那问题可就大了去了。其获奖者中既有动辄践踏国际法准则、侵犯别国主权的世界霸主;又有为讨好西方大国而出卖社会主义的犹大;也有破坏祖国统一的民族分裂头目;还有秉承其西方主子旨意蓄意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在押罪犯，……。上述丑类的诺贝尔和平奖奖金，也无一例外是由“风度很好,脸上总是带着微笑”的瑞典国王亲自颁发的，但这能说明他们真的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过什么贡献吗?
吴：刘再复一面美化、拔高诺贝尔文学奖及其得主和作品，一面大谈他如何向诺奖评委马悦然举荐他的“两位好友”——高行健和莫言，大谈他早就以“黄土地上的奇迹”这样“最高的评价”夸奖莫言，大谈莫言曾称他的“扁平人物”和“多重性格复合”等“许多精彩观点”对其创作的“指导之功大焉”，……这些，都让人觉得刘再复是想从高行健和莫言获诺奖中得到点什么,想从中有所收益。
刘:没错，刘再复是想通过这些,把自己打扮为成文坛伯乐，为使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做出多么了不起的贡献。不过,刘再复的主要目的还不是这个，其主要目的在于彻底“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他提出的我国应“从政治制度上、社会结构上和人的精神素质上全面学习西方”的主张。[44]
吴:您这样讲是否上“纲”高了点?是否混淆了文学和政治的界限?
刘:我认为没有。刘再复不是一个躲进书斋中搞“纯学术”研究的学者,他的政治热情向来很高。我们且不说他“文革”中从他所在的《新建设》杂志社跑到中科院社科部文学研究所去造反,带头辱骂所长何其芳“何其臭也”;也不说他在1989年春夏之交跑到天安门广场和中共北京市委大门前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说，只讲他“出走”美国后，在同李泽厚关于“告别革命”的“对话”中极力宣扬所谓“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的高论[45],以及他在香港《明报》发表的《孔雀东南飞》一文中，肆意丑化列宁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以及“革命领袖”们领导下的“中国”的谬说(详见《明报》月刊1994年4月号)，即不难窥见其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敌视态度。其实，刘再复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的长文《论文学的主体性》中，就流露出其错误的政治倾向。北京大学的董学文教授曾从“‘从主体失落论’，看对‘五四’以来革命文艺传统的歪曲;从‘主体缺乏现实土壤论’，看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呼唤;从文体革命论，看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拒态度”等三个方面，对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政治倾向做了透视。董先生指出:“刘再复决非什么‘书生气十足的人’，他也决不是在进行一门具体学科内部的理论探索,而是在利用学术研究大反马克思主义”。刘再复近年来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文章和谈话,也无不是在借题发挥,宣扬他那一套错误的文学观、历史观和政治观。
吴:请您讲具体一点，好吗?
刘: 好的。我们先来看刘再复是怎样通过拔高诺贝尔文学奖来贬低我国革命文学传统的。刘再复在谈到20世纪中国作家未能“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时，闭口不谈瑞典皇家学院对中国及中国文学的偏见等原因,而是归罪于中国革命文学“太意识形态化”。他写道:“20世纪中国文学的致命伤是它太意识形态化，尤其是30年代的左翼文学和40年代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46]。另据他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曾出现了一批不错的作家,“但是，其中一部分作家受时代政治风气影响太深，使自己的作品过于意识形态化从而削弱了文学价值，如茅盾，他当然无法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视野”。上世纪下半叶国内产生了一群新作家，但由于受时代政治影响,文学生态环境不好，“因此,在五六七十年代,虽然出现了一些努力写作的作家,但其努力均成效不大。这些作家自然无法进入世界性的文学批评视野。”[47]我们知道,我国革命文学是中国共产党人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继承我国“文以载道”等优秀文学传统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陈独秀就分别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文学革命论》等，呼唤革命文学的诞生。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文学艺术看作是一种“观念形态”，要求革命文艺“很好地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48]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引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20世纪我国革命文学蓬勃发展，涌现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丁玲、赵树理、柳青等一大批革命作家及他们创作的《阿Q正传》《女神》《子夜》《家》《骆驼祥子》《雷雨》《日出》《屈原》《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优秀作品。上世纪下半叶的“五六七十年代”,我国作家又创作出版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谁是最可爱的人》《保卫延安》《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蔡文姬》《胆剑篇》《甘庶林——青纱帐》《雷锋之歌》《周总理,你在哪里》《哥德巴赫猜想》等数不胜数的优秀作品。它们在鼓舞人民群众革命斗志的同时,也使其获得极大的审美愉悦，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当年,这些作品的发行量动辄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册，影响了我国的一代甚至几代人,至今仍盛传不衰，这些，都远非某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所能望其项背。当然，对于某些看到“左翼”、“社会主义”等字眼便浑身不舒服，甚至立刻拨刀相向的人来说，上述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文学精品,当然不会被其认可,因而“无法进入世界文学批评的视野”。就拿刘再复所谓“受时代政治风气影响太深”的茅盾来说，其代表作《子夜》通过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典型形象的赵伯韬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吴荪甫激烈的矛盾和斗争,全面反映了1929-1932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恐惶对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严重影响,从而以全面的、生动的事实,反映出当时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子夜》的政治思想内容，根本不可能被瑞典皇家学院所接受,所以,尽管它出版后好评如潮(其中包括鲁迅、瞿秋白等重量级人物的赞扬)，1933年被称作中国文学界的“《子夜》年”，但也“当然不可能进入诺贝尔文奖的视野”。但这又怎么样!评价中国文学作品，最有发言权的是中国的广大读者,而不是什么“世界性文学批评视野”，不是西方某个角落的几位读不懂中文的洋大人和个别“汉学家”，我们的文学批评家大可不必仰洋人之鼻息,唯洋人之马首是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指出:“撇开2012年,从最近1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名单和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出,一向表示拥抱理想主义的诺贝尔文学奖，确实大都颁给了一些有着明显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这些人大都对所在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这几乎也是瑞典学院的一贯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倾向更为强烈地凸现出来。”[49]究其原因，乃是由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的偏见依然强大,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将继续存在并化生出不同的变体”[50]。面对这种现实,我们难道能够为了“荣获”诺奖，就去迎合瑞典文学院,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改旗易帜吗?那些口口声声大谈特谈“主体性”的人,为何偏偏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却让自己的主体性“失落”得一干二净呢!
刘再复为贬低我国“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和四十年代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还将沈从文的创作与之对比。据他说，沈从文的“特别”“有两个方面”:“一是三四十年代作家们都热心于政治并使自己作品的意识形态色彩愈来愈浓的时候,他却逃避政治,逃避政权的干预,仰仗自然神灵的力量,专注于人性的研究与描写，……这种选择使他的作品冷静而具有永恒的力量”。“第二是一九四九年之后,当其它作家紧跟政治而创作讴歌文学时,他却选择了‘沉默’，而且一直沉默到死。”四九年之后,他献给世界的是“作家的沉默美”。[51]刘再复的这些话又是在蒙人，事实究竟如何呢?沈从文1930年前后属于“新月派”，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沈从文却追求所谓“纯艺术”的美,走进象牙之塔。他还公开反对作家参与政治，反映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因而遭到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们的批评。当然，沈从文的《边城》等作品，描写湘西的风土人情,细腻淡雅,给人以善的启迪和美的享受,其文学价值应予肯定,但不宜捧得太高，更不能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以此去贬低“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和四十年代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至于刘再复所谓沈从文一九四九年以后贡献给世界的是“作家的沉默美”一说，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即被某些“重写文学史”论者炒来炒去,甚至说沈先生是“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绝笔于文学创作”，“终止了文学事业”。[52]以此来渲染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的“专制”和“文化生态环境”的恶劣。但可惜的是,刘再复们的上述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正如有专家指出的那样:“沈从文解放后固然写得比解放前少,但仍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53];1951年写了《我的学习》，刊于当年11月4日《大公报》;1953年9月出席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接见，毛泽东曾鼓励他重新写小说;1956年创作发表散文《天安门前》《春游颐和园》;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沈从文小说选》，同年6至7月,在《旅行家》上发《新湘行记》和《谈“写游记”》;8月在《人民文学》发表散文《一点回忆,一点感想》;1959年在《人民文学》发表散文《悼靳以》，在《乡土》发表《让我们友谊常青》;1961年6月在《光明日报》发表《不怕鬼的故事》的评论。12月与华山、阮章竞、戈壁舟等同游井冈山、庐山,写出《井冈山诗抄》等，发表于1962年的《人民文学》;1963年在《人民文学》发表散文《过节与观灯》;1958年,毛泽东曾请沈从文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曾当众宣布“北京市文联主席的工作，我们想请沈从文同志担任。”沈从文一听急了，说：“这不行，我还是做我的文物研究工作，我这个人上不了台面。” [54]此事就此搁浅。事实说明,解放后至文革前,党和政府不但未对沈从文打压封杀，而且积极安排他深入生活，鼓励他写出新作品。沈从文也并非如刘再复所说“一直沉默到死”，所谓沈从文献给世界的“作家的沉默美”纯属子虚乌有，它倒是又一次暴露出刘再复们谈论文学背后所隐藏着的政治动机。
吴:刘再复在谈论诺贝尔文学奖时借沈从文说事,他真的是主张作家要像沈从文一样“逃避政治”，专注于“人性的描写与研究”吗?
刘:我看不是。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其一,沈从文当年主张作家“逃避”抗日战争这个当时最大的“政治”，这本身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态度。况且,沈从文并未完全“逃避政治”。抗日战争时期他到了昆明,同当地出版的刊物《战国策》(陈西滢主编)“有关系”，“这个刊物的立场思想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息息相通。”[55]这件事本身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沈先生的政治倾向。对于这些简单的道理,刘再复想必不会不明白,只怕是他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又在借题发挥。其二，上世纪苏联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五名作家中,有4名(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宁、布罗斯基)坚持反苏反共的政治立场,他们创作的《日瓦戈医生》《布拉格群岛》《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在揭露苏联社会生活中的缺点和错误的名义下，肆意丑化苏共及其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因而遭到苏联文学界的严厉批判，但却得到瑞典文学院的青睐。当人们对瑞典文学院此种做法提出质疑和“抗议”时,刘再复竭力为之辯护，不过此时的刘再复，不再说作家要“逃避政治”，应当“仰仗自然神灵的力量，专注于人性的研究和描写”，也不管《日瓦戈医生》《布拉群岛》等作品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否“过浓”，而是“变革思维方式”，大谈“文学毕竟不是存在于象牙塔之中，它处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主张作家和批评家在进行创作和批评时，要“表现出某种正直的、必要的道义倾向”。[56]可见，刘再复并非真的主张作家“逃避政治”，而只是要他们“逃避”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治”,而像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宁、布朗斯基一样,以自己的作品为“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
吴:请谈谈您对莫言作品的看法,好吗?
刘:好吧。莫言是一位高产作家,其作品数量之多，在当代作家中比较少见。因此,要对其创作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大体上说，我比较同意这样的看法:“莫言在文学创作上有不小的成就,曾给读者带来真的启迪、善的熏陶与美的愉悦;但也无可否认，莫言在文学创作上有不小的失误，也曾给读者带来假的误导、恶的困惑与丑的恶心。”[57]对于莫言的创作，任意拔高或随意贬低，都是对读者和作者的不负责任。至于有人借题发挥,鼓吹错误的文学观、历史观和政治观的做法，则更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文学批评不但可用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进行艺术欣赏，它还往往被用作文艺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武器。当年,沙皇御用文人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趁列夫·托尔斯泰80周年诞辰(1908年)和托翁逝世(1910年)，掀起一场歌颂“托尔斯泰主义”的大合唱，无耻吹捧托尔斯泰是“公众的良心”、“生活的导师”、“文明人类的呼声”、“世界一致的反响”，但反动文人们无视托翁对沙皇专制制度、土地私有制和官办教会的无情揭露和愤怒抗议,却别有用心地美化其作品和学说中的反动内容——“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妄图以此来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为此,列宁写了《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等一组论托尔斯泰的文章,正确评价托翁的功过是非，深刻揭露了反动文人们的险恶用心。[58]
吴:您是否认为近年来夸奖莫言的文字中，也有类似现象?
刘:是的，其代表作当首推刘再复新近出版的论文和谈话集《莫言了不起》(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刘再复在这部书中,借赞扬莫言，继续否定我国的革命文学传统,宣扬西方错误的文艺思潮,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企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和社会主义制度改旗易帜。
吴:请您讲具体点。
刘:刘再复对莫言的评价，并非如他女儿刘剑梅所谓“父亲对莫言的评价极为真实”，“有理有据”，“非常有说服力”[59]，而是充满了溢美之辞。他称莫言和高行健是“两位杰出的人类之子”[60]。莫言是“产生于中国的巴尔扎克似的伟大作家”[61]，莫言所讲故事,“讲出了荷马史诗似的大叙述”[62] “讲出了巴尔扎克似的现实大画卷，马尔科斯似的魔幻大神奇”[63];《透明的红萝卜》的“文学价值绝不在《阿Q正传》之下”[64]，《生死疲劳》“绝对是百年来人类文学的经典极品”[65];《丰乳肥臂》“是一部充分莫言化(充分个人化)的百年中国沧桑史、情感史、人性史、命运史”。[66]莫言的作品“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67]，“赢得国内各阶层读者的共鸣”[68];还说他读了莫言的《酒国》后,“身心被摇撼得难以自持”,[69]。刘再复对莫言及其作品的评价是否客观准确，《酒国》等是否令他“身心被摇撼得难以自持”, “不知所措”。此类问题,无法用仪器检测证明,所以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放心大胆地去胡说，谁也奈何不得。至于莫言作品在国内外的影响究竟如何,则是客观存在，人们特别是评论家完全可根据所调查研究的结果，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任何人都休想一手遮天,欺世蒙人。那么,莫言作品的影响力真如刘再复所说吗?莫言的同学、著名文艺评论家朱向前在谈到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红蝗》《白棉花》《父亲在民夫连里》、长篇小说《食草家族》《十三步》《天堂蒜苔之歌》《酒国》等”作品时，说它们“大都让我读得大费周章或大失所望,从渐失阅读快感到难以卒读”[70]。朱文中还讲了1994年他同莫言的一次会见:“交谈中,他委婉地做了一点解释，就是这几年作品在国内不被看好，但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翻译不少,颇受欢迎”[71]。评论家张志忠教授论及莫言的《欢乐》《酒国》等作品时，说它们给出的生活图景“背离了人们的切身体验，……在中国本土,它们很难让人们喜爱和认同”[72]。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杭零写道:“在法国，《酒国》和《丰乳肥臀》被看作是莫言的代表作。有趣的是,在国内前者初版时反应平平,后者自出版之日起便争议不断。”[73]另据中国新闻网报道，莫言的《丰乳肥臂》曾因内容的尖锐而引起轩然大波,“很多老作家、老干部写文章批判、写信上告”。[74]新近出版的论文集《莫言批判》(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汇集了陈辽、贺绍俊、潘凱雄、朱向前、王干、李建军、邓晓芒、李云雷等40余位评论家和教授关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红蝗》《四十一炮》《断手》《酒国》等的评论文章，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尖锐地指出其失误，认为《丰乳肥臂》是一部“令人遗憾的平庸之作”(楼观云)，《蛙》是一部“华丽而苍白”的作品(李云雷),《红蝗》存在感觉描写“毫无节制”的弊端(贺绍俊、潘凱雄)，“从颠覆历史到取媚世俗”,构成了“莫言的新历史小说的审美趋势”(吴刚)，“理论准备不足将使莫言没言”(常智奇)，……。(上述引文均引自李斌、程桂婷编：《莫言批判》目录)上述发表在国内权威报刊和公开出版物上的权威评论家文章中透露出的信息，无情地戳穿了刘再复所谓莫言作品“震撼了国内的千百万读者”、“赢得国内各阶层读者的共鸣”等谎言。当然,刘再复不会同意上述对莫言作品的批评,在他看来，这些批评者不过是“一些自视不凡者,把莫言当酸果苦果，硬吞下去后不仅心态不正常，而且胃态、肠态、体态也不正常。写起文章含醋又配辣,矫情、酸情、悲情、嫉妒情、复杂情,样样都发出怪味。”[75]他还将对莫言作品提出批评的人们比喻为“成群结队的鲨鱼”，不断“攻击”莫言这条“文学海洋中名副其实的鲸鱼”[76]。读者从刘再复的这些尖酸刻薄、连讽带刺的话语中，也不难体会到国内读者对莫言小说的评论存在较大分歧，而他关于莫言作品影响力的说法，是不顾事实的夸大之辞，又是在蒙人。
吴:他这样说是否过分了点，怎么可以不允许别人对一个作家的作品发表不同意见呢?
刘:刘再复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上世纪80年代关于他提出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的讨论中，刘再复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文学评论》主编，当时,“文学所内外”对刘的主体性理论“都有不同意见,但《文学评论》却只发表赞同的文章,对批评主体性的文章则连一篇也不发”[77]。姚雪垠先生曾写文章与刘再复商榷，刘再复便以尖酸刻薄的语言，去讽刺挖苦这位当时已80多岁高龄的老作家。[78]与此同时，他却在他主编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他领导下的研究所两位年轻人的文章，吹捧“刘再复的文章渗透着一种巨大的人格力量和理想主义精神”，“充斥”刘再复“整个灵魂”的是“浮士德精神”。[79]
吴：在我印象中，刘再复先生经常批评中国“大陆”的“文化环境”如何不好，呼吁实行学术民主、艺术民主，可他自己行动中却怎么又不按照自己主张的这些去做呢?
刘：民主、自由、人权、人性这些词汇曾作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口号，在反对封建贵族阶级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当资产阶级夺得政权后，这些口号在他们那里就变了味，成为他们维护本阶级利益的虚伪幌子。例如：西方某大国一面竭力标榜新闻自由等，一面却又往别国大使馆扔导弹，残酷杀害敢于报道事件真相的新闻记者;一面喋喋不休地对别国的“人权问题”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一面却又放肆地侵犯他人隐私，对包括自己盟国首脑在内的世界许多人们实行严密监控;国人中某些“民运人士”一方面将“民主”二字挂在嘴上，一面却又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全然一副学霸嘴脸。所以，当我们听到民主、自由、人权、人性这类好听的词汇时，要多留个心眼，警防被那些挂羊头卖狗肉者所忽悠。
吴：请您再具体讲讲刘再复吹捧莫言的政治用心。
刘：如同当年沙皇御用文人借吹捧托尔斯泰兜售其反动的“托尔斯泰主义”一样,刘再复夸大莫言作品的影响力,其目的在于推销他自己那一套错误的文艺观、政治观和历史观。刘再复曾不止一次地写道:“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性退化了,生命萎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被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和生机。所以,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然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80]刘再复在答《亚州週刊》记者江迅的提问时，谈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作家的三点“启迪”意义，一曰“文学不应当走向概念，而应当走向生命，……莫言的宝贵之处是他最彻底地抛弃教条,最彻底地冲破概念的牢笼,让自己的作品只磅礴着生命”;[81]二曰“文学是最自由的领域，……文学可以不理会任何金科玉律，可以‘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三曰“进行颠覆性写作,……《红高粱》颠覆了抗日战争的历史;《天堂蒜苔之歌》颠覆了‘天堂’，把天堂县写成了地狱县;……颠覆了市场神话,如《酒国》;颠覆了土地革命，如《生死疲劳》。总之,是颠覆了以往的‘政治权力叙事’和‘政治意识形态叙事’”。[82]刘再复上述言论概括说来，即中华民族这一“人种”已严重“退化”，“退化”的原因是由于被“层层叠叠的教条所窒息”，解决的办法是“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欲望的爆炸”，方可使“垂死”的中国“恢复”其“生命”。为此,中国作家应当以莫言为榜样,“最彻底地抛弃教条”,“不理会任何金科玉律”，进行“最自由的”“颠覆性写作”，“颠覆以往的‘政治权力叙事’和‘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如果以上概括基本符合刘再复的原意的话,那么，他的这些说法则大可商榷。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前进，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大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20世纪下半叶,全国人民又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从80年代以来，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加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间,虽然出现过不少失误，甚至像“文革”那样的重大失误,但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成就是主要的，中国人民无愧于“伟大的人民”这一光荣称号。刘再复所谓我们民族出现了“种的退化”，“垂死”的“中国”必须以“性的觉醒”之类去拯救等高论,不过是痴人说梦,危言耸听。至于刘再复希望中国作家从莫言创作中获得“启迪”,“最彻底地抛弃教条”，进行所谓“最自由的”“颠覆性写作”一类说法,我们抛开莫言创作是否真如刘再复所说不谈,单就刘再复为当代中国作家指出的前进方向而论,则是大错特错的。其道理很简单,根据刘再复“不赞成”莫言与其他作家联袂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幼稚”行动，以及他一再反对“意识形态”“主义”对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和“四十年代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干扰”等言论,我们可以认定,刘再复主张“抛弃”“冲开”的“教条”和“概念”,当不是指一般的文学理论，如他倡导的“多重性格复合论”“扁平人物论”等,而是专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特別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文艺理论。我们前面说过,20世纪以来，我国文学创作中的重大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光辉指引下取得的,倘若按照刘再复的主张，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彻底抛弃”掉,而沿着与之相反的方向去进行“最自由的”“颠覆性写作”，这样的写作会是什么样子呢?对此，刘再复已经做出回答,即像《红高粱》那样“颠覆”“抗日战争”，像《生死疲劳》那样“颠覆”“土地革命”,像《酒国》那样“颠覆”“市场神论”。(莫言上述作品是否真如刘再复所说,学界意见不一，这里暂不讨论)。无需讳言，以往我国反映抗日战争、土地革命以及新时期实行市场经济的文学作品中，的确存在某些不足,在反映这些历史阶段社会生活的主流时，对当时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的支流现象反映不够或有所遮蔽,如抗日战争中的民间土匪武装抗日、土地改革中对个别地主的不当处置以及实行市场经济诱发的欲望膨胀等。对于这些,包括莫言作品在内的新时期文学，已进行了一些补充和纠正，这是完全必要的,它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加全面地认识我国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但是,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走向另一极端,将当代文学中以抗日战争为内容的《吕梁英雄传》《铁道游击队》等、以土地改革为内容的《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河上》等以及实行商品经济为内容的《苍天在上》《人间正道》等，统统扣上“意识形态叙事”“政治权力叙事”的帽子，进行“彻底颠覆”，并以“最自由的”“颠覆性写作”取而代之，在作品中歪曲、丑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斗争、土地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等，丑化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美化日本侵略者、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这就不能被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当年苏联以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为代表的“回归派”作家，正是通过其《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等,“彻底颠覆”了高尔基、马雅科夫斯基、法捷耶夫等以及他们创作的《母亲》、《列宁》、《毁灭》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学，他们在其作品中无限夸大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失误,肆意丑化列宁、斯大林和他们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因而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这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前车之辙，不可不鉴。
吴:刘再复等人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错误言论，对我国文学界有没有不良影响?
刘:有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同志曾尖锐地指出文艺评论中一种错误倾向:“那些打着所谓的‘批判’幌子的、以一面地在挖空心思丑化共产党形象、丑化执政者、丑化民族形象、丑化当代人民的作品，似乎异常吃香，‘评论家’和‘媒记’们纷纷为之喝彩,捧到天上。相反,谁要是正面讴歌党、讴歌改革开放、讴歌人民群众，却被明里暗里贴上‘广告’和‘吹鼓手’的标签,即使再好的作品也会被挤出‘评论视线’。”[83]造成这种不良倾向的原因比较复杂,某些海外人士和“漂流”海外的中国人的误导，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西方世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普遍怀有偏见,那些丑化中国共产党、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中华民族的作品,满足了西方人通过中国当代文学了解中国的愿望,于是便大量引进,并为之喝彩，予以重奖;而某些“漂流”海外、寄人篱下的中国人，也鹦鹉学舌地跟着洋大人起哄。我们不妨再举一个例子，诺奖评委马悦然对山西作家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和长篇小说《旧址》“称赞不已”，并积极翻译。刘再复于是跟着赞扬道:“马悦然是有艺术眼光的，李锐的《厚土》《旧址》确实是不同凡响的杰作。”[84]李锐的这两部“杰作”究竟“不同凡响”在哪里?刘再复告诉人们,《厚土》中所写的“吕梁山下那些贫穷的庄稼汉,那些纯朴中的狡黠,善良中的愚昧,那些让人发笑又让人心酸的性纠葛的故事,每一篇都那么纯粹又那么深厚地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85]而“《旧址》(美国作家LESASGG称该书是中国的《日瓦戈医生》[86])则是真正的长篇，……它容下了从20年代到80年代整整一个革命历史时代,并气魄宏大地书写了跨越三代人的中国革命大悲剧。”[87]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厚土》中书写的“吕梁山下”那些“贫穷”“狡黠”“愚昧”的“庄稼汉”和他们“那些让人发笑又让人心酸的性纠葛的故事”,竟然能够“纯粹”而又“深刻”地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呢?“真实的中国”难道真的如此吗?《旧址》书写的“从20年代到80年代”那“跨越三代人的中国革命”，真的是什么“大悲剧”吗?相信任何稍有理智的中国人,对此都不难做出正确的判断,无需赘言。
吴：马悦然、刘再复对我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评价同国内广大读者的评价差距很大，这恐怕主要是由于他们对20世纪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看法存在重大分歧而造成的吧?
刘：是的，马悦然等诺奖评委生活在西方，他们不可能不以西方主流价值观去评价我国作家作品。至于刘再复，他在同李泽厚关于“告别革命”的对话中，将上世纪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统统否定，既然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都错了，那么歌颂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自然也都是不好的作品，而只有丑化中国革命的作品才是“精品”、“极品”。刘再复关于我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评论，不过是其“告别革命”论的翻版。况且，刘再复长期居住在美国，在那里任“客座教授”，从人家那里领取薪酬，这与雇主和雇工的关系差不多，他讲话和写文章，怎么可能不看人家的眼色行事呢?这也是他将巴金20世纪“下半叶头30年”创作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团圆》等说成一钱不值的重要原因。试想，如果刘再复将巴金20世纪“下半叶头30年”创作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团圆》等歌颂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抨击美国侵略者的作品说成是优秀作品，美国这些大学怎么可能请他去授课呢?那人家美校方岂不是成了傻帽、成了“二百五”了吗?
吴：看来，孟子倡导的“知人论世”的评论原则，在评论文学研究者时也是适用的?
刘：没错。某些海外人士和“漂流”海外、寄人篱下的中国人对我国当代文学进行是非颠倒的评判,是由其固有的立场和价值观决定的，可以不去理它。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国内的评论界和媒体,似乎患有文化缺钙症，往往经不住外人忽悠，盲目地跟着洋大人瞎起哄,于是,不少人将诺奖看作评价文学的唯一标准,将其得主说得十全十美,甚至将其创作当作中国文学的唯一坐标。莫言获诺奖后，有人称其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而伟大的标志”[88]有的刊物隆重推出“莫言专号”，有的高校忙不迭地聘请莫言作他们的客座教授,有的出版社高规格出版存在严重政治错误的《莫言了不起》一书(刘再复著),有些颇有名气的评论家过去曾“不止一次”“理直气壮地痛批莫言”作品，莫言获诺奖后，“却突然改口，拼命赞美莫言”[89]……甚至连莫言高密老家旧居前种的红萝卜，也差点被一些追风“媒记”拔光。国人缺乏文化自信竞至如此地步，不但让人啼笑皆非，也不能不令人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心存几分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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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季羡林：《悼念沈从文先生》，季羡林：《故人情深》，第124页，北京：金城出版社，1912年版。
[2]参见郑伯农：《青史凭谁定是非——关于第四次文代会的一段“内幕”》，《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1期;敏泽：《论〈论文学的主体性〉》，《文论报》，1986年第18期;陈淼：《〈论文学的主体性〉识小》，《文艺理论与批评》，1986年第5期。
[3]卫群：《贺敬之：我没说过把高行健放到青海去》，红色文化网，2014年2月26日。
[4] 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1期。
[5] 芳菲：《十八个人的阅读，一个人的阅读史》，《文汇报》，2012年12月7日。
[6] 龙应台：《说大奖，则藐之——与马悦然谈诺贝尔文学奖》，转引自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1期。
[7] 科伦：《汉姆生传》，第4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8]陈辽：《理智对待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文学报》，2012年11月15日。
[9] 刘再复：《再说“黄土地上的奇迹”》，《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1期。
[10] 《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莫言获奖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新华日报》，2012年10月23日。
[11] 转引自李建军：《2012年度“诺奖”〈授奖辞〉解读》，2013年4月10日“文新传媒网——文学报”。
[12]转引自郑凡夫：《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备忘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1期。
[13]转引自郑凡夫：《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备忘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1期。
[14]转引自郑凡夫：《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备忘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1期。
[15]转引自郑凡夫：《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备忘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1期。
[16]转引自郑凡夫：《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备忘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1期。
[17]刘再复：《刘再复谈莫言——答〈南方人物周刊〉卫毅问》，《莫言了不起》，第68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3年版。
[18] 季羡林：《悼念沈从文先生》，《故人情深》，第124页，北京：金城出版社，1912年版。
[19]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
[20]刘再复：《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莫言了不起》，第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21]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
[22]张薇：《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标准与审美标准》，《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6期。
[23]斯大林：《致费里克斯·康同志》，转引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306-30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24] 高尔基：《列宁》，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4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5] 弗·杰姆逊：《政治无意识·前言》，《政治无意识》，第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6]转引自王逢振：《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第102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27]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论文艺》【增订版】，第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28]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学的缺失》，《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
[29]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学的缺失》，《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
[30]吴岳添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辞典》，第78页，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1] 孟昭毅主编：《外国文学史》，第28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2]吴岳添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辞典》，第47页，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3]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
[34]吴岳添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辞典》，第282页，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5]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
[36]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
[37]鲁迅：《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2卷),第272-2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8]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
[39]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
[40]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
[41]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8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42]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第266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3]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
[44] 刘再复、林岗：《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和“五四”运动对人的不同认识》，《人文杂志》，1988年第5期。
[45]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61页，香港：香港明镜出版社，1995年版。
[46]刘再复:《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刘再复《莫言了不起》，第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47]刘再复：《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刘再复《莫言了不起》，第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4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49]熊元义:《重构当代文艺理论——文艺理论家陈众议访谈》，《文艺报》，2013年2月18日。
[50]熊元义:《重构当代文艺理论——文艺理论家陈众议访谈》，《文艺报》，2013年2月18日。
[51]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
[52]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1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3]唐德亮：《〈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谬误》，《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1期。
[54] 凌宇：《沈从文正传》，第189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55] 林焕平:《关于文坛重排座次的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3期。
[56]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
[57] 李斌：《〈莫言批判〉序言:莫言可以批判》，李斌、程桂婷编《莫言批判》，第2页,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8]《列宁选集》(第2卷)，第241——2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9] 刘剑梅：《序：父亲与莫言文学之缘》，刘再复《莫言了不起》，第3——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
[60]刘再复：《驳顾彬》，《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
[61]刘再复：《莫言了不起——答伦敦〈金融时报〉记者薛莉问》，《莫言了不起》，第9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62] 刘再复：《莫言了不起》，第92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
[63]刘再复：《莫言的震撼性启迪——写实、想象与叙事艺术的“三通”》，《莫言了不起》，第4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3年版。
[64]刘再复：《莫言了不起——答伦敦〈金融时报〉记者薛莉问》，《莫言了不起》，第9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3年版。
[65]刘再复：《莫言了不起——答伦敦〈金融时报〉记者薛莉问》，《莫言了不起》，第9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3年版。
[66]刘再复：《莫言了不起——答伦敦〈金融时报〉记者薛莉问》，《莫言了不起》，第9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3年版。
[67]刘再复：《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莫言了不起》，第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3年版。
[68]刘再复：《莫言的震撼性启迪——写实、想象与叙事艺术的“三通”》，《莫言了不起》，第4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3年版。
[69]刘再复：《再说“黄土地上的奇迹”》《莫言了不起》，第3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3年版。
[70]朱向前：《我与同学管谟业》，《文艺报》，2013年3月4日。
[71]朱向前：《我与同学管谟业》，《文艺报》，2013年3月4日。
[72] 张志忠：《论莫言小说》,《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
[73]杭零：《莫言在法国》，《文艺报》，2013年4月15日。
[74] 叶开：《解读一个真实的莫言和他的作品》，《大连日报》，2012年10月12日。
[75]刘再复：《莫言的震撼性启迪——写实、想象与叙事艺术的“三通”》，《莫言了不起》，第42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3年版。
[76]刘再复：《刘再复谈莫言的绝对生命》，《莫言了不起》，第7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3年版。
[77] 王善忠：《我观〈文学评论〉之不足》，《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
[78] 何火任：《当前文学主体性问题论争》，第292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79] 陈燕谷、靳大成：《刘再复现象批判》，《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
[80]刘再复：《刘再复谈莫言的绝对生命》，《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莫言了不起》，第4、1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3年版。
[81]刘再复：《刘再复谈莫言的绝对生命》，《莫言了不起》，第8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3年版。
[82]刘再复：《刘再复谈莫言的绝对生命》，《莫言了不起》，第81——8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3年版。
[83]何建民:《作家要理直气壮地做时代进步的推动者》，《文艺报》，2013年9月23日。
[84]刘再复：《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莫言了不起》，第1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85]刘再复：《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莫言了不起》，第1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86]刘再复：《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莫言了不起》，第12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87]刘再复：《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莫言了不起》，第1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88]林建法、李桂玲：《〈当代作家评论〉视阈中的莫言》，第333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89]唐小林：《可惜了，雷达》，《文学自由谈》，2014年底1期。
作者简介：
吴玉英，女，1980年出生，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现任内蒙古师大文学院讲师。
刘文斌,男,1944年出生,内蒙古临河市人，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现任内蒙古师大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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