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源远流长，今天我们所强调的中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民族文化相融合，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独立振兴、人民幸福安康的长期奋斗中形成的，崇尚爱国、进步、科学、民主、团结、奋斗、自主、创新，具有先进性、民族性、时代性的一种全新精神形态。毛泽东作为“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当之无愧是这一精神形态的主要创造者。他带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衰败沉沦中彻底走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以蓬勃昂扬的姿态傲然屹立世界民族之林。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贡献和影响，不仅是为中国人民立功、立言，而且是为中华民族立德、立魂——“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他的名字、他的思想和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继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

　　一、毛泽东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民族精神遗产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总结

　　中华民族是有着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陷入内外交困、国力衰微、民智不振的危局。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自觉担当起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身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也因在提振民族精神方面居功甚伟，被爱国民主人士誉为“民族之魂”。

　　如何在文化上改造中国、在精神上重振民智毛泽东认为，首先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珍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由于这份遗产主要形成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内容异常庞杂且存在历史局限，不应不加鉴别地全部承继下来，因此毛泽东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并“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也就是要推陈出新。1949年6月，他向文艺理论家马少波解释了推陈出新的涵义“陈者旧也，过去的事物都叫旧，也就是所谓传统。传统有精华，也有糟粕，所以要改革。‘推’字可以作推开、推掉、推翻解释，也可以解释成推崇、推动、推进嘛。

　　如何批判总结、推陈出新毛泽东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例如，“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里面都有“人民性的一面”，值得肯定和挖掘。“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在批判总结基础上推陈出新，遵循了文化发展规律，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能够辩证看待民族精神文化遗产，而且对其精华部分，也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时代发展进步，加以充分的改造，并赋予新的内涵。在以这一思想为指导的不懈探索和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其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二、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共同创造了具有先进性、民族性、时代性的中国精神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不懈奋斗共同创造的中国精神，既源于民族精神，又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经过改造提升，不仅民族性升华到历史的新高度，而且融入了先进性和时代性的新内涵，从而成为一种不同以往的全新精神形态。对这种新的精神形态，人们习惯按照形成时间、空间或代表人物、事件来分别命名，其源头是五四精神，中间是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新时期以来是小岗精神、特区精神、女排精神、九八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等。但若按照实质内涵来归纳总结和提炼概括，中国精神则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一)胸怀天下的爱国精神

　　中国传统社会的爱国，往往与忠君紧密联系在一起，指向政权与族权相结合的“家国”，这在“朕即国家”的“家天下”时代不足为奇。近代以来，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权思想的普及，传统的爱国主义内涵逐渐超越家国情怀，发展为孙中山所倡导的“天下为公”的现代国家观念。正因如此，当“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闻一多、朱自清挺身而出，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进行抗争时，毛泽东便通过厚今薄古的对比大加颂扬——“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还主张，“提倡爱国主义，总要想到国家的事情”，宣传中要“把个人的事情和国家的事情联系起来”。他举例说，在农村里过去曾提过“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结果大家只管家了，后来觉得这个口号提得不对，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这就把家和国联系起来了。可见，毛泽东所提倡的爱国主义，已经超越了个人、家族的小圈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是共产国际为东方各民族争取独立解放提出的战斗口号，得到列宁的高度肯定。当时正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接受了这一口号，而且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一并加以倡导。毛泽东会见美国进步记者和作家史沫特莱时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他后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时，进一步分析指出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包括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世界共产党员都必须坚决反对，因为侵略战争不但是损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损害其本国人民的。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则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因为只有为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而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打倒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也就是帮助了外国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讲，“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至于后来的抗美援朝运动，更是这一结合的典范，“使全国人民受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大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爱国主义精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蓬勃昂扬”。

　　(二)破旧立新的革命精神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革故鼎新的精神传统。先哲们通过观察宇宙万物的运行变化，总结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朴素变革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顺天应人的汤武革命，还是清除时弊的变法更化，都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青年时期立志改造社会的毛泽东，曾寄希望于和平改良，失败后转向暴力革命。他在致好友信中谈到了自己认识的变化“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毛泽东的这一转变，也是当时一大批先进中国人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如何在革命中实现观念形态的变革，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指出，不把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打倒，就什么新文化也建立不起来，“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建国后，他还经常讲“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毛泽东强调破旧立新，并把破与立作为辩证统一的整体来看待。他指出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新政权建立后，毛泽东要求继续以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革命精神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特别在思想文化领域，他认为不批判和改造旧有观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思想文化就难以确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强调“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了“不断革命”思想，指出“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

　　马克思主义主张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认为革命应是不间断的，但又必须分阶段实现。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思想，主要是从对待革命工作的态度和方法角度提出的，强调开展工作要趁热打铁，中间不使冷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还要继续保持革命的昂扬斗志，接连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以“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全面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与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是完全不同的。

　　在“不断革命”思想的推动下，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革命热情持续高涨，英雄人物不断涌现。虽然在工作中，也曾出现夸大主观能动性，不尊重客观规律，结果事与愿违的情况，但这种不断进取、破旧立新的革命精神和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英雄气概，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中华民族是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民族，其辉煌成就早已被英国学者李约瑟的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展现给世人。《汉书》讲到的“实事求是”，朱熹倡导的“格物穷理”，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毕生追求的科学精神。明清之际兴起的实学思潮，更是开一代风气之先。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就是在这种讲求经世致用之学的湘楚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为五四青年，毛泽东又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了西方科学精神的熏陶。

　　接受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后，毛泽东将其运用到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地研究解决中国问题。他在谈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指出“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他还强调，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

　　毛泽东还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经过延安整风和中共七大，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在全党得以确立，并在此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指引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实事求是作为一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精神，又由党内传播到了全社会，提高了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

　　(四)当家做主的主人翁精神

　　中国古代有着以民为本的重民传统，但出发点仍是维护君本。在精神层面，虽然也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但历史舞台的主角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处在从属地位。

　　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思想影响的毛泽东，在社会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1919年他在《湘江评论》发表长文，把“民众的大联合”作为改造社会的一个根本方法，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接受了唯物史观关于人作为劳动主体也是社会历史主体的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进一步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他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在他看来，唤醒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主人翁意识，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精神的体现。而凝结着毛泽东重大理论贡献的群众路线，后来更是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重要方面。

　　无论在革命还是建设中，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培养和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1945年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说，要使广大群众在减租运动中翻身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1963年他从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得知，零陵地区在树立贫农优势的工作中，从政治上充分发挥贫农的主人翁精神，取得了成功经验。对此，毛泽东表示肯定，并“请同志们注意研究和参考”。经他审阅并批示“很好”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要求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充分发挥全体工人、技术人员、职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也强调要“以我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姿态”，“一件一件克服掉”。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翻身解放和当家做主，真正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亲身经历过新旧两个中国更迭的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对新旧两个社会的天壤之别有着更为深切的感受。黄炎培在建国初写道“有人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为什么都把‘人民’两个字大书特书起来好!这问题发得好，要知道就在这个年头发见了‘人’认识了‘人’。就从这里起，人的生命宝贵起来了，人的生活被重视起来了，人的言论和行动的自由，被重视起来了”，总之许多证据表明，“1949年是每一个人抬头的第一年，是群众抬头的第一年，今后我们做人，不可以不认识人，不可以不认识群众”。李济深也在建国10周年时感叹“同样的人民在同样的土地上为什么能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奇迹呢关键就在于人民从前是奴隶，现在是主人。彻底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以主人翁的态度在自己的土地上从事和平的劳动，智慧和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五)平等互助的团结精神

　　中华民族自古就以团结友爱、互助互让著称于世。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及其操纵的中国各派反动势力，为了便于统治压迫，制造矛盾纷争，破坏民族团结，致使国家四分五裂、民众一盘散沙。对此，毛泽东指出，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族人民都“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只有推翻反动统治、消灭阶级压迫，全国各族人民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大团结。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与广大党员一样，把自己看作普通劳动人民的一员，不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爱国民主人士张澜多次向儿女们谈起对毛泽东的印象，说自己虽然出身贫寒，但高高在上几十年，沾染了士大夫习气，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平等对待工人，两相比较，真是自叹弗如。

　　团结就是力量。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大力倡导互助互让、团结合作，指出“我们提倡的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也适用于阶级关系”，目的就是团结一致、共御外侮。

　　互助才能共进。在根据地、解放区的生产劳动和建国后的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对群众自发结成的劳动互助组织表示肯定，指出“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他还主张用这种互助精神处理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强调“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互助精神，使原本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迸发出极大的创造活力。原国民党政要程潜赞叹道“各级人民政府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之下，坚持争取、改造和团结的正确方针，使中国历史上从来无法适当解决的民族纠纷，现在称为兄弟民族，已经一致地团结得很好。在本质上很难团结的小资产阶级，由于获得耐心争取和改造，也都逐渐地团结起来了。现在全国人民的大团结，确是我们最伟大的成就，也只有在这个大团结的基础上，才可能获得两年来的一切成就和进步。”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如果没有经过彻底的社会改革，中国是不可能获得这样伟大的团结的。”另一位国民党政要李宗仁，漂泊海外16年后回到祖国，向中外记者畅谈对新中国的观感时兴奋地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六亿五千万人民已经完全觉醒，团结的像一家人，显示出空前无比的威力。现在我们不是‘病夫’了，而是巨人了!”

　　(六)无所畏惧的奋斗精神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奋发有为的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这种奋斗精神的真实写照。求学期间的毛泽东非常重视磨炼意志，曾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要奋斗就要不畏艰难险阻，不惧流血牺牲。能够支撑起这种无所畏惧奋斗精神的，是坚定的信仰和执着的追求。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指出要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因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强调革命要成功，“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他还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他的三民主义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还在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与革命精神，没有这种毅力，没有这种精神，他的主义与政策是不能实现的”。建国后他还多次称赞鲁迅也是这样的人，强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

　　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非常重视革命年代艰苦奋斗精神的传承。抗战时期，他就把“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确立为抗大的教育方针，还指出“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建国前夕，他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他反复强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不仅全党全军要保持这一本色，而且还要在全体人民中提倡。他说“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我们以后对工人、农民、士兵、学生都应该宣传艰苦奋斗的精神”。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振兴、人民的幸福安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才取得了今天的辉煌成就。在为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懈奋斗过程中，先后有大约2000万名烈士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继续奋斗。

　　(七)自力更生的自主精神

　　近代以来，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如毛泽东所批评的，“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的民族。面对帝国主义入侵，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他还强调，中国共产党与依赖外援的国民党不同，我们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因此才立于不败之地。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在同党内教条主义倾向作斗争时提出的。面对中国革命遭受的重大挫折，他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建国以后，毛泽东仍强调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在国际舞台上，面对苏联大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压力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中国人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中华民族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周恩来在1963年国庆招待会上指出“每一个国家的建设，都应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应该如此。中国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里建设好社会主义，这本身就是对全人类的贡献，也就能够最好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八)敢闯新路的创造精神

　　中华民族是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民族。古代先人很早就提出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朴素思想，并铭刻在生活器具上警示自己。“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革新意识，更是使中华民族充满活力、生生不息。对此，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观点进行了解释，指出“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要推陈出新，必须破除迷信。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曾经盛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结果使革命濒于绝境。毛泽东总结教训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其实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就是这种敢闯新路的创造精神的典范。

　　建国以后，毛泽东强调要继续“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刘少奇还代表中央向全党发出号召“我们现在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伟大的飞跃发展的时代。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现在需要大批敢想敢说敢做的人，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创造的人，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冲锋陷阵、树立先进和革命旗帜的人，依靠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多快好省地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这一号召下，中国人民迸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工人阶级在技术革命中创造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在石油会战中表现出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迈气概，都是这种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

　　三、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国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了继承和弘扬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基础上，继续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这个复兴，不但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将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这种高度的文化自觉自信，使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国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了继承和弘扬。

　　在爱国精神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革命精神方面，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也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攻坚克难的改革精神与破旧立新的革命精神是一致的，都要求摒弃僵化落后的思想观念，打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消除体制机制的弊端，为发展扫清障碍、创造条件。

　　在科学精神方面，实事求是的内涵不断丰富，并在科学发展观中得到集中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被确立为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

　　在主人翁精神方面，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增强，五四时期倡导的民主精神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中得到了真正体现。

　　在团结精神方面，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团结就是大局，团结就是力量”，要求党员用坚强的党性保证团结，用共同的事业促进团结，自觉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同时还要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

　　在奋斗精神方面，党中央多次强调，我们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新形势下仍须牢记“两个务必”，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在自主精神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要树立世界眼光，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但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在创造精神方面，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继续得到尊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也已成为当今中国最具时代特色的精神风貌。

　　毛泽东曾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也是需要有精神支撑的。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中国精神，就是当代中国赖以发展进步的精神支撑，它承继民族精神文化遗产，经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改造提升，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继续丰富发展，最终成为崇尚爱国、进步、科学、民主、团结、奋斗、自主、创新，具有先进性、民族性、时代性的一种全新精神形态。中国精神，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把中国人民凝聚在一起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是同心共筑中国梦、奋力实现中国梦的精神纽带、精神支撑。我们的事业是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进伟大的事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弘扬中国精神，使之成为推动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一定能够在历史的“赶考”中，交出一份无愧于前人的合格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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