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面向历史的不同立场

　　注：这篇文章是一年多前写的，没有公开过，我自己也快忘了。今天想起这篇文章，还找了半天。之所以突然想起这篇旧文章，是因为一件小事。某个书商约我写一篇书评，因为那本书我还比较喜欢，便抽空写了一篇。结果书商说“要大改”，我立即回复他：算了，就当我没写。书商约人写书评不是坏事，但如果只能按书商的要求去写，那么，这种书评有啥意思?不如书商你自己写好了，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何必找别人捉刀?其实，这篇文章也是一年多前某个书商约我写的。书商当然希望书评能多说好话，吹得越牛越好，但我显然没能满足书商的要求。因此，这篇文章的命运就是永远在抽屉里不得见人。其实，这位书商以前多次约我写书评，有一次我把他出的某本书狠狠批了一通，结果他将已经我列入黑名单，吩咐手下不要同我合作，还告诫说像我这样的“左派”没什么出息。有意思的是，这位书商自己却时刻在大拍政府的马屁。我真不知道在他心目中，政府与“左派”、“右派”是什么关系。这位书商手下的总经理连左派、右派的划分都搞不清楚，还是我给他“上了一节课”，他才知道自己原来是右派。把这篇文章贴出来，还因为今天在媒体上看到其他与此文类似的评论，当然，评论倾向与我完全不同，让我有了争论一下的欲望。时间过了一年多，算不算广告无所谓，我只是照实说出我的感受。以下为正文。

　　王学泰教授退休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学术专长是文学史与文化史。王学泰先生出过很多书，我没有都读过。十几年前王教授出过一本专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我对此问题也下过点功夫。近日，读了王学泰先生另一本新作，《我们向历史要什么》。总的来说，这本新书是一个文集，里面有些内容也涉及到王先生熟悉的“游民”话题。由此说点我的感想。

　　王学泰先生《我们向历史要什么》这本书，有些内容还是挺吸引人的。例如，其中关于康雍乾三朝满族皇帝与汉族知识分子的关系，我觉得王先生分析的切入点和议论颇有独到之处。其他如“国学”概念的出现和流变、今天的处境;“哥”这个称呼的起源及其“大哥”含义的丰富;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的出版历史等，都显示王老先生颇为扎实的历史功底，读之使人有观照历史的愉悦感。然而，这部分与中国历史关系紧密的内容，在王先生的书中只占一部分。此外其他内容，本人大都不敢恭维。

　　《红楼梦》中贾宝玉说过一段话：“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是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我觉得，贾宝玉的这番话挺适合王教授《我们向历史要什么》这本书中的其他部分内容。贾宝玉说女孩儿骤变的关键是“嫁人”，我认为，王学泰先生在《我们向历史要什么》一书中判若两人的关键是拿西方文化来作参照。换句话说，王教授单独讲述中国历史的时候，还是挺不错的。一旦超出中国历史的范围，用西方文化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便失了水准，顿时自降档次了。

　　例如，王学泰先生在对照明清两朝的儒家知识分子时，对于明朝知识分子的理想、气节、使命感和独立人格还是充分肯定的，并将此传统追溯到孔孟时代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悠久传统上。但是，在书中其他地方，王学泰对中国的儒家传统却大加贬低。或者认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习惯于向权势屈服，做权力的奴才，或者认为中国传统缺少宽容，不能容忍独立思考。王学泰先生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特立独行”品质的这两种矛盾的态度是如何产生的?我认为一是因为流俗观点认定独立人格只在西方存在，中国从来没有。其次，自从美国学者房龙《宽容》一书在中国出版后，在西方中心论主导下，“宽容”这一良好品质似乎就独属于西方了。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必须变得带有专制色彩。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齐放，在王学泰先生的眼中既不是独立人格，也不是宽容，而是统治者管不了。如果我们客观地看，房龙之所以写《宽容》，恰恰是因为西方思想史上很不宽容。相反，中国自古以来就比西方宽容得多，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相对来说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独立人格的。其实，王学泰先生在正常的情况下，也能充分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只是一进入“西方文明”的语境，便糊涂混乱了。

　　再如，很多人指出，中国人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众更关心政治。这应该已经是一个定论。然而，在西方民主制度更为优越的观念中，关心政治这一素质，似乎更应该属于西方民主制度。因此，王学泰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关心国家大事”根本不属于“政治参与”。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关心政治不是法治社会中的公民参与，不是公民社会。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一旦拿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王学泰先生立即表明了自己明确的倾向性和立场，即：西方优于中国。这种观念非常顽固地存在于王学泰先生的下意识中，乃至于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样一个哲理故事，在王先生看来也不属于西方的辩证法思想，而带有中国人原始思维的胎记。因此，我在王学泰先生的书中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不谈西方，只谈中国历史，王学泰先生是个不错的、正常的学者。一旦谈起西方，王学泰先生立即就会水平失常。在东西方比较的庸俗流行观点影响下，王学泰先生明确地站到了先进西方的一边，在西方中心论的“政治正确”前提下，王学泰先生的很多观点，伤害了他作为一个真正学者的价值。

　　人们常说“理智与感情”的关系问题。对于一个问题的判断，究竟是理智占上风还是感情占上风?我觉得，但凡只要发生东西方比较的问题，王学泰先生都是无条件地让自己对西方的好感占了上风。对待西方，王学泰先生如同“情人眼里出西施”般“爱屋及乌”。他的这一感情，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伤害了他的理智。我认为，西方人持有这种感情立场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一个中国人如果对西方文化的感情强烈到像情犊初开的少女坠入情网般盲目的时候，至少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不合适的。这个问题的本质就在于，王学泰先生总是以西方为标准，即便是中国有的，只要不符合西方的标准，就都是落后的。例如在讨论中国古代与现代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问题时，王学泰总体上否定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说到现代，王先生认为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是独立的劳动者”，所以表达的权利才能形成。在我看来这就是把西方的标准当成唯一了。所谓“独立”在西方标准下是指独立于政府，那么，中国古代明确要求知识分子独立于资本，算不算“独立”呢?当今西方社会所谓知识分子，虽号称以独立于政府为荣，又有多少是敢于独立于资本的?退一步说，王学泰先生本人又算是哪一种“独立的劳动者”呢?

　　王学泰先生因为《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也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专家。《我们向历史要什么》一书中的部分文章，与这个话题也有关。我虽然没读过《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但仅从《我们向历史要什么》一书中提到的内容，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值得商榷。例如，王学泰先生把妓女也看成是游民。也许，对于当今中国社会，这个观点勉强可以成立，对于古代中国，我认为妓女肯定不能算“游民”。此外，王教授在讨论现在的农民工、打工者群体时，不认为他们是“游民”。但提出的解决方案，依然是传统社会给游民提供一个“根”的做法。只不过，现代社会的“根”，已不是土地，而是王学泰先生所认为的现代社会保障。王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解决方案本身无可厚非，但为何对古代游民基本是贬，对现代游民又倾向于褒呢?实际上，资本主义能够得以发展，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流民、游民进入城市，加入到工商业的队伍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只不过，在西方标准中，这些人被称为无产者，即只能把自己当成商品的劳动力，没有他们便没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得到的教训之一是，别把广大无产者、无产阶级逼急了。所以王学泰先生说要“善待”现代中国的打工者。那么，对于中国古代的游民，为何不能用“无产者”这一西方标准来衡量呢?背后原因无非是，中国古代是封建的农业社会，西方是先进的工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站在西方立场的西方标准导致了王学泰先生对于同一事物、同一现象的不同结论。事实上，只要心平气和一点就会看到，王学泰先生经常用来举例的《水浒传》所在的宋朝，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清明上河图》所表现的商品经济极为发达，宋朝的大城市人口达100万，是同时期欧洲最大城市的10倍。那些在宋朝的城市中生活的人们，除了少数官员外，大部分不都是靠工商资本主义而生存吗?所谓中国古代的“游民”难道不是为中国古代的资本主义做出了贡献吗?

　　当然，如果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我的这番话完全是瞎扯。因为，资本主义如此先进，怎么可能在古代中国先产生?事实上，国内外一些真正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只是因为不愿抛弃西方中心论、西方一贯先进的立场，而只能支支吾吾、吞吞吐吐地将宋朝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萌芽”。除了在科技手段上宋朝与英国的工业革命有所不同外，在所谓“契约精神”方面，宋朝哪里落后于18、19世纪的英国?我觉得，王学泰先生如果能反思西方中心的历史进步论，在“游民”这个问题上沉下心来，更多从理智出发，也许能有更大的建树。可惜的是，王学泰先生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对于西方文化的一些基本概念，像刚入门者一样被迷惑了，没有深入探究，便完全倒向了对方。

　　最后再提一个我的疑问。王学泰在《挥不去的皇帝梦》一文(59页)中说到《水浒传》，先引用了鲁迅的话：“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然后又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紧接着，王学泰先生评论道：“这些意见都是把‘想做皇帝’看做是一个正确的奋斗目标和高尚的政治品质，把‘想做皇帝’看成一种了不起的进步思想。”我的疑问是：鲁迅和毛泽东的上述几段话，是把“想做皇帝”当成“了不起的进步思想”吗?批评宋江“不反皇帝”，就等于批评者要求宋江自己也当皇帝吗?就等于把“想做皇帝”当成“正确”、“高尚”的“了不起的进步思想”吗?批评宋江“不反皇帝”，难道不是批评宋江“不反体制”吗?难道不是从反面衬托“反体制”的英雄吗?毛泽东批评宋江“不反体制”，不正是今天某些人时时刻刻念叨的吗?因此，今天某些以“反体制”为使命的人，其实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却时刻要抹黑毛泽东，不能不说这些人精神有点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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