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

作者:韩星 来源:光明网 2014-09-25 333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星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上自伏羲、炎、黄、唐虞及夏、商、周三代,下至唐、宋、元、明、清以至今日,浩浩荡荡,川流不息,绵延了五千多年,而且在东亚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儒教文化圈”,也可以叫“筷子文化圈”、“稻米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构成其要素的主要有汉字、儒家思想、律令制度、佛教、道教等几项,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极。为什么中华文化能够这样绵延不绝、一脉相传地发展到今天?这可能与独特的地域环境、生产方式、民族心理素质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许多核心价值观。今天,这些传统价值观念依然是我们实现民族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是我们应对挑战的最高行为准则。现在,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应该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这就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固有根本,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今天,我们要讲清楚这个根本才能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从这个源泉里汲取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才能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源”和“流”的关系,“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应该在“继往”的前提下“开来”。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24个字,凝练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24个字其实是12个价值观,其中有的是传统价值观的全部继承,有的是部分继承。下面逐个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做一简单的分析。

  富强——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几个强盛的历史时期,就是所谓的盛世。分别是: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东汉时期的光武中兴、大唐时期的贞观之治、盛唐时期的开元盛世、清朝时期康乾盛世。这几个时期,总的来说,都是君主贤明,纳言听柬,体恤民情,爱民如子,臣子直言进谏,尽忠侍主报国,君臣上下团结,社会稳定,人口增长,经济繁荣,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一度出现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定局面。当今中国与西汉文景之治颇有相似之处。

  民主——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民本实质上是以民为社会、国家的价值主体,民本是传统文化优秀的核心价值观之一。由于历史局限性,儒家的民本思想不得已与君主制结合在一起,有人认为君主与民本存在着矛盾,即便如此,也潜含着从民本走向民主的种子。

  文明——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又称为“华夏文明”:

  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

  今天的社会主义文明当然首先要继承几千年的礼仪道德,在确立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主体的基础上吸收消化外来文明,同时以自己文化传统为主体来参与世界多元文明的融合。

  和谐——和谐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没有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内容非常丰富,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天地人(宇宙)的整体和谐,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身(内在精神世界)关系的和谐。面对现代社会严重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协调发展,这些和谐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现代价值,都是我们今天需要着力实践的。

  自由——中国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但不能说没有自由。中国古代的自由是一个中性词,指一种摆脱或超越了社会习俗、礼仪规范或正式制度的个人自在自得的存在状态或随情任性的行为方式。道家是中国古代自由的代表,庄子的《逍遥游》等名篇为“自由”奠定了思想基础。相比较而言,中国古代“自由”一词主要被从否定意义上来理解和定位的。儒家的自由是一种中道自由,儒家提倡中正平和,不要走极端,注重伦理秩序,但也不乏自主人格和自由精神,如孔子的“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自由的最高境界。当今中国的自由诉求主要在制度层面,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会逐步实现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实现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人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平等——很多人说中国古代是专制社会,封建等级社会,没有平等。这是表面的看法,中国古代社会确实是一个讲究礼法的亲疏远近、尊卑贵贱的等级社会,但这种等级是在承认人的自然差别情况下的合理合情的等差,在大、小传统中均不乏对平等的思想主张和要求,如儒家在承认人有天然差别的前提下主张人格平等,这特别体现在孔子以“忠恕”为核心规范的仁学思想中,“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忠恕之道”是在把他人视为与自己在人格上平等的前提下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在它后面隐含着的是一种“人格平等”的精神。儒家之所以要求视人如己,平等看待,又是与儒学恻隐之心,仁者爱人的价值核心分不开的,这一点,孔子的“仁者爱人”与孟子“恻隐为仁之端”的思想就是清楚地说明。当今中国的平等主义是外在制度和法律层面的落实问题,需要我们不断的争取。

  公正——可以分解为公平和正义。公平是“一碗水端平”、“不偏袒”的意思,《管子·形势解》:“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 在现实中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公平一般靠法律和协约保证,由活动的发起人(主要成员)制定,参与者遵守。“正义”在传统语境中是公道正直,正确合理的意思,如汉王符《潜夫论·潜叹》:“正义之士与邪枉之人不两立之。”现在因为受西方罗尔斯正义论的影响,有学者在通过对“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尤其是“儒家制度伦理学”思想资源的发掘,重建“中国正义论”,以回应“西方正义论”,为解决当代社会正义问题提供中国传统思想资源。

  法治——“法治”一词很早就出现在古书中。《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在先秦法家注重法治,但完全否定了儒家的德礼之治,走向极端。儒家自孔子挖掘古代王道政治的思想资源,提出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治道体系,朱熹《论语集注》云:“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认为“刑”、“政”是实现“治”的辅助方式,而“德”、“礼”则是实现“治”的根本的,而“德”又是根本的根本。所以,在中国古代,法治不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而只是治道之一个层面。还需要辨别“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简单地说,我们现在理解的人治是领导说了算的“一言堂”,与独裁、专断联系在一起,而古代的“人治”主要是指贤人之治,通过选贤任能,让贤能执政,制定法律制度。

  爱国——爱国主义是我们几千年的优秀传统,已有很多讨论,此略去不论。

  敬业——敬业的意思就是专心致力于学业或工作。《论语·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春秋时期,孔子带领学生周游列国讲学,来到楚国叶邑,叶公沈诸梁接待了他,他对孔子不怎么了解,就悄悄地问子路,子路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他。孔子事后得知就对子路说以后就说了这段话。表现出孔子致力于讲学传道,自强不息,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他老人家批评那种整天吃饱饭,不动脑筋,不干什么正经事的人,《论语·阳货》:“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整天吃饱了饭,不肯动脑筋去做点事,这种人是很难造就的啊!

  诚信——在中国古代更是随处可见,反复强调。诚信可以说也是以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之一。关于“诚”,《礼记·中庸》就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诚”是天的根本属性,努力求诚以达到合乎诚的境界则是为人之道。又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认为一切事物的存在皆依赖于“诚”。 孟子也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又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认为反省自己以达到诚的境界,就是最大的快乐。荀子虽“不求知天”,但也把“诚”看作是进行道德修养的方法和境界。儒家把“信”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关于“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其何以行之哉?”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在世上就会寸步难行。子贡问孔子如何从政,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回答说:先去食后去兵,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汉儒把“信”列入“五常”之中,成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当今中国由于百多年来割断了传统文化,遗失了诚信价值观,造成诚信缺失、不讲信用,不仅危害经济社会发展,破坏市场和社会秩序,而且损害社会公正,损害群众利益,妨碍民族和社会文明进步。

  友善——本意是指朋友之间的亲近和睦,后来泛化为对人乃至天地万物的友好与善待。儒家推崇的核心价值观以“仁”为核心的核心。仁的推衍是以同心圆的方式,由善心——自爱——爱亲人——泛爱众——爱物,仁者与天天问我为一体。友善是仁爱推广到泛爱众和爱物层面的具体表现,是中国人难以舍去,无法泯灭的道德规范之一。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当今中国人由于百多年来隔断了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不讲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国人的素质堪忧,且不说在国内,这几年突出地是国人出境旅游现代不文明,不友善的行为,使人们发出了《做文明、守法、友善的中国人》的呼吁,提出“友善是敲开心房的钥匙。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声感谢,平凡的点滴往往会意想不到地拉近心与心的距离。”“我们应以良好的修养,展现自尊自信,热情坦率、以礼相待,在友善他人的同时赢得尊重。”

  30年来,经济改革,人民生活提高,国家综合实力长足进步,社会的开放度与自由度有相当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关系到中国整体的“软实力”,关系到中国能否真地富强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现在,如何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必须扎根中华历史文化土壤,注重传承汲取传统价值的精华,以传统价值作为基本资源,进行新新诠释,赋予新内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推进社会文明,走向世界大同的巨大力量源泉,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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