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及高层智囊为何频频强调阶级？

作者：吴恒来源：昆仑策研究院微信 2014-09-29 1335

习近平及高层智囊为何频频强调阶级？

习近平及高层智囊为何频频强调阶级？ ——兼论当前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新秩序

　　2014年09月23日，高层智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发表于求是杂志社《红旗文稿》2014年第18期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上网，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的出台、发表，乃至围绕此文的相关争论，其实是涉及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道路的重大问题，因此国内外智库都高度关注。

　　一、王伟光文章背后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解释权的大博弈

　　首先，此文出现的背景及其主旨都是非常明确的。文章开篇明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民主与专政及其实现形式等重大问题。为了搞清楚这些重大问题，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新口号后，表面的风平浪静之下其实波涛汹涌。其中争论最大的，就是治理的主体是谁?归纳起来，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治理的主体，仍然是传统的一元化的工人阶级所领导的人民群众。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应该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搞“治理主体多元化”，具体到中国来说，就是让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发展壮大的国外垄断资本阶级和国内私人资本阶层，全部成为治理的权威主体。

　　国外垄断资本一直在通过中间代理人，向中国及第三世界推广其治理理论，其主要目的就是弱化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国共产党及政府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中的领导作用，为西方霸权帝国及其跨国垄断资本公司干涉中国内政进而殖民化中国提供理论支撑。可以说，按照这种“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意见，现有的宪法及其规定的国体、政体，都要做根本性的改变(抑或称之为废除和颠覆)，这等于事实上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当前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宪法序言规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而按照“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意见，“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对国体的根本性特征的描述条文都得废除和取消。宪法序言中其他的相关论断也必须得废除，例如：“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必然不能成为当前中国的指导思想。归根结底，按照这种意见，取消“工人阶级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的最终目的，是取消“党的领导”，搞资本主义的多党竞争的宪政体制。

　　后一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2003年至今一直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虽然他是资本化的南方系媒体热捧的智囊，但在党内却是争议性很大的人物。俞可平自2003年从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升任副局长后，担任此职务已经有十一年之久。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11月30日俞可平组织的“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就在北京迅速召开，先声夺人地抢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解释权。此会议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政治发展研究所和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办，凤凰网大学问作为特邀媒体参与报道。

　　俞可平在会议上做了《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旨演讲，其演讲开篇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全新的政治理念。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俞可平认为：“‘治理’是上个世纪末兴起的新政治概念，它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随后他比较了治理和统治的差异：“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其一，权威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原来，在俞可平看来，“统治”和“治理”是矛盾的，取消“统治”和“专政”，走向“治理”是人类大势所趋。俞可平实际上是在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所言“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种判断在今天是错误的。俞可平这类观点至少包含两个意思，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由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了由政府、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共同治理的全民性国家。第二，中国也应该采纳这种治理体系，取消无产阶级统治、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变人民民主的一元化主体的统治或专政，为多元化主体的全民性的治理，主要是让企业组织，即私人企业资本和资本家组织作为主体参与国家治理。

　　由此可见，除了在明处积极推动宪政民主外，一些知识分子还试图通过曲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概念的方式，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取消人民民主专政的宪政主张。可以说，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战略，非常高明。

　　当然除了让资本家阶级成为国家治理主体外，俞可平的主张中还有社会组织。这也是他的一贯看法。早在2011年俞可平就曾发表《走向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文章将党和政府称之为“官”，将资本家称之为“民”，呼吁“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其中就提出了公民社会和社会组织的问题：“各级党政官员应当对公民社会的战略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从而采取积极鼓励和合作支持的态度……各级政府应当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别是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它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这里有个基本原则问题，即人民群众究竟应该被共产党组织起来，还是由资本家出资资助的各种NGO所组织起来?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没有自我组织起来的情况下，国外所谓社会组织即NGO，其基本运营资本主要依靠资本家阶级的资助。因此，所谓的社会组织和NGO，无论是环保类、慈善类还是劳工类，都是资本家阶级控制社会的组织手段，本质上是资本家阶级统治社会的另外一只手。

　　而王伟光的文章很明显代表前一种观点，从而与“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全民性的“宪政”主张针锋相对。在解释为什么要写此文时，王伟光文章写道：“国家与专政问题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在一些人眼中，一提到国家，总是冠以全民的招牌，把资产阶级国家说成是代表全民利益的、超阶级的国家，而把无产阶级国家说成是邪恶的、暴力的、专制的国家……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反对专政的幌子，把一切专政都说成是坏的，根本不提还有资产阶级专政，只讲资产阶级民主，把资产阶级民主粉饰为“至善至美”的反专制、反一党制、超阶级、超历史的普世的民主，其实质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

　　王伟光主张，中国应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而不能搞西方化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王伟光的文章以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阐释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其中包括“国家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剥削、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亡，而国家的最终消亡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过渡”等等观念，进而对当前中国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做出了这样的定位：“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消灭了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基础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新型国家。……但这不等于放弃阶级工具的职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个职能有可能加重、加大。比如，当出现大规模的外国军事侵略的情况下，当外部敌对势力与内部敌对力量相互勾结，严重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时，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压迫的作用丝毫不能减轻。”

　　二、四中全会前夕，王伟光文章提出了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系统方案

　　王伟光文章最核心的内容，其实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做出具体的描述，从而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确切内容。其要点包括：

　　1，明确人民民主专政及国家治理体系的一元化主体。通过借用毛泽东的话，王伟光文章指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但必须由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中国现阶段，人民是什么，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当然，人民民主专政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主要基础是工农联盟。”

　　2，民主和专政的辩证统一。“对敌人的专政是对人民民主的保障，坚决地打击敌人的破坏和反抗，才能维护人民民主，才能保卫社会主义民主。……对人民民主是对敌人专政的前提，只有在人民内部充分发挥民主，才能有效镇压敌人。”

　　3，随后，王伟光文章明确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两大具体任务：“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政治手段、阶级工具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的势力，对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第二个任务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对企图颠覆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外部敌对势力实行专政。”

　　4，进而，王伟光文章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六点要义：“第一，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第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南;第三，坚持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盟为最主要的基础;第四，以一切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为最广泛的联盟;第五，对少数敌人实行专政，对大多数人民群众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第六，通过社会主义法制实施民主与专政。”

　　这四条归纳起来可以发现，王伟光文章的一个关键基点，其实就是在论述如何对待新生的资本阶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广大的工人、农民等劳动阶级作为人民大众的主体，属于统治阶级和领导阶级，这是不言而喻的。新生的资本家阶层对中共来说是个棘手问题。而在王伟光文章看来，新生资本家阶层来中“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资本家，将以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份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为人民的一部分。而那些与国外颠覆势力相勾结，企图搞“和平演变”，试图“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家，将被实行专政。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根本的政治制度，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

　　80年代以来，以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在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提防和平演变。然而在80年代及90年代初，所谓的敌对势力一般被认为主要来自外部，即西方帝国主义霸权国家，其核心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国内由于没有出现阶级分化，即便是有些力量对社会主义不满并勾结西方进行颠覆活动，也被倾向于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然而，自9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国内经济结构及政治形势都发生着深刻变化。在今天这种经济政治格局下，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和平演变势力、敌对颠覆势力，已经在国内有了一定的阶级基础，即王伟光文章所说的“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的势力”、“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敌对分子”。王伟光文章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首要的第一任务，就是对这些势力进行专政，第二大任务才是针对国外的敌对颠覆势力。

　　王伟光文章的新意，是将这种斗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归结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力量生死博弈”，其文章在最后部分着重强调：“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是万万不可取消的，必须坚持，必须巩固，必须强大。否则，不足以抵制国外反动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图谋，不足以压制国内敌对力量里应外合的破坏作用。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设强大的公安政法力量，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保卫和平、保卫人民、保卫社会主义。”也正由于存在这种严重而尖锐的斗争，王伟光判断，“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按照这种判断，如果国内某些资本家，图谋里应外合地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活动，将被党和政府视作敌对的反动阶级和敌对势力而对其进行专政，而这种较量被视作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需要指出，王伟光的文章主旨符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非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王伟光文章明确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消灭了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基础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新型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新型国家的阶级工具职能，其范围和作用会逐步缩小、减少，而公共服务职能会逐步扩大、加重。但这不等于放弃阶级工具的职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个职能有可能加重、加大。比如，当出现大规模的外国军事侵略的情况下，当外部敌对势力与内部敌对力量相互勾结，严重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时，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压迫的作用丝毫不能减轻。”

　　所谓“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主张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将国内阶级斗争当做党面临的主要矛盾，其他的如经济建设等都是次要矛盾。而王伟光文章明确指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虽然还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因此总体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例如，当前《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当阶级斗争激化时，例如外敌大规模入侵、敌对势力即将颠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时，阶级斗争肯定在这些特殊时段成为主要矛盾，例如处理八九动乱时期。

　　在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处于被颠覆的亡党亡国的边缘时刻，显然是不可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只能以国家安全以阶级斗争为工作中心，但这只是在特别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在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保障的前提下，应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本质含义。没有毛时代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两次打败美国、没有毛时代两弹一星核潜艇，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是不可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在一起的，四项基本原则保障经济建设的方向和道路。如果割裂基本路线，单纯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其结果必然是方向道路走偏了，走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乃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都被颠覆了，经济建设也必然失败。

　　因此，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经济建设本身，就是在增强社会主义这一力量，其本身也正是在与国内外资本主义力量进行博弈。但是此时由于我们拥有强大国防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外部资本主义无法对我产生根本的威胁，内部的资本主义力量和敌对势力也相对弱小，因此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所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本身就是在同资本主义力量进行博弈，本身就处在两大力量博弈的主线索之中，并没有也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力量博弈的时代大背景。

　　王伟光文章中提出的“主线索”，是指整个时代的主线索，是就整个世界两大力量格局而言，而并不是指我们国内工作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也不是指我党中心工作。整个时代的主线索，和我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明显不是一回事。例如，在解放前的28年里，中国当然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在抗日战争中，我党的主要工作及中心工作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汪伪政权，英美帝国主义、蒋家王朝及国内的资产阶级甚至官僚资本主义都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也不是主要矛盾。当时虽然处于这个时代，虽然阶级斗争仍然是主线索，但与资产阶级及与国民党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我党的中心工作。就当时整个世界和时段来说，虽然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力量博弈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索的大时代，但社会主义阵营力量选择和自由资本主义力量合作联盟，共同对抗法西斯势力，因此和英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当时社会主义力量的主要矛盾。显而易见，时代的主线索，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政党面临的主要矛盾。

　　在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后，在消灭帝国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这一长期时段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会一直贯穿着整个时代。但是我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自身力量和外部环境的不同，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是不同的，并非在任何阶段任何时期都把阶级斗争当做中心工作。在国内剥削阶级被消灭，敌对势力力量弱小时，当然是不能将阶级斗争作为主要工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进入了没有阶级斗争这一主线索贯穿的共产主义的新时代。

　　邓小平在1989年11月23日曾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很显然，这里邓小平仍然是在强调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仍然在强调这一阶级斗争是贯彻整个时代的主线索，并且提高到“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略高度，然而邓小平的这些理论显然并不等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否定经济建设为中心。

　　此外需要强调，王伟光这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模式也有很大的创新之处。最大的创新之处，是其六点要义中的第六点，即“通过社会主义法制实施民主与专政”。按照这一模式，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内容有两方面，一个是让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依法享有民主。另一个则是对敌对势力和剥削阶级依法进行专政。中国自由主义法学家们所倡导的依法治国，其主要要点是保障和谋取一些异议知识分子和异议资本家富豪的政治权利和权力，试图让他们成为统治阶级和治理主体。而在王伟光的文章看来，这些人仍然是专政的对象，是依法专政的对象。

　　可以说，在四中全会前夕，王伟光的文章提出了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系统方案。

　　三、王伟光的文章是对习近平系列讲话的呼应，其出现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

　　正如宪法中所指出的，“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可以说，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从来都坚持“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这一基本观点。抵制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反对西化和分化，历代领导人都高度强调这些问题。然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阶级斗争”、“阶级分析”观点确实在学术界、在媒体舆论界一度有被边缘化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王伟光文章重新提出宪法、党章及历代领导人都曾强调过但却被很多知识分子所忽视的这一理论观点，自然是一个预示中国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发生新变化、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大信号，也必然会引起很大的争论。

　　综合各种信息可以看到，王伟光文章的观点并非仅仅代表其个人，一定程度上讲，这篇文章也是在呼应习近平的系列讲话。首先，2012年11月17日，十八大刚刚闭幕后，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纲领性发言就明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随后，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众所周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之一就是阶级斗争理论。也是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还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由于西方化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界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习近平的这些讲话一直被某些人所抵制。

　　在2014年的217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明确地用“阶级分析”理论否定了西方化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宪政模式，他说：“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非常明显，王伟光的文章基本上是在呼应习近平之前的一系列讲话。重新强调要坚持“阶级分析”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很显然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及王伟光这些高层智囊为何又重新强调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要坚持“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论?结合当前的国情、世情、党情分析，可以说做出这种选择是必然的。

　　第一，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尤其是否定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理论，中共的领导地位就没有了历史合法性。

　　当前，知识界很多人奉行自由主义理论，他们认为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错的，阶级斗争理论是错的。按照这种理论，近代以来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即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没有进行剥削压迫，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也没有进行剥削压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没有对工人进行剥削压迫。由此，按照自由主义理论，中共历史搞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历次武装起义、历次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等，都变成了中共对中外资本家和地主这些“公民”的“人权侵犯”。因此，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及宪政理论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中共历史存在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第二，为了应对现实中存在的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共不得不坚持阶级斗争理论。

　　中共自身一旦否定了阶级斗争这一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会全盘崩溃，中共及中国就只能接受西方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理论。例如，习近平在217讲话中说，“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因此必须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进行阶级分析，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定性成垄断资产阶级和资本寡头统治劳动人民对人民进行专政的工具，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定性成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作为国家主人对剥削阶级和敌对势力进行专政的工具，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拥有现实合法性，才能在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击下站稳脚跟。因此，为了巩固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必须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及“阶级分析”理论。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关键而迫切的现实问题，中共也不得不继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阶级斗争理论。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国实际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进程中，中国社会出现了阶级分化乃至两极分化。当前中国各方对两极分化这一现状都是承认的，但是自由主义阵营认为两极分化与亲资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无关，主要是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导致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基本的历史逻辑也没有现实依据。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是一个不断被破坏、瓦解及淡化的过程，但是腐败和两极分化却是逐步加大的过程，将其归结到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丝毫没有说服力。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实际导致腐败和两极分化的主要经济改革政策，如国企私有化、工人下岗、盲目引进外资、高价进口廉价出口、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市场化、购买美国国债和垃圾债等等，明显不是根据毛泽东思想，而是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所制定的。因此，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仅需要坚持前三十年为改革开放所奠定的物质基础和基本的制度基础，而且也需要重新在前三十年的理论、实践及制度中汲取营养。这就是习近平所强调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不能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丢的现实意义。例如，群众路线实际上已经被搁置了很多年，但现在党中央重新加以强调和恢复以解决现实问题，这客观是对原有的红色传统的坚持和回归。

　　中国和俄罗斯等原苏联地区、东欧地区、拉美地区等世界各国一样，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都是腐败的泛滥、经济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流向西方资本寡头及普通民众原有福利的丧失。而且无一例以，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左翼运动的复兴。而近代以来中国则是左翼传统最强大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当前中共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也依赖于此。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中国社会就会得出如下结论：

　　随着新自由主义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和几千万工人的下岗，中国出现了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严重的两极分化。这些问题不能归罪于党的基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而只能归罪于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共党内某些握有实权的高级官员，一直奉行的就是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理论，他们推动了经济新自由主义改革并试图推动宪政化及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政治改革，而这批人恰恰正是超级腐败的官员和超级大老虎，并且和国外垄断资本关系密切(其子女一代大多是直接的大买办)，他们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如贱卖战略产业给外资、鼓励外资银行控制中国金融、购买美国国债和垃圾债券、稳固美元霸权等方式向西方输送巨额利益。在经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庇护下，这些高级官员的家属，都以民营企业家即资本家和外资代理人的身份，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治外法权，他们在金融、矿产、石油、医药、房地产等行业兴风作浪，获得巨额财富和资本，并与国外垄断财团融为一体。客观上说，中国当前已经出现了一个与劳动人民和中产阶层相对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层，他们勾结外国垄断资本，侵吞了巨额国有资产和人民血汗，从而使整个国家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例如，房地产行业之所以绑架了中国，关键是一大批地产富豪属于这个官僚买办阶层，而正是这个阶层在制定并执行相关领域的政策。十年来，对高房价的“调控”必然屡屡变成了“空调”，从而带来严重的住房难的民生灾难。

　　因此，不光中国的下岗工人、农民等底层劳动阶级仇恨这个官僚买办阶层，就连中国中产阶级也无比仇恨这个阶层。由于其既得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全是非法的，官僚买办阶层奉行的是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为内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当年苏共内部的特权阶级一样，他们主张废除当前的社会主义宪法及制度，并采用各种方式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实际破坏，试图建立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使自己的非法既得利益合法化。

　　在这种利益和政治格局下，中共客观上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和新生的特权阶层即官僚买办资产阶层绑在一起，保护并扩大其非法的既得利益，这要求必须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及阶级斗争理论，瓦解原有共产党和共和国，建立新政党和新国家，一起发财。第二条则是，和广大底层劳动人民和中产阶层站在一起，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与官僚买办资产阶层做切割并清洗这个特权阶层，使共产党和共和国获得吐故纳新的新生机会。走这个路线，就不得不与官僚买办特权阶层针锋相对地祭出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法宝。

　　可以说，习近平及王伟光等高层智囊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及阶级斗争理论，是在试图走后一种路线，试图夯实中共的执政基础和阶级基础。换句话讲，习近平及王伟光等人是在向中国广大的普通劳动民众做这样的表态：我们不会抛弃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你们仍然将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和国家主人，那些奉行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地产富豪和官僚买办特权阶层，是敌对势力、敌对阶级和剥削阶级，我们要与之进行坚决的阶级斗争，进行输死的搏斗。这恐怕就是王伟光所说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真正含义。

　　从以上这三点可以看出：要维持中共执政地位的历史合法性，必须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要进行现实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必须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要进行现实中的政治博弈，消灭非法暴富的官僚买办特权阶层，也必须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要推进社会主义改革、消除两极分化、改善民生、获得人民支持、夯实中共执政的阶级基础，更加必须坚持和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

　　所以说习近平系列讲话及王伟光文章的出现，是一种必然趋势。

　　从美国的情况看，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及东欧地区、拉美地区等等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显而易见的是，瓜分国家资产、掠夺人民财富的垄断资本财团和既得利益群体，全部都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也一样。因此，对于中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来说，越是抵制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越是坚持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越有可能是官僚买办特权阶层的一份子或者代言人。

　　由此可以判断，强调阶级分析理论的习近平及王伟光，是党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敌人。而那部分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侵吞国有资产和人民血汗的官员，正是剥削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骨干。他们恰恰则是否定和抵制阶级斗争理论的。这一现象是世界性的普遍规律。例如，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苏共特权阶层及苏联解体后侵吞人民财富的前苏共团中央的寡头们，一直秉持的就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何曾坚持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

　　四、民营企业家应如何应对新的政治经济秩序？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阶级的划分并非是按照财产，而是按照生产关系，尤其是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并剥削他人的劳动来划分的。因此，资产阶级之“产”，是指凭借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通过雇佣劳动来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这种权力，而并非指的是简单的财产。因此，没有雇佣劳动和剥削剩余价值，就不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指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不是不占有财产和财富，因为即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也是有少量财产的，最起码是有一定的的生活资料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所谓“无产”，指的是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及剥削他人劳动的权力，而并非没有财产、财富和生活资料。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层，虽然拥有住房和汽车，但是他们通过出卖自身的劳动为生，受雇佣于资本家阶级并被其剥削，因此也属于无产阶级。

　　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所有权也仅仅是资本和资产阶级的表象，关键是生产资料所有权所带来的在生产中及利润分配中所取得的支配性权力。西方一些股民和散户，虽然名义上拥有一点大公司的股票，但是广大的股民散户是无法组织起来并对企业的经营生产及利润分配产生实质性作用的，因此并不属于资产阶级。西方大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仍然控制在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等一小撮大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手中，他们的所拥有的股份和权力，往往能够完全支配企业的经营和利润分配。

　　按照阶级分析理论，当前中国绝大部分人口，都可划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列，属于国家领导阶级和国家主人。大部分小的私营企业主，如果规模较小，雇佣人数较少，至多只能算小资产阶级。那些拥有大型私企及巨额资本的资本家和富豪，如果有基本的伦理道德底线和家国情怀，如果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领导，将财产用于经济建设和民生方面而不是自己的穷奢极欲，那么他们也属于人民的一份子。当然，部分新自由主义官员及其亲属侵吞了巨额国有资产，他们以私营企业家的身份，实际上拥有大量生产资料，这些人属于剥削阶级和敌对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属于被专政的对象。即便不对其进行专政，他们也会仇视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众所周知，十八届三中全会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即“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一些资本家和知识分子认为，两个毫不动摇是自相矛盾的，他们认为，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就会阻碍私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发展私有制经济，就只能搞经济私有化，并推行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搞多党竞争、三权分立、宪政民主的资本主义法治社会。而王伟光的文章，事实上解释了，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中，两个毫不动摇是如何融为一体的——即按照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视角，将资本家阶层分成两类：一类是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党的领导的资本家，这些将成为人民的一部分，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享受民主权力。另一类则是试图在中国推行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主张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家，这些将被视作敌对的反动阶级和颠覆势力，将遭受专政。而所谓的“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主要是针对前一类资本家。由此，两个毫不动摇是可以融为一体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党员干部的腐败，一些原来生机勃勃的国企变得效率底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私企如华为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腐败问题尤其是变质问题仍然是执政党的顽疾，在拥有一大批清廉的、有信仰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干部之前，执政党是无法真正搞好国有企业的。在这个阶段，私营企业的存在会一直有合法性。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深刻的明白这个道理。例如张维迎于90年代就提出，“腐败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润滑剂”，如果共产党干部都不腐败都有信仰，那么绝大部分国有企业运营效率都会良好，也就没有理由搞私有化改革了。因此，默许、纵容乃至鼓励干部的腐败，进而推行私有化消灭国企，进而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新自由主义官员的基本大战略。

　　然而，现代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公有组织，中国共产党更是一个纯粹的公有组织。假如认定公有制企业必然腐败必然搞不好必须解体和私有化，那么公有的政府和政党也必然腐败也必须解体和私有化，复辟政府私有化的封建社会。因此，政治的公有化取代政治私有化，经济公有化取代经济私有化，是人类文明演化的基本逻辑，当前中国的私有企业是在特殊背景下出现的现象。一旦执政党本身通过制度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建设消灭了腐败和变质现象，那么人民当家做主的公有制企业的复兴和扩张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要看清楚自己的时代使命，适应中国及世界的时代潮流。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及高层智囊王伟光等屡屡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及阶级斗争理论，一个重要背景是在颜色革命的风险中，部分私营企业主的蠢蠢欲动。例如，某些拥有巨额财富的地产富豪，在微博、微信上屡屡发表诋毁中共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中国某些资本家群体和富豪，拿出巨额资本，资助各种隐性的颠覆性的研究机构和媒体，组织庞大的网络水军，编造颠覆中共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谣言和历史谣言，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新媒体舆论;某些富可敌国的资本家，拿出大量的社会财富供养自由派律师和法学家群体，他们以维权名义组织新公民运动和宪政运动，给弱势群体洗脑，煽动他们通过恐怖主义的方式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以一大批秉持反共意识形的地产富豪为核心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不仅仅已经有了自己明确的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如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等等)，还有了各种各样的准政党组织，这批资本家大多不是依靠自力更生的科技创新和实业起家的，恰恰是依靠侵吞国资、投机倒把、依附外国财团、掠夺人民而短期内暴富的，因此在中共内部有一大批腐败的特权大老虎为其撑腰。

　　阶级分为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两种。所谓自在阶级，是指没有组织起来的、缺乏明确独立阶级意识的状态，此时一般称之为阶层，实际上存在的是一盘散沙的个体。所谓自为的阶级，是成熟的真正的阶级，是组织起来的拥有明确独立成熟的阶级意识的阶级。当前中国的官僚买办特权阶层，正在从自在的阶级转变成自为的阶级。邓小平于1985年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可见，邓小平本人也是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并坚决反对新剥削阶级的出现。可以说，中国当前的官僚买办资本阶层，正在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变，正在演化成一个真正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习近平和王伟光等之所以重新强调阶级分析理论，就是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改革开放走向邪路和彻底失败。

　　对于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其正途是向华为任正非这样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红色企业家看齐，要有与国际垄断财团相较量的觉悟和雄心，而不要妄想再掠夺国家财产和人民血汗。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瓜分国有资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某些特别恶劣的瓜分者还将被清算。对于一般的民营企业家来说，首先，经营活动要符合宪法和法律。其次，要引导自身企业走自主创新和自由品牌之路，不能依附在外国垄断财团身上的买办企业。最后，要善待员工和致力于改善民生。这样的私营企业仍然将获得国家的大力扶持。

　　民营企业家们尤其注意的是，千万不能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鼓动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思潮和政治自由主义思潮，尤其是不能资助相关媒体和社会组织，进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否则将被视作剥削阶级和敌对势力，其生存空间将遭受限制。习近平的相关系列讲话及王伟光的文章，实际上提前划出了一条警戒线，这本身也是对爱国的民营企业家们的一种提醒和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