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国服、官服与制服

 APEC会议上多国领导人穿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出席宴请并拍了“全家福”，使得“国服”的概念再次引起关注。十八大以后，“正衣冠”的说法伴随着一种治理观念被高调提及，那么，何为“正衣冠”?奇装异服谈得上“正衣冠”吗?是否只有一种标准而隆重的服装服饰才能使“正衣冠”显示出意义。于是，“正衣冠”背后含义似乎与“新国服”的出现有了一丝剪不断的联系。

　　我认为，“国服”概念可以接受，“国服”的具体形态未必需要严格精确。“国服”概念源自主权国家的强大，试图从外观上就区别彼此。国旗、国歌、国徽等是最显著的体现。顺着这个思路还有“国球”、“国花”等，“国服”也属于主权国家基础上此类概念的衍生物。以“国球”、“国花”来说，这些主权国家标志的衍生物，实际上意义不大，“国服”也同样。“国服”概念可以提倡本国文化的系列特征，但未必需要像当年“中山装”一样变成人人都穿的标准服装，恰似中国的“国花”，牡丹、兰花、梅花、荷花等等，很多人各有中意，为何要明确规定某一种呢?今天有人以唐装、汉服、或长衫、旗袍为“国服”，都缺乏绝对代表性。即便在那些服装风行流传的时代，它们也只是社会上少数人的服装，广大民众的日常服装并不是那样。中国长期是个农业大国，汉服唐装、长衫旗袍，哪一个可以作为最大多数农民的日常服装?况且，中国历史悠久，服装服饰、衣冠系列在历史长河中多有变化。很早以前，“胡服骑射”就代表了被乐意接受的方便。如今若要统一规定“国服”，不说民众的接受程度，就说在历史服装中选哪一类，估计就没法统一。比方说，如果今天让女人放弃胸罩穿肚兜，可能吗?如果内衣可以不算在“国服”之内，那么裤子、裙子、鞋子、帽子呢?

　　《周易》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从那时起，“垂衣而治”成为一个文化境界，衣冠也就有了遮体、保暖、美观之外的含义，这种含义相当大程度上体现在社会上层。西方社会长期是等级制度，那时候，它的标志服装都由贵族、僧侣等体现。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标志性的服装就是官服。中国古代各级官员的衣冠形式大致相同，但不同级别用不同颜色、装饰加以区分。像欧洲的贵族服装一样，中国古代的官服与普通民众的服装也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在那个时候，统一的“国服”概念难以出现。“国服”概念基本上是等级制度消除后进入平民社会的主权国家才出现的，因而才有了人人平等、人人可穿的意味。

　　现代平民社会里，欧洲的贵族服装很少再出现，如今部分欧洲国家法官的假发，是当年贵族服饰的遗留。所谓西装，在西方历史上一系列描绘上流社会的绘画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影子，它实际上是欧洲底层民众的服装，区别于贵族服装的繁琐，其简洁是为了劳动的方便。进入现代社会后，在欧洲上流社会某些著名人物的带动下，才被改造成社会流行服装。其实，西装在欧洲也缺乏“国服”的意味，因为各个国家的人都穿，未必单独代表某一个国家。而且，西装的样式也很多，在什么场合穿什么样式的西装，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受现代社会服装简化、方便趋势的影响，在中国出现了著名的“中山装”。且不说“中山装”有多少中国文化的元素，就它的适用范围来说，中山装在民国时期属于“官服”，那时穿中山装的人基本等于“公家人”或“官人”，以显示与民众的区别。中山装在1949年以后差不多等同于中国的“国服”，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农田劳作的农民都可以穿，甚至军民服装式样都一样。但这种千篇一律的方式并不能持久，人们求新求变求个性的趋势，总是让服装朝着千姿百态的方向发展。

　　官服或贵族服装淡出历史，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所标志的社会等级不再被现代社会所接受，但与之相伴而大行其道是各种制服。制服严格来说是社会分工的要求，例如厨师、医生等，有其标志性很强的服装。但制服同时也带有等级制度的含义，军服是典型，从士兵到将军，等级化标志非常明显而突出。除了军服、警服外，西方早期出现的制服，例如铁路、邮政，都带有半军事化的特征。当今中国社会各种制服，其设计理念和文化元素几乎完全都来自西方社会。因此，“国服”的概念要得到体现，我认为可以先从各种制服中增加中国传统文化的服饰元素做起。

　　制服出现的原因之一是方便民众辨认，例如坐火车、坐飞机，如果要求提供服务，制服可以让人很快找到对象，否则，工作人员如果与民众一样穿得五花八门，就会造成不便。因此，制服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了当年官服所具有的意义：穿制服的人至少在穿上制服上班时，要有自我约束或职业道德的约束，穿上制服所代表就不再是个人。这个现象对于警服来说比较特别。

　　军服、警服很明显地代表着国家政府，但军人不像警察那样在社会上有很大的流动性，警察几乎每天都与民众打交道。有人说“有困难找警察”这个说法是错的，应该是“有警情找警察”。这个说法的是把警察明确当成了一种职业。“有困难找警察”之所以广泛流行，是因为由于警服的原因，警察基本上成为民众最容易辨认的代表政府的人员。因为没有了官服，民众很难辨认谁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即便到了政府机关，也无法凭官服辨认谁是负责的、谁是临时工。因此，警服几乎成为与民众接触最广泛的政府标志，“有困难找警察”，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民众对于政府的希望和要求，可以理解为“有困难找政府”。前几年有些地方流行戴党徽、团徽，这是官服概念的一种再现，可惜未能持续。事实上，抛弃等级概念，官员如果有明确的服装标识，会有几个好处，一是方便民众找官员办事，二是方便社会监督，三是对官员自身有明显的自我约束效果，所谓“正衣冠”便不再只是一个概念，而具有了外化的强制性。

　　当今社会虽然平等成为基本原则，但显示社会地位的外在标志依然大行其道，例如豪车、名表，在服装上则体现为名牌，尤其是外国名牌。名牌服装在感官上不像过去的官服或贵族服装那么显眼，但其背后的意味同样强大。不同在于，显著的官服同时代表了权力、责任、义务和自我约束，但现代社会名牌服装服饰代表的社会地位，却像贵族那样，更多只代表地位、身份，而没有明确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感，甚至也不需要自我约束。比方说，穿着官服行酒作乐很不合适，穿着名牌花天酒地就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定程度地恢复“官服”的显著标志性，我认为是有好处的。

　　绕了一圈，说回“国服”。“国服”代表一个国家的想法可以理解，但严格规定“国服”的样式、款式未必合适，也未必能被社会广泛接受。我们可以提倡服装有更多的本民族特色，尤其是在各种制服上体现更多中国文化的特征，甚至为不同礼仪场合设计不同的特定礼服，但不必统一规定“国服”的细节。因为，服装的变化是必然的，个性化不应该被标准化掩盖。

　　事实上，当今“国服”已经有较为流行的适用范围，但它体现了一种扭曲的文化心理。例如，酒店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饭店端菜的服务员很多都穿传统服装，而经理、领班之类往往穿着西服。这一现象是殖民地文化的遗留，仿佛文化的高低与服装的高低相对应，穿中国传统服装的似乎只是“侍者”、“下人”。“国服”概念应该从改变这一文化心态做起。我周围有些朋友喜欢穿中国传统服装，传统服装如今在某些时候成为社会地位一种含蓄的暗示。但他们穿的传统服装的某些款式，源头上说其实是过去底层劳动人民的服装，今天倒意味着“高大上”，对这一现象我们没必要嘲笑而应该肯定与鼓励。总之，“国服”更应该只是一个概念，融于各种服装和制服之中，以体现我们的文化自信，而不必成为一种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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