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系列讲话非常振奋人心，从指导精神上来讲，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承续，有一些则是在新时期的新发展。什么发展？一个是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偏向，再一个就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西化倾向。随着改革开放，资本主义的苍蝇也飞了进来。这种情况下，怎样抵制西方的腐朽文化，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成了尖锐的问题。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上我们国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西方有人认为已经是第一大国了，这个姑且不论。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要走出去，就必须有自己民族的自信心。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意义非常重大。如果这一环节搞不好，不但会直接影响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甚至还会影响我们的团结、稳定。我们要全面准确系统地贯彻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不折不扣地落实到实践之中。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提醒我们应当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唯物史观，这方面应该好好学习。现在很多人实际上不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脱离社会来谈文化和道德。事实上，道德和文化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反过来又对社会经济基础起巨大的反作用。同时，它又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是，一些人，甚至一些学者不讲这个。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直到近现代，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化内容极其丰富又很复杂，其间争论激烈、斗争尖锐。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争论、斗争中不断适应时代要求、不断发展前进的。现在，如果脱离了时代、脱离了人民的要求单讲文化道德，就没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好好讲一讲唯物史观，阶级分析的原理是不能否定的。不谈阶级，不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怎么能了解社会？怎么能了解国家、了解时代？我们应该从初中、高中起就大讲唯物史观。
再一个，现在很多人罔顾历史事实，闭着眼睛说话，只讲孔孟之道，否定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从中国的社会实际来说，五四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试想，如果要不从道德 方面突破，中国会是什么样子？首先是人民能够不能够答应？人民能不能够觉醒，能不能够迅速觉悟起来，打倒三大敌人，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建设新的中国？当时的反动派就是用旧道德，用孔孟之道中的腐朽方面来抵制革命。要革命就得找出矛盾斗争的焦点，找准着手处，亮出自己的鲜明旗帜。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民要争取独立、解放，是没有办法绕过道德问题的。另外，从个人的生存、个性解放这个角度来说，不反对旧道德，人民群众也不会答应。我们看一看巴金的《家》、《春》、《秋》，就知道中国旧制度、旧道德有多么黑暗、残酷，就懂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要。不说别的，单以我的母亲为例，她要是活到现在会是一百多岁了。生前她最痛恨的就是我们那个封建大家族，谈起她当时受的压抑委屈来滔滔不绝、声泪俱下、慷慨激昂，看到解放后从家庭里走出来的女干部羡慕至极。她一再说：“要是早解放，我早就参加工作了”。我的父辈们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亲历者，他们一再从他们自身的经历，从人性要求和自由解放的角度，谈当时五四运动的必要。 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用“三年无改于其父之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那一套行吗？那么做还怎样改革发展？我们要从实践的角度，肯定五四运动和其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所产生的新道德，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起到的伟大作用。如果没有对于旧的道德糟粕的有力清除，没有对于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会有新民主主义的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吗？会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上亿革命群众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伟大壮举吗？中国近一百年走了西方三百年的路，如果要没有激烈革命，包括思想道德上的革命与建设，这是不可想象的。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的中国道德变动，实际上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那些反对旧文化、旧道德最勇敢、最坚决的，实际上是保持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最好的。鲁迅先生对旧的封建糟粕痛恨至极，但是他忠于国家，不惜“我以我血荐轩辕”；对于他的母亲最孝顺，直到逝世前在上海那种极端困难情况下还记挂着母亲。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里，鲁迅先生赞扬以柔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已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由此也可以看出，鲁迅先生肯定旧道德当中的某些好东西，并认为这些东西可以同新道德相容相通。我们看鲁迅先生要全面，要看本质，不能只看他对旧道德一时的愤激之言，要看全部思想，看其实际行动。和鲁迅先生一样，毛泽东、朱德等人都是孝子。毛泽东1919年写的《祭母文》很沉痛、很真挚：“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一方面是肯定中华传统的美德即“五德”，赞美他的母亲践履了这些美德；另一方面也痛斥“三纲之末”对于他母亲的摧残和迫害。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中的这种对立和冲突表明：真正爱自己的母亲，就要发扬孝的精华，也必须反对封建道德的“三纲之末”。反对旧道德，正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发扬中华美德。不光毛泽东，包括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等等，这些人的旧学根底都是非常之深的，经纶满腹，比起现在某些提倡孔学的学者懂得的要多的多。最可贵的是他们通过革命实践，不但实现对于旧道德的批判改造，而且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充分发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例如中华传统美德中大家最认可的爱国为民，实际上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做得最好。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近百年来，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不论出身经历、文化程度，身处何种岗位，都是不顾个人安危、无私奉献， 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和后来的建设、改革事业中，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而我们的周恩来同志，可以说是其中最高的表率，达到了最高境界。他的道德人格，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崇敬。我个人曾经有幸多次见到过他，聆听他的讲话。他温文尔雅，一颦一笑，无不真诚典雅；一行一动，无不显示出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最近有人把周总理的高风亮节概括为“六无”，我以为说到了点子上。周恩来一无遗体，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还把死去的父亲、母亲、几代亲戚的坟墓深埋，土地交公。二是生而无后，但是他却关心革命后代，在革命战争时期，把许多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送到苏联学习，替烈士存孤续后。为此还跟斯大林谈判，达成过一个“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达成的最小的协议”。三是官而不显，公共场合做官，私生活中他是最低标准的平民。出国怕别人看见他寒酸的衣物，就用一个特殊的箱子藏起来，不管住多好的宾馆，起床以后，先由管理人员将这些衣物收入箱中锁好，才让服务员进去。我曾亲眼看过总理穿的睡衣，真是补丁摞补丁。四是党而不私，周总理总是以最广阔的胸怀对待一切人，从不结党营私。五是劳而无怨，周总理是追求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他一生都真刀真枪地实干，置生死于度外。解放以后作为国家的大管家，什么累事、杂事都要干。从1974年住院一直到去世，两年间他共做了大小手术十三次，平均四十天左右动一次手术。已经病到这种程度，仍然坚持继续工作。除了批阅文件外，还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同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55次，会见外宾63批，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参加会议20次。历史上哪有这样的人物？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他能够顾全大局、忍受委屈，以深远的眼光，高超的智慧，抓住一切有利时机，为党和人民工作，抗击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倒行逆施，扶持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六是死不留言。不该说的话，即使面对自己的亲人，也一句不说。像周总理这样的共产党人，古代的君子圣贤都做不到，他是真正继承了中华传统美德并加以创新发展的典型，是共产主义新道德的代表。如果五四运动之后，没有千百万具有这样优秀品德的战士，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五四运动和党建立以来中国人民取得的辉煌胜利，既证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也证明了我们共产党人在思想道德领域创新发展的正确。
对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党、我国人民在思想道德建设上的伟大成就，现在很多青年人不知道，也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歪曲，所以应当好好讲一讲。讲一讲解放以后党的领导人物好的言行，特别是红色文化战士的崇高品德。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所受到的委屈和误会太多了，比方说郭沫若同志，不能说他一生一点缺点也没有，但是总体来说他是个伟大的学者、科学家，更是一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27年他拒绝利诱，挺身而出，首先揭发蒋介石叛变。为此，大革命失败以后不得不流亡到日本，但是在日本还坚持斗争、研究学问，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正气。抗战开始后，他抛妇别雏立刻回国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奔走呼号。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成为文化战线上的一面光辉旗帜。新中国建立之后，他热诚地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还有很多像郭沫若一样的杰出的文化战士。我们的党和毛主席所提出的很多文化建设的伟大设想，就是通过他们的手实现的。解放以后，我们在文化建设上取得过许许多多伟大的成就，编过许许多多好的教科书、辞海等等，培养教育了许许多多优秀人才。不能一提文化，就说“文化大革命”；一说文人就谈周作人、林语堂。要突出宣传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化战士，宣传他们忠于祖国和人民的高尚品德，宣传他们在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上做出的丰功伟绩，为人民树立好的榜样。例如我们史学界的 “五老”——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的优秀成果，他们的高尚品德节操，要好好整理整理，大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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