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终结”

 【内容提要】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意味着“资本主义精神”的终结，导致这一后果的正是流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享乐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深刻根源在于资本驱使下的“经济冲动”压制、控制了创造其文明的“宗教冲动力”，使得享乐主义盛行。因此，化解的途径在于通过宗教的回归，在“公共家庭”的层面修复已经碎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贝尔，马克思把破解资本主义全部矛盾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强调只有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资本以及依据资本逻辑形成的“商品拜物教”之中，才能理解其矛盾的实质。

    丹尼尔•贝尔提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初衷，是企图为有走入穷途末路危险的资本主义开出一剂良方，虽然他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他却向世人展示了其具有代表性的“美国资本主义已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的观点。贝尔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主体而言是致命的，它必然带来“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消亡”。导致这一结果的罪魁祸首不是别的，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广泛流行的享乐主义。这一观点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使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昭然于世，从而使人们看清了资本主义的前途或命运，而且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为中国道路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一、享乐主义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终结

    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并不只是经济领域革命性变革的结果，而是整个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而精神构成了文化的内核。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文化产生的基因，资本主义文化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具体运用和展开。同样，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韦伯是在“新教伦理”这个特定意义上使用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的。按照贝尔的理解，“新教伦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便是虔诚、节俭、自律、审慎、对工作的全力投入以及先劳动后享受的消费观念”。实际上，在韦伯那里，“禁欲主义”才是新教伦理的核心要素，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现代文化的源头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尽管“只是因果链上的一个环节”。在韦伯看来，这种伦理行为乃是促使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关键。
    韦伯的思想被贝尔完全接受并不断深化，成为他论证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前提。贝尔认为：“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是维持了美国资产阶级社会传统价值观的两套规范。”与此同时，贝尔又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在于“宗教冲动力”，还在于一种“经济冲动力”，虽然“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两者相互制约，但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在“宗教冲动力”控制“经济冲动力”的基础上有序发展的。按照贝尔的说法，现代文明具有两个维度的内涵：一是“为了安全，文明人必须热情投入直接的、实践性的工作”；二是“文明是忠诚观念，即必须相信他人”。只有这样，资本主义社会才不至于在“经济冲动力”下变得动荡不安。应当说，贝尔的思想确有其独到之处，他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阐明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和看法，从而为揭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作了准备。
    贝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发展期进入巩固期，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应该相得益彰，但现实却呈现出一种悖谬指向，资本主义在文化上陷入困境，表现为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格格不入，甚至相互敌视。这种敌视的渊薮在于“宗教冲动力”被“经济冲动力”所遏制和统治，从而造成了资本主义文化从“新教伦理”中“解放”出来，成为迎合“经济冲动力”的“邪恶”精神。这种“邪恶”精神，使资本主义文化以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形式不断在人的生活中蔓延，以致最后导致享乐主义的产生。“自从新教伦理跟资本主义社会分离后，剩下的就只有享乐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随即产生。因此，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主要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活被切割成碎片，成了“经济冲动力”的附属工具，并显现资本主义社会整体上的衰落征兆。
    产生如此结果的根源，关键在于“将当代社会看成三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服从不同的轴心原则”。贝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主要或者首先是从文化领域彰显出来的。（1）技术经济领域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其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2）在政治领域则表现为“控制权力的合法使用”，它是保证和维持现代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途径，其轴心原则是“合法性”；（3）在文化领域，即贝尔所认为的具有“象征形式的领域”，或者说，与宗教交织在一起的领域，亦可看做宗教本身，其核心原则是“回归”，即“回到那些对人类生存苦恼的关注和疑问上”。这样，文化体现的是人对自己生活困境的救赎，也即通过宗教来解答、解决甚至解救人的生存矛盾的难题。不幸的是，这三个领域以前相安无事的状态，在现代社会却被打破了，特别是在文化领域，“新教伦理”被“现代主义”所突破，“经济冲动力”压制、控制了“宗教冲动力”，其后果是“在文化上证明资本主义正当的是享乐主义，即以快乐为生活方式”。
    贝尔指出：“摧毁新教伦理的不是现代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本身。”但是，贝尔并不是从“资本主义本身”特别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中寻找原因，而是单纯地从文化或精神的维度去理解人们的现实生活。贝尔认为，当“新教伦理”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助推力”时，人就会在经济活动中释放无限的欲望和贪婪，并产生一种矛盾心理甚至生存困境，最终导致宗教（亦即文化）趋于停止，以至于产生了虚无的自我，从而预示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消亡”。这一结果，在美国的消费主义的境况中获得了确证。对此，贝尔中肯地指出：“销售成为当代美国最显著的活动。销售反对节俭，强调挥霍；反对节制，强调铺张浪费。”
    贝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诊治，是以回归宗教为设计原则，进而在“公共家庭”这个载体上修复已经碎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贝尔看来，宗教不仅代表一种人的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宗教还深刻地凝聚着人的信仰，而信仰恰恰体现资本主义文化的整体性，并成为资本主义技术经济和政治有机统一并顺利发展的保证。但是，在现代主义盛行的今天，尤其是资本主义释放出来的人的欲求，导致“社会结构（技术经济秩序）和文化之间”之间的分裂，“资产阶级文化一败涂地”。为了重建失去的资本主义文化，贝尔认为，应该重新建立一种宗教，只有把宗教的核心即信仰拉回到人们的生活中，才能重构或唤醒人们生活的意义。这种事业只有在“公共家庭”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开拓。“公共家庭”具有其独特的性质，它代表了人的家庭生活（主要是伦理生活）与经济生活的有机统一，即“这不是家庭生活和市场经济之外的第三个部分，而是涵盖前两者，它试图尽可能地利用市场机制，但又仍在社会目标的清晰框架内”。可以看出，贝尔的“公共家庭”内含着一种规约机制，这种规约机制既体现出家庭生活的特征，又符合社会整体的目标。在贝尔看来，“公共家庭”能够消除“经济冲动力”和“宗教冲动力”之间的裂痕，实现相互融合，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提供新的合理性。但贝尔“公共家庭”的理论酵母却是古代“城邦意识”，即“更大规模的城邦”，因此，它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不可能真正解决“自我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个人欲望和公共需求之间的关系”的困境。这说明，贝尔已经越来越远离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越来越不能理解资本逻辑的力量，最终必然沉溺于“想象中的幻象世界”。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根源的深刻揭示

    贝尔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思想已经失去效力。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贝尔对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唯物史观的硬核持有偏见，以致指责马克思“阶级文化毫无意义”。就像鲍德里亚指责马克思的那样，在消费本位的现代社会，马克思已经陷入“生产的浪漫主义理论情怀”之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显得乏力。这种质疑是没有道理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洞察以及由此而提升出来的批判思想并未失去效力，至今仍光彩夺目。但马克思与贝尔以及鲍德里亚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马克思指出：“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贝尔以及鲍德里亚走的是“观念的历史叙述”的道路，而马克思走的是“现实的历史叙述”的道路，两者完全背道而驰。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化的考察，是以揭示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和剥削性为前提的，并由这种揭示来开拓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途径，即克服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以享受为目的的生活方式即享乐主义作了深刻的揭示与批判。但马克思认为，享乐主义只是一个表象，事情的本质隐藏在这个表象后面。在这里，有必要做两段比较长的引述。一段是：“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另一段是：“仅仅供享受的、不活动的和供挥霍的财富的规定在于：享受这种财富的人，一方面，仅仅作为短暂的、恣意放纵的个人而行动，并且把别人的奴隶劳动、把人的血汗看做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所以他把人本身，因而也把自己本身看做可牺牲的无价值的存在物。在这里，对人的蔑视，表现为狂妄放肆，表现为对那可以维持成百人生活的东西的任意糟蹋，又表现为一种卑鄙的幻觉，即仿佛他的无节制的挥霍浪费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决定着别人的劳动，从而决定着别人的生存；他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做自己无度的要求、自己突发的怪想和任意的奇想的实现。”这两段话精彩而深刻，与此相比，贝尔的论述则相形见绌。在第一段话中，“作为资本而存在”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享乐主义存在的根源，资本逻辑则成为资本主义精神衰落的罪魁祸首。在第二段话中，马克思的分析更是直指导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根基处，揭示了由于私有财产与劳动的分离所导致的人的异化状态。人的异化正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产生的根源，也是资本主义精神或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劣根性”之所在。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在资本主义文化问题上，只有深入这“本质性的一度”中，我们才有与马克思对话的资格。
    这里揭示出来的问题的深刻性在于，现代社会是否依然履行着资本的原则并依循资本而展开。不可否认，现代社会在本质上并未超出资本的范围，而资本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主导原则，亦即构成现代社会最为基础的原则。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资本的两个特征确证了这样的事实：“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就第一个方面来看，现代社会本质上仍然是“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而就第二个方面来看， “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这两个特征，如今是否已经消失了呢？当然没有。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当今社会已经不再以商品生产为主要目的，如果我们还能够证明，当今社会已经不再以剩余价值为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那么，马克思确实与现代社会失之交臂。但是，现代社会并没有超越出资本的原则，以及由这个原则所凸显出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界限。
    在贝尔那里，资本主义文化的实质就是“宗教冲动力”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调节。但在马克思看来，事情的本质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宗教在本质上是人创造出来的，它以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作为现代社会的“总理论”，作为对于世俗生活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马克思通过揭露宗教的虚假性，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非人性的一面。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的揭示“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哲学任务，在《资本论》中完成，这就是马克思著名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我们认为，“商品拜物教”理论完全并决定性地超越了贝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分析，因为，“商品拜物教”是以马克思揭示的资本逻辑为前提建立的，这个前提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这意味着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分离，意味着人的劳动以可交换性参与并作为社会化的条件，并且又以商品交换价值的形式进入这个交换活动中，结果是“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与贝尔之间的本质差异，即前者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内部联系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而后者仅仅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现象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
    在怎样化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个问题上，与贝尔企图通过建立以信仰为核心的“公共家庭”来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同，马克思所持的基本原则是揭露资本的邪恶性，基本途径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毫无疑问，资本本身作为一种“物”性的存在，从外在形式上看，与现实世界的发展并无牵涉，但是资本乃是作为一定历史发展产生的“物”性的存在，是人的异化劳动的产物。资本的实质乃是在现实社会中人的异化劳动所产生的商品关系。这种关系构成资本统治的实质，它作为一种强大的统治力量规划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由此看来，资本也可称作现代社会的存在物本身，它是构筑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异化存在关系的基础。这种异化的存在关系，按照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即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肉体作为商品而存在，按照商品存在的法则进行交换，而交换价值本身要求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进行，这种自由、平等在马克思看来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现实利益的唯心的表达。”因此，“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一方面，资本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资本又是生产力和文明进步的破坏性因素。如果说前者是资本文明的一面的话，后者则是资本邪恶的一面。资本成为一切的主宰，成为人的思想或精神领地的最高统治者，这是资本邪恶性的集中表现。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看做资本逻辑展开的结果，这就从社会现实根基找到了克服它的有效途径，即内在地超越由资本逻辑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超越必须在以实践活动为原则所形成的批判意识中做到自律，进而才有实质性进展，因为社会主义“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做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马克思指出，考察一个时代的思想和观念，一定要从它的现实出发，在揭示现实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的社会关系之后，才可以完全说明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以此为方法，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产生的现实根源，即现实社会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活动，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精神观念。值得指出的是，在资本依然是现代社会基本原则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所要求的人的思想、观念、文化深入社会现实的任务，以及筹划人之真理性生存的努力，依然有可能落入“商品拜物教”的窠臼之中。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中国现代化道路必须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体制中展开并发育成熟，而任何市场经济的基础就在于资本的力量。因此，中国的发展还需要在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积极成果的同时，不至于被资本主义社会中腐朽的东西所腐蚀，因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并解决的问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方向

    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它对生产力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到2012年增长了142倍，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当然，我们之所以能创造出资本主义世界从来没有过的奇迹，从根本上说，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带来很多负面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尽管马克思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规约下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弊端，但无疑也对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些负面因素起到一种警示作用。
    当前中国社会确实出现了类似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现象，贝尔所揭示的享乐主义的种种表现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是物质享乐主义。“挥霍无度、不加选择的，受非理性、反智性风气所主导，在这种风气中，个人被认为是文化判断的试金石，对个人的影响也被当作经验之审美价值的衡量尺度。”贝尔的批评言犹在耳。一些人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享受所谓的“人间乐趣”。物质享乐主义必然刮起奢靡之风，或者说，奢靡之风是享乐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二是时尚享乐主义。时尚是与现代性紧密相连的。按照贝尔的理解，现代性作为一种精神，曾经的世界性或世界主义，“已经变成惯例，甚至已经陈腐”。追求时尚是快乐的，可一旦与享乐主义联姻而成为一种刚性的社会现象，它对社会结构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冲击则不言而喻。三是文化享乐主义。文化享乐主义这个表述可能不太准确，会引起歧义，但在这里，主要是指以文化为载体表达享乐主义的情绪。由于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化盛行，“超越道德，超越悲剧，超越文化”，“关心戏耍、娱乐、炫耀和快感”，追求感官刺激等，成为现代人的另类生活方式。一些文学艺术作品，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和赚取票房收入，崇奉时尚，追求所谓的“新、奇、特”甚至暴力，抛弃传统，篡改经典，戏说历史，游戏人生。
    享乐主义在本质上是理想信仰缺失和精神沉沦，它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力是巨大的。首先，享乐主义文化与经济结构相“断裂”。享乐主义一旦成为一种时尚，劳动就不再是光荣的，富裕之路将被破坏，可持续发展就变得遥不可及。使享乐“发扬光大”的途径无非是：一部分人的享乐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幸福为代价，或当代人的享乐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代价。这都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原则。其次，享乐主义文化与政治结构相“断裂”。在任何条件下，享乐主义文化都是政治结构的“敌对文化”，尽管它不一定被理解，但它最终将使原有的政治结构解体。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文化矛盾，第二部分论述政治矛盾，有人认为这种怪异的结构不符合逻辑，其实，这正体现了贝尔的“匠心独运”：文化矛盾一经产生，政治矛盾便接踵而至。
    享乐主义也必然对个体自身造成矛盾和痛苦。实际上，享乐主义是人对自己价值和尊严贬损的催化剂，是人对自由“画地为牢”的产物。一方面，物质欲望和虚荣心的满足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有人贪图物质享乐，铤而走险，不择手段。这是人性的堕落。另一方面，没有理想信仰，人生没有目标，积极性和创造性尽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跌落尘埃。这是人性的异化。
    当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手段时，资本也一同被引入。因此，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独特分析，在中国则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享乐主义在当前中国的泛起，根子在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及其负面效应。具体有三个因素：一是物质的利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人必须在占有商品的情况下才能够感觉自己是“真实的”，因而，需要的不断满足和新的需要不断产生，并有可能无限膨胀。二是文化的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文化也成为商品。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中，这种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文化与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化不仅成为商品，而且直接渗透到一切经济活动之中并日益成为经济活动的统治者，纯洁性几乎荡然无存。在这方面，大众文化是享乐主义的重要推手。电视、商业广告以及书刊等大众传媒都成为文化商品化的生长地，并催生出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三是人的价值观念的物化。这是文化物化最重要、最突出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生活方式开始进入中国并在一定程度上扎根，个性解放、自我实现以及物本等观念被人们普遍接受，再加上鼓励消费和发家致富的政策“推手”，使享乐成为一种时尚，从而为享乐主义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
    贝尔认为：“享乐主义时代是市场时代。”其实，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市场经济确实容易造成物质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遮蔽，但它又释放出人的主体性能力。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以资本家获取利润和享受为目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为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或者说是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中国要避免由市场经济带来的享乐主义，不能以贝尔的“新宗教”为途径。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而言，由于宗教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整合功能，“新宗教”也许有效，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来说，“新宗教”只能是一种否定或解构的因素，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本质上与宗教没有任何共通之处，它只能以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为内核。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的核心是人，或者说，人是文化的基本内容或根本指向。历史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地阐明了人的价值和意义，奠定了瓦解享乐主义文化的理论方向，为中国精神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现实的人之所以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的价值性：历史不过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而已。而人的价值总是与劳动、创造和贡献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每个人都具有自我价值，即自我肯定的需要，但社会价值才是人的价值最根本的方面，因为每个人不仅是一个生物个体，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存在。正因为如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人的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而劳动是实现人的价值的根本途径。正如“单纯的自然物质，只要没有人类劳动对象化在其中，也就是说，只要它是不依赖人类劳动而存在的单纯物质，它就没有价值，因为价值只不过是物化劳动”一样，没有劳动和创造，只有需求和享乐，人的价值就几近于零。我们并不否认享受所体现出来的人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恰恰是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但如果这种能动性被歪曲、夸大、无限制的发展，就会形成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从而导致人的价值丧失，道德沦丧。
    历史唯物主义从来没有脱离人的意义谈人的生存。可以认为，市场经济对人的意义世界同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摆脱了宗教的束缚，从而使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严。另一方面，由于“商品拜物教”成为新的宗教，使人蜕变为只重物质享受而缺乏精神追求的单向度的人。把人从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使人的意义世界重新发扬光大，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标。

    四、中国精神的打造

    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反思，是中国道路进一步发展、完善和成功的重要前提。资本主义创造了现代文明，但由于其自身不可克服的文化矛盾，资本主义道路越走越窄。中国道路绝不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山寨版”，也不是一条封闭保守、故步自封的“旧路”，而是一条新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一条通往人类崇高理想之路。因此，中国道路必须要有自己的路标。这个路标不能只是物质的，中国道路未来的路向主要应该从精神生活层面上建立起来，即形成与资本主义精神迥异的中国精神。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比资本主义精神文明更先进。中国道路是中国精神的载体或延伸，没有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便失去了物质基础，犹如灵魂离开了躯壳。中国精神是中国道路的观念表达和理论纲领，没有中国精神，中国道路便徒具形式，犹如没有灵魂的躯壳。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道路必须以中国精神为引领。
    首先，必须重提精神生活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之所以说是“重提”，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强调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重要性的同时，从来没有贬低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而且，重视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历来是我们党重要的政治优势之一。之所以要“重提”，是因为时过境迁，形势有了新的变化，精神生活有被物质生活所覆盖的危险。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资本逻辑在中国开始扎根。资本逻辑所带来的最大恶果，就是普遍的物化，人的观念领域开始有了贝尔所揭示的“文化矛盾”生长的土壤，如不及时扭转，不仅会使个人利益无限膨胀，而且还会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堕落，享乐主义蔓延。这种看法也许有些消极或片面，因为现实生活的主流并非如此，但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腐败问题正日益成为中国道路的一块绊脚石。从某种意义上讲，腐败根源于享乐主义，享乐主义根源于“商品拜物教”。尽管由“商品拜物教”演化而来的享乐主义以及腐败等，不能完全归咎于资本逻辑，但资本逻辑是一个无法开脱的重要因素，或者说，资本逻辑是产生这些负面文化的重要原则和基础。
    资本逻辑是由市场经济带来的，但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否定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只是手段，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也是“道路自信”的重要体现。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利用市场经济和资本，又要控制好市场经济和资本，给它们套上笼头。在马克思的思想境域中，精神生活的困境不在于人的意识对物质财富的不断追求，而在于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过程，即以资本逻辑为基础建造起来的以异化劳动为中介的现代社会。所以，解决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困境，必须依靠人的实践活动来对存在异化的社会现实进行总体性的改变，亦即需要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创造改变现实世界的力量。我们在强调精神生活建设的重要性时，并未否认物质生活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人具有双重需要：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人因此具有双重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现实生活就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有机统一，而物质生活构成了精神生活的基础。把物质需要排除在人的需要之外，把物质生活排除在现实生活之外，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从来没有否定必要的、合理的物质享受。但享受需要有一定的限制，一旦超出这个限制，就是非理性的，即以物质占有为目的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社会主义不是那种“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但与资本主义鼓励享乐主义不同的是，社会主义提倡理性消费。
    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提倡并实现理性消费，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在重视物质生活的同时，把精神生活放到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上。健康的精神生活可以消解人们对物质占有的贪婪欲望，物质生产不再是不顾人的实际需要而盲目扩张，自然环境将达到动态平衡与和谐。恩格斯所说的“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尽管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健康的精神生活确实可以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瓦解“商品拜物教”存在的基础。这有两个意思。一是要重视在物质消费过程中的道德、文化因素。“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具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二是要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和谐一致。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但精神生活引领物质生活的走向。人们常说，肉体跟着灵魂走，就是这个意思。“丑恶的物质享受提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恩格斯所讲的“精神内容”涵盖极广，但理想信念以及核心价值观是其中的核心因子。
    其次，我们必须培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风尚。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对异化了的社会现实进行总体性的改变离不开实践活动，即创造性劳动。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创造性的劳动过程中，人不但改变客观条件，“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其二，创造性劳动是扬弃异化的现实道路。只有通过创造性劳动，才能克服文化以及精神生活的物化。其三，创造性劳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随着生产的发展，“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三个方面的相互融通，形成对现实社会进行总体性改变的现实力量。归根到底，现实世界是由创造性劳动构筑的。只有通过创造性劳动，社会财富才会充分涌流，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有可能实现和谐一致。可以说，创造性劳动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别具一格的特质，它既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又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
    因此，尊重劳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和核心观点，也是中国精神的基础。可以认为，尊重劳动和资本崇拜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它们决定了人们不同的精神状态。尊重劳动，要求我们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拒斥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必须清醒地看到，坚持劳动优先、反对资本崇拜，不仅是为当今价值混乱的世界树立一个正确客观的价值尺度，也不仅是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内在根据，而且是直接关系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事。”创造性劳动的主体是人民群众。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指出：“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我们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首先就要脚踏实地劳动。”可以说，这既是中国精神的宣言书，也是对“商品拜物教”以及享乐主义的挑战书。
    在中国精神的旗帜上，必须有“艰苦奋斗”的内容。艰苦奋斗是对创造性劳动的尊重，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精神的重要体现。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我们党之所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并开拓出了一条不断发展的中国道路，时刻也离不开艰苦奋斗的精神。当然，我们对艰苦奋斗精神的理解要与时俱进，赋予其时代特征。吃苦耐劳的本色不能丢，但今天更要着眼于艰苦奋斗，不松懈，不折腾，努力进取。应该说，攻坚克难、改革创新的精神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艰苦奋斗的最好诠释。
    再次，中国精神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纲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话当然应该而且必须写在中国精神的旗帜上。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所有的奋斗，都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的。马克思把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物的依赖性”和“自由个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人的发展正处在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迈进的时期，在本质上并没有摆脱“物的依赖性”。只要“物的依赖性”存在，物质崇拜、金钱崇拜、商品崇拜等就有存在的理由。因此，在任何时候，中国道路都不能偏离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标。在现阶段，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是在物质生活发展的基础上，人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精神境界不断提高。
    总之，精神生活是否健康，是人从愚昧走向文明、从野蛮走向开化的标志，当然也是体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没有对理想信念的追求，缺少一个意义世界，人的全面发展只能导致畸形的、单一的状态。在任何时候，物质享受都应该是有限的、适度的，而精神生活的追求应该是积极的和有价值的。只有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一致，现实生活才能够向美好的未来趋近，人的生活意义和价值才能够得到实现与保障。
    （摘自2014年第12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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