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记忆中的鲁迅

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又是伟大的——他为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我们在纪念鲁迅时，到底在纪念什么？多少年来，这样的问题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回顾起来可以发现，后世在探讨鲁迅思想遗产时，往往偏重突出鲁迅充满民族魂魄的爱国主义——他永远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身体清瘦、精神饱满的孤独而伟岸的斗士形象已常驻人们心中，但对于他的世界主义研究却寥寥，人们似乎忘却了他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站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时值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和逝世80周年纪念年之际，我们将鲁迅立于全人类视野和精神之中，探讨其国际主义精神的本源——追溯他与外国友人交往的历史，寻觅他在国外的踪迹，重新审视其世界眼光和世界影响，不仅期冀可以丰富鲁迅的个体形象，也契合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脉搏。正如专家所言，“他既跟世界文化保持密切的对话联系，又拒绝成为主流文化的附庸的文化立场，在中外文化交流有待深化的今天，仍然具有丰厚的启示意义”。

清末中国，多数读书人对国门外狂飙突进的世界潮流浑然不知，坐井观天、不思进取。1898年，青年鲁迅来到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求学，在这所新式学堂阅览室里，严复翻译的赫胥黎著作《天演论》让他睁开了望向世界的眼睛，他在散文《琐记》中回忆了阅读这部奇书的惊艳：“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惟有天造草昧……’”从此，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鲁迅面前次第敞开。

青年鲁迅进入新式学堂求学，意味着他从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系统“离家出走”，从此他不再囿于中国视野看待社会文化万象，获得了立足于人类整体观照世界的全球眼光。历经几十年的生活体察、智性思考和艰辛创作，鲁迅向世界呈现了丰盈的文学成果，成为真正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

既跟世界文化保持密切的对话联系，又拒绝成为主流文化的附庸。这一文化立场在中外文化交流有待深化的今天，仍然具有丰厚的启示意义

1902年，眼界大开的鲁迅负笈东瀛。正是在日本留学的7年间，鲁迅建立起了自己的世界现代知识体系。

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英、法、德、美等几个强国，以及以这些强国为中心的主流文学上。青年鲁迅却非常有个性，他除了阅读上述主流文学读物，还对世界上弱小国家的主流文学给予了持久的关怀。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自己当时和一些青年憎恶专制、渴望自由，“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这些弱小民族文学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的思想表达，与鲁迅等中国青年寻求民族自强的心声产生了共鸣。

在世界近代史上，有一批弱小国家饱受列强侵略直至亡国，对于这些国家的悲惨命运，鲁迅等具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给予了深切的同情。鲁迅在1908年写的《破恶声论》指出，欧洲列强征服了波兰、印度等国家，作为同样饱受列强欺压的中国本应采取感同身受的立场。对于当时嘲笑“受欺压的弱小国家是自取灭亡”的某些“志士”，鲁迅则谴责了这些人的冷酷无情。他在1918年的《随感录》里写道，每当听到有中国军人唱“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便觉得脸上和耳轮同时发热，背上渗出了许多汗”。在揭示某些中国国民崇拜强权、欺软怕硬的势利嘴脸时，鲁迅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超拔的国际视野得以呈现。

鲁迅、周作人兄弟1909年合译《域外小说集》的作品基本都来自世上的弱小国家，后来许多翻译家仿效他们，形成了弱小民族文学翻译模式。鲁迅的这种立场也曾招来批评，林语堂在《今文八弊（中）》嘲讽鲁迅译介弱小民族文学是媚俗行为：“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鲁迅在《题未定草》中对此回应说“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弱小民族文学翻译者不仅不媚俗，反而是超越了文学上的势利主义。

鲁迅特别欣赏中国汉唐时代的开放胸襟和勇于吸收异域文化的姿态，他在《看镜有感》中感叹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基于此，鲁迅提出了置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进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到了30年代，鲁迅进一步地把这种文化开放立场提炼为“拿来主义”思想。

一方面鲁迅坚决批判闭关自守的文化保守主义，经由翻译实践向后进的中国社会引入外国新的观念、思维、美学，以及新的语法和写作艺术；另一方面他又同崇仰列强文化权力的全盘西化思想保持距离，努力在弱小民族中寻找精神的盟友，致力于译介弱小民族的文学，并与强势的西方主流文学形成抵抗式的对话关系。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对话和冲突成为各民族文化关系的关键词。拒绝对话和强化各民族文化的对抗，都将会导致人类文化新的灾难；反之，不珍惜各自民族的文化，完全向单一的主流文化并拢，同样会破坏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而导致世界文化的衰微。鲁迅独特的文化理念和姿态，显示了知识分子独立、理性的文化姿态：既跟世界文化保持密切的对话联系，又拒绝成为主流文化的附庸。这一文化立场在中外文化交流有待深化的今天，仍然具有丰厚的启示意义。

21世纪初以来，他作为中国现代作家和思想家的面目越来越清晰，他也愈益成为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作家

鲁迅以开阔的眼光吸取世界文化营养，广泛译介世界文学；与此同时他大量创作着思想博大、精神深邃、艺术精美的文学作品，他的思想和创作逐步引起世界各国知识界的关注。

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成长于列强环伺中国、华夏民族昏睡的世界格局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文化带去了灾难性后果，一批具有反省精神的西方学者开始批判欧洲中心论，并同东方知识分子开展交流和对话。在这样的语境中，鲁迅的崛起吸引了国外汉学界的目光，他的思想和作品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向世界传播的主体内容。

二战以前，鲁迅还没有真正引起欧美知识界普遍的兴趣，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史沫特莱等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写的介绍鲁迅的文章，只是把鲁迅当作激进的中国思想家推荐给欧美社会。1949年后，被奉为中国现代文化旗帜的鲁迅受到欧美和苏联东欧知识界的广泛关注，鲁迅大量的作品得到译介。以色列学者爱伦·埃伯1981年撰写的论文《欧美对鲁迅的接受》指出：“很显然，鲁迅已是世所公认的作家。他的作品译成了50多种文字，包括25种欧美语言和21种苏联各民族的语言。”上世纪50-70年代欧美和苏东的学术机构纷纷对鲁迅思想和作品开展研究，不过这些研究具有较为鲜明的冷战色彩。

对冷战思维的反省给80年代以后的世界各国鲁迅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探究鲁迅作品文本研究的成果逐渐增多。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壁垒被拆除，鲁迅思想和作品在世界上传播的渠道更为畅通。21世纪初以来，国外鲁迅研究进入了多学科研究方法并置的文化研究阶段，原先研究中附着在鲁迅及其作品身上的意识形态釉彩逐渐剥落，他作为中国现代作家和思想家的面目越来越清晰，他也愈益成为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作家。

在东亚，鲁迅的思想和作品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各国现代思想和文化的建构，鲁迅成为东亚国家价值认同的主要思想来源

在具有自己独特文化传统的欧洲、美洲、非洲和南亚西亚等区域，人们把译介研究鲁迅当作一种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和对话的方式，鲁迅还没能在深层次上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产生影响。但是在东亚，鲁迅的思想和作品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各国现代思想和文化的建构，鲁迅成为东亚国家价值认同的主要思想来源，在这个意义上，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称鲁迅为东亚的“文化英雄”。

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品格的鲁迅研究成果是上世纪40年代初竹内好的专著《鲁迅》。竹内好以鲁迅对西方文化的吸取与抵抗姿态为参照，批判日本近代知识界几乎完全跪倒在西方文化膝下的奴性，鲁迅成为竹内好批判日本现代化道路的镜子。80年代早期，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专著《鲁迅与日本人》指出，日本在飞速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也重复着西方近代以物质扼杀精神、以众数扼杀个性的偏差，在战后日本的公司化社会，人成为“操作着电脑的猴子”。日本学者认为，鲁迅20世纪初《文化偏至论》等作品对近代工业文明社会的批判，值得现代日本社会借鉴。

在二战之前的朝鲜，鲁迅思想的传播与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40年代中期南北朝鲜分治后，推行社会主义政体的朝鲜把鲁迅当作革命文学的先驱；在六七十年代，鲁迅的遗产成为韩国反美运动和批判国内军人独裁统治的思想武器；在80年代韩国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鲁迅作品又成为许多韩国知识分子批判工业文明弊端的思想资源。在东南亚国家那里，鲁迅思想是二战前殖民地人民抗击殖民主义统治的精神动力；在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后，鲁迅思想和作品的传播起到批判传统负面价值、追求社会创新的推动作用。

进入90年代之后，日、韩和新加坡等许多国家的学者逐渐形成共识，鲁迅成为现代东亚各国的精神领袖。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2002年出版的《鲁迅事典》前言中指出，“（目前）日本人几乎是把鲁迅作为‘国民作家’来接受的”，而“在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鲁迅文学也被广泛而持久地阅读着”，因此“鲁迅是东亚共有的文化遗产”。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对鲁迅思想和创作养分的吸收，堪称继承鲁迅精神遗产最为深入的东亚知识分子典范。2006年9月，大江健三郎在北大附中演讲时回忆了少年时代阅读鲁迅作品的经历，并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很小的时候，我就从母亲那里接受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文学的血液，我的身上有着中国文学的遗传因子。没有鲁迅和郁达夫等中国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存在，就不会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存在。”

在世界传播过程中，鲁迅思想和作品已成为一道丰富独特的文化景观。像一切伟大的心灵创作出来的文艺成果一样，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将继续长久地吸引着世界上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士，吸引着那些对美好的人类精神产品有着敏锐知觉力的人士。（作者系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这是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描述的第一次见到先生时的场景，当时他在仙台医专学医。

除藤野先生外，鲁迅还结识了其他一些日本好友，如内山完造与经由其介绍相识的宫崎龙介夫妇，以及他晚年时经常为之诊治的医生须藤五百三等，其中与内山完造最为熟识。除了结识日本友人，鲁迅也吸引了不少当时在中国的西方记者的关注，其中就有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史沫特莱。透过鲁迅与外国朋友的交往历史和故事，或可发现鲁迅的另一面，对于鲁迅的世界主义研究亦有裨益。

在我们熟知的课文《一面》中，作者阿累在工作之余到内山书店买书，作为工人阶级一员，阿累在面对经济拮据和求知欲望之时犹豫不决，这时还是鲁迅先生及时解救了他的困窘。在这篇文章中，也侧面记述了鲁迅先生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友情。

内山完造1885年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直梦想当一名传教士，1913年3月前往上海推销药品兼售福音书。后来，他和妻子在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169号开了家书店——内山书店，1929年书店迁至施高塔路11号（现四川北路2048号）。

鲁迅于1927年辞去广东中山大学职务后回到上海，他于同年10月5日发现了内山书店，并花了10元2角购买了四本书。当时内山完造并未在店里，妻子跟他讲了这件事后，他才留意起这位顾客。当鲁迅第二次来买书时告诉内山他叫“周树人”时，已成半个“中国通”的内山一下子就知道了眼前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

内山书店就像阿累在文章中描述的，设有供客人休息的茶座，老板还会客气地端来一杯热茶。正是这种氛围以及离家比较近的缘故，鲁迅常到这儿作客。加上他在日本留过学的经历，与内山完造一家很快熟络起来，两家人也经常走动。后来，书店就成为内山完造掩护鲁迅等进步作家们聚会的地方。据说有一次鲁迅为躲避通缉，在内山书店住了差不多一个月。

在内山的印象里，鲁迅先生是一位受人尊重，威严中不失幽默的人。鲁迅穿着朴素，甚至有一次去拜访英国友人时，在酒店坐电梯被人赶了出来。可是他资助那些进步青年时却很是大方，有一次鲁迅先生将刚拿到手的稿费给了他人去营救狱中亲人。明知是骗局，鲁迅仍给了他人希望。当时内山完造弄不懂鲁迅这么做是为什么，鲁迅这样回答他：“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是不应该拒绝的。这种时候，如果你手上有，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都要借给她。这是一种习惯。”内山曾说，在鲁迅面前羞惭地看见自己的另一面，他眼中的鲁迅像一位毫无瑕疵的圣者，第一次的交流都可以认识到自身不足。

内山完造见证了鲁迅人生的最后岁月。鲁迅去世后，内山完造还成为葬礼主持，可见两者交往之深。

与内山完造一样，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遇到鲁迅后，也同样产生了一种局促和自愧弗如的情绪。她本身是一名来自美国一家报社的特派记者，凭着新闻记者的敏锐视角，她开始观察并近身接触中国，也见识了当时一些作家，据说鲁迅的学生萧红就曾与她结下很好的友谊。

1930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的50虚岁寿辰，那些被当局认为是“左倾危险分子”的作家和斗士们希望借此机会搞一次隆重聚会。史沫特莱欣然受命，以自己的名义租借了法租界吕班路50号的荷兰“斯拉巴雅”西餐馆。这次寿辰聚会发起人中有柔石、冯雪峰、冯乃超、董绍明、蔡咏裳、许广平，叶绍钧、茅盾也出席了。

史沫特莱后来在其《中国之歌》中详细描述了鲁迅先生：“鲁迅带着年幼的儿子提前到了。这是我初次与鲁迅相见，我在中国的整个期间，受到最大影响的就是这个人。他个子不高，身板有些单薄。穿着奶白色的丝绸料子的中国服装，柔软的中国靴子。不戴帽子，剃得短短的头发像牙刷一样。但是，虽然鲁迅的面容就是一般中国人的样子，但他却在迄今为止我见过的人中，给我留下了最有印象的记忆。脸部生动，同时也有戒备的神情。他虽然不用英语讲话，但能熟练地运用德语。因此，我也用德语与之交谈。他待人接物的态度、说话的方式、还有一个个动作都流露出一种难以言说的、充满个性的和谐与魅力。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一块土块那样，看上去十分丑陋。”

整个聚会活动在胆战心惊的望哨中偷偷进行着，鲁迅讲了自己的前半生，他的成长，他为何弃医从文，深深地吸引了史沫特莱。她原本“耳朵一面侧向外面的街道，担心着警察的捕人车到来，一面却倾听着一个翻译替他译出来的话”。不久，她便忘了紧张地望哨，而被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所打动。那一天，她还特地送了先生一幅自己精心选购的白绸子衣料。

鲁迅特别喜欢德国女版画艺术家珂勒惠支，曾收藏了不少她的版画原拓，后来在史沫特莱的帮助下，他与珂勒惠支通信，邀请她为中国创作。1936年，鲁迅自掏腰包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这本书的前言《凯绥·珂勒惠支——民众的艺术家》便是鲁迅先生邀请史沫特莱撰写的。

此外，史沫特莱在《忆鲁迅》中还讲过一件事：1931年3月，也就是在鲁迅50寿辰的次年，一些青年作家、艺术家被捕遇难，鲁迅写了篇文章，名为《写于深夜里》，他委托史沫特莱将它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当时史沫特莱深深地担忧起他的安危来。鲁迅先生说：“有什么要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同样为记者的埃德加·斯诺也一样受到鲁迅的影响。他曾对萧乾讲过，“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斯诺当时为了研究中国当代的文艺作品，通过青年文学工作者姚克牵线认识了受监视的鲁迅，他们约见在一个小杂货铺里。他打算翻译鲁迅个人集子里的作品，但鲁迅建议他关注更多别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后来斯诺接受了提议，对翻译集做了调整，前半部分是鲁迅的作品，后半部分收集了茅盾、柔石、巴金、沈从文等人的作品。1936年7月，这本名为《活的中国》的翻译集在美国出版。

在序言中，斯诺撰写了导读文章和《鲁迅评传》。他把鲁迅比作是高尔基、契诃夫，评论他是“中国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的勇敢领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优秀者之一”。他在翻译鲁迅小说时跟他探讨了很多时政、书中人物命运与时代的关联，对社会、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斯诺后来移居北京，仍与鲁迅保持着书信往来，鲁迅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了很多他们交往的情节，他评价斯诺是外国人中“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

鲁迅逝世时，斯诺在悼念鲁迅的挽联中写道：“译著尚未成功，惊闻陨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其中尚未成功的“译著”指的是斯诺翻译的《阿Q正传》，而“痛忆旧雨”也道出了其本人与鲁迅之间的深厚感情。

当然，与鲁迅先生有交往的外国友人还数不胜数，他们多数都为其人格魅力所折服，而且在当时的中国能遇上一个思想和意志方面都超绝卓越的大家，于他们、于整个中国的历史，都是极为重要和宝贵的见证。

与鲁迅的初次“相识”是在1968年至1969年的冬季学期。那时我已中断了神学研究并在维也纳初步接触了现代日语和汉语，最后终于选定了汉学作为主科。明斯特大学东亚研讨会的教学大纲里有这样一门阅读分析课——《阿Q正传》。那时的我刚上了一学期现代汉语口语课，中文知识少得可怜。小说头几行已使我感到相当困难。于是不久我不得不放弃这门课，转而阅读小说的德译本。当时我并不知道译者理查·庸便是我的第一批汉学教师中的乌尔利希·翁格尔的笔名，因而我对小说的看法也不带有任何偏见，只觉得作品语言十分晦涩，而作者本人则没有引起我的兴趣。

多年以后，1974年10月，我将赴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之前，偶读了德国作家汉斯·克利斯朵夫·布和与温梅合译、由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杂文集简装版《论雷峰塔的倒掉——有关中国文学和中国革命的杂文》（该选本根据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英译《鲁迅选集》选译，收录杂文48篇——编注）。也许是那篇后记将我带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门。布和的译著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拥有实力的中国，更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彷徨、绝望中的中国。也许正是鲁迅这种勇于思索与善于自嘲，使其不仅成为著名的作家，而且成了中国现代杰出的思想家。

在北京学习汉语期间，虽然我的老师们身处文革的政治漩涡之中，但他们对我非常好，给我介绍鲁迅的作品。我觉得鲁迅很好，很重要，很符合我的口味。于是进度缓慢、却严肃认真的研究鲁迅的工作也随之展开。1975年我开始翻译鲁迅的书。《野兽训练法》一书可以说是多卷选集的序曲。该书选译的是鲁迅的小说杂文、诗歌作品。自1978年的一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座谈会以来，就鲁迅作品的翻译工作意见纷纭，但无论如何，两个标准必须要确定：尊重原著， 尽力推敲德语的翻译语言。鲁迅作品的德文译本过去总是由英译本间接而来的，这并不是对中国语言文化的轻视，而是因为当时的汉学界根本没有承认鲁迅的作品，更不用谈对其进行研究了。而汉斯·克利斯朵夫·布和本人并不通晓汉语，只能从当时戴乃迭和杨宪益的英译本转译成德文。

虽然情况到了七十年代末期有了转机。德语地区逐渐翻译、出版了不少现代中国文学作品，对于没有多少中文知识的德语读者来说，只要作品译本文字令人信服就可以了，但是这些翻译中的错误也关系到对于作品的理解，若漏洞百出，则势必影响到译本的可信性。

正是因为看到这些翻译作品质量差，所以我决定要翻译鲁迅的作品。起初，我翻译的作品算是鲁迅作品入门，之后一个出版社要我翻译《鲁迅全集》。值得一提的是，由我主编、汉堡大学教授关愚谦任副主编的德文版《鲁迅选集》（六卷本）于1994年由瑞士联合出版社出版了，参加选集德文翻译工作的都是自愿为传播中国文化尽义务的德国汉学家，共20多人。《鲁迅选集》德文版从着手翻译到问世，先后共达15年之久。《鲁迅选集》是在参考了中文（北京1981年）和日文（东京1976年）评议版的基础上，经过与原著相核实修订而成的。在翻译技巧上，先由译者忠于原文翻译，再由主编和译者共同校对，达到文字通顺，最后小组集体逐字逐句讨论，使文字更加流畅。

2009年我还翻译了鲁迅的书信，我翻译的鲁迅作品德语译本共有八本。

除了翻译鲁迅作品，1986年，我还在德国波恩大学开设了“如何分析鲁迅作品”的课程。我觉得鲁迅的散文，例如《野草》的文字真是太美了，我现在想翻译他的《随想录》，目前它还没有德文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鲁迅的作品在德国都卖光了。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国的商业化浪潮兴起，看鲁迅作品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也影响了德国甚至欧洲读者阅读鲁迅。在鲁迅涉猎的几种文学体裁中，欧洲的读者以往爱看鲁迅的杂文和散文，而现在基本上什么都不看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读者看卫慧、安妮宝贝等美女作者的作品。今天的年轻人关心的是美食、时尚、资本和装饰品，他们不读鲁迅，这是有问题的，鲁迅的思想在今天还是有价值的。

在德国和欧洲，我们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鲁迅其人其作。鲁迅毕生，包括在其无数的著作中，都在执著地探究幻灭的原因，即“乌托邦”理想的破产缘由。鲁迅首先提出了扬弃传统的艺术与道德相统一的文艺主张，宣传了一种唯物的时代精神，进而又提倡对之进行发扬与更新。这种时代精神不再是传统中国式的，而来自于欧洲思想史，来自于作家、艺术家笔下先知、天才、超人之化身的尼采、易卜生和拜伦。此外，上世纪30年代，鲁迅从日本回中国后，他对“乌托邦”有思考。

鲁迅被西德的“左派”称为“中国的尼采”，他跟尼采思想有很多共同点，例如，他提出人如果要成为“超人”，必须要重新评估一切的价值。就像《狂人日记》里指出的“仁义”其实是“吃人”。尼采提出“上帝已死”——“欧洲文化完了”，而鲁迅也有发出“中国文化完了”的呐喊。

对我而言，鲁迅的白话文是最漂亮的，他的思想无人能比。他完全懂得现代性，指出不要盲目歌颂现代性。虽然鲁迅作品的红线是其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但是其作品又具有超越时代局限性的意义，即其中表现的寂寞、无聊、苦闷与空虚。他认为人最大的问题是“忧郁症”。很多人回避这个问题，但是鲁迅没有，今天的中国，忧郁症是困扰着现代人的最大疾病之一。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自杀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今天的人们太自恋，丢掉了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为何而活？焦虑感严重。

虽然鲁迅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和出路，但我觉得，要通过哲学、宗教以及干预生活（做事）来排解“无聊”和忧郁症。我反对患忧郁症的人吃药，他们应该从哲学中寻找帮助。最重要的是，寻找一些无私的生活目的，人要到社会中去，去帮助别人，忧郁症是可以克服的。（本报记者 陈雪莲 采访／整理）

“鲁迅是属于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的一员，但鲁迅也是属于现在的，是我们理应铭记和尊崇的对象，鲁迅更是属于将来的，他恰似一道不灭的火炬，在不断地传递中照亮未来的路途。”9月23日上午，在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暨“2016鲁迅文化论坛”上，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秘书长周令飞如是说。

周令飞很好地继承了祖父的DNA，八字胡、浓眉、微翘的耳垂、刚毅的面部轮廓，乍看上去颇似鲁迅本人。这些年来他一直致力于“鲁普”（即鲁迅的普及）的工作，分别创立了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和鲁迅文化基金会，为的是将鲁迅以及其他像鲁迅一样的伟大先人的宝贵遗产得到最好的继承与传播，不辜负社会。

“打个比方，过去很多时候我们是用‘2D’，平面地去看鲁迅，今天科学技术都这么发达了，我们完全可以用‘3D立体’的视角来看鲁迅。”在向本报记者谈及鲁迅先生的中国梦时，周令飞曾这样比喻。

在周令飞眼中，鲁迅的中国梦充满了对“光明”的渴望，对“黑暗”的唾弃。“鲁迅一生追求光明，追求一种公开、透明、公平、正义，追求一种全人类的解放。”

周令飞在与基金会学术部的研讨中发现，鲁迅的中国梦是：希望中国人有理想的生活，有理想的社会，有理想的国民性。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一切要从民众的生存、温饱出发，鲁迅希望人们“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再追求社会的发展。

“鲁迅从来不主张做那些白日梦、虚妄的梦，他一直倡导脚踏实地解决社会问题，他认为‘人的问题’最重要，首在立人，人立则凡事举。”

周令飞认为，基金会对于鲁迅本身的研究也是丰富多彩的，而不像有些研究者，把鲁迅描述为“孤独、黑暗、晦涩、扭曲”的。

研究还发现，鲁迅是一个好奇心极强的人，热衷探索大自然的奥秘，甚至是善于把握潮流和时尚，他的文学创作起初是从在日本期间翻译科幻著作开始的，比如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与今天克隆技术相似的《造人术》等。周令飞说，尽管对于科幻，鲁迅所坚持的创作为时不长，但当时的他确实渴望从科学技术的普及，找到救中国的“药方”。

“科学救国是鲁迅为中国社会开出的一个‘方子’，后来还有医学救国，还有很多‘方子’，他从未放弃过把麻木的中国人放到光明中去。”周令飞说。

周令飞自述最爱读的鲁迅先生作品是《故乡》，而且人到花甲后越是喜爱，越是希望读透其中真谛。

“除了对家乡一草一木的爱恋，鲁迅先生在《故乡》中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对现实多么生动的写照。”说到此处，周令飞顿了顿，似在整理思绪。

而今主持基金会工作的周令飞，管理着由“50后”至“90后”共同组成的团队，其中个别年轻人甚至不太了解鲁迅。“很难，但是很有挑战性，很有趣。”

站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周令飞认为当下最重要的工作，是应该让我们心目中的鲁迅形象回归他的“本色”：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精神上的导师，生活中的朋友，敢爱敢憎，敢说敢言，风趣幽默，个性鲜明。“我们对鲁迅的解读也不仅要有‘鲁研’，更要有‘鲁普’，以一种更为平易近人的方式，向广大人民传播鲁迅的精神人格和智慧，引起他们的兴趣与注意，从而促进鲁迅精神的传承。”他说。

上野公园，偏于日本东京一隅，没有围墙，隐没于博物馆等文化设施之中，每年樱花盛开时这里都会成为东京最热闹的地方之一。1904年，一个中国人写道：“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因为这个人，上野连同仙台，成为中国人心中常常想念的异国风景。这个人，就是逝世已80年仍被视为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且其作品对当代仍有极大警醒和启示的鲁迅先生。在今天的日本，究竟还能找到哪些与鲁迅有关的印迹呢？近日，《国际先驱导报》驻日记者进行了一番寻访。

1904年4月，23岁的鲁迅作为官费留学生来到东京，在专门接收清朝留学生、相当于预科的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基础科目和日语。该学院在1909年关闭。今天虽能找到其旧址——新宿区西轩町13番地，但如今已是写字楼林立。

鲁迅在文章中提及在日留学生活较少，基本就是入选中学课本的《藤野先生》、《呐喊》自序，以及《范爱农》，另外从其好友许寿裳和弟弟周作人的回忆录中可略窥见些许当时情况。当时由于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以及福泽谕吉“脱亚入欧”论的影响，在中国人面前，日本人充满优越感。另一方面，留学生们虽也有部分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但大部分或急功近利以回国当官为目的，或无为度日甚至贪图享乐。相比日本人的轻视，让鲁迅感到更为厌恶的是同胞的麻木和不思进取，这也是他觉悟要拯救民族之魂的开始和毕生反思民族劣根性的萌芽。

怀着“到别的地方去看看”的心情，1906年9月鲁迅来到了仙台。今天的仙台市是日本东北地区第一大城市，宫城县首府，主城区背靠青叶山，广濑川河自西向东流经市中心。正如1602年伊达政宗开辟此城时为它取的名字“青叶城”所示，9月中旬的仙台依然满城青葱。在这里，“中国文豪”鲁迅不仅有两座雕像，还有一座纪念碑。

“鲁迅之碑”早在1960年就在仙台市城西的仙台博物馆院内落成，背靠郁郁葱葱的青叶山。纪念碑由东北大学教授仿汉碑设计，采用宫城县特产玄昌石制造，整体造型如短剑又如匕首指向天际。上部有青铜的鲁迅半身像浮雕，侧脸微昂首，手夹香烟，目光炯炯。浮雕下是郭沫若题写的“鲁迅之碑”以及碑文，大意为：中国文豪鲁迅1904年秋到1906年春在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前身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但由于痛心于故国之危机，醒悟到拯救民族之魂为急务，而转向文学道路。纪念碑右侧还有一尊青铜的鲁迅昂首远瞩前方半身像，为鲁迅的家乡绍兴市在鲁迅诞辰110周年时所赠。与纪念碑和雕像正对的苗圃中树立着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牌，如今，当年植下的树苗已茁壮成长为可以成荫的树木。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探访时，巧遇一对30多岁的中国夫妇正在碑文前仔细辨认交谈，上前一问，原来他们是旅居大阪的沈阳人，来仙台旅游，特意拜会鲁迅先生。“接下来还要去东北大学看看。”

另两位四五十岁的日本阿姨端着相机拍照，说是来参观青叶城址，看到路牌指示这里有鲁迅雕像就过来看看。“中国的思想家，日本的中学教科书上也有他的文章。”

鲁迅的另一尊雕像位于仙台医专旧址——东北大学片平校区中央草坪上。《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校区入口处的传达室一问，工作人员马上在校区地图上圈出了与鲁迅有关的几处地方，其中就包括这尊雕像。该雕像于1992年落成，由中国美术学院设计，时任东北大学校长题字“鲁迅先生像”。与仙台博物馆院内的纪念碑浮雕和雕像严肃深沉的表情不同，这尊胸像的鲁迅面露微笑。雕像背面题词与纪念碑相似：他在这里悟到拯救民族灵魂为急务，此为永久之纪念。

关于鲁迅弃医从文的契机，国人都耳熟能详。如“笔记本事件”，日本学生质疑藤野先生给鲁迅漏题，查检鲁迅的讲义笔记。又如“幻灯片事件”，日俄战争题材的幻灯片里给俄国做侦探的中国人被砍头，其他围观中国人高呼“万岁”。如今在东北大学片平校区中还保留着当年仙台医专播放幻灯片的6号教室。它位于恢弘的红砖教学楼背后，是一间涂着白漆，盖着灰瓦的木板建筑，也是仙台医专唯一保存下来的设施，被称为“鲁迅阶梯教室”。据工作人员介绍，在鲁迅留学的时代，这里是学习德语、物理、化学、细菌学等课程的教室。教室内有三列座位，据说鲁迅当年常坐在教室中列前数第三排靠右的位置。

离“鲁迅阶梯教室”不远的一栋文艺复兴时期风格建筑是东北大学史料馆，“鲁迅与东北大学”已成为这里的常设展。展品包括当年鲁迅入学时的照会公函，鲁迅亲笔书写的入学申请与履历书，班级考勤表与成绩单，以及一些鲁迅当年与同窗的合影等。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批改过的解剖学笔记的复印件以及藤野先生的肖像照片也陈列于此。

藤野先生是鲁迅的日本回忆中一抹温暖的亮色：他担心鲁迅的日语，每讲过后都为鲁迅批阅讲义笔记；细心指出鲁迅所画解剖图中为了好看将血管移位的错误，对他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鲁迅决定退学时，藤野先生由衷惋惜并赠予“惜别”的照片。

鲁迅曾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藤野先生的严谨认真、安贫正直对鲁迅的日本观产生了很大影响。据内山完造的《鲁迅回忆录》介绍，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各地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之中，鲁迅一面表达对日本侵华的强烈愤怒，同时也理性地表示“即使抵制所有的日本货，认真这副药都必须要买”。

从片平校区正门出来向北行约5分钟，有一栋临街的两层木板建筑，这里就是鲁迅刚到仙台市寄居的下宿旧址，即鲁迅笔下“兼管囚人饭食”的客店。如今对面早已不是监狱，而是仙台放送大学的校区。屋子的木板已褪尽了颜色，屋檐下有一座细长的玄昌石碑，上书“鲁迅故居迹”，也是郭沫若的题字。记者没能敲开这家的门，据住在旁边公寓的东北大学教授夫妇说，这里在1920年代就已翻新重建，现在住着一对80多岁的老人。这里与鲁迅留学时代有关的东西大概就是屋子后院里的几棵古树和一口水井了。据说常有人到这里寻访拍照。屋后是横贯仙台市的广濑川，河水清澈见底，河对岸的青叶山如同一面青色屏风。逝者如斯，110多年前，鲁迅在这里看到的应该是同样的景象。

在仙台的短短一年半，却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关键转折。在这里，鲁迅不仅加深了对亚洲近代先驱日本的认识，借由日本加深了对西方和俄国的认识，还通过这些认识得以更深刻地反观本民族的危机。

立志从文救国之后，1906年3月，鲁迅从仙台返回东京，与志同道合的中日作家一起创办同人杂志，翻译东欧等与当时中国相同境遇国家的文学作品，直到1908年才离开日本。目前还能寻访到鲁迅在东京的一处故居旧址——文京区西片町1-12，本乡区西片町10番地。这个门牌号在日本文学界也是赫赫有名，日本近代大文豪森鸥外和夏目漱石先后居住于此，鲁迅是它的第三位名人租户，将其命名为“伍舍”。如今故居已经作为文化遗产整体移建到明治村博物馆，这里仅仅是旧址，但由于临近东京大学，且附近文化名人故居或旧址颇多，仍弥漫着浓厚的人文气息。

在东京的另一处与鲁迅颇有渊源的地方是内山书店。这栋外观如普通小公寓的五层建筑位于号称世界第一大旧书店街的神保町，悬挂着“中国图书 内山书店”的招牌，一到三层都是书店，主营中国有关书籍和报纸，兼顾亚洲各国，中日文都有。1917年，内山完造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成为中日左翼作家的文化沙龙，多次为鲁迅提供庇护；1935年内山完造的弟弟在东京开设内山书店，与上海内山书店相呼应。

今天，东京内山书店的店主内山深是内山完造弟弟的第三代后人，继承书店之前还曾到北京大学学习一年汉语，内山深先生说：“从小就知道大概要继承书店，鲁迅的事迹也听得很多。”书店一层有两列鲁迅中文作品的专架，“我们尽量搜集中国国内所有正规的相关书籍，一有新书，中国的出口书商就会通知我们。”

同时，书店也陈列着日译鲁迅作品。据城西国际大学翻译专业教授田原介绍，日本翻译鲁迅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达到过高潮，当时《孔乙己》、《狂人日记》、《阿Q正传》就相继翻译出版；1935年岩波书店出版的《鲁迅选集》影响深远；1953年至1954年，青木书店多位译者翻译的《鲁迅全集》是至今唯一的一套中国作家的日语全集。

2009年至2010年，东京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专家藤井省三又重新翻译了鲁迅几部代表作。藤井省三曾指出，鲁迅对不少日本左翼作家都有影响，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井上厦，以及村上春树也都受到鲁迅的影响。

2017年是上海内山书店开店100周年，东京内山书店为此准备的纪念品是当年完造先生从京都宇治购来在店里待客的“玉露雁音茶”，茶包海报上印着当年鲁迅与内山完造等人在上海书店内“茶话会”的情景。书店二楼还悬挂着鲁迅为上海内山书店题的打油诗：“二十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却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本报记者发自东京）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