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有光先生称不上“汉语拼音之父”看网络媒体的本质

从周有光先生称不上“汉语拼音之父”看网络媒体的本质

夏朝之音

今天(1月14日），以各大门户网站为代表的网络媒体首页头版都报道了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去世的消息，而且几乎都还配有专题全面介绍周先生的生平事迹（如上图、下图），报道的同时冠都以“汉语拼音之父”的美誉来称赞周有光先生（未称教授）。

对此，学者梅新育先生以【周有光先生称不上“汉语拼音之父”，对政治和历史更谈不上清醒】为题，通过微博表示了不同意见。梅新育的微博文字只有500多字，不长，全文如下：

百岁老人周有光去世了，盖棺论定，实事求是，一些媒体称之为“汉语拼音之父”，实属过誉。

须知最早提出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方案的是明末的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第一个创制汉语拼音文字的国人是卢戆章（1854—1928），第一套在一定范围内实际投入使用的汉语拉丁化新文字运动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创制的，创制者是在苏中共党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目的是完成苏联政府提出的国家任务——在苏联远东的10万华工中扫除文盲，后来传入国内。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汉语拼音方案是毛泽东主席拍板决策制定、推行，吴玉章具体主持负责，周有光无论如何称不上“汉语拼音之父”。

所以，称周有光为“汉语拼音之父”，恐怕还是某些人因为他政治上的一些观点（如反毛而高度推崇民国、叶利钦等等）而刻意抬举他，要借他之口宣扬自己想说的话。对他这些政治观点，我看只能“呵呵”。给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他还声称“朱元璋是回民”，且声称这是“学界公认”，后来被人告知，又改口。

所以，可见周有光对历史和政治并不在行，甚至缺乏一些常识；拿他的话作为评判政治事务的论据，未免……算了，我不说了。

人老了，有些事情、有些道理搞不清楚，本来不足为奇，拿老人家当工具，甚至是当棍子用，多少有点失之不不够厚道。

还是让老人家及其家人安静吧。

看到这条微博，对照周先生去世新闻消息的报道，借助互联网，夏朝之音做了一点的案头调查，在百度百科对周有光先生的介绍中，特别提到“中评网称周有光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 

对这个中评网，我第一次知道是因为它刊登的谣言文章说毛泽东选集的文章只有12篇是毛主席本人执笔的，其它都是他人代笔或者集体创作的，这篇不知道写手是谁的网文早在2009年一出炉就被很多人用事实铁证逐条批驳的谣言，中评网2011年还当重磅文章以署名罗冰的名义继续转载散播谣言，似乎还真有罗冰这么个学者似的，其实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人，一个自称以严肃学术研究为名的网站在谣言网文被彻底揭露并驳倒的两年后，在人们都快忘却的时候，特地把这篇谣言文章拿出来挂在自己的网站上，且至今也未删除，唯恐人们不知道这个谣言似的，其对谣言的扩散、传播是何等的上心，由此可见这个中评网是个什么样的货色。

经查，这个中评网，原来就是“大名鼎鼎”（臭名昭著）的带路党“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一个网站，专门和天则所唱双簧，干带路推墙的活儿，而天则经济研究所是美国认定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创建的。茅于轼本人退休前，没有任何学术创建，更没在有影响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最能说明他与经济学或学家沾边的是其1985年出版的代表作《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然而，根据业内人士的爆料，同样内容的书，早在1939年就已经在前苏联面世，作者康托洛维奇凭此书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时间都早于茅于轼成书时间十四年之久，这当然不能叫他的学术成果，而是彻底的论文抄袭、学术腐败，由此可见其人品学术水准了。但他1993年退休后创建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由于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等西方资金的支持，从而名声大噪，一跃成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他关于经济方面的研究就是“放弃18亿亩耕地”、“教育产业化”等，更多则是政治方面的“成就”，比如“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所以应放弃钓鱼岛，汪精卫“投降是正确的选择”，应抵制服兵役等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查询，太多了，被人成为汉奸茅于轼）。天则所2012年还专门开了一个研讨会，聚集了一大批所谓的专家学者，研讨会建议菲律宾就南海问题提起国际仲裁，并将他们掌握的证据（有些是伪造编造的）详列列明，证明南海存在争议，应该仲裁。所以，南海仲裁案，就是茅于轼及其天则所自创建以来最直接且见成效最明显的一次带路行为，也让更多老百姓看清了他们究竟是一批什么人。

今天说这些，不是要去讨论天则所或者中评网的是非，关于天则所及茅于轼，已经有很多人撰写了更详细专业的介绍文章，这里只是顺带介绍一下天则所和中评网这两个机构的关系、特点以及他们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作为一个普通的吃瓜群众，夏朝之音对周有光先生过去不了解，但今天通过了解后，我觉梅新育对周有光先生的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也是正确的，因为能得到茅于轼领导下的中评网的高度评价的人，可见其政治倾向和立场了，但也许周有光先生本人不一定认为自己和天则所那帮带路党是一路人，也许周先生仅仅就是梅新育所说的对历史和政治有点糊涂（“并不在行“、“缺乏常识”）而已，既然周有光先生现在已经去世，死者为尊，我就不对其做过多的评论，只是认为目前网络媒体过度的、不符合实际的、溢美之词并不是对周先生的尊重，我相信周先生生前也不会同意“汉语拼音之父”这一光环的，因为从所有的资料介绍来看，他只是参与了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而且还是被迫参与，他既不是第一个提出汉语拼音方案的人，也不是方案的最终设计者，更不是最后拍板一锤定音的人，而参与这个方案设计的人很多，难道所有这些人都是“汉语拼音之父”吗？如果说作为一般的参与者但是因为长寿的周有光先生被成为“汉语拼音之父”，那么其它参与者呢？有些还是声名素著的参与者该成为什么呢？难道叫“汉语拼音之祖”吗？周有光先生对这段历史一定是非常清楚的，但我相信他不会像茅于轼那样把别人的研究成果公然剽窃过来当自己的学术创建。

经过夏朝之音的网络查证，现在叙说一下我国汉语拼音方案形成的前因后果吧。

【诞生时间】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颁布《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作为一种科学、方便、实用的语言文字工具，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信息化提供了极大便利，为我国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发展科技、提高信息化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制定背景】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推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说到汉语拼音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到有关历史问题，认清历史我们才能更加深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今天使用的汉语拼音优点。

我们都知道，汉字不是拼音文字，笔画繁多，字体结构非常复杂，所以不仅书写起来十分困难，而且认读也非常不方便。因为非拼音的汉字，从字形结构上不容易分析出字的读音来。虽然汉字中有90%以上的形声字，但是由于形声字的形符和声符本身的结构也很复杂，不是专门的表音符号，而且由于语言的发展，声符与字音的变化非常不一致，声符与字音的差别越来越大，所以声符的表音作用在现代汉字中是十分有限的。据有关资料统计，现代汉字系统中的形声字，声符与字音完全相同的形声字只有20%多一点，加上声符和字音声韵母相同的汉字，也就40%左右，可见，现代汉字的形声字表音率是相当低的。因此，有的专家学者认为，那些不能表示字音的形声字，以今天严格的眼光看，已经不是形声字了。

为了解决汉字的注音问题，我国古代曾经使用了多种注音方法，比如直音、读若、反切法等。直音、读若法虽然简易明了，然而如果没有同音字可注，或用来注音的字更加深僻、复杂时，就发挥不了作用。魏晋时发明的反切，较之以前的注音方法的确是一大进步，但是反切法的使用并不方便，因为反切上字、下字加起来也有上千个，所以首先得认识这一千来个汉字才能掌握反切方法，这可是个不小的负担。加以汉字是整个儿表示一个音节，字形结构上分不出声母和韵母来，所以拼读上"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并不好掌握，对于初学者尤其困难。唐宋时期，在反切注音的基础上，人们又用汉字制定了三十六个声母，两百来个韵母，但是由于汉字本身的局限性，它们最终没有发展成为汉字的注音符号。而给汉字注音，又迫切需要一套简便、实用的符号，以弥补各种传统注音方法的不足，满足人们学习和使用汉字的注音需求。

十七世纪初，随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开始，西风东渐，西方文化凭借着西方经济方面的优势也开始传入中国。结构复杂且不表音的汉字对于当时的西方人无疑是难解的天书，成为他们了解东方文化和进一步交流的拦路虎。出于多方面的需要，当时的一些西方传教士开始运用拉丁字母来拟定汉语拼音。

最先拟定的拉丁字母汉语拼音方案是1605年在北京出版的《西字奇迹》，由意大利耶酥会传教士利玛窦制定的。这个方案是有系统地用拉丁字母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开端。该方案首次引进了西方文字的音素制字母给汉字注音的拼写方式，突破了我国自魏晋以来一千多年使用汉字声韵双拼的旧框框，为汉字注音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科学的道路，从此开始了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历史，揭开了汉字注音拉丁化的序幕。尽管这个方案是为了方便外国人学习汉字和汉语而制订的，然而其注音方式以及应用的便利，给后来学者以很大影响和启迪。清代以后，中外许多学者，在研究和制订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时，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利玛窦方案的长处，如用撇点表示送气音，用双字母解决拉丁字母不够用的问题等等。据统计，利玛窦方案以后，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以前，我国编制并有一定影响的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有三十来个，可以说都在是利玛窦方案上的发挥。所以说利玛窦方案是我国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的始祖一点不为过。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我国在与西方列强发动的几次侵略战争中均处于战败国的地位，既割地又赔款，受尽了殖民帝国主义的侮辱，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这样国破家亡的政治形势，促使我国学者思考，希望找到一条强国的道路，他们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振兴科学与教育，而要振兴科教，就是要普及教育，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民众的识字问题，而汉字的繁难无疑是普及教育的拦路虎，于是他们认为，普及教育，振兴国家就要从改革汉字入手，制定简易的文字。这种观点后来进一步放大，走向了极端，汉字遭到了彻底否定，被认为是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

在这样的认识和思潮的影响下，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就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切音字运动，我国掀起了制订汉语拼音的热潮，各种拼音方案相继出台，拉丁字母式的，速记符号式的，汉字笔画式的，真可谓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其中，汉字笔画式的字母方案又成为这次切音字运动的主流，占所有方案的一半，如果把汉字速记式方案也算上，就更多了。

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又由汉字笔画式转向了以拉丁字母为主流的方面，并由此开始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1926年9月，国语统一筹备会拟订并通过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并于同年11月自行发表。1928年9月，由教育部公布，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国语罗马字方案的产生是我国拉丁化运动的新开端，拉丁化方案的制订成为汉字改革运动的主流。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如鲁迅、郭沫若等，都积极支持并参与拉丁化文字运动，许多刊物载文或出专号表示对拉丁新文字的支持。很多学者还亲自实践，编拟拉丁化拼音方案，例如钱玄同、赵元任、林语堂等，都先后推出了自己的拉丁化拼音方案。

稍后于国语罗马字产生的北方拉丁化新文字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延安，甚至还开设了一百多所夜校，专门教授农民学习新文字。在同时掀起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国语运动，又很自然地与拉丁化运动相结合，互相推动，使拉丁化新文字传遍全国，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我国于1958年公布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吸取历史经验，结合现实需要而制订出来的。

【制订经过】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前，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而又比较有影响的拼音方案有三个：注音字母(191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1926年发表)、拉丁化新文字(1931年公布于前苏联海参崴)。这三个方案的影响都非常大，其中尤以注音字母影响最大，从公布后即纳入小学教育，目前我国台湾省还在继续使用这套注音字母，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套法定的汉语拼音字母。

那么大家不仅要问，既然已经有了这样一些拼音方案，那么为什么还要重新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呢?这是因为，上述方案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有不足之处，都有其局限。例如注音字母采用声、介、母三拼制，字母多而不灵活，不利于对语音作精细的分析描写;采用笔画简单的古汉字作字母体式，不便应用，也不利于国际文化交流。国语罗马字用字母表示汉语四声的规则比较复杂，不好掌握。拉丁化新文字不标声调，又过于简单，而且主张拼写方言，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音。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在推广普通话，普及大众文化知识的浪潮中，一个更能体现汉语特点，更科学更实用的拼音方案就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制订出来了，这就是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是1958年公布的，但是在这之前，准备工作就已经开始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就在北京成立了，接着就开始了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制订工作。1952年2月，教育部设立了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文研会从成立到1954年，主要进行了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1954年12月，国务院设立了专门研究文字改革的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改会于1955年2月成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主要工作是拟订一个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初稿。与此同时，全国上下也掀起了群众设计拼音方案的热潮，从1950年到1955年8月，文改会就先后收到海内外633个人设计的655个汉语拼音方案。拼音方案委员会在参考历史上的各方案的同时，也参考了解放后群众制订的数百个方案，并在此基础上拟出了汉语拼音方案初稿。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这时，由于对汉语拼音方案到底应采用哪种字母形式还没有作出最后的结论，所以方案委员会在文改会上印发了六种不同的方案初稿――四种汉字笔画式、一种斯拉夫字母式、一种拉丁字母式方案，向与会代表征求意见，并决定把拉丁字母式方案作为国际通用字母类型的推荐方案。后来，文改会根据群众意见并得到领导上的同意，原则上决定采用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

此后，文改会对方案初稿作了进一步修订，于1956年2月12日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许多省、市、自治区以及与汉语拼音关系密切的部门组织了座谈会、讨论会，许多刊物也发表了讨论文章。拼音方案委员会在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于1956年8月提出了两种供参考的修正建议。1956年10月，国务院设立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进行审议。审订委员会经多次会议、座谈及讨论之后，于1957年10月提出了修正草案，同年11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决议并决定发表修正草案。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新中国第一部法定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诞生了!

汉语拼音方案是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在我国数百年拉丁字母注音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继承我国上百年注音历史传统而制订出来的，它又是在三百五十年来无数个汉字注音方案，尤其二十世纪的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的基础上设计成功的，而其科学性和实用性又远胜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方案。正如中国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先生所说，“《汉语拼音方案》是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语拼音字母的总结。”

（以上文字来自百度）

根据媒体报道，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由教育部和文改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有光受邀与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是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央委员吴玉章为主任，胡愈之为副主任。这个机构，就是现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前身。经过胡愈之做工作，周有光同意改行到北京来做语言文字工作。也就是1955年之前，周有光是搞经济的，所以当年领导劝他改行研究汉字时（这是不是也说明他在经济学的研究上没有继续的必要呢？），开始他并不乐意，自称业余、外行，1955年10月周有光才开始奉命改行，放弃经济学而转向研究汉语拼音，可以说是半路出家，但媒体称起主持了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这显然不是事实，他是参与而不是主持。

现在中国的媒体，确切的说是以各大门户网站为代表的资媒（可悲的是有些官媒有时也盲目跟风），有一些吊诡的嗜好，就是故意混淆老百姓的认知，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胡乱定性，动辄“某某之父”（如高铁之父-刘志军），某某泰斗（如法学泰斗江某），某某大师（如国学大师文某某……），甚至连一个普通的前外交官吴建民因车祸去世，就因其一贯鼓吹附合西方对中国的外交要求、反对中国强军为后盾的外交方略，就被冠以“外交家”的头衔而无限拔高，甚至连汉奸文人，毫无节操，被人成为三姓家奴的张爱玲（先附国民党，后背叛国民党附日本当汉奸，又背叛日本附共产党，再后又背叛共产党附美），其文章不过是讴歌大东亚共荣下的卿卿我我和所谓小确幸，为当时的人们所不齿，但到今天，从故纸堆里拔出来，隐去时代背景和个人历史，被拔高为文学大师，文学家，弄的我们的大师、泰斗、某某家满天飞，廉价的不得了，固然降低了这些称谓含金量，更多的恐怕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以周有光先生为例，官媒对他是如何评价的呢？至少新华社的官网连报道都没有，可见，现在的网络媒体，给老百姓看的，都是想让你看到的，想让你接受的，不想让你知道的，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去报道，至少不会大张旗鼓的报道，就像侮辱、侵害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等历史英雄人物及其权益的不良事件，侮辱、侵害的时候，以真相、历史争论为名大肆报道，等诉诸法律侮辱者败诉后，则鲜有报道，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或根本不予报道，对很多正能量的不予积极报道，而对于哪些有死磕律师策划的取闹则跟踪报道，对正常的执法行为，经常恶意炒作，对一些政治倾向或者立场观点明显不公且与多数人民群众不一致的人物，则尽可能拔高，极力推崇，甚至连凤姐这样国内靠丑炒作成名、出国靠加入民运组织，辱骂嘲笑祖国的人现在都被塑造成励志姐了，可见这些网络资媒的真正价值观所在了。

（新华网没有关于周有光先生去世的报道，更没有汉语拼音之父的拔高）

这就是当下中国资本控制媒体的本质特点，虽然具有巨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被称为主流媒体），但其话语权和影响力都是带有明显选择性倾向的，这真是对新闻自由和客观公正原则的极大讽刺，也是那些不看新闻联播、不看官媒新闻而只看门户网络新闻群众的悲哀。在中国，能真正代表代言老百姓的总体上说还只有官媒（虽然官媒有时的表现也有令群众失望的表现），资媒只会利用老百姓，而不会真正代表代言老百姓，这就是夏朝之音（微信公众号夏朝之音）观察到的以各大门户网站为代表的资媒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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