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鉴今！探析毛泽东文化观的几个重大问题

以古鉴今！探析毛泽东文化观的几个重大问题

梁  柱

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固然是十分复杂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如何对待“古今中外”的关系问题。五四以来有关新旧文化的长期争论，实质上也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在这方面，长期以来存在着全盘保存国粹和全盘西化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他们之间的激烈论争往往反映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政治立场。这两种极端的主张，都违背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中国实际的需要，是不能推进文化进步的。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十分重视新文化的建设。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要采取批判地继承的科学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必须抵制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必须批判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倾向和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等等。这不仅指明了新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而且也对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如何对待“古今中外”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只要列举毛泽东关于文化方面的重要思想，其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就会跃然而出。

一、正确认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

在毛泽东看来，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在近代中国，新旧文化斗争同新旧政治斗争、新旧经济斗争一样，从1840年鸦片战争时就开始了，但五四前后文化斗争的性质是不同的。五四以前，它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属于旧民主主义范畴，由资产阶级领导，目的是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在当时，资产阶级的新学、西学思想对冲击封建文化起过革命作用，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种新思想上阵打了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败，所谓新学很快就偃旗息鼓了。五四以后则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时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它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正如毛泽东所说，这种新文化的发展，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选择的正确的文化发展方向，即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方向。这种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它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压迫和文化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尊严；它既带有民族的特色，又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良文化。这种文化又是科学的，它坚决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反对愚昧和迷信，反对唯心主义，主张实事求是，主张理论和实际的一致。这种新文化还是大众的，它为广大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把文化的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毫无疑义，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丰富内涵，为尔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毛泽东的上述观点还告诉我们，在新文化建设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文化同政治的紧密关系，深刻说明文化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曾说：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基于这种认识，他把文化队伍比作“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正因为这样，如何保证文化为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服务，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就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这不仅是在一般意义上说文化对政治具有重大影响作用，而且也是文化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应该说，文化的内涵是复杂的、多维的，在古今中外文化中，有的是属于知识和技能的部分，这是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智慧结晶，通常是没有阶级性或阶级性不很强烈的部分。它往往是后人取得新知识、新成果的基础，其继承性是十分明显的。而属于意识形态的文化现象，如哲学、政治思想、道德和文学艺术的观点，以及社会的心理、情感、风俗习惯等等，这类文化一般是有阶级性的，有的则有很强烈的阶级性。这就要求我们对这部分文化要采取慎重的、科学的态度，加以区别对待。不然，旧的意识形态势必会影响新文化建设的方向，并对政治产生逆向影响作用。我们要看到，意识形态具有“润物无声”的作用，而且敌对势力也千方百计利用它作为文化渗透的工具，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因此，新文化建设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成效的重要保证。这里需要指出，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是迄今人类文化史上最进步的文化，是同人类历史发展的要求相一致的。只要我们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进步文化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是指日可待的。

二、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

文化具有继承性，这已是一个不争的命题。列宁在论青年团的任务时就说过：

“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这是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关系的深刻说明，而作为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典范。

毛泽东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感悟。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像他那样熟悉的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就是在近代的革命家中，都是不多见的。”

这个说法并不过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悉心研究，并不只是出于个人的爱好，更不是那种纯书斋式的研究，而是为了把握中国的特点，为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说：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他提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而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进行总结，继承这一份宝贵的遗产。

在毛泽东看来，一部中国历史，

“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他把这称之为“中华民族开化史”，这个开化史，是包括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达到的高度的文明成就。这说明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是十分丰富的。毫无疑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必然是处在历史的传统之中，都存在继承的问题。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这种继承基本上是历史的自然延伸。儒家思想能够长期占统治地位，就是二千年来封建的经济政治所决定、所需要的。现在我们对文化遗产的继承是在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对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采取什么态度和方法，就成为一个十分突出、重要的问题。

毛泽东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首先提出要在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从而为正确对待文化遗产提供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有着多维内容的复杂的文化现象。毛泽东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有“民主性”的东西。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已经对此有过极为精辟的阐述：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这里，他肯定了中国古代文化中有“民主性”的东西，并提出要吸收这些“民主性的精华”。1960年12月，毛泽东在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又对中国古代文化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说：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

这不仅说明了对中国古代文化中“封建主义的东西”要有区别地、批判地利用；而且指出了对“反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所以，只有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分析，我们才能充分地、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

应当说，承认中国古代文化中“民主性”的东西，对历史有进步意义的东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吸收其精华，并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这就是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比如，“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独具特色的内容，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是有“民主性”的思想。但在“君以民为体”，“民者国之本”的民本思想中，民与君二者的价值并不相等。这种民本思想基本上是地主士大夫的思想，他们提倡“君轻民贵”思想的实质是为了维护封建的统治。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把他所熟知的古代民本思想改造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的思想。在实践上，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争得了人民民主。在思想上，他反复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他在这方面所作出的一系列生动而深刻的论述，是对古代民本思想的批判吸收，并在全新意义上加以解释，深刻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捍卫和发展人民主权，跳出中国历史上“兴浡亡忽”的周期率，也就成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常思考并力图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的许多著作、谈话、文稿、批注中都留下了他对此思考的痕迹，其中，也有他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吸收古代民本思想及历史经验的记录。例如，他不止一次提到西汉初贾谊的名文《治安策》，称之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是一位有独立见解且敢于直言的年轻人，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他曾提出：“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他看到汉初社会奢侈之风已起，豪强掠夺造成社会不稳定，因而提出要百官清廉和农业为本，以求得长治久安。毛泽东很重视这两点，认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仍然值得大家注意，他要求高级干部要多读几遍《治安策》。毛泽东还很重视贾谊的另一篇论文《过秦论》，这是贾谊纵论秦朝兴亡的经验教训，为汉文帝改革政治、克服社会弊端提供历史借鉴。意思是说：秦王在统一六国时，可以用暴力取得成功；统一天下之后，就应该顺应人民的意愿，施行仁政，才能保住天下。而秦始皇对人民施以暴政，所以很快被人民起义所推翻。毛泽东很重视贾谊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个结论，并专门在批注中加以引用。

1967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向领导干部推荐《触詟说赵太后》一文时说：

“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夺回去”。

《触詟说赵太后》在论及众诸侯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住王位的原因时说：

“比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

这体现了古代民本思想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重要观点，说明执政者要有功于民，有劳于民，并要教育子女不能“持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以守金玉之重也”。毛泽东是从防止和平演变、维护人民主权这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问题的高度，来批判地吸收上述民本思想的观点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主张有着鲜明的目的，这就是他一贯倡导的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他看来，今人读古书，是为了从历史中寻求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他曾用“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这样明快的语言，来概括他的这一思想。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博引历史典故，谈论历史人物，而他关注的焦点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建国以后，他经常思考如何能够使党和国家防腐拒变保持人民政权纯洁性的问题，他经常从包括民本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中引出所义，教育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忠诚地为群众办事，防止成为骑在老百姓头上的“新贵”。

应当说，毛泽东倡导的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既包括对封建性糟粕的剔除，也包括对旧内容、旧形式的改造和创新。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有时精华与糟粕会相互渗透在一个统一体中，不可能采取机械的两分法。毛泽东认为对此类东西如同对食物一样，要首先经过消化、分解，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曾以文艺为例，提出要利用旧形式，给以改造，加进新内容，使之“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在对待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和伦理道德方面的思想，也同样要下这样的工夫。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善于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借鉴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随手拈来，赋予新意，可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像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实事求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愚公移山”、“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等古语古训，经过毛泽东的运用和改造，有的成为党的学风，有的成为我们工作应当遵循的基本方针和工作方法，有的成为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的生动表达。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点和中国气派。可以说，批判、继承、创新的辩证统一，反映了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在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对古代文化绝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倾向是错误的。文化上的复古主义，主张对古代文化全盘继承，宣扬今不如昔，厚古非今。当然，文化复古论者就其多数人而言，是属于学术争论问题，但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往往同政治上的复辟论密切相关；这种全盘肯定的复古论同全盘否定的西化论虽各执一端，但又会在反对中国革命这一共同点上结成神圣同盟。这种情形，在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下，会一再地表现出来。近些年来在“继承传统”、“弘扬民族文化”的旗号下，许多封建迷信思想、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和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从相命、占卜、风水、纳妾、娼妓，到要求跪式服务，泛滥于我们社会生活中；影视中不断展示帝王生活，渲染贵族情趣，赞美奴性媚态；更有甚者，在一片“尊孔”声中要人们对儒家的政治理念、伦理道德、行为准则顶礼膜拜，精神回归。在这些方面的宣传力度，会使海峡对岸自愧弗如。这对于群众的思想和民族精神的腐蚀作用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近些年出现的“复兴儒学”、“回归儒学”的呼声，多数还是学术讨论问题，其中不乏有益的、正确的主张，但有的主观意图和实际作用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位大陆学者曾在台湾刊物发表文章称：只有儒学才能解决中国社会上存在的信仰问题、道德问题、民主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教育问题，“儒学在当今中国大陆取代马列主义的‘国教’地位，恢复其历史上曾有过的地位是理所当然，势所当然”。像这样露骨的言论，确是代表了某些人的心声。应该说今天的文化复古主义并非要回到封建社会去，而是把儒家同资本主义划上等号，歪曲了继承传统文化的本意，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也博得了西化论者的青睐。

三、要善于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

文化的革新与建设，既要正确处理古今关系，又要正确对待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毛泽东不仅重视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明确指出要善于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洋为中用。这两方面都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当肯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从来不是单线延续，而总是要吸收、融合外来的文化。一部中国文化史，就包含中外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这种文化交流，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吸收、融合，也包括相互的排斥和斗争，所谓文化进步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实现。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都十分重视这种交流。像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说过，中国自汉至宋吸收了印度文明，在哲学、文学及美术方面，“得此而放一异彩”。但自元以来的六百多年间，与欧洲文明虽有接触，然未尝有大量的吸收，只是墨守前人已有的成就，有如冬蛰之动物“日趣赢瘠”。他痛感近世中国由于封闭、隔绝，在学术文化发展上大大落后于西方，因而他主张广泛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

近代中国的文化交流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西方国家的大炮轰塌了古老中国的围墙，随之而来的是残杀、掠夺和无穷的灾难，但同时又输入了诸如进化论、天赋人权说一类的新思想。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曾企求从西方的文明中汲取振兴中国的养料，用以遏制西方强盗的入侵，但都没有成功。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如何对待外来文化成为一个尖锐问题。于是有所谓“一概排斥”、“全盘西化”等等论调，各执一端，莫衷一是。

毛泽东历来反对排斥外来文化的错误态度。他说，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就是指其盲目的排外主义。当时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锁国愚民，闭目塞听，抱着天朝圣明四夷臣服的幻想，对外来文化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这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荒谬做法，不但使国家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局面，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盲目排外主义会迅速转为民族投降主义。而当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感性的阶段，这种盲目排外主义也会在劳动人民中存在。他们虽然有激烈的爱国情怀，但单纯的仇外情绪不但达不到救国的目的，还往往会被反动营垒所利用。义和团悲剧便是一例。只有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世界观之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才进到理性的阶段，把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同广大人民区别开来，把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区别开来。这就为吸收、借鉴外国文化指明了正确方向。

毛泽东历来主张中国应当对外开放，中国应当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应当学习外国。当1935年工农红军还行进在艰难的长征途中时，毛泽东率领这支奇异的队伍登上了夏日的岷山，他极目远望，面对横空出世的莽莽昆仑，思绪万千。他征尘未洗，慨然命笔，一曲《念奴娇》直抒胸臆：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裁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作为一位诗人，毛泽东有丰富的感情世界，常常触景生情，浮想联翩，邀游在诗的王国里；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又往往在他的优美的诗章里，透露出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抱负。上引词句，可谓充分表达了他放眼世界的恢宏气魄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

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这就是：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大量吸收外国进步文化的必要性，并初步表达了要“洋为中用”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在世界上处于落后的地位。他曾实事求是地指出：

“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

他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层面上指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们学习外国的长处，就可以弥补自己的短处，克服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民族的片面性。因此，他把学习外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针提了出来：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他说：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

在毛泽东看来，学习外国文化，必须是有批判、有分析的，要重在吸收。他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按照为我所用的原则，来吸收和借鉴外国的东西。他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就指出，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他还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引导人们认识中外交流的源远流长，阐明学习外国应重在吸收、创新的正确态度。他以音乐为例说：

“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

他指出，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失了，“而是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够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他认为，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由于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历来受人欺负，造成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卑心理。“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全盘西化”论就反映了这样的心理状态，是属于奴化思想的文化。毛泽东历来反对“全盘西化”论的主张，强调指出：

“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有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同样，毛泽东也十分鄙视教条主义的学习，认为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它曾使我们吃过大亏，是有害无益的。他强调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他主张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长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指出：

“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这些思想，无疑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

这里要着重指出，“全盘西化”论是五四时期存在的形式主义倾向向右的方面发展的产物，其流毒延续至今，成为呼应西方敌对势力妄图“分化”、西化”中国的一种有极大危害性的错误思潮。从上个世纪80年代曾轰动一时的电视专题片《河殇》到近些年来某些人一再鼓吹的“彻底反传统”、“西体中用”、“自由主义传统”等观点，反映了“全盘西化”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何等顽固地表现自己。同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并没有增加什么新内容，从思想到语言都似曾相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中国文化一无是处，是衰落的文明，而西方文化才代表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只能全盘接受。这种观点，不仅违背了中国的国情，而且也从根本上违背了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就后者来说，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聪明才智的集中表现，因而文化最有个性，最丰富多彩，最鲜明地体现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各民族之间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只能使本民族的特点更加丰富，而绝不应消失。早在20世纪初期蔡元培就对我国留学生说过：“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如若志行薄弱而同化于外人，则“留德者为国内增加几辈德人，留法留英者，为国内增加几辈英人法人。”这是很有见地的。何况，西方文化同样有长处和短处，有精华和糟粕之分，怎么能全盘接收呢。“全盘西化”论者否定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他们所谓西方文化代表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更是抹杀了当今世界存在着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这样两种不同的趋势。事实上，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论的实质，是反对革命的新文化，结果只能是维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而在今天，它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形势下沉渣泛起，妄图扭转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而同被他们看好的西方潮流完全接轨。这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60年前毛泽东提倡向外国学习时，特别强调要反对奴化思想，必须有民族自信心。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学习外国的长处，创造出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才不会丧失民族自信心。毛泽东号召大家：“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这些话今天读来仍掷地有声，令人掩卷长思!

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的文化观，不仅为正确对待“古今中外”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而且还为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提出了正确的途径。1956年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富有民族风格的口号，并把它确定为党指导科学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针。

党领导科学文化事业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不同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有批评的自由，又有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历史经验表明，前者是发展人民民主，繁荣科学文化的正确方针，后者是压制人民民主，窒息科学文化的错误方针。我们党的“双百”方针就是反对“收”、主张“放”的方针。

“双百”方针体现了人民内部在宪法范围内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毛泽东明确指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他认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这样做有利于人们自由地进行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创造和探索，有利于它们的顺利发展。

毫无疑义，党的“双百”方针是发展真理的方针。唯物辩证法认为，美与丑、善与恶、真理与谬误，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是人类发现和发展真理的客观规律。“双百”方针提倡、鼓励学术上自由讨论，就是要通过这种讨论来发展真理，克服谬误。如果我们只容许放香花，不容许放毒草，禁止人们同谬误、丑恶的东西见面，那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了对台戏。如果我们不懂得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同这些东西接触并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是难以巩固和发展的。毛泽东把这比作种牛痘，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在人体内部实行“细菌战”，使人体产生一种免疫力。事实证明，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在我们社会，香花必须占主体，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不容许放毒草是不对的，不容许人们同毒草作斗争也同样是错误的。这就是毛泽东所强调的：“双百”方针“是一个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方针。”

由上可见，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表明了我们党真诚地希望在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实行民主，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和文化艺术工作者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积极性，繁荣科学文化。这里要着重指出，这一方针所蕴含的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正确处理，对科学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如何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既区别又联系的关系，这是发展学术常常遇到的问题。由于我国受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加上苏联曾发生过用政治粗暴干涉学术的错误的影响，又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毛泽东认真总结吸取国内外科学文化发展上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把学术和政治作了严格区分，主要表现为：一是尊重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尊重知识分子劳动的特点，允许学术研究的自由，不以人废言；二是党对学术性和艺术性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更不能乱贴政治标签，而是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不否认学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把二者绝对割裂开来也是错误的。必须肯定，学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不能回避的事实，问题在于要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标准。

就字面看，“双百”方针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所谓香花和毒草，不同的阶级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标准。从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究竟什么是我们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毛泽东提出了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判断人们的言论和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并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他说：

“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这些标准为开展各种自由讨论指明了方向，对发展科学文化有深远的意义。我国政治生活的实践表明，这六条政治标准是正确的，同新时期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同时，还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当然，这种指导不是教条主义的。教条主义不仅不能推进科学文化的发展，而且它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深刻理解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即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为认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对科学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热切希望知识分子要注意学习马列主义，深入工农大众的社会生活，自觉依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自己。在这里，毛泽东还提出要巩固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问题。他在60年前就敏锐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他说：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如果说，毛泽东是根据60年前中国社会情况作出这样的论断，加上1957年以来我们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人们对这个论断还有疑问的话，那么，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60多年来国际国内在这方面出现的如晦风雨，充分证明毛泽东上述论断的正确性和深刻性。

“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毛泽东60年前的告诫，今天读来仍然十分亲切。因此，我们要有明确的阵地意识，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当然，这种思想性质的斗争应该是充分说理的，以理服人，而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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