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殿杰：《白鹿原》，一曲封建乡绅地主阶级的挽歌

白鹿一去不复返，原上阴魂冷森森

——《白鹿原》，一曲封建乡绅地主阶级的挽歌

高殿杰

电视剧《白鹿原》已播了一大半，每天耐着性子看，感觉很不舒服，比阅读小说还难受。整个剧情节奏拖沓、滞重，居然抻了85集，成了又臭又长的懒婆娘裹脚布。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阴暗、猥琐，看不到一点灵气和亮色。朱先生妖、冷先生冷、白嘉轩伪、鹿子霖奸、白孝文阴、鹿兆鹏钝、黑娃蛮、白灵疯、田小娥骚……倒是傻子二豆还有点纯朴之气，傻子不傻，而这却是电视剧新添的角色，小说所没有的。

电视剧还改动了许多地方，除了傻子二豆，基本上都是败笔。比如，白家换地是为了水脉，鹿兆鹏就在原上却不肯回家和冷秋月同房，田小娥被鹿三刺死的时候怀上了白孝文的孩子，等等。小说的很多细节没表现出来，魔幻色彩也没了。但不管小说还是电视剧，还有以前拍的电影，白鹿原上都笼罩着阴森恐怖的气氛，让人感到很压抑。通奸、强奸、乱伦，与情节关联不大的各种性描写从头到尾。小说一开篇就是大面积地铺陈，电影生生拍出了田小娥传，电视剧也给了田小娥过多的内容。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巴尔扎克的这句话被陈忠实写在了原著《白鹿原》的扉页上。从中也可看出陈忠实在这部小说中所寄寓的野心，他希冀有一本放在棺材里垫枕的书。聚焦白鹿原，是想通过白鹿原这块小小的地方，来反映中国从清末开始，经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这半个多世纪波澜壮阔波诡云谲的历史。问题是，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做到了吗？

以河流来作喻。我国地势西高东低，长江、黄河都是向东流，但它们不是成一条直线，而是曲曲折折有时向南有时向北。长江荆江段有“九曲回肠”之称，黄河更是甩出一个大大的“几”字。尽管如此，还是改变不了长江、黄河水浩浩荡荡向东奔腾入海的走势，这才是“主流”。问你长江、黄河的流向，你会有时南有时北有时东啰哩啰嗦说半天吗？而《白鹿原》正是这样，它只反映了中国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50多年历史的一个小小的点，陈忠实却把它放大、放大、再放大，让不明就里的人误以为是整个历史，是“主流”。盲人摸象，以偏概全，把大象说成是一把扇子、一根柱子、一根绳子、一堵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实乃滑天下之大稽。

美化乡绅美化地主美化国民党

《白鹿原》成书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而酝酿写作早在80年代末就开始了。那时正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泛滥成灾的时候，改革了开放了，地富反坏右终于翻身了。于是乎，他们开始反攻倒算，痛说“血泪史”，从文革往上倒着追溯，用去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着新的阶级斗争。除《白鹿原》外，还有《活着》、《古船》、《丰乳肥臀》等，现在又出了个《软埋》。絮絮叨叨40年，一把鼻涕一把泪，都是一个路数。口口声声不要文革不要阶级斗争，其实最讲文革最讲阶级斗争的就是他们。

《白鹿原》在叙述上把历史推进到清末，终止新中国成立。白嘉轩作为封建乡绅地主阶级的代表，为白鹿原为白鹿村为族人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几乎就是一个完人。他带领村人发家致富，虽有种植鸦片的不堪过去，但意愿、出发点是好的。帮助族人富起来了，而且把鸦片不是卖进烟馆而是送进药铺供治病之用。后族人大面积种植，去向控制不了了，就在朱先生的建议下毁了鸦片。他维持秩序，用族规来约束族人，禁止赌博等不良风气。看有因生活贫困离村出走的，他比谁都难受，想尽办法阻止并做出种种保证以便人家生活。他教化民众，让族人每天背诵白鹿乡约，自省自律。他兴办学堂，让村里孩子们上学，并给黑娃交学费，不让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失学。他扶危济困，谁家有难他都主动伸出援手，比如帮助石头、李寡妇。还有，虽然不让田小娥进祠堂，但看到黑娃田小娥少分一袋粮日子接济不上，还让白孝文给他们送粮食去。他舍己为人，瘟疫来了，让自己的老婆仙草在祠堂天天照看病人，不幸染上瘟疫死了。女儿白灵后来也为照看病人染上了瘟疫，有幸活了下来。他宽厚待人，对待长工鹿三就像自己的亲兄长，一口一个三哥叫着，丝毫不显示地主的架势。有这样好的主子，即便是谁，也会认为做个长工值了，远胜过我们今天的主人翁地位。

鹿子霖是另一个封建乡绅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与白嘉轩比起来，虽不完美不高大上，但也算不上什么大恶。他无非耍点小聪明，占点小便宜，溜须拍马，玩玩女人而已。他扒灰儿媳，诱奸田小娥，村里还有很多他的干娃。这一点倒像前几年媒体报道出来的河南某村支书说的“这个村，有一半都是我的娃。”后辟谣不实，说是私下的吹牛话。但我们今天在反腐斗争中暴露出来的贪腐分子妻妾成群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的情人多达上百，还运用MBA知识进行数目化管理。强奸幼女的丧尽天良的事也不时见诸报端。我们一些口喊着“为人民服务”的贪腐分子，动辄资产过亿，房产百套。鹿子霖和他们比差远了，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或者说，鹿子霖太好了，太优秀了，还知道关心田小娥呢。看电视的时候，不禁对白嘉轩、鹿子霖充满了无限同情。但是，历史事实真是这样吗？有白嘉轩、鹿子霖这样好的封建乡绅地主，为什么要土改为什么要推翻他们呢？岂不是说土改错了？

正是这样，《白鹿原》等就是在美化封建乡绅地主阶级，封建乡绅地主阶级根本就不是《白鹿原》所写的那样。小说刻意回避或淡化处理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封建土地私有制。白鹿两家占有白鹿原的大量土地，榨取农民劳动剩余，农民要依附他们而存活。刘文彩、南霸天、黄世仁、周扒皮才是封建乡绅地主阶级的本来面目。他们鱼肉乡里，飞扬跋扈，无恶不作，近代苏鲁地主对佃农拥有初夜权，长期霸占人家的妻女。他们也有一些善举，但这是微不足道的，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本质还是为他们封建乡绅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譬如养一头猪，把猪喂胖了然后宰杀了，猪就要感恩主人对自己从前的喂养吗？如果真是那样，那也真是一头猪，活该被杀。

中国革命大潮不可避免的到来，白鹿原不再是宁静的世外桃源，白嘉轩所竭力维护的封建宗法制度也注定要灭亡，进行土改是必须的，是完全合乎道义的。广大贫农欢心鼓舞之日，就是地主阶级垂头丧气之时。

国共两党合作又分裂，大戏也在白鹿原上演。岳维山、田福贤是国民党势力的代表，看电影电视剧比看小说更能直观地感受国共斗争的激烈。但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假设一个人对历史一无所知的话，光看《白鹿原》小说电影电视剧，一定会深深同情国民党。岳维山一副儒雅形象，田福贤本是白鹿原出身，更是对白鹿原乡里乡亲操碎了心。没有他们更多地欺压百姓的情节、镜头，多收点税也是轻描淡写。突出刻画的是县政府减免赋税，树“仁义白鹿村”之碑等好事，田福贤跑前跑后忙来忙去，立下了汗马功劳。后鹿兆鹏被抓，田福贤虽然收了冷先生贿赂，但还是把鹿兆鹏给救了，为共产党保存了有生力量。如果最后鹿兆鹏在场，田福贤是否被处死也亦未可知。国民党是反动派吗？你能看得出吗？他们带来的是秩序、是稳定、是百姓的安居乐业。民国被美化国民党被美化蒋介石被美化，不是一天两天了。“八百冷娃跳黄河”的壮举，也是《白鹿原》演绎出来的，也是对国民党极尽美化之能事。

丑化农民丑化革命丑化共产党

与之相对的，就是丑化农民丑化革命丑化共产党。每看一集，对农民对革命对共产党的好感的就降低一分。好在有强大的心理防线，不然真被国民党收编了。封建乡绅地主阶级、国民党都在拼命维护白鹿原的秩序、和谐与安宁，而共产党带来的却是暴动、混乱、打砸抢烧，亲人反目，家破人亡。亲儿子斗亲爹铡亲爹，亲爷爷活活被气死了吓死了。在小说中，鹿泰恒死的更惨，是被黑娃活活礅死的。

鹿兆鹏的形象并不鲜明，本该是精明能干的，但表现不足，总给人一种钝刀子割肉不利落的感觉。他从小在原上念书，不久就跑到城里读书学习、写文章、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工作，是白鹿原上的第一个共产党员。黑娃是他培养的，白灵也是他培养的。他闹农协，策划渭北暴动，带领红三十六军攻打西安，屡败屡战，表现出不屈的性格坚定的信念。但在冷秋月一事上，鹿兆鹏形象却被大打折扣。新旧观念的冲突，他和冷秋月不可能结合在一起。在现实中最著名的例子该是鲁迅与朱安，但鲁迅对得起朱安，这是时代的悲剧。原著还编得合情合理一些，鹿兆鹏和冷秋月有过一夜夫妻，之后鹿兆鹏从原上出走，就再也没回到过鹿家，有几次是起事失败，躲到白鹿书院或其他地方。而电视剧的改编太过无情，鹿兆鹏被骗回来逼婚，被逼入洞房也没上床，后在白鹿仓小学当校长，又是住在学校不肯回家，任凭父亲爷爷几次三番地逼闹。电视给了太多的剧情，渲染了鹿兆鹏的冷酷，让人为冷秋月可怜。最后人家疯了傻了成哑巴了，竟然还要带人家进城，又不打算住一起，终于把冷秋月逼上死路。是鹿兆鹏脑子短路了，还是编剧脑子短路了？这不是在丑化鹿兆鹏吗？

白嘉轩对鹿三一家可以说是仁义尽至，黑娃有什么理由嫉恨人家呢？即便白嘉轩不准田小娥进祠堂。黑娃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劳动，出逃，通奸，闹农协公报私仇，后部队作战失败又当土匪，洗劫白家，打断白嘉轩的腰。把黑娃这个佃农的崽子写得这么生性、野蛮、无知，这是明显地黑黑娃。不仅是黑黑娃，更是在黑广大贫苦农民;不仅仅是黑广大贫苦农民，更是在黑共产党。用剧中的话说，你共产党都用的是什么人？都是土匪流氓嘛!看电视的时候，也是五味杂陈，心生感慨。共产党都是土匪流氓的话，怕是不会有后来的新中国成立了，还会有今天的台上执政？

回到当初的革命上来。什么是革命？或曰，革命是什么。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经过实地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时毛泽东才34岁。这是一部重要文献，看《白鹿原》，更要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助于正确看待《白鹿原》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农民起来暴动，不是“糟的很”，而是“好的很”。“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这种情况，今天依旧存在。

在土改中有没有乱打人打死人逼死人的现象，有!但这不是“主流”。搞投机的什么时候都有，地富反坏右不甘心失败也要出来捣乱。乱是他捣的，反过来他又倒打一耙：看啊，共产党搞的乱!白孝文就是一个典型。先是做封建卫道士假斯文，淫乱被逐出家门又惶惶如丧家之犬，为苟且活着乱认爹。进了保安团，有点权势了，立刻成为镇压人民欺压百姓的鹰犬。最后投机革命成功，当了县长，处死了黑娃，还装出一副忠于革命的样子。老田指出：像白孝文这种人，钻进共产党是很普遍的情况，但是说这样的人当共产党的县长，那就是笑话了。黑娃的悲剧，基于史实和政策也是不能成立的。黑娃早已放下武器了，共产党的剿匪政策是“首恶必惩、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陈忠实罔顾史实刻意制造悲剧，不是在虚无历史抹黑共产党吗？

白灵和鹿兆海也很有意思，西安被围大难当头之际，居然还不忘谈情说爱。白灵本是白鹿精魂，却没有一丝灵气，大大咧咧疯疯癫癫傻啦吧唧，形象上也是给丑化了。两人结局也不免令人唏嘘。白灵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为革命奋斗，最后竟遭自己人活埋;鹿兆海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为党国效力，反过共也抗过日，没死在日本人之手却死在自己的同胞手上。《白鹿原》制造出这一系列巧合，以点代面，以个别代一般，以支流代主流，究竟想说什么？以偏概全，这是在丑化革命丑化共产党。

一美一丑一正一反的本质

列宁当年在批评乌克兰民族主义作家温尼琴科长篇小说《先辈遗训》时说：“尽量凑集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事’”，“单个地看，在生活中都会发生。但是，把所有这些凑在一起，并且是这样地凑在一起，这就意味着是把骇人听闻的事加以渲染，既吓唬自己又吓唬读者，使自己和读者‘神经错乱’。”并称温尼琴科是一个“自我欣赏、自命不凡的双料蠢货”。

《白鹿原》也是这样，把好的写坏，把坏的写好;把正的写反，把反的写正;把白的写黑，把黑的写白。单个来看，不能说一点不对，但一连起来，问题就来了。这哪里是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说是一个点一小撮人还凑合，如果说是整个历史是全部，那简直是污蔑!除去不合史实的，这里头还有一个怎么看待的问题，要站在什么立场上。是站在封建乡绅地主阶级立场上呢，还是站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立场上呢？

小时候看《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旗谱》、《创业史》等小人书，留存在记忆里的是温馨是美好，后来读到原著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即使今天读这些小说来，还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同样有描写土改内容，阅读效果大不相同，何也？就是立场、世界观、价值观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毛泽东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指明：“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列宁说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站在封建乡绅地主阶级立场上，乡绅、地主就是仁义、善良、勤劳、开明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中国革命就是残酷、血腥、没人性的。而《白鹿原》正是站在封建乡绅地主阶级立场上，美化乡绅美化地主美化国民党，丑化农民丑化革命丑化共产党。一美一丑一正一反，本质昭然若揭，是一曲为封建乡绅地主阶级所唱的挽歌。

1951年毛泽东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并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毛泽东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么一个电影呢？就是因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其实陈忠实本人很清楚自己写了什么，当年写完《白鹿原》正值南巡，他心里石头落了地，知道自己不会去养鸡了。后来金庸华山论剑时就跟陈忠实公开地说了这一点，同样，给《白鹿原》大奖的评委也是心知肚明。这样问题就来了，从《白鹿原》到《软埋》，“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文化领导权还在不在共产党人的手里？电视剧《白鹿原》首播第一集遭遇停播，谁知道不是宣传上的噱头？

近几年不断有人鼓吹恢复乡绅制度，认为有乡绅就留得住乡愁，没有乡绅就留不住乡愁没有乡愁。“历史潮流，浩浩殇殇，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车轮滚滚向前，想开历史倒车，做白日梦去吧!正是：白鹿一去不复返，原上阴魂冷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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