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电视剧收视扑街的锅不该观众背

作者：赵志勇来源：青阅读 2017-06-19 2107

赵志勇

电视剧《白鹿原》已经播出近一个月，尽管评分颇高，群众反应却平平，收视率不但不如口碑扑街的《欢乐颂2》，话题性甚至还不如刚上映就被群起而攻之的中国版《深夜食堂》。有人为此鸣不平：“都说没有好剧，好剧来了你们又不看了。”看上去这部大戏激不起波澜的原因都出在“品味不佳”的观众身上。

电视剧《白鹿原》的遭遇倒是有些像前几年上映的电影版，未面世时就已经号称精工细作，上映时又命途多舛，吊足人的胃口，但等真正被观众看到时，得到的评价却不高，于是被解释为被删减得太多。

所以真的是观众和审查的问题吗？难道原著就真的一点毛病没有吗？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件事：《白鹿原》自己的问题，不该总甩锅给别人。

当年，《白鹿原》的出版在文学界乃至一般公众生活中激起不小的波澜，书中直白的性描写和呈现中国现代历史时的那种“出格”角度，在当时引来阵阵争议。

时光飞逝，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让期间产生的任何一种新潮事物都免不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的命运，初登场时风光无两，转眼即沦为寻常甚至被人遗忘。倒是这部《白鹿原》，始终没怎么消停过。无数吃文学饭的学究学子靠着它发了论文评了职称得了学位不说，还先后被改编成话剧和舞剧，又拍成了电影和电视剧。

回顾此前电影《白鹿原》上映的时候，不知是否是拜剧组高明的宣传策略所赐，它的公映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文化事件。可惜影片不被认可，看过片子的观众难得有几个说好的，那些读过原著的观众更是痛心疾首地指责导演糟蹋了这部当代名著。最有戏剧性的是，影片刚开始公映，就有媒体采访了一位与小说《白鹿原》渊源深厚的知名编剧。该名编在采访中爆料自己呕心沥血七易其稿创作《白鹿原》电影剧本，却被导演掉包而后愤然拒绝署名云云。在批评导演急功近利，没有理解小说原著精髓之后，该名编说了一番极有分量的话：按照中国电影人目前的状态，最好还是不要糟践了这个题材。“如果我们对传统文化、对《白鹿原》还带有敬意的话，就不要贸然出手。”

言下之意，电影《白鹿原》折射的是当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媚俗和急功近利，却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小说《白鹿原》的荣光。事实上，这也是很多普通观众的意见。影片上映一周票房惨淡，观众们骂完电影之后纷纷表示要去重温小说。不经意间，小说《白鹿原》成了满载着民族精神和文化道统的经典，在颓靡世道里载沉载浮的文艺老中青们蓦然回首，发现了曾经矗立于斯的这座文学丰碑。二十年多年来的中国文学，风光者莫过于这部《白鹿原》。

究竟该如何评价《白鹿原》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呢？

小说《白鹿原》描绘了自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半个世纪以来关中平原一个乡村社会的风俗画卷。纷繁浩佚的人物形象和场景、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变迁，让这部作品透着股史诗的气息。然而在我看来，作者陈忠实的思想局限还是严重制约了他的创作成就，《白鹿原》这部饱含着作者生活体验和感受的作品固然有份量，却远远算不得第一流作品。此前影片《白鹿原》的上映，激发起了一股向小说原著致敬的风潮。这股风潮无疑反映了公众对这二十多年来文化生产的媚俗化趋势的不满，以及对于经典作品的渴望。在这样一个时刻来讨论小说《白鹿原》的艺术和思想价值，或许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和检讨我们关于“文学经典”的标准。

《白鹿原》表现了一个北方乡村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遭遇。对于这样一个十足标准的“宏大叙事”而言，作者所秉持的历史观至关重要，它直接决定了小说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的高下。纵观小说《白鹿原》，很显然作者完全是站在一个封建宗法制的立场上来看待他笔下的世界的。

小说开篇，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辛亥革命之前的白鹿村，封建大家长白嘉轩在经历了他的成长之后，开始带领白鹿村的乡民建设他们的乡村乌托邦。村里的宗祠修葺一新，白天是家族子弟的朗朗读书声，晚上则是村民们在诵读《乡约》。日积月累，白鹿村里逾规越矩之事绝迹，粗鄙不良之事全无。连普通村民也都变得文质彬彬。然而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犹如一场飞来的横祸，白鹿村的乌托邦时代一去不返，历史就此展开了它无穷的动荡和苦难。

陈忠实满怀着对老大中华的眷恋与温情，给我们描绘了一个过往岁月中的世外桃源。站在封建宗法制的立场上，作者动情地塑造了白嘉轩这个封建大家长的正面形象。他勤勉持业，严秉族规。然而时代的发展完全不顾老族长的意愿，越来越加速地向着混乱和灾难前进。从混战的军阀到流窜的土匪，从相互残杀的国共两党到日本人的入侵，白鹿原面临的是一次比一次更沉重的苦难。从晚清到民国最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被视为一种倒退和一波波接踵而来的灾难。

透过这位老族长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一段被扭曲的历史。白鹿原的革命是一群品行不端的流氓无产者的狂欢，农民运动培训班造就的不过是一群暴徒乱党。在革命队伍内部，作者刻意揭示了争吵和背叛，甚至革命者与流氓土匪的沆瀣一气。在描述黑娃等“乱党”在白鹿原的胡作非为时，作者的叙述文字表面上冷静客观，内里贬抑的价值立场是隐然可见的。

从白鹿原成长起来的革命领袖鹿兆鹏，在小说中本应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和白嘉轩并驾齐驱，象征着新旧两个不同的时代。然而除了与白灵的结合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人物的内心情感之外，在其他的场合他被处理得面目不清。在作者看来，鹿兆鹏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印证了鹿子霖家教的失败。这个意义重大的人物甚至没能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小说中作为“白鹿”并峙的另一方与白嘉轩构成对立的是他的父亲，鹿子霖。白鹿并峙所体现的意义不再是新旧两个时代的对立，而是封建家长中的楷模和败类之间的对比。

于是，小说中鹿兆鹏所有的行动，不论是发动农会的革命，还是1949年敦促黑娃起义，都被处理得简略而草率。给我们的感觉是，他一手促成了黑娃和田小娥们命运的磨难乃至最终的毁灭，而自己却在达到目的之后就立即消失无踪，可以说这是一个对他人极不负责任的人物。相比之下，作者浓墨重彩地刻画了白嘉轩这个情深意重的封建大家长形象。他的子孝亲慈，他与自家长工鹿三之间手足般的恩义之交，等等。显然，作者的价值判断妨碍了他公平地对待自己笔下的不同人物形象。这样的处理无疑损害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在欣赏这部作品的时候，脑海里总是忍不住浮现出列宁在他那篇经典评论文章中对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评价。列宁认为，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是完全不赞成也不能理解正在酝酿中的俄国革命的，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深刻地揭示了俄国革命得以产生的必然性，这是其作品巨大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之所在。同理，《白鹿原》的作者完全可以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抱一种不同情、不认可的立场，但既然他描绘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那么我们也有理由要求他尽可能客观公正地呈现这历史。遗憾的是，《白鹿原》显然未能达标。

相较之于其历史观，小说中表达的伦理道德观念恐怕更经不起推敲。小说通过白家三代的教化传承，宣扬了这个族长之家“立家立身的纲纪”。令人尴尬的是，这样一部以宣教“封建传统美德“为己任的作品，一上来就绘声绘色地渲染老族长年轻的时候如何在床上“克”死了六个老婆。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年轻族长白孝文性能力的变化。在他以白家孝子贤孙身份出现的时候，他经受着阳痿的困扰;一旦豁出脸皮彻底放纵堕落，他便重振雄风。用他自己的话说，“之前要脸就那样了，现在不要脸了就这样了。”父辈的威猛与儿子的孱弱呼应着彼此道德境界的差异，似乎也印证着老族长白嘉轩的天赋异禀——常人皆因色祸身，而他却独能驾驭自如，为我所用。不能不说，在一部严肃的历史小说中展示这样的性观念，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此外，对于那些遭受性的压迫，或是敢于反抗压抑追求自身性权利的底层女性，作者采取了一种非常恶毒的态度。鹿兆鹏守活寡的发妻犯了淫邪病勾引自己的公公，最终病发而死。而女主人公田小娥则完全被处理成一个被淫欲支配的荡妇。令人莫名的是，仅仅出于情欲的支配，她居然能与黑娃同赴生死患难以共。作为一个受侮辱的底层女性，她内心可能具有的尊严和高尚情感通通不见，作者把她写成一个生时人尽可夫，死后害人作祟最终被镇压永世不得翻身的祸害。在描绘这个人物的时候，作者完全缺乏起码的了解和尊重，把她扁平化空洞化，假之肆意发泄自己狭隘而庸俗的道德偏见。这样的处理令作品立意顿显庸俗。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作者对这个人物极尽贬抑之能事，但她在整部小说中还是占了差不多五分之一的篇幅。显然，作者潜意识里对这个“坏女人”怀着浓厚的兴趣。小说兴味盎然地描摹着田小娥一次又一次的奸情，在表现她的疯狂情欲时文字顿时变得活泼跳荡。作者一方面行使着对她施加道德制裁的义务和权力，而同时一种窥视和沉溺的病态心理隐隐现于笔端。作品中的道德训诫由此显得面目可疑。

除此之外，白鹿两家的对比处处表现着对封建大家长的偏袒。所谓“勺勺客发家家底不正”，直接了当地表达了对鹿家的门第歧视，也支配了对鹿子霖这个形象的塑造。黑娃追求独立和爱情的行动被描绘成堕落，作者出于道德训诫的目的又让他浪子回头，使得这个人物之前的行动所具有的合理性完全被否定。同理，白孝文的堕落和回归也完全不可理喻。作者那种不合理的道德立场损害了他笔下的人物，破坏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总而言之，《白鹿原》绝对算不得一部出色的作品。它描绘中国现代历史变迁的雄心固然值得赞许，但它偏狭的价值观念造成的缺陷亦不容忽视。我们渴望当下中国能出现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把这样的渴望寄托在《白鹿原》身上注定是枉然。坦白地说，《白鹿原》实在当不起“经典”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