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学科建设刍议

红色文化学科建设刍议

渠长根

摘要：红色文化研究的宗旨是研究我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进程及辉煌成就。设置相应的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是为首创，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拓展和深化。它的学科定位、理论指导和边界，是清晰的，设置并运行的条件也是成熟的，设置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非常突出。浙江理工大学等高校的红色文化研究探索为此积累了必要的基础。

关键词：红色文化；学科；必要性；浙江理工大学；思路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已经遍布革命老区，从河北西柏坡、山东临沂沂蒙山，到福建古田、陕西延安，再到贵州遵义、江西井冈山……所到之处，革命老区洋溢着的红色精神，不断滋润着广大党员干部，带给大家一次次的精神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1]。“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从这里革命才走向成功。行程万里，不忘初心。”[2]作为传承红色基因的坚定践行者，习近平总书记在追红色记忆、走红色足迹、悟红色精神中，以身作则地践行着“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红色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显然，在总书记的执政理念里，红色文化已经成为我党在新的执政条件下，培基固本、永葆品质的重要保证。但是，仅仅通过党员教育和干部教育，传承红色文化，还显得单调而单薄。因此，从学科建设入手，用系统的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模式，研究、传播、承续红色文化，拓展、壮大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精神的国民教育体系，逐步形成全民性的传承红色文化的理念和行为，共筑民族精神，则是更有意义的一种路径选择。

一、为什么：设置红色文化研究学科的宗旨与可行性

党中央一直倡导开发红色文化资源，推进红色旅游的深入发展，曾经先后制定并发布《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和《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治的多维视角下，设置专门研究红色文化基本构成、历史形成、社会价值、现实功能和未来发展的硕士学位层次的二级学科———红色文化研究，便显示出了特别的价值和应运而生的紧迫性。

（一）体现着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

红色文化属于典型的先进文化，对社会进步的引领作用不言而喻。共筑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也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哺育下发生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需要红色精神的支撑；在社会层面上，传播红色文化，增厚人们的理想信念，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自觉，需要大批政治坚定、专业过硬的人员，从事党务、宣传和教育工作，并通过这些具体的工作，造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和文化环境。建设红色文化研究学科，恰恰可以加快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在此基础上，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做出新的特别的贡献，切实实现以红色精神引领人，以红色成果感召人，以红色理论教育人。

（二）表达了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有益尝试

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规范化的前提下，拓展视野，设置红色文化研究二级学科，可以更为紧密地结合中国的国情党情民情，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探索的道路、历程、经验教训和基本规律，并在客观上对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目录内其他二级学科提供新的辅助和支撑。具体来讲，红色文化研究二级学科，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互为支撑，可以增厚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发展的后劲，提升人才培养目标系统中的“三个历史必然性”的认知深化和认同自觉。红色文化研究学科中的红色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成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的内容相互交叉、相互融合，能够更加切实地加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历史根据和物质托持；红色文化中的精神文化内涵又为“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的建设提供了源泉和内容；相应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级学科在为红色文化研究提供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前提下，也在文化范畴上获得了红色文化研究二级学科的实践和验证。

（三）进一步强化了红色文化的资政育人功能

建设红色文化研究学科，增加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路径，构建了红色文化研究成果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又一种实现机制，搭建了红色文化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的多样化路径。同时，为党的干部教育和面向社会的大众教育提供了新的平台，也进一步拓展了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空间，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内涵，从而有助于增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从机构职能上看，目前我们从事红色文化研究与管理的职能部门主要是各地党史研究室系统和相关的文博部门。但是，中共党史党建方面的毕业生太少。从生源数量和质量来看，全国仍在运行的中共党史专业本科高校招生数量有限，甚至有的招生单位还不能保障每年都正常招生；中共党史专业的硕士学位点整体生源质量也有滑坡之忧。诸如此类的情况，导致全国地方党史党建方面的专业人才匮乏，难以满足地方党史党建工作的需求。红色文化研究学科的创建，则完全可以弥补上述缺憾，培养能够从事中国党史党建教学与研究，服务于地方党史党建工作，且“红色基因”坚定的专业研究者、传承者和实务人员。

（四）有助于服务红色旅游产业的品质发展

红色文化的物质层面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遍布全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红色文化资源，经过了长时间的开发，如今都面临着保护与开发并进的双重使命。但是，系统的学理性支持与参与，目前还相对较为薄弱。比如在浙江，有一批专家学者在研究浙江省内外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开发和利用，协助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开发红色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营造红色文化氛围，设计精品路线，构建红色文化旅游品牌，但是这种智力参与的程度与浙江红色文化资源大省的地位还远远不相称，还较为落后。经过十几年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红色文化产业的经济功能已经得到了较多的提升和深化，地方政府和旅游部门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红色文化旅游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为旅游行业和地方经济的重要产业。这与国家的相关政策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扶持作用是分不开的。但是，还必须看到，如何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提升红色文化旅游品位，打造地方特色红色旅游品牌，形成红色旅游与绿色旅游、褐色旅游相结合的三大领域，并实现相互间的协调发展，依然缺乏更为翔实有效的科学理念和专业指导，尤其缺乏具有红色文化专业知识背景的管理人才和实务工作者。

二、是什么：红色文化学科的背景与基础

每一个学科得以建构起来的前提，是拥有鲜明的研究主题和特定的研究对象，具有显著的领域和边界。红色文化研究学科的创建，自然也要遵循这个规律。比较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域内，纵观红色文化研究，它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他六个二级学科所不具备的特殊性。

（一）红色文化学科范畴

红色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它是指在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整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人类进步文明的总和，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方面。在狭义上，它则是特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和结晶，以一种特有的形式涵盖和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和规律。[3]红色文化具有丰富多维的内容。红色文化包含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方面的内容。[4]其中，物质文化是指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并遗留下来的物化成果，主要包括各种场地场所（如遗迹遗址遗物、纪念地、纪念场馆碑堂等）、组织机构、设施设备、文本文献等实物；制度文化是指相关的各种思想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规章制度等一系列规范体系和行为模式；精神文化是指所凝结的相关知识、信仰、价值、精神、道德等，主要表现形式包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洪抢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女排精神等时代精神。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与精神层面的红色文化，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其中，物质文化是基础和根本，制度文化是深化和保障，精神文化是源泉和动力。红色文化具有与众不同的价值。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直接思想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文化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中国人民的智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曾经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它不仅没有过时，反而不断被创造、丰富和开发，不仅有历史印证、文明传承和话语传播功能，还有价值认同和经济开发等功能。[5]

（二）红色文化研究的学科基础

首先，它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范畴。主要研究红色文化的构成与内容、形成与发展、历史价值与现实功能、保护与开发、未来发展等理论和实践问题。目的在于总结红色文化的形成发展规律和进一步建设的原则、途径和方式方法等，为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服务，为深化红色文化资政育人服务，为推动红色旅游产业发展服务。它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等二级学科，还与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文化学、旅游学等相关学科紧密相关，融合了这些相关相邻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论原则、学术规范、价值判断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旅游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手段，既探讨红色文化的理论问题、精神内涵和历史发展，又注重红色文化的导向功能、激励功能、凝聚功能、育人功能等现实功能和社会价值。

其次，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红色文化研究的学科理论基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红色文化研究学科，同时包容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旅游学等学科的特征和内容，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原则和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共党史党建理论、文化学理论、教育学等。马克思主义为红色文化研究学科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本学科建设的最高指导思想和行动原则。中共党史党建理论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与发展、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的系统思想学说，它的基本原则、概念范畴、逻辑架构、学术规范等等，均可以为红色文化研究学科采用。红色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型文化领域之一，关于红色文化的形成、结构、类型、存在状态、生发机制、创新路径、发展规律、历史价值、现实意义、保护开发等，都是可以为红色文化研究学科服务的。

再次，相近学科和教育教学的支持。启动红色文化研究并设置对应的二级学科，依托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开展硕士学位层次的建设，这是一种十足的创新。目前，国内尚无设置以“红色文化”命名的学科，自然也没有对应的硕士学位授权点，相关的探索多半是在教育系统内部，以大众化的革命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展开的，开设相关的课程，推行红色文化教育教学，是主要手段。比如，（1）相近学科“中共党史”的学科关注。中共党史二级学科，从党史研究的视角深入了有关红色文化的诸多人事物，积累并提供了诸多方法和理念。但是，中共党史隶属于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积累深厚，影响深远，学术影响和政治影响、社会影响巨大，目前的发展更是特色鲜明，只是最近这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主要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甚嚣尘上，遇到不少挑战。党史学科的长期发展和不断探索，为红色文化研究学科的启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学术参考和逻辑支持。（2）红色文化学科建设尚在探索之初，但相关的教育教学却有声有色。中小学和高校一直都没有放松过。校园文化活动、党团队（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活动、庆典纪念活动等主题活动、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等都是开展红色文化教育的载体和形式。编写乡土教材，整理本地资源，开设相关课程，嵌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校园文化建设，追求“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等，这些探索成效颇丰。旅游学科特别是旅游类专门院校，还开设了红色旅游类课程。但是，以“红色文化”命名的独立的课程，还鲜见于各种教育层次的课堂。红色文化教育工作做得较多、成绩较为显著的高校主要集中在革命老区，如江西师范大学、井冈山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赣南师范大学、延安大学、遵义师范学院、嘉兴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等。临沂大学的做法更具有代表性。该校2011年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了“红色文化与沂蒙精神”教研部，将“红色文化与沂蒙精神”列入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规定了相应学分，并编写了《沂蒙文化与沂蒙精神》校本教材。同时，将沂蒙精神列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的学习内容，并着手筹备省部级干部教育培训学院。目前，已经成长为教育部思政课骨干教师暑期培训的重要基地之一。

（三）三个最近学科对于红色文化研究的关联与识别

红色文化研究属于先进文化研究的领域，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属性，丝毫不存在灰色地带。同时又具有较强的交叉性和融通性，既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政治学科、历史学科等密切联系，又不同于这些学科。与之相近的二级学科主要是“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三个，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紧密，差异也很明显。

第一，与“中共党史”学科异同。从性质上讲，都是政治性、现实性和意识形态性十分鲜明的学科，存在重叠与交叉，但二者又明显不同。首先，二者的学科归属不同。中共党史是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红色文化研究设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其次，二者研究视域不同，中共党史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并反映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发展规律和党自身的发展规律。红色文化研究既注重党史研究，又注重红色文化的现实功用和资政育人功能，更集中于它的文化属性和视域。

第二，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比较。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目录内二级学科，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和规律，目的在于在历史发展观的高度上和视野内，进一步明确“四个必然性”，引导受教育者不断增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因此，还同时具有一定的历史学学科的特征。“红色文化研究”学科则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应用性，特别注重从文化的角度，挖掘、梳理、呈现、释放红色历史与红色精神资政育人的能量，更加注重从现实出发，锻造、培育社会正能量，参与意识形态建设，促进社会文化发展。两个学科都涉及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过程的梳理，都要关注到其中的人、事、物和精神遗产等。

第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关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目录内二级学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既研究动态的过程，也研究静态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成果，但更侧重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成果。与“红色文化研究”学科有交叉，也有共同的历史空间和现实舞台。如前所述，红色文化的研究对象，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中国化之后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积累下来且一直在发挥作用的各种文化范畴的物质遗存、精神和制度。

总之，与相近学科相比，红色文化研究学科，研究对象与中国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交叉和重叠；与它们相比，红色文化研究更注重面向社会，面向现实，服务社会，且更注重研究成果的多元呈现、教育深入和大众传播。

三、怎么办：红色文化研究的使命和主要学术方向

根据这些年学术界的探索和我们的积累，红色文化研究的领域越来越明确，研究方向也越来越清晰。但是，每个研究单位的具体凝聚和特色，还是有所区别的。以更为专注和系统的浙江理工大学为例，我们的红色文化研究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即红色文化基础理论研究、红色文化资政育人研究和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研究。

（一）关于红色文化基础理论研究

研究红色文化的概念与范畴、内涵与外延、功能价值、架构与逻辑等基本属性，明确并深化红色文化的学科学理规范。在此基础上，研究红色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渠道、举措、历史过程与规律、经验教训等。主要研究客体和对象是：红色文化基本属性、红色文化发展历史（红色人物、红色事件、红色精神等）、红色文化建设与管理、文本研究。

对此，我们也有较多的尝试。特别是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主观设定红色文化基础理论研究。有一批学生专注于此，完成了高质量的硕士学位论文。如2006级翟佼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本为例》，2007级王传君的《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研究———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文本为例》，2009级贾迎宾的《标语口号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实现形式》，2011级李婷的《毛泽东民本思想研究》，2012级王霞的《毛泽东新民思想》和王建彩的《高校校园红色文化的德育功能研究》，2013级胡雅敏的《开发红色文化，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以金萧支队红色文化为核心》和刘琳的《抗日根据地女子教育的研究》等。

（二）关于红色文化资政育人研究

红色文化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表现一种客观现象、传递一种文化信息，更主要的是要发挥文化作用，教育世人、培育社会风尚、促进社会进步。相应地，红色文化研究的目的也不仅仅是搞清楚历史真相，更主要的是促进资政育人，为提升青少年、社会公民，尤其是中共党员的政治素质、品德素质提供文化支撑，为提高各级各类教育的水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提供动力。主要研究客体和对象是：红色文化遗存，红色文化资源整理、保护与开发，红色文化育人途径机制，红色文化与党的建设，红色文化旅游。

在这个方面，浙江理工大学的尝试更有特色。比如，校地合作，实现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沟通携手。2013年，与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合作，设立“浙江现代革命历史文化研究基地”，挂牌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依托之，之后又相继在杭州、温州、丽水等地建立了5个红色文化研究与实践基地，如杭州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桐庐）、浙南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永嘉）等。这种合作的格局是：签署协议，设置课题，保障经费，多向呈现。它们不是简单的挂牌行为，而是有协议约束的机制性合作，要开展一系列务实的工作。比如合作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公开出版学术文集，公开招标研究项目，大量的高校教师和学生前往基地参观、调研、体悟，还有青年教师挂职锻炼等。在校内，通过开设课程，把学术融通并落实到育人工作中。比如在全校范围内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多门红色文化的相关课程，还专门编写出版了重点教材《红色文化概论》《红色名人印迹》，这是全国第一部专门系统讲述红色文化的通论式高校教材。在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省级精品课程）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过程中，嵌入了更多的红色文化内容，也因此带动了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或通识课对红色文化的主动融入。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研究

榜样教育是人类自我教育、造就新人的传统，中西方都在自己的文明演进过程中，给予了积极的关注，并为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成果。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榜样文化建设，在迄今为止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党建的伟大事业中，积累了关于榜样培育、作用发挥、示范引领等诸多方面的成果和经验。主要研究客体和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创造地研究、培树、宣传、运用榜样的动态历史过程和静态结果，榜样的选拔与确立、宣传与教育、扶持与保护等基础理论和工作机制（包括榜样理论、榜样生成、榜样人物、榜样事迹、榜样示范、榜样维护、经验教训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榜样文化建设的思路和对策。在此领域，浙江理工大学也曾相继成功申报了高级别的科研项目，如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研究”，浙江现代革命历史文化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研究”等。也发表了高层次的学术论文，如《观察与思考》2016年第7期之《开发榜样文化资源，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还举办了2014年“首届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研讨会”，出版了研究成果集《榜样文化研究》。

上述三个研究方向联系紧密，相辅相成，相互交融，相互依托，相互支持。简而言之，“红色文化基础理论研究”，重点在于梳理理论范畴、总结理论思辨与实践探索的历史规律、经验教训，建构学科框架等。“红色文化资政育人研究”，重点则是现实的实践领域，集中关注红色文化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同时，研究红色文化在浙江的本土资源与特色典型，立足浙江、集中浙江，深入区域红色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浙江实践版本。“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研究”，聚焦于榜样这一特殊文化现象，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这是红色文化的一个特殊类型，也是把握中国红色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作者简介：渠长根（1964—），男，河南确山人，教授，院长，主要从事红色文化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参考文献

[1]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再访西柏坡侧记[N].人民日报，2013-07-14（01）.

[2]一张照片看懂习近平的红色基因：不忘初心三上井冈[EB/OL].(2016-02-07)[2016-10-09].

http://news.youth.cn/wztt/201602/t201602077615038.htm.

[3]渠长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语境下的红色文化研究［Ｍ］．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13.

[4]韩延明．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研究［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贾超绪．利用好发扬好传承好：让红色文化成为强大发展动力［Ｎ］．人民日报，2016-06-27（02）．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