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我可能是文盲
我可能是文盲
孙锡良
近些年来,文化代表们会经常聚在一起商量文化复兴大业。在文化遭遇几十年寒冬之后,露出这样一线阳光,总能感受到不少温暖。
我非文化人,但只要有文化会议召开,就会很留意参会者名单。慢慢地,我发现一个规律:除了有那么几个作家、教授和艺术家做陪衬之外,大部分参会者都是电影明星,电视明星,歌星,戏星,相声明星,小品明星,大导演,主持人等等。能见诸报道的发言往往也是明星发言。会开了很多次,却并不知道跟自己有何关系。
这让我总是琢磨,按照这些文化大会参会者的标准衡量我自己,我只能很失望地讲:我可能是文盲。这些明星大腕们的思想和文化已经前卫到我看不懂,接受不了,有时候甚至会引起我的积怨,他们的文化已经高深到足以让人害怕的程度,若不熟悉他(她)们的套路,给你的新评价就是:你奥特了。
既然我把自己定位为“文盲”,那么,我对文化的讨论就应该能得到足够的宽容,无论对错,希望大家以“文盲谈文化”的底线思维给予谅解。
文化是个太大的概念,若不是大师级人物,恐难用那么一两篇文章说清楚,更别说能给大众指引方向。若是一些庸人作些不脱世俗的大话文章把方向弄错,文化不但不会向前发展,相反会出现倒退甚至是破坏先前优秀的那么一点文化。
我想先鲁莽地给文化下个不常用的定义:文化是人类为改变自身动物性逐步创造积累的、由所有精神符号组成的文明总和。
它的核心必须反映在精神上面,它的影响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升华,它的进步性必须体现在创造,它在各时代及各人身上的外化体现必须是“隐于内发于外,源于思留于史”。
按照这样的定义,5000年中国理该不缺文化,毕竟祖宗们给我等积累的宝库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古老民族。然而,我并不想扯起那么长的距离谈文化,我只想谈谈新中国近70年来的文化轨迹。
我把近七十年又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提至1976年,第二阶段是1976年至今。按照新公共知识分子的看法,第一阶段是中国文化停滞不前的僵化时代,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但我的看法完全相反。
今天,中国最关注的是文化振兴,而不是文化继承,所谓振兴,那一定要有新东西,即有文化创造力。基于此,我很想比较一下新中国前后两个阶段文化创造力及其精神内核的异同。
先分析一下所谓文化繁荣昌盛的第二阶段。
从文化创造力的角度看,近四十年的文化表现形式原创性近乎趋零。
提出改开口号初始,中国大陆最早接受的“文化辅导”是港台文化,虽然港台源于中国,但又在很长时期内有别于中国大陆,它们的部分文化源头是西方文化,经过本地化吸收融合之后,形成了具有不同于大陆的东西方结合文化。这对很长时间未接受欧美文化融合的大陆而言,显然很新鲜且有效仿积极性。刚开始,只是引进,到后来,便是效仿、复制,再往后,开始变形放大。
中国大陆接受度较快的第二类“文化辅导”是所谓原汁原味的欧美文化。随着改开形势的改变,留学人员越来越多,出国官员越来越多,工商业交流及文化交流越来越多,欧美文化可以直接被复制到中国,这股潮流至今仍在延续。可是,很令人遗憾,即使学了近四十年,中国对欧美文化的复制嫁接仍处于糟粕崇拜状态,而不是精华吸收状态。
中国大陆接受“文化辅导”的第三大源头是日韩,影视剧及电视台娱乐文化市场表现得最为突出,中国最受热捧的电视台及电视节目几乎全偷艺于日韩,从形式到风格,从内容到演员,从制作到炒作。严格地讲,中国的大牌媒体几乎都在走日韩道路,没有本地原创性。
从文化载体的角度看,近几十年的文化繁荣属于输入性繁荣。
文化传播不外乎传统模式和现代模式,传统模式依靠的是非科学化的工具,而现代模式依靠的完全是现代科技。当时代跨入到信息社会之后,传统模式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几乎所有的旧文化和新文化都依赖科技新发明。从音乐传播、影视传播、文字传播至动态视频传播,所有的现代工具都源于外国。
整理一下过去几十年的变化轨迹,不难发现,中国自己在传播工具的革新上从来都没有创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有繁荣和层出不穷的新文化产品都只能归于输入性繁荣。特别悲伤的是,直到今天,美国仍然可以对中国高科技信息产业一招致命。在信息时代,文化独立性不只是源于创造,还寄托于传播。如果文化工作者不再坚持文化根植于群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观,那么,科技落后也就意味着失去文化主动权。如果文化能够活在群众中间,科技就显得没有如此重要,问题是,文化的群众性已经很难恢复。
从文化内核的要求看,近几十年的新文化属于空心文化。文化的内核是精神,如果接受文化教育的受众不能从中获得精神上的升华,那么,文化传播过程就是无效过程甚至是有害过程。演古装影视剧,看到的全是封建腐朽的帝王将相和落后的封建道德,没有传统百家文化精华的再植入,那古装文化就是让人精神倒退的文化。如果你的娱乐、生活、爱情剧只有吃、喝、玩、乐、黄、赌、毒的糜烂导向,那文化产品就是精神毒品。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若沦为“娱乐至死者”的专利品,这个国家的文化其实已经从空心化走向死亡边缘,它可以直接将整个国人的精神都带向死亡边缘。
再分析一下落后停滞的新中国第一阶段文化。
从文化创造力方面看,第一阶段的文化具有非凡原创性历史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文学风格是独特的,中国的现代戏曲风格是独特的,中国的电影风格是独特的,中国的歌曲风格是独特的,贯穿全中国人的生活文化更是独特的。总而言之,新中国的一切文化类型在世界文化史上都带有深厚的“中国性”,它对世界文化创新的贡献可以永载历史。相比之下,第二阶段的所谓文化盛宴其实不过“外来文化做主料,古中国文化做调料”的大杂烩。
从文化的精神内核要求看,第一阶段文化达到了人类文明阶段性顶峰的成就。我把新中国前几十年的文化归纳为一个主题——真实的、高尚的、让人类脱昧的、正统马克思版的、毛泽东化的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时代的新文化让人在一切领域的精神都表现为奋进、正义、无私和充满希望的主观要求。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会有相对性的不满足要求,但整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从没有脱离这一轨道。非常遗憾的是,这一人类阶段性顶峰级的文化体系后来因被定性为“愚昧、单调且不合人性”而强制中断,它让共产主义文化追求之路出现了致命性休克,已经很难看到被唤醒的可能机会。
从文化对人类文明观念的贡献来看,第一阶段文化可以认为冠绝古今。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阶级差别总是随着物质发展的进步呈现出阶级差别的扩大化,只有也唯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近乎消灭了这个趋势,它对妇女和社会底层人民的阶级解放是一次性革命性解放,在其后的二十多年中,“解放”和“革命”始终是“红色文化”的精髓,解放,就是解除阶级不平等和阶级束缚,革命,就是要革去封建旧文化之命,它的目标是让全体国人逐步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相对平等且没有后顾之忧的生活理想,即使在物质并不发达的时代,它仍然能给予所有人以充分的安全心态,而不是让人生活在“恐惧的物质世界”。
在粗略地对比新中国两个阶段的文化成果以后,我们不难看到,进步文化的作用在于让人的精神变得丰满高尚,进而推动社会文明越上新台阶。物质高度发达,精神却走向颓废,毫无疑问,这就是文化衰落的突出表现,如果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完全逆向而行,那说明社会文化已经开始迈向堕落。文化之于社会影响的外在表现是风俗,风俗正厚人心,风俗衰薄国运。
近四十年,尤其是近二十年,谁主导了我们的风俗?艺人和操纵艺人的人。
艺人,从其身份和能量看,她们不应该是社会风俗恶化的祸首,因为她们不过是主体文化的传播者。真正对社会产生致命性危害的是操纵艺人的人。谁是操纵艺人的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文化创作者的主要方向一定得符合主体机器的思想方向,文化是建筑的外衣,而建筑通常又表现为两个空间,言论是一个空间,行动又是另一个空间,言论上永远倡导公序良俗,行动上可能纵容寡廉鲜耻,两者之间就隔着一堵墙,全靠执行人的会意。文化方向明确了,市场体制下的资本就可以唱主角,文化作品不能脱离政治,但追求的是利益,文化人被市场化之后,所有作品的外观封面都是由货币做包装。
当社会现象不断恶化的局面出现时,大众最直接的情绪反应是把愤怒发泄到文化传播者艺人的身上,这是习惯性的浅层文化反思。当下,有种说法很流行——戏子误国。我倒认为,戏子没有资格误国,也没有能力误国,她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一根根金线牵引的结果,她们是体内有大量病毒患者的外在脓疮,不清除患者的体内病毒,你就有割不完的脓疮。我很反感艺人代表中国文化,但,我更疑惑,是谁把他(她)抬到了那个位置?是谁让他(她)充当13亿多人的文化代言人和精神造就者?亵渎文化和误国误民的真不是戏子,是戏子背后的戏子。
现在,已经是另一个“新时代”。新时代,必须有文化革新,文化如旧,物质再新,社会仍然如旧。
文化本身没有活性,它只有与人联系起来,才具有生命的活性,若脱离了它所依存的广大群众,文化无任何意义,把全人类的文化集成置于月球之上,它与月球上的岩石没有任何区别,注定是死东西。
1917年8月,毛泽东在给黎邵西的信中表示:“……吾人积弊太深,道德太坏,思想太旧,二者不洁,遍地皆污,伪而不真,虚而不实,非大力不易摧毁廓清……”
毛泽东为什么要给新文化运动团体的朋友写这些话?因为他深刻认识到新文化解放运动彻底革命旧文化的必要性,如果不能从文化上进行革命,那就是民国国民深以为感的“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如果我们用毛泽东的思想分析今天的现实,我们不难发现“遍地皆污,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仍然非常地贴切。如果不对近几十年腐朽的文化根基进行革命,很有可能产生民国国民的类似伤感。
如果不充分考虑文化的阶级感情,不要说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国内恐怕都走不下去,官僚文化、贵族文化、小资文化和小姐文化终究会变成腐朽文化,在城市糜烂的同时,缺少先进文化支撑的农村会烂得更快,先进文化没有空间,腐朽文化便会占领阵地。
文化,也许就是由我等“无知者”和“大文盲”创造雏形,后由学仕们修成正果。我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自卑者,有时候,我会相信,“文盲文化”仍然要优于“流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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