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获奖与陈忠实的悲剧

《白鹿原》获奖与陈忠实的悲剧

鹿  野

据报道，6月15日今年的白玉兰奖评选结果揭晓，电视剧《白鹿原》不出所料的成为了最大赢家，获评本届“最佳中国电视剧”，导演刘进也获得了最佳导演。

媒体对于《白鹿原》获奖给予极高的评价，将这种现象说成是“现实主义题材复兴的结果”、“现实主义美学的胜利”：

【“现实主义题材”备受关注，是本届白玉兰奖评选中的另一大特征。电视剧《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的“仁义”白鹿村为缩影，以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为主干，书写了“一个民族的秘史”。《2018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报告》同样显示，最近三年立项的电视剧中，超过一半是当代现实主义题材。一批有现实质感、生活画面的电视剧涌现，赋予了现实主义美学以新的时代内涵。在电视节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的论坛上，导演刘江认为，现实主义应该反映当下的生活、时代以及真实的人性。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揭晓 “现实主义题材”备受关注_央广网

http://china.cnr.cn/yaowen/20180616/t20180616_524272348.shtml】

那么，《白鹿原》到底写的是什么呢？是否真的体现了所谓“现实主义原则”？因为电视剧太过冗长，以下仅以其底本，也就是同名的原著小说为例进行分析。

我想，凡是读过《白鹿原》这部小说的人都不难读出以下的几个核心主题：

首先，《白鹿原》这部小说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被埋葬的地主阶级统治秩序说成是民族优良传统代表者。这集中体现在小说对于作为地主阶级意识形态与村庄秩序的代表白嘉轩近乎狂热的歌颂上。书中宣称白嘉轩坚守“耕读传家”的古训，继承了父亲的族长地位，以“仁义”真诚待人，广施善举。其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成为了社会稳定与安逸的象征。

其次，这部小说彻底否定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例如，小说中有大量长工鹿三与雇主白嘉轩深情厚谊的描写，描绘了两人经常在一起共同劳动，亲如手足的场景，完全否定了地主对农民剥削与压迫的存在。

最后，书中充斥着大量近乎露骨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攻击。例如，在小说中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在加入共产党后出生入死，结果却在革命根据地遇上红色恐怖，被冤枉为“特务”给生生活埋了。其他参加革命的人结果也大同小异。鹿兆鹏在涉河逃走后就不知所终，只是传说他“当了共产党的大官”，但后果却是父亲鹿子霖的再次被抓，以及最后被折磨成疯子，而黑娃则干脆堕落成了土匪。黑娃参加革命的后果，不仅给他本人，也给他深爱的田小娥造成了巨大的苦难……

总之，地主是伟大与崇高的，旧中国是和谐安逸的，阶级矛盾是编造的，革命是灾难的源泉。这就是小说《白鹿原》的主题。电影电视无论怎么改编，也无非是万变不离其宗而已。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与改编的影视作品频频获奖本身，就反应了与现实主义对立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猖獗。

不过，对于这部小说和相关的影视衍生作品已经有不少人评析，笔者在这里也不想过多的重复。在这里，笔者想说说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很少有人知道，《白鹿原》作者陈忠实非常推崇苏联作家柯切托夫。他在《借助巨人的肩膀——翻译小说阅读记忆》一文用饱含热情的笔墨讴歌了这位苏联老作家对自己创作道路的影响：

【第一本是《州委书记》。作者是柯切托夫。这部小说写了两个苏共的州委书记，拿我们的习惯用语说，一个实事求是做着一个州的发展和建设工作，另一个则是欺上瞒下虚夸成绩搞浮夸风。前者不断受挫，后者屡屡得手于表彰升迁等等。结局是水落石出，后者受到惩治，前者得到伸张。……到80年代初，柯切托夫的作品重新出现在新华书店的售书架上，包括曾经作“高干”内参的《州委书记》。我在从书架上抽出这本小说交款购买的简短过程里，竟然有一种无名的感叹，不过六七年时间，似乎有隔世的陌生而又亲切的矛盾心理。不久又见到《你到底要什么》，柯切托夫直面现实的思考和发问，尖锐而又严峻，令人震撼。这个书名很快在中国普及，且被广泛使用。随后又购买到了《落角》，柯切托夫的变化再一次令我惊讶，无论从思想到艺术形式，几乎让我感觉不到柯切托夫的风格了，有点隐晦，有点象征，更多着迷雾，几乎与之前的作品割断了传承和联系。转折如此之大，同样引起我的兴趣，柯切托夫自己“到底要什么”?尽管我难以作出判断，却清楚地看到一个作家思想、情感以及艺术形态的发展轨迹。】

柯切托夫是何许人也？其被苏联文坛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代表”，“文艺界当中反改革势力的首脑”。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苏共20大以后的“反和平演变三部曲”《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和《你到底要什么》，尖锐的批判了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社会的蜕变：

《叶尔绍夫兄弟》写于1958年。主要内容是描写苏共20大前后一年时间里一个钢铁厂中的斗争。被批评为保守势力的老厂长其实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而莫斯科来的一个自称改革家的人其实是个野心家与骗子。小说还使用了复线结构，另一条线索主要是描写文艺界的情况，强调文艺界有不少人在过去极力歌颂斯大林，却在苏共20大以后转向大骂斯大林与社会主义。

《州委书记》写于苏共22大召开前夕的1961年。主要内容是写了两个不同的州委书记，其中杰尼索夫坚持社会主义反而一度被批评为保守分子，阿尔塔莫诺夫弄虚作假搞浮夸却经常受到表扬。最后，阿尔塔莫诺夫问题暴露被撤职，杰尼索夫接替了他的职务收拾他留下来的乱摊子。这部小说其实也有很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当时赫鲁晓夫宣称要在15年之内赶上美国。梁赞州州委书记趁机大搞浮夸风，宣称1959年一年之内肉类产量要增加三倍。1960年问题暴露，其被撤职后自杀身亡。

《你到底要什么》写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1969年。主要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以文化交流为名，对于苏联青年进行和平演变。里边描写了苏联社会特别是文艺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少年轻人丧失社会主义理想，以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为荣。被派来搞和平演变的一个曾经流亡国外的白俄侨民因为良心未泯也有点看不下去，向年轻人们提出了“你到底要什么”的问题，表示如果盲目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会导致国家垮台。

看了这些作品主要内容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陈忠实的创作特别是其代表作《白鹿原》，恰恰是和自己推崇的“巨人”柯切托夫截然相反的。柯切托夫是极力抵制与批判苏联在苏共20大之后兴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浪潮。陈忠实则不仅迎合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那个历史虚无主义浪潮，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引领者。

如果要是在苏联文学当中找一个参照物的话，《白鹿原》已经远远超出了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当中那种主人公开始受到革命吸引后来又对革命厌弃反感的描写，恐怕与索尔仁尼琴的那本通过讴歌沙皇时代以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红轮》有一拼。嗯，说起来《白鹿原》也正是创作于那个戈尔巴乔夫掌权后《红轮》被热捧的年代，两者的区别只不过是陈忠实把历史背景换了换，然后又加了大量的荤段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自己的创作当中流露出的思想倾向与自己推崇的作家截然相反的情况呢？像柯切托夫那样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得不到某些文艺专家与主流媒体赏识的，而如果要索尔仁尼琴那样迎合甚至引领这股潮流才是在当时的中国功成名就的捷径。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在这部全盘否定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白鹿原》一出版，陈忠实马上当选为陕西作家协会主席，随后又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如果要是有的朋友觉得这种现象不可思议的话，那么另一个事实可能更加触目惊心。8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文坛上并不是没有好作品，像前几届茅盾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诸如魏巍的《东方》，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特别是李凖《黄河东流去》都继承了从延安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与现实主义传统，尖锐批判了旧中国的种种黑暗势力，歌颂了中国革命与广大中国人民的力量，但是却都被某些专家与主流媒体选择性失明了。

包括陈忠实那一届的茅盾文学奖，《白鹿原》是第二名，第一名是王火的《战争和人》。其真实再现了抗战年代国民党当局的腐朽与进步青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向往，也没有任何的荤段子。比《白鹿原》这种靠胡编乱造讴歌旧中国的地主与通过荤段子来刺激市侩们感官的所谓“文学名著”，《战争和人》的价值不知道要高了多少倍。但是，两者在某些专家与主流媒体当中得到的评价却与此截然相反的，以至于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部作品了。

以上这些事实不得不令人感慨，陈忠实当年选择的确是“聪明”的。如果要是他真正继承了苏联的柯切托夫与中国的魏巍、刘白羽、李凖、王火等人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那么今天的主流媒体很可能不再提到这个人的名字，更不会有什么影视作品的改编出现与被追捧。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陈忠实作为一个有一定天赋的作家，通过靠荤段子以及违背自己真实想法来迎合圈子里流行的政治正确，无疑又是极其可悲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今天某些人看来，陈忠实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否定仍然不够彻底，特别是其某些肯定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言辞更是令人无法容忍。比如说，一位知名的文艺专家在不久前的《当代作家的精神困境与思想局限——以陈忠实为例进行考察》一文中如此评价陈忠实：

【陈忠实的情感也许是真诚的，但是，他的修辞和表达，却是夸张的，充满了似曾相识的陈词滥调，缺乏最起码的理性和克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很多时候，陈忠实的个体人格很容易被集体人格所裹挟，很容易融入群体性的狂欢，很容易丧失距离意识和理性精神。……他的爱国主义热情固然是热烈的，但是，再热烈的情感也无法代替理性的认知。例如，针对“西方右翼势力的言论”，他发了这样一通议论：“我纳闷不解的问题是，中国穷时他说你不行，中国刚刚发展起来又说你‘威胁’，那么，中国如何是好？如何才能使现在这一拨右翼政客闭上鸟嘴？”……缺乏“倾向性”“价值立场”“形而上的信念”和“永恒不变的价值”，正是中国作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我们的文学很难达到理想境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只允许西方攻击谩骂中国，不允许中国对西方有丝毫的批评，特别是西方资本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更是至高无上的政治正确。这就是80年代以来某些文艺界专家与主流媒体人真实的心态。如果了解了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明白陈忠实为什么要那么写《白鹿原》。

陈忠实经常表示，“我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笔者不知道，这是不是化用于其很熟悉的俄语文学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人手记》当中的那句名言：“我是极力要做个好人的，可是他们不让啊……”。但是事实表明，中国的文艺界和某些主流媒体当中，的确有一个将历史虚无主义标榜为现实主义的“他们”。《白鹿原》这几年一再被搬上荧屏乃至不断获奖表明，十八大以来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虽然有一定成效，但是仍然并未完全解决“他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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