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卓锋:期刊封面上的毛泽东在写作

作者:余卓锋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8-07-13 1205

期刊封面上的毛泽东在写作

余卓锋

在我收藏的300多种2000多本毛泽东封面期刊中,封面画的内容非常丰富,其故事涵盖毛泽东的一生,很值得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今次我的侧重点是题材问题。经梳理,发现“毛泽东在写作”这一题材的照片或绘画在期刊封面上出现的不同版本最多,竟有16种,合在各种期刊封面上出现过50多次。在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今天,透过这些封面来重温毛泽东生前曾写下的主要光辉篇章,以激励我们继续砥砺前行,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堪称著作大家。在他的一生中,虽长期身为我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日理万机,但写作仍然是他日常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1919年创办《湘江评论》始,至1970年撰写最后一篇文章“520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止,毛泽东的写作从没停止过,可以说“著作等身”。这些著作无不贴近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指导我党政军在反帝、反修、反封建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就。

16个不同版本的“毛泽东在写作”这一题材的期刊封面中,有的属泛指,即没有具体指明在写哪一篇文章;有的属特指,即具体指明在写某一篇文章的。特指的有:

创办《政治周报》

余卓锋:期刊封面上的毛泽东在写作

1973年,《广东文艺》第12期刊封面登了一幅“毛泽东在写作”的国画,作者欧洋、杨之光。标题为“激扬文字”。画的右上角的题字内容为:“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编政治周报,痛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之后,《河南文艺》1974年第3期、《河北工农兵画刊》1974年第7期、《工农兵画报》(浙江)1974年第13期、《广西文艺》1975年第3期、《党员生活》(安徽)1983年第12期都用此画作为封面。透过此封面,给我们回顾了90多年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一个历史史实:

从孙中山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始,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反国共合作活动就一刻没有停止过。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变本加厉,更加猖厥。1925年11月23日,老右派邹鲁、谢持、张继、林森、居正等10余人纠集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以反苏反共、破坏国共合作为中心,通过了一系列反动议案。这次会议被称为“西山会议”,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及其支持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的出现,使共产党和国共合作蒙受打击,使全国国民多被迷惑。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中央决定创办《政治周报》,向反革命派进行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

当时,毛泽东在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受国民党中央委托,在广州创办《政治周报》,并任主编,把反对“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的反革命活动,捍卫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维护革命的团结作为创办《政治周报》的宗旨。

《政治周报》于1925年12月5日创刊,至1926年6月共出版14期。毛泽东在创刊号上发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说明了创办《政治周报》的理由就是要打破反革命宣传。《政治周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从理论上、事实上揭批了“西山会议派”分裂国共合作的行径,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当时的政治斗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阐述红色政权理论

余卓锋:期刊封面上的毛泽东在写作

1978年,《山西群众文艺》第9期刊封面登了一幅“毛泽东在写作”的国画,作者欧洋、杨之光。标题为“不灭的明灯”。画的右上角的题字内容为:“毛主席当年在井冈山……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及《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字字句句闪耀着真理的光芒照亮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之后,《甘肃文艺》1978年第12期也用此画作为封面。透过此封面,让我们重温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如何“以理服人”这一历史片断: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正确做法,一开始时并非为全党同志所认识和理解,一些“左”倾盲动主义者更批评毛泽东这种做法是“逃跑主义”。由于“八月失败”, 更在党内外引起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尤其是右倾悲观思想重新抬头,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为了科学回答这些疑问,1928年10月4至6日,在宁冈茅坪步云山白云寺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这个决议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文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办法,深刻分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国际形势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阐述了中国红军和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与条件,阐明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相结合的基本原理,明确而肯定地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接着,毛泽东又于11月25日代表前委向中央写了一份长篇报告《井冈山的斗争》,系统地叙述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的整个历史过程,全面地总结了井冈山斗争一年来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回答了小块的红色政权怎样才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两篇重要著作,形成了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伟大理论。

发表《论持久战》

余卓锋:期刊封面上的毛泽东在写作

1965年,《大众电影》第8-9期封面刊登了一幅“毛泽东在写作”的照片。标题为“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写作情形”。翻查过国家其他出版物,有的注释为“毛泽东在写《论持久战》”。透过此封面,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毛泽东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始终保持着一种坚毅与沉着的个性: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时间内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实行全民抗战,号召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要求立即“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恢复失地”。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连续多次倡议国共合作以及国民党出于对自身利益保护的需要,国民党终于答应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组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在国民党阵营中,当时弥漫着“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观点。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而在取得台儿庄会战胜利后,却又说可速胜;后来,徐州沦陷,又出现悲观情绪。“亡国论”和“速胜论”一时间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否取得抗战最后胜利?抗日战争向何处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于1938年5月上旬,专门写出了《论持久战》这篇光辉论著。

《论持久战》明确指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提出了正确的抗战路线、战略和策略;准确预测了抗日战争的规律和发展前景。毛泽东关于战争形式和前途的一系列科学分析,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扫除了焕散人心的“亡国论”和“速胜论”,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在党内外,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写《改造我们的学习》和为中央党校大礼堂题词

余卓锋:期刊封面上的毛泽东在写作

1978年,《连环画报》第10期封面刊登了三幅“毛泽东在写作”和相关题材的版画,作者杨先让、徐冰。标题为“光辉的题词”。透过此封面,让我们可以神游延安,去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突出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说明只有这种态度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要求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要求不单懂得外国还要懂得中国;不单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求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1943年冬,中央党校大礼堂在延安落成,全体教职员工恭请毛泽东为党校大礼堂题词。毛泽东联想到党校是培养党员的地方,而他早年曾讲过“实事求是”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因此,他为中央党校毅然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雄浑俊秀的大字。后来,中央党校将这一题词雕刻成石扁,并恭恭敬敬地将它镶嵌在党校大礼堂大门的正上方。

重上井冈山

余卓锋:期刊封面上的毛泽东在写作

1976年,《解放军歌曲》第4期封面刊登了一幅“毛泽东在写作”的油画,作者董福章。标题为“久有凌云志”。之后,《北京少年》1976年第10期也用此画作为封面。透过此封面,不但让我们可以感受到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的兴奋心情,更可让我们重温毛泽东初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时的艰苦岁月:

1965年5月,毛泽东在巡视完大江南北之后,以70岁高龄重游井冈山,实现了盼望多年的夙愿。

在井冈山驻留期间,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经常和人谈起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人和事,而且一谈就止不住话匣子。据当年陪同毛泽东的江西省副省长王卓超等人的回忆以及《汪东兴回忆录》的记载,“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主席继续说,我早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由于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要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它们都是井冈山革命精神”。

余卓锋:期刊封面上的毛泽东在写作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三团先后到达文家市,吹响了毛泽东向井冈山进军的号角。随后,毛泽东在三湾对军队进行了改编,带领精装的部队正式进驻井冈山。在井冈山期间,毛泽东对袁文才、王左部队进行了改造,重整了人民军队的纪律,重建了边界党组织,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进行了会师,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和围剿,经历过“八月失败”,开展深入的土地革命,阐述红色政权理论、打破经济封锁,建立巩固的军事基地等。

余卓锋:期刊封面上的毛泽东在写作

也许是对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记忆深刻,引发了毛泽东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深情眷恋。一次晚饭后,毛泽东深情地说道:“我离开井冈山已经38年了,这次旧地重游,心情特别激动,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早就想回井冈山看一看,没想到一别就是38年”。

余卓锋:期刊封面上的毛泽东在写作

在井冈山的七天时间里,每到夜阑人静之时,毛泽东总在宾馆寓所里来回踱步,沉吟不已。他以忆往昔、抒豪情的海阔心胸、浩然情愫,结合自己重上井冈山的所见所感,填写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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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余卓锋:期刊封面上的毛泽东在写作

除上述几个封面所特指的相关文章外,毛泽东写过的,对于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产生影响较大的著作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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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7月,刚参加革命不久的毛泽东接受湖南省学联委托创办《湘江评论》,并担任主编。《湘江评论》共出了五期正刊和一期“临时增刊”,除第五期(至今尚未找到)外,共发表长短文章83篇,毛泽东占了40篇。

1925年12月,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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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为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呼吁革命当局对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都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对革命前途有所补益。

1930年5月,为反对当时红军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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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7年7月,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写《实践论》一文。此文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揭露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错误对我党的危害。

1938年8月,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目的,即克服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矛盾论》一文。此文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次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方面,深刻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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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在延安各界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及首届青年节集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演讲,总结了中国革命与青年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

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新民主主义论》演讲,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并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

1940年3月,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深刻地阐述了我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在反对顽固派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余卓锋:期刊封面上的毛泽东在写作

1942年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演讲,制定了党对文艺事业领导的一整套的理论纲领和文艺方针,深刻解决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根本问题。

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指出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号召解放区军民切实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1944年9月,在参加张思德追悼会时作《为人民服务》演讲,除了对张思德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外,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作了系统科学的概括,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宗旨。

1945年4月,在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报告,阐明了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28周年而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指出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论十大关系》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演讲,指出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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