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奶油小生”到“小鲜肉”

从“奶油小生”到“小鲜肉”

刘  仰

大约30年前，我还在上海。因为在大学里主编学生刊物的缘故，算是有点小名气。一家当地媒体要做一个专题，采访多位上海本地青年，谈谈对上海这个不断变化城市的新看法，我是被采访之一。记者问的其他问题已经忘了，还记得其中一个：如何看待奶油小生现象？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专题刊出后，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没有了。所以，我当时回答的中心意思大致还记得。记者当面就说：你的回答太狠了。

我记得当时的回答大意是：奶油小生是殖民地时代遗留的风尚，本质上是被殖民者为洋人殖民者服务时表现出来的“同性恋”暗示——我很听话，我很忠诚，我的趣味和洋大人您一样，我像女人一样柔弱，不会害您洋大人，我的一切服务包洋大人您满意，洋大人任何时候提出的任何要求，我都会满足您。

我不知道专题上这段话为何没了，我也没再问。现在来看，这个问题还可以拓展一下。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年代，奶油小生基本上出现在洋人势力很大的地方，例如租界。洋人势力范围之外，中国民众要么是对洋人无感，要么是义和团那样愤怒的“糙人”。即便在洋人势力范围内，不与洋人打交道的，例如从苏北逃荒到上海的“三把刀”，也不会将自己变成奶油小生。只有为洋人贴身服务的，例如管家、跟班、代理、雇员等，才会把自己装扮成奶油小生。在男尊女卑的男性社会，“同性恋”暗示，表达自己处于女性地位，表现顺从。当然，奶油小生未必完全是指年龄。上海还有一种称呼“老克勒”（罂语Color的发音），它既可以指奶油小生变老了，也可以指奶油老生装嫩。

如果要在中国文化里找到奶油小生的对应物，大概只有太监和“断袖”了。这种彻头彻尾的糟粕在洋人高人一等、连中国皇帝都对其敬畏三分的时候，化身为洋人跟前的低眉顺目，获得了洋人的首肯，从而在中国以前的殖民地范围内大放异彩。几十年过去，一个多世纪前形成的奶油小生已经不再时髦。如今，小鲜肉取而代之。在无良媒体的大力推动下，小鲜肉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地开花，随时随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或屏幕前，并以轻轻松松就能挣大钱的快乐生活方式，吸引了无数年轻人投身其中。为此，整容早已不是爱美女青年的专属，而成为无数小鲜肉的标配。

多年前，上海这个奶油小生的根据地有一档男性选秀电视节目叫《好男儿》，轰轰烈烈地开创了现代小鲜肉的蓬勃势头。当时上海某领导看了这个节目后问：我怎么看不出这些“好男儿”好在哪？幸亏还有这样的领导，《好男儿》节目停办了。但是，这样的领导不多，他的话也很难被无良媒体遵守照办。于是，小鲜肉们依然成为无良媒体热捧的对象，依然与无良媒体狼狈为奸地大肆赚钱。而且，如今某些当红“小鲜肉”就是当初《好男儿》推出的成果。

如果说当年的奶油小生还只是个人向洋人献媚、表现奴性，那么，今天的小鲜肉则是直接祸害下一代。我曾经从广告的意义上说过，商业媒体崇尚年轻，根本原因在于，年轻人容易冲动、容易非理性，容易崇拜偶像，年轻人好骗，因而容易成为消费社会的俘虏，大手大脚地花钱。12年前我在博客上发过一篇文章《呼吁禁止儿童广告》，要求禁止针对儿童的广告以及使用儿童做广告。不久前，“新广告法”规定10岁以下儿童不得做广告代言。我不知道这个新规定与我12年前的文章有没有关系，虽然在我看来还远远不够，但毕竟进步了一点点。然而，当大批小鲜肉年龄越来越低（有的是真低，有的是假低），成为少年儿童的榜样时，“新广告法”的这条规定又有多大意义呢？

殖民地时代，中国对于外来殖民者还基本保持了殖民范围的地标界限，因此，殖民风尚导致的奶油小生传播范围实际上不算很广。如今，在无良媒体的大肆传播下，新殖民文化已经无需在乎地理界线，几乎已经冲破了中国所有的门窗。小鲜肉就是成群嗡嗡的苍蝇、蚊子，它不光是消费社会的最大推手，也是侵害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强烈腐蚀剂。若任其泛滥，将祸害中国的下一代，祸害中国社会，祸害中国的未来。

此时此刻，想起毛主席的一首诗：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

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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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崇拜“小鲜肉”是可耻的堕落

刘仰

 “小鲜肉”一词到处都是，从正规媒体到日常口语，全社会仿佛是个肉铺或屠宰场，带着血丝和热气的鲜肉被高声叫卖或疯抢。这么说都高抬它了，这个词有更不堪的来源。“小鲜肉”一词最早诞生于风月场。在男性社会，风月场里提供服务的女性基本没有挑选对象的权力，有钱的往往年纪比较大，丑不丑也没得选。万一遇到个有钱又年轻又帅的，风月场女性会觉得自己赚了。这就是“小鲜肉”的源头。如今，一群年纪各异的女性狂追着“小鲜肉”，仿佛让人看到一个全无边界的大风月场。

从日本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中日关系改变了数千年的历史轨迹，进入了一个新形态。大批中国人到日本留学，从日本那里大量接受了关于西方文化的二手货。当今中国很多词汇都来自于日本的翻译。除了西方文化、西方学术的翻译词汇，大量日本社会生活的词汇也进入了中国。本来，日本文化源于中国，日语与汉语有很深的关联，互相借用也正常。但是，甲午战争后出现一边倒的单向倾泻，在今天看来，实际上是一种不正常的心理。

我曾经反对当今网络媒体上“此君、那君”的称呼。“君”在中国文化中是值得尊重的地位，而在日本文化中，尤其在当今日本的大众文化中，“君”的用法完全被庸俗化了。我们为何还要学习日本人对“君”的使用法？事实上，“小鲜肉”一词也与日本的风月情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韩国虽然在民族感情上与日本不那么对付，但在大众娱乐层面，与日本有不少共同之处。

“小鲜肉”从日本风月场到韩国娱乐圈，多少有了点改变。改变在哪里？日本风月场里，卖的是女性，顾客是男性，遇到小鲜肉，风月场女性简直要感恩。而韩国娱乐圈里，除了卖女性，还卖男性。小鲜肉就是卖的，整头卖还是凌迟卖，无非是商业手段而已。这种商业手段适应了女权主义的高涨，要知道商业是多么喜欢拜金女、败家女，像无数血拼（shoping）那样，女人在各种商品面前，不再被动了，包括可以主动挑男人了。

为何会有这种变化？日本虽然最早提出“脱亚入欧”，但在某些问题上依然原封不动，例如男尊女卑，所以，女权主义在日本几乎没有市场，很难获得发展。而韩国在放弃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时，大规模地投入基督教的怀抱，女权主义、男女平等至少在表面上超过了日本。由此形成对小鲜肉的变态崇拜。事实上，即便在西方社会，对于小鲜肉的狂热崇拜也没像韩国那样。如果要找点类似的话，估计在古希腊能找到，不过古希腊对小鲜肉的普遍狂热是男同性恋。而韩国的本质问题是，在抛弃自己旧文化，突然转轨到别人新文化时，实际上有一种全社会层面的心理焦虑，各种邪教在韩国出现并壮大就是一个例证。而对小鲜肉的狂热崇拜，无非是商业邪教的一种。

自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韩国、日本就是中国的学生。数千年来，韩国、日本要买点好东西，要学点真文化，只有到中国来。也许，当今韩国人、日本人拼命想抹掉这个对他们来说“不光彩”的事实，结果只能是徒劳。数千年时间段中，只有在鸦片战争之后一段时间里国运似乎有点转向，日本人居然敢对中国趾高气昂，甚至无所顾忌把中国人当劣等民族。其实，到抗日战争结束，日本这种狂妄无边的自大，大致只维持了半个世纪。对于韩国来说，他们有资本轻视中国的历史更短，基本上只是朴正熙时代韩国开始发展经济之后。日韩以此为据，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扭转与中国在地位、文化、心理上的历史态势，那只能是他们可笑的幼稚。

反过来说，由于数千年历史上一个短暂瞬间的例外，而使得某些中国人对日韩产生了膜拜，这实在是某些国人的浅薄和无知。他们真的以为在脱亚入欧、向西方靠拢的路上，日韩永远走在中国前面了吗？在我看来，“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基于平等尊重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的崇洋媚外，令真正的中国人鄙视。而哈日哈韩则是崇洋媚外行列中最猥琐的。当今世界的大势所趋，不是全世界都迈向西方指定的目标，而是对西方模式的前途产生了广泛的质疑，对中国特色、中国方案的兴趣日益高涨。换句话说，连西方都开始考虑要放下身段，转型向中国学习。在这样中西态势逆转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再看到日本安倍面对西方的可怜媚态，看到韩国对于米国毕恭毕敬，那些再去哈日哈韩的中国人，把自己当什么了？难道想做仆人的仆人？

也许有人会真的以为中日韩之间的历史地位将彻底改变。我认为不可能。中日韩之间的地位和态势必将恢复数千年历史中原来的那个样子，或者在数千年历史态势的基础上做一些符合现代要求的局部调整。我也不想为这个结论与谁打个赌。身为自豪的中国人，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日本人、韩国人要想买点好东西，要想学点真文化，还得像历史上惯常的那样，到中国来。没有这点自信，还叫什么中国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落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应该是什么结局，难道想不明白？

绕了一大圈，说回开篇的小问题。中国人哈日哈韩就是可耻。对源于日韩的“小鲜肉”的狂热，更是可耻中的可耻，那叫可耻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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