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影》：文化阶级压迫的魅影

张艺谋的《影》：文化阶级压迫的魅影

胡  澄

最近电影圈“盛事”不断，先是范冰冰以偷逃巨额税款的罪行宣告了这些主流艺人们在道德上的破产，这个意义正在逐渐显现出来；再一件事就是张艺谋以新片《影》宣告了主流艺术家在文化上的破产，对于这件事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我们有必要这里说一说。

这里所谓的“主流”是指因为各种机缘巧合，窃据自居于社会主流支配地位的势力，决不是指“官方主流文化”与“人民大众主体文化”。这些“主流”，他们掌握着文化的生产资料与销售渠道，以文化资产者的身份对文化无产者进行精神压榨与经济剥夺，在积累巨额私有财产的同时，抽干了民族文化的根基。而张艺谋就是这样一个代表。

张艺谋这部烂片，集胡编乱造、怪力乱神、生编硬造、荒诞不经之大成——“戏说化”的情节（但远远没有《戏说乾隆》好看）；“港台化”的打闹（影片中那些人物的比划、武打，真远远比不上中国戏曲程式化武打的功夫）；“欧美化”的血腥（却没有一点欧美大片体现出来的那种血性）；“封建化”的权谋（他还真不懂中国传统大谋略的真谛），再加上几幅“挂历化”的山水画（他远远不明白中国山水笔墨的艺术韵律）。故事情节荒诞不经，人物形象苍白无力，就连他最擅长拍的“性景戏”也拍的半生半熟、半推半就、欲迎还拒、欲罢不休，明明无耻，却装怯羞，有形无魂，有戏无人。

这部影片表明在张艺谋的头脑中根本没有对观众敬重，心目中根本没有对历史文化的敬畏。就举一个小例子，影片中表现的历史背景是三国时期，可是在影片里王宫中那屏风上与“沛王”流利书写的草书书体竟然是成熟于唐朝时期的今草。要知道，三国时期要有“草书”也是“字字区别，不相纠连”的“章草”，绝不可能出现片中那种“笔意奔放，体势连绵”的今草。这种“关公战秦琼”式的胡编乱造，表现出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蔑视，对广大观众的戏弄，充满着自我精神的狂妄与无限扩张。张艺谋就是靠着低劣的技艺来不断复制着他的“产品”。这正如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本雅明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机械复制时代》一书中对资本主义艺术生产方式批判的那样——“我们这个时代是机械复制的时代，艺术成了一种复制的艺术，不是传统的那种独创艺术”。张艺谋正是运用了大量现代技术影片“复制”着他的“大片”，所以罕见艺术独创。可以说他的影片就是用特技拼凑成的产品。在他的片子里，历史是戏说的历史，人物是编造的人物，场景是虚假的场景。他完全没有能力在深入研究历史文化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概括以表现历史生活与历史真实的“本质真实”。他的影片有大量游离于情节之外，可有可无，而又渲染过度，既不美又不雅的生理刺激镜头，不是以真美打动人心，而是以“眩惑”诱惑人心，除了单纯的感官刺激以外，没有任何社会思想内容。他的影片忽略了人们深刻的道德体验和美好精神生活的意义，他没有沉入到生活中、历史中、文化中开拓开掘出真美，不能上升到更高的意境，只能以“眩惑”诱惑人心。大片成了“大骗”，实际上宣告了主流艺术家在文化上的破产。

这部影片编造的是一个三国时期的武士，成了朝中权贵大都督的替身——“影”，片中着力表现的就是“影”与真身大都督和沛王之间的滥杀与权谋，充满着毫无节制的血腥与暴虐。在片中，张艺谋放纵着自己的暴力权欲、阴谋情结。其实，这部《影》何尝不是张艺谋导演自己的“夫子自道”呢——在他身上时时闪烁着大资本的“魅影”，亦如片中那从头下到尾的阴郁的“淫雨菲菲”的冰水。这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在他那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追求的是利润，控制于资本。

这种思想空洞、内容牵强、浮华虚假、阴冷晦暗的格调却是张艺谋生产影片的一贯作风与特色，只是用一些书法、国画、古琴等等中华文化的民族符号点缀期间，这其实是用资本来玷污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纯粹是为了感官刺激与他的弑杀情结。从《英雄》到《十面埋伏》，从《满城尽带黄金甲》再到如今这部影片《影》一概如是。然而，这样的片子却被院线特意放在国庆十一黄金档上映，却被媒体被誉为“张艺谋最惊艳的电影”（《北京晚报》语），更有甚者，他拍摄这部影片的过程竟也被拍成了一部影片《张艺谋和他的<影>》近期又在各院线大肆上映。

表面上张艺谋顾盼自雄，一路风光，实质上这就是在文化产业的艳帜高张之下，由制片、导演、院线、媒体与某些文化官员沆瀣一气，在大资本的合谋下搞文化垄断形成的局面而已。为什么如此的烂片，却得到了黄金档期和主流媒体的舆论称赞？这就充分体现了导演、片商、媒体和影视发行机构、某些影视官员等等这些人在大资本的控制下，撮合下，合力形成的对中国电影界的垄断。利用这种特殊体制，维护着几个拥有特殊地位待遇的导演、制片、演员的利益与位置。 现实中的荒谬远远比比张艺谋拍的片子还要荒诞不经，正是在这种合谋下形成的“大片”制作体制，使大片成了“大骗”。在这个局面下，张艺谋片子的质量已不是主要，在这种荒诞大片的体制运作下，用他来拍片，不是因为他的艺术高，而是因为他的卖相好。张艺谋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了文化精英的象征，一尊影视界的通天教主。

其实这不奇怪，这就是文化“市场化”的必然结果。这实质上是文化精英在国际资本的合谋下，在某些文化官员的默许甚至纵容下完成了对人民大众精神文化上的阶级压迫。他们上演了一出大戏，那就是对社会主义文化权的争夺，这也体现了大资本的文化霸权。在这个链条中，帝国主义与大资本处于控制地位，他们把张艺谋打造成了中国电影界的代表和民族电影希望之所在，批评张艺谋就是批评民族电影，就是毁坏民族电影产业，就是毁坏文化创意产业，这个怪圈就是这么形成的。所以，张艺谋才敢以这种烂片，以这种傲慢的无理的创作态度来对待观众、对待历史、对待文化。

正像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所说，文化是当今资本主义的工具。今天资本的势力已经充分扩张到了文化领域，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也掌握了话语权。在文化买办与文化帮凶的帮助下，资本主义过度的文化入侵造成了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堕落，造成了当今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错乱，而以张艺谋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精英就是这样的文化帮办与文化帮凶。其实，他起的是一种用电影来行使帝国主义统治权力的作用，在这里，电影不是电影，是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权力。而以这样的电影为代表的文化就是改革开放多年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流，与劳苦大众阶级的文化严重对立着，对他的批判就是一场新时代形势下的文化解放战争。

新时期以来，以张艺谋大片为代表的所谓主流文化，就是一个主题，一条线索，一个结果，就是对劳动人民大众审美情趣的背叛；就是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背叛，就是以文化霸权对大众文化的钳制与牢笼，就是文化精英成为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文化买办。这种情况表明，从党领导左联以来，无数文化先驱和革命烈士为之浇灌的新中国文化之花已经败落。这种败落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主权。

面对这种荒谬的大片制作体制，主流媒体却采取了与之同谋的态度，丧失了自己文化批评的公信力。他们那里，张艺谋影片的质量已不重要，但他象征着中国电影业产业所谓的崛起，其实崛起的不过是几个拥有特殊待遇的片商、导演、演员，以及他们背后的影院经理，以及某些政府电影官员。从这里也看出，所谓文化精英、政治精英的一些人，都在自觉的认同资本与权贵，成了专门为资本权贵集团辩护的走狗。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学养，服务于少数剥削阶级的特权，根本不会为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文化权利而出声、而声辩。这正像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政治、经济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要在思想文化中处于支配地位，就必须培养自己的理论家，这些人是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谋生的主要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3页）这些“理论家”“思想家”编造的那套思想价值与文化价值泛滥于当今中国社会，泛滥于电台、电视台、报纸、学校、网站等等整个舆论工具，还泛滥于“某某人论坛”！这些舆论工具很多掌握在资产阶级代表的“两面人”手中，而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却处于被打压，被边缘的境地。这意味着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易手。现在的文化体制和文化生产体制主要是被资本所控制，为市场所决定，为“主流”文化人所制约的。他们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大资本不但控制了媒介，而且控制了一切网络，这就是一段时间里把媒介、媒体一切推向市场的改革的结果，就是形成了更多的“南方报系”与“新京报系”。在当今中国社会，大资本通过文化精英制造的文化产品成功压制了人们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无产阶级安于资本主义侵蚀并与其一体化，暨认同资本主义社会，不认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与共产主义道德理想。

当一切大众媒体与网络无孔不入的侵入到人们的闲暇时间，大肆宣传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资本至上、市场决定等等理念；使人们仅仅满足于追求眼前可怜的物质需要，而不再追求另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怎样保证像《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所说的“决不能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搬到党内政治生活和工作中来”？这可是习近平同志最近在广东考察工作中又一次强调了的事情啊！

现在，这种主流文化与人民主体文化的矛盾，已经构成了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最突出的矛盾，我们对此不能视而不见。

在改革开放多年形成的一个文化趋势就是“大众文化”无大众，“精英文化”有资本，大众文化宰制于精英资本。多年来，以大资本为靠山的文化精英，以告别崇高、告别革命的庸俗化艺术创作倾向；以戏说历史、戏弄英雄的虚无化文化创作模式，向从五四运动，三十年代文化反“围剿”，四十年代在抗战中形成的大众文化和建国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主体文化发起了疯狂进攻。他们误导人民、误导社会、涣散人心，产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思想作用与社会作用。在一个时期这些“主流”文化偏转了我国文化性质与方向，争夺了文化主导权与话语权。对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自主权与控制权形成了现实威胁。一个时期以来，在大资本的主导下，文化精英团结一致，在文化战线上用金钱为工具，以市场为导向，向党的领导与人民文化发起了疯狂攻击。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文化所必须遵照的“真、善、美”目标原则，置换成了资本主义文化所推崇的“权、钱、性”，正是在这种文化价值的冲击下，大部分文化教育部门放弃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价值评判标准。而社会主义主体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培养一代又一代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现在以张艺谋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与资本合流，对这种归属感与认同感发起了疯狂攻击，起了很大的解构作用。他们《归来》了，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荒芜上绽放着邪恶的《芳华》！与他们的斗争关系到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一个国家占主流地位意识形态能否得到巩固与加强的问题。

其实，“文化霸权”与“文化剥削”这也是西方进步学者如萨伊德东方学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着眼点，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对象就是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分析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与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基本视角。在这个视角中，帝国主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遮蔽、改写、矮化、丑化殖民地和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以西方文化价值观和普世主义占据殖民地的文化领域，实现西方文化霸权的宰制。从《大红灯笼高高挂》开始起，张艺谋就有意地配合、满足西方人那种东方主义优越感，以自我异化“求娱”于西方大资本，而着力构造中华民族的“腐朽性”与“阴谋”晦暗色彩。这种有意的“配合”在文学界也有代表，那就是莫言。而我们的某些文化官员不知是出于“无知”还出于“有意”，在莫言他们获得帝国主义的文化奖赏后竟然兴致勃勃、傻逼呵呵地致信祝贺！

在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受到了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与文化支配权的“霸凌”，中国当代文化就成了资本阶级利益的文化表达。文化话语权关系到文化的表达权、传播权，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一定阶级的利益表达权，也就是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阶级的利益表达。作为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先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做政治的，经济的，最终是文化的批判，揭露资本主义自身的文化矛盾。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经说：“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发生到程度怎样。”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是针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及其维护者的批判。然而，在改革开放一个时期以来，主流文化精英在“市场化”改革的掩盖下窃据了社会文化生产资料，完成了文化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市场逻辑工业化地“制造”文化产品，而这些产品全成了赞美资本，推崇市场，鼓吹剥削的“大众文化”，完全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的批判。

要知道“大众文化”就是当前“文化帝国主义”霸权扩张的新工具，所谓的“大众文化”的泛滥导致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大变化，大众文化暴露出的价值混乱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大众文化的泛滥使文化的道德性、社会教育性完全丧失，价值观承载者的责任彻底的变成了一种为资本索取利润的工具。这些主流文化私有者、生产者只要能获得利润，便无所不用其极。被大资本操纵的这种文化只服务于市场化、消费化。可以说，中国大众文化的理论体系表现方式已经深深陷入了西方文化理论的话语陷阱。这种文化宣扬的是脱离道德约束，无度的渲染美化暴力、色情，无节制地庸俗低级描写；宣扬权谋文化，乐道于玩弄权术；嫌贫爱富，把好生活等同于奢华生活。这些价值误区已经误导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形成了经济虚拟化，文化虚无化，政治虚幻化的恶果。而他们这些主流文化霸权买办却“以虚换实”——他们虚无的是中国人民的精神与物质，却充实了他们的腰包和帝国主义的金库。

现在就形成了一种少数富商把持文化生产资料，某些文化官员默认纵容，大众无权却要消费的文化生产业态。现在的文化局面就像列宁所说：“人类的全部智慧，人类的全部天才所进行的创造，只是为了让一部分人独占文化技术一切成果，而使另一部分人连最必需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也被剥夺了。”（《列宁全集》26卷，第451页）而文化面向大众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身要求，文化资源决不能够只掌握在少数文化人的圈子里，它应该交给群众，文化界现在恰恰最需要进行一次彻底的群众路线教育。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真正举起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形成的大众文化旗帜，把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一切文化生产资源都归于全民财产，坚决否定文化生产私有制。

在文化生产私有制社会中生成的所谓“大众文化”已经否定了人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权益，否定了人民群众开展文化创造的权益，否定了人民群众是文化的主体和创造者地位。他们使大众和人民丧失了主体意识，跟随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而到处漂泊，他们没有机会、条件和能力参与文化创造，只能接受、消费由文化精英和大资本联手创造出来的所谓的文化产品。人民大众没有参与文化创作的权益，却还要把自己的劳动所得通过市场、院线奉献给大资本和文化精英。

这些“主流”文化精英实质上成了替国际大资本争夺中国文化主导权的帮凶。这是一场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这是一场以人民为主体文化取代主流精英文化的殊死搏斗！

这里说两个有标志性的文化事件。就在上世纪90年代，一家叫“富贵花开”的公司承办了“红岩革命精神展”，却打出了非常让人愤怒的广告词——“让烈士的鲜血浇灌富贵花开”！这就是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对红色文化侵蚀的典型；在新世纪，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文化晚会当中，上场的是《戏说乾隆》中的“乾隆”和《雍正王朝》中的“雍正”，这两个皇帝以历史主人的姿态侃侃而谈，意气风发，对观众灌输封建道德价值观。这两件事极为典型地代表了资本主义腐朽文化与封建主义腐朽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文化的侵蚀。而张艺谋的电影就是这两种腐朽文化的代表。在文化霸权的主导下，以“大众文化”的逻辑与手法甚至解构改编了许多红色经典，在这些改编当中，只有权谋欺诈，没有理想、道德和政治色彩的红色。像那些去社会主义、去革命意识形态的所谓的“红色影视”，像《潜伏》，像《智取威虎山》等等，把革命题材拍成了纯粹的大片。而对于这些现象，我们的官方文化则处于可怕的沉默之中，这是最令人不可理解的。

我们注意到，革命导师列宁反对民族文化这一概念，而是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因此，任何社会中的文化都是分阶级的。列宁在其光辉著作《关于民族文化的批评意见》一文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每一个现在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这个光辉理论所分析，在改开以后兴起的所谓的“大众文化”就是受文化霸权宰制与控制的一种文化，大众文化并不是与主流文化和官方文化三足鼎立的一支文化，大众文化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大众”做不了文化的主人，他们只能受大资本和“主流”阶级文化霸权的支配。

这正如西方“再现”理论所说，大众文化中的“大众”是无权者，无权者不能“再现”自己，他们只能由权势者“再现”，也就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主流文化来“再现”他们。在当今中国社会进行的文化领域的斗争，说到底就是那些处于社会边缘，受压迫、受排斥、受打压、受统治、受侮辱的边缘群体反对文化霸权的斗争，就是一种用对自身更加真实，更加正确的“再现”，来取代资产阶级和主流文化对自身错误的歪曲的“再现”。

这正如毛主席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9页）在旧文化中，农民形象只是统治者与文人的“再现”。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革命的历程，可以说，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对文化领导权争夺与掌握的过程；就是一个在文化上真实“再现”自身命运的过程。1940年1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又说：“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文化精神和道德情操上真实“再现”了广大底层劳苦大众阶级的形象与利益，从而感召赢得了劳苦大众对她的认同与追随。中国共产党领导受苦人创造出的文化是新文化，这个文化的提出者和权威阐述者是毛主席。毛主席说，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主席的这种新文化观念对于普通绝大多数是贫困的，没有文化的，受剥削和压榨的劳苦阶级怀有一种偏爱，而劳动人民正是在毛主席这种文化偏爱当中蕴积了改天换地的道德力量与意气昂扬的文化自信。

就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毛主席笔挟风雷从容而又自信地挥动如椽巨笔，写下了历史名篇《五评白皮书》，在文化上宣告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毛选》四卷的压卷之作中豪迈地宣布：“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在这篇宏文中，他以无比自信的笔触对美帝国主义者极尽嘲弄与揶揄——“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从新中国建立开始，四万万五千万劳苦人民以工农兵的身份走上了新的历史舞台，并享有无上荣光。对于饱经磨难的中国以及如同蝼蚁一般生死的底层中国人民来说，毛主席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社会语境，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建立。这个社会的主体不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再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而只能是无产阶级及其新的表现形式工农兵大众。这也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革命在文化上的伟大胜利。我们这就理解了为什么毛主席在晚年看到《龙江颂》这部样板儿戏时深有感慨地说了一句话：“八亿农民有戏看了！”

毛主席所树立的新文化时期的道德人物，他们纯粹、透明、乐观，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毛主席自己的理论文章中以热情赞颂和诗性的表达赞颂了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显示了道德理想无可抗拒的巨大魅力。张思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纪念白求恩就是学习他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而愚公挖山不止，坚韧不拔，充满了战胜自然的乐观精神。这一切，都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理想道德的内涵。在文化领域中，新的人民文艺，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构建起了新文化道德理想的形象谱系，而这也得到了广大劳苦人民工农子弟兵的广泛认同。因为，这些道德形象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的联系在了一切，因此，在1949年10月1日人民新中国诞生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那里夺得了文化领导权。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家，经过大革命失败后的文化反“围剿”的胜利；在抗日战争的烈火中淬炼；在人民解放的战争中成熟；在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达到高潮的文化才是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文化。但是，这个文化领导权在改革开放以来，却不断被消蚀与冲击，乃至到了丧失的边缘。

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控制和统治权威，越来越由政治、经济转向文化和日常消费领域的这种情况下，文化主权，文化权利，人民大众对在文化上当家作主的权利的历史与理论就显得愈发重要。通过两个历史时期的对比，我们更加明白了毛主席为之献身的事业为什么叫“文化革命”，因为，没有革命，文化必死！

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受过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广大中国劳苦大众，他们明白，在中国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变革，一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二是中国社会本身所固有。只要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就会产生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要求和运动；只要有阶级剥削就会出现对阶级剥削的反抗；只要有两极分化，就会产生对共同富裕的追求。这也是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斗争的规律。

在当前，我们要继承中国共产党以革命争夺文化领导权的传统，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到文化解殖——就是解放殖民文化的运动当中去，通过人民大众主体文化“再现”被虚无、被诬蔑、被颠倒了的革命历史和被扭曲了的先烈形象，挖掘革命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与被压抑的革命精神，重新书写历史。把那些被帝国主义文化霸权所虚无、所中断、所诬蔑、所颠倒的革命文化重新振发起来，以塑造新的社会秩序，服务于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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