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作协主席”的邪气与作家浩然的正气

作者：桃花舍主人来源：察网 2020-03-09 1117

俩“作协主席”的邪气与作家浩然的正气

桃花舍主人

俩“作协主席”的邪气与作家浩然的正气

在前一段湖北“战疫”最紧张的时候，该省现任和前任两个“作协主席”李某和方某通过网络发表“日记”，或发泄自己的恐慌、悲观情绪，或以网络传言甚至造谣的手段散布流言蜚语，这种恶劣行径理所当然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揭露和痛斥。

应该说，这两个“作协主席”的“日记”中阴郁邪险的文字表现，与他（她）们以往的“文学作品”是一脉相承的。他（她）们是这么多年来文坛氛围必然结出的恶果，而恶果却被当成“美果”风光一时，这种现象在文坛乃至其它方面都不是个别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必然正气遭抑，邪气猖獗。这次“新冠”肺病传播属于自然界（很可能是外部人为）瘟疫，俩“作协主席”则可以说是代表了社会瘟疫。医家认为：瘟疫乃天地之邪气，对之，须清热驱邪，扶持正气。

正好，在居家避疫期间阅读《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梁秋川著，团结出版社西历2014年1月第一版）一书时，就看到了浩然，这位新中国伟大作家的一身正气。

浩然，冀东贫苦农家子弟，西元1946年十四岁时就参加革命，十六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位只上过三年小学、半年私塾的年轻人朝气蓬勃、才华初萌，一边从事艰苦的革命工作，一边刻苦自学，还勤奋地把工作中的所见所闻所想写成通讯报道。在这过程中，他有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志向，只是对怎样进行文学创作、为什么要进行文学创作，还没有清晰、明确、自觉的概念。西元1952年，他读到发表于十年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豁然开朗，从此“决定了他一生为人为文的信仰和主旋律，也决定了他的作品的基调”，即：“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文学作品应该具有宣传、教育读者的功能”。当年许多“文人”型的作家响应《讲话》的号召“到群众中去”，而浩然出身于农家，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县、乡基层工作，成为记者乃至专职作家后，依然将关注点放在农村，并参与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他本身可以说就是“群众”的一份子。这使他的小说创作毫无“精英文学”的气味，而是充满了生活气息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光彩。

浩然的作品主要反映新中国前期农村社会的变化，其中最著名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背景，描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与私有化道路的激烈斗争。这两部小说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浩然这位没经过“精英教育”的农民作家，也达到了许多“知识分子”无法企及的高度。他和他的作品因此遭到“知识精英”阶层的嫉恨。“历史转折”后，“知识精英”一拥而上口诛笔伐，指摘其作品“与当时的政治意识靠得太近”，试图抹杀其在新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其实，绝大多数文艺作品都具有或明或隐的政治意识，关键在于政治意识的对错和表现手法的高下，浩然的小说就是先进政治意识与高超文学手法的较完美结合。浩然的小说生活气息浓郁、乡土特色鲜明、语言朴素自然、文学价值极高。他倾情描写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上为我国的发展和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历史意义已然并将会越来越明显。他在《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中塑造的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山坞村和芳草地村，经过后来的政治风吹雨打，已经坚强地走成了现在集体所有、共同发展的江苏的华西村、山西的大寨村、河北的周家庄、湖北的洪林村、河南的南街村等等，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希望。

浩然在小说中塑造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例如《艳阳天》里的萧长春、《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等，都是正气盎然的人物。人如其文，浩然自己也是个充满正气的文学工作者。“历史转折”后，浩然曾一度遭到或明或暗的政治打压，并一直被排斥于“主流文坛”之外，但他不沉沦萎靡，也不趋附时俗。他到河北三河县安家落户扎下根来，继续践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学道路。西元1987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苍生》，描写变革中的农村现实和农民困苦，观察的视角和思想的审视仍然是社会主义的。

西元1984年和1994年，浩然曾参加过对日本和美国的访问。那个时期，这样特意组织的“文化交流访问”活动很不少，大都是去西方“发达国家”，很有些参加了这类活动的作家，回国后写的出访文章中流露出对西方资本主义五体投地、膜拜不已的可怜心态。显然，这些“访问”带有“改变思想”的目的。浩然未为所惑，不屑于写这样的文章。

浩然初衷不改，正气坦然。《金光大道》是被“精英知识分子”贬斥嘲骂最厉害的小说，但浩然自述最偏爱《金光大道》。他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