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主动地从文化深层去消化和吸收西方文明是实现民族文化复兴和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的根本基础

积极主动地从文化深层去消化和吸收西方文明是

实现民族文化复兴和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的根本基础

  生  源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前仆后继、流血牺牲，通过不懈的奋斗，先后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但是至今还面临一个挨骂的问题。为什么挨骂呢？就是讲国际社会的话语体系还为西方国家和西方文明所主导，我们还长期面临一个有理说不出，说出传不开的话语体系建设问题。古圣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因此，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建设，积极主动地完成中华文明内在发展提出的消化和吸收西方文明的历史使命，积极并自觉地完成时代赋予的回答好“四个讲清楚”（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讲清楚”的重要论断：1、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2、讲清楚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3、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撑，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4、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的历史课题，凝聚党心民心，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在国际舞台上为人类和平正义事业贡献中华文明的智慧和力量。

为此，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会遇到现在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文化自信到底要以何为依据？显然这个依据不能是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必须是立足客观规律的大本大源之上！这又需要我们去追根溯源和返本开新，去深入地研究中华文明有没有发现和揭示天地规律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因为五千年的文明如果都没有揭示过天、地、生、人的具体规律，那么我们又怎么能有资格去谈文化自信呢？反之，如果有，那它又是什么规律呢？它是怎么被表达、描述和应用的呢？

显然，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不能不沿着历史的长河，去洞察东西方文明的本质。记得爱因斯坦曾经反思过这样的问题：“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们没有走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都做出来了”（见《爱因斯坦文集》）”。爱因斯坦的惊奇，可能是他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认识论的精髓而已，但是作为西方的科学巨匠，更重要的是这一令他惊奇的问题是恰恰提出了东西方文明的核心问题，它可能正是我们中华文明返本开新，建立话语体系需要认真研究和回答的大问题！和当年汉武帝为了寻找国家大一统法理依据，开展话语体系建设，而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及”一样，我们现在面临的中华文明之大变局，同样需要新时代的“天人三问”，需要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的根本规律入手来寻找突破口。

上述爱因斯坦已深刻地指出西方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基础是——形式逻辑和培根的实验归纳法（培根的归纳法实际也是应用西方的形式逻辑来推理判断和总结的）。因此逻辑学问题就不能不成为我们研究和回答上述历史课题的重要话题。

近代以来，受西方科学技术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从各种角度去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其中逻辑学问题不仅得到启蒙运动学者严复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高度关注，学者章世钊的《逻辑指要》一书还得到政治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毛泽东主席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后始终关心逻辑学的学术探讨和问题研究，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曾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们的党员研究哲学，就是不研究逻辑”（《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第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可以讲逻辑学问题从延安时期，就始终成为毛主席努力探索我党思想路线建设的核心内容。

众所周知，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思维领域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这里包涵的人类思维规律最基础和关键。毛主席曾讲哲学就是认识论，显然人类的一切成果无不是人类思维及其应用的结晶，而逻辑学正是研究人类思维规律的学问。因此逻辑学问题必然成为理解东西方文明本质特征的重要切入点和话语枢纽。

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除了佛教文明以外，再也没有象西方科学文明这样对我们产生剧烈的冲击，科学文明不仅带来坚船利炮，使我们落后挨打，更以其鲜明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让我们的知识分子反思自己落后挨打的深层原因。于是近代不少知名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以西方科学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来发现我们的中华文明没有科学、没有哲学、没有物理和化学，以至于废除汉字、废除中医都成为持之有理的现实依据。至于为什么我们中华文明没有诞生西方的科学，至今依然成为争论不休且没有答案的所谓“李约瑟难题”。

毫无疑问，西方的科学文明是我们中华文明要消化和吸收的优秀成果，问题在怎么消化和吸收什么？是否有必要把科学捧到至高无上乃至迷信的地步？一方面科学的历史已经证明，西方的科学是不断被证伪的，科学精神本身就是怀疑精神；另一方面必须从认识论逻辑学的角度认识科学自身成立的条件和认识论方面的不足，同时将中华文明的认识论精髓，返本开新，通过比较和鉴别，进而来认识自己文明的认识论基础！

为此，我们需要分析一下形式逻辑的根本特点——“同一律、排中律、（不）矛盾律”的本质特征。同一律是应用抽象思维来形成概念的基础，而排中律和不矛盾律是推理判断的思维规则，这三个定律互为犄角本质相同，就是不允许人类思维中的概念、推理和判断有矛盾存在。于是在这里一个我们需要反思的重要问题出现了：一个西方的排中律，一个东方的致中和，同样一个涉及到思维规则问题的“中”字，东西方文明的深层认识论基础为什么却刚好相反？我们中华文明历来是盛赞和推崇“中道、中观、中庸”的！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这都是怎么回事？

还有形式逻辑不允许存在的矛盾问题，我们却认为构成矛盾双方的“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而这恰恰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的矛盾法则，也即对立统一规律又是多么的相似。记得1958年6月30日，赵朴初陪同毛泽东会见了胡达法师率领的柬埔寨佛教代表团。毛泽东一边等待客人，一边兴致勃勃地和赵朴初聊天：“佛经里有些语言很奇怪，佛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佛说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先肯定，再否定，再来一个否定的否定，是不是？”“佛说”、“即非”、“是名”是整部《金刚经》反复讲述的主题。它解答了“降伏其心”的菩萨心行的关键，历来为中国佛教徒所重视。但赵朴初笑答：“不是，是同时肯定又同时否定”（典型的自相矛盾） 。毛泽东很满意赵朴初的回答，点头说：“看来你们佛教还真有些辩证法的味道……”，后来，在提到赵朴初时，毛泽东曾很感慨地说：“这个和尚懂得辩证法。” 由此推知，一个作为五千年文明的东方古国，接受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岂是偶然？实乃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对立统一规律与我们中华文明的阴阳之道有一致性的共鸣共振之故！

当前中华文明的发展到了必须消化和吸收西方文明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成为历史进步的推动者。至于如何来消化和吸收，显然历史需要我们拿出勇气和智慧，而且有必要来分析和借鉴一下我们曾经是怎么消化和吸收佛教文明的历史吧。

佛教从东汉明帝进入中国以后，经过近500年的消化吸收，在我国建立起第一家佛教宗派——天台宗，其教义就强调 “一心三观”的“空、假、中”，其中关于“中”的含义就是“不假、不空”的双否定（犹如不生不灭，去其两末而赞其中）。至于天台宗尊崇的初祖龙树菩萨，更是以《中论》为书名，从理论上概况了释迦摩尼的思想精髓，其书的开篇即强调八不中道义：“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常不断，不一不异”。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文明之所以能够为中华文明所消化和吸收，实乃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在认识论方面与“中道、中观、中庸”有深层的共振之处！也即我们是通过深层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论来消化和吸收外来文明的。

从明朝中晚期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和李之藻翻译《名理探》（形式逻辑）算起，西方文明在中国传播至今已经有400多年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巨轮已经到了消化和吸收西方文明的关键历史时刻，那么如何消化和吸收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从认识论的深层入手，抓住“排中律”和“致中和”这个思维法则的对立统一，实乃关键之关键！

西方的形式逻辑的排中律，实际上就是强调思维方式上的离散二分法，也即强调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必须清晰，否定也是也非，也即排除概念、推理和判断过程中也是也非的矛盾存在！而我们中华文明的认识论基础与之恰恰对应并相反，它是连续的二分法，也即除了是与非外，更重要的是肯定了联系是非两者之间还有也是也非这一矛盾双方的客观存在。于是这里就提出了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就是在“是、非”二值逻辑的基础上，强调必须加上“也是也”非这一第三值逻辑的客观性！实际上《易经》里面早已经明确地指出“叁天两地而倚数”的认识论方法。至于“三生万物”（《道德经》）、“易有真数三而矣”（《皇极经世》），强调组成事物的基本属性有三种，都是同样的道理。于是从这里的三值逻辑(注：这里讲的三值逻辑是包涵定性的具有方向矢量属性的三值逻辑，即其中的“也是也非”这一值具有方向性，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介入而能发挥作用的地方，而不是形式逻辑中经过抽象同一性后形成的形式二值逻辑，也即形式逻辑是排除“也是也非”这一中道值的，是主观能动性不能介入的，即通常所谓的客观性)包涵着二值逻辑，我们就可以真切地看到中华文明今后消化和吸收西方文明的重大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理论依据！至于为什么我们没有科学？中医有什么规律？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简单讲老子在《道德经》里早就明确指出有“天之道”与“人之道”的不同，毛主席在《矛盾论》里也明确地指出: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辨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换成现代科学的语境，就是定性和定量各有其规律，关于揭示事物整体的规律和揭示事物局部的规律不同！至于科学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其认识论和逻辑学的角度去把握，去认识其成立的条件。显然，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完整地揭示过关于事物整体及其内部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我们现在的历史任务是返本开新！做好时代赋予我们“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新课题。尤其需要重视的是，一个文明的哲学认识论思想，一旦得到技术的支撑，它将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而当前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最有可能为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技术支撑！未来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对立统一规律为指导，通过“定性定量综合集成”和“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等辩证中道逻辑的有力支撑而开辟全新的未来。人类下一阶段的生命文明，可能在中华文明的引领下，积极倡导“中和”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共同努力。

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第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看到东西方文明在思维方式层次的对立统一，我们就完全有能力、有办法从思维规律的高度来主动消化和吸收西方文明！

环顾西方文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何统摄港澳台，恢复对东北亚、东南亚的文明辐射作用，我们应该倍感珍惜历代圣贤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究天人之际”的具有根本规律意义的宝贵遗产。我们不仅要有“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坚定信心，更要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勇气去“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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