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

做好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这篇大文章

——“扛稳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历史责任 推动黄河文化在新时代发扬光大理论研讨会”发言摘登

研讨会现场。河南大学供图

编者按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这一重要论断将黄河文化提升到民族复兴、文化自信的新高度，发出大力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号召。8月5日，由光明日报社、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主办，河南大学承办的“扛稳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历史责任 推动黄河文化在新时代发扬光大理论研讨会”在河南省开封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从考古发现、时代价值、文化品牌、文旅融合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本版今日刊发部分专家学者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

作者：王巍《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21日 11版）

从考古发现看，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经历了一个孕育、萌生、发展、确立的过程。

距今约6000年开始，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颇具特色的彩陶对周围地区影响巨大，其影响范围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东到黄河下游，西至黄河上游。在中国史前时期，第一次出现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圈。恰在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河南灵宝铸鼎原一带，出现了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集中现象。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和地域，与古史传说中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和活动范围恰相吻合，当非偶然。

在距今5500年左右，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进程加速的情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国文明）。它们彼此竞争、相互借鉴，展现出一幅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画卷。通过彼此交流，逐渐形成了一些相同的文化因素。例如，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的形象在距今6000年到5500年期间分别出现于黄河中游、长江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相聚数千里之遥却存在相似因素，暗示着当时中华大地各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可能存在着信息交流，由此形成了以龙的形象为代表的各地区在原始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共同性，而这正是后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极有可能是尧所居都城平阳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可以看到来自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如具有黄河下游地区特点的陶器、源自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等。正是由于中原地区以尧舜禹为核心的势力集团先后对其他地区先进因素的吸收，使中原地区的文化充满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进入夏王朝之后，特别是夏王朝后半期，中原王朝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原与周边的交流从尧舜时期以对周围地区先进因素的吸收和汇聚为主，转变为以对外辐射为主。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同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从遗址的年代、规模和位置判断，它极有可能是夏代后期的都邑所在。在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了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宫城，这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宫城，开中国古代择中立宫制度的先河。在宫殿基址附近的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青铜容器、石磬等乐器和各种玉礼器，说明这一时期铜和玉制礼器成为彰显和维护王权统治的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后世传承数千年的中国礼制文明先河。

以二里头为都邑的时期，是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确立的时期。在二里头遗址，很多初见于陶寺、石峁等夏代之前的都邑性遗址的礼仪性用具得以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出现了具有表示持有者高贵身份的大型仪仗用具，初步形成了具有华夏风格的礼器制度。夏代后期以后，中原王朝创造出的礼乐制度对周围广阔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这与夏王朝建立之前各地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各地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国文明阶段，进入以中原地区夏、商、周王朝为中心的王国文明（王朝文明）阶段的体现。

商王朝时期，夏代开创的以青铜礼器和玉礼器代表持有者身份的礼乐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殷墟发现的商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墓葬中，仅青铜礼器就出土了210件，种类齐全、制作精致，反映出商代青铜器制作工艺水平的显著提高。从全国范围看，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游和下游以及辽河流域，都有商王朝风格青铜器出土。一些地区还有一些既模仿商王朝青铜器风格，又具有本地特色的青铜器出土，如江西新干大墓，这表明商王朝把政治理念和价值观以及青铜器制作工艺技术传播到周围方国。此外，从商代甲骨文可以看出，商王朝的祭祀对象虽然有各种神灵，但祖先崇拜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成为中国古代王朝和民间祭祀的主要对象。西周王朝封邦建国，把对广大地区的统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夏商王朝礼制基础上，建立西周王朝的礼制，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并在周王朝统治的广大范围内得到普遍实施。

秦始皇统一中国，把秦国实施的一系列制度推广到全国，实行郡县制，在全国建驰道、统一文字、度量衡，中国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

（作者：王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准确把握黄河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作者：李庚香《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21日 11版）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文化是中国的主体文化、主流文化、国家文化、民族文化，在中国历史、世界文明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河南是黄河文明的重要源头和黄河文化的核心区域，是“最早的中国”所在地，是“黄河边上的中国”。中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相生相长、互为依存，共同构成了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内在依据。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中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主体文化。临黄河而知中国。《汉书·沟洫志》曰：“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黄河流域点燃了最早的文明曙光。自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先民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率先踏入文明门槛。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从夏朝至北宋，历代王朝多在黄河流域建都。从古代到近现代，黄河流域长期居于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

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黄河流域交流交锋交融，孕育形成了多民族长期融合发展的中华民族，缔造了“万姓同根，万宗同源”的民族文化认同和崇尚大一统的社会主流意识，彰显出中华民族“和为贵”“求大同”的独特精神标识。

黄河文化既包括中华民族在农耕文明时代所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涵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创造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基因，彰显着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底气。

中原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核心主干和集大成者。莅中原而揽古今。“问鼎中原”“逐鹿中原”表明中原在黄河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河南地处黄河中游，是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祥地。伏羲、炎黄二帝等人文始祖的传说在这里诞生并流传至今，缔造了华夏子孙内心深处魂牵梦萦的根亲情结。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创儒学道统。二程在伊洛之滨，建立洛学，经朱熹集大成，成为宋元明清中国正统文化的主流和标志。不仅如此，中国国土疆域基本上都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向周边不断拓展，并通过人口迁徙、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等传播大一统的价值理念，使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熔铸成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与信仰。

从文化区域发展视角看，黄河文化具有崇道、重德、贵礼等整体性、一元性特征。从上中下游区分，黄河文化包括河湟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等，这些文化特点不同，其差异共同构成了黄河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如果说河湟文化具有多民族交融性特征，关中文化具有重礼法的特质，齐鲁文化秉承了“仁德”“王道仁政”模式，那么，以河洛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则具有外儒墨、内道法的深层文化结构。长期以来，作为黄河文化核心主干、基本支撑和集中体现的中原文化，蕴含着黄河文明的内容精髓和思想精华，以其生生不息的力量支撑着黄河文化、黄河文明，并为其提供永不干涸的源头活水。

（作者：李庚香，系河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

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历史意义

作者：王震中《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21日 11版）

黄河文化内涵丰富、历史深远。一方面，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文化；另一方面，从中国文明诞生伊始到唐宋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文化中心和重心。可以从文明诞生到文化基因和性格的养成，再到“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三个方面来看待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历史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文明起源的一个主流范式是：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以聚落形态的演进标识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国文明起源路径可以概括为“聚落形态的三个演进”，即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不平等和初步社会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的“万邦”形态。中国早期文明是多元的，其多元性可概括为两大河流域——黄河与长江。就黄河流域而言，在其上中下游都发现了作为上述三个阶段三种形态聚落的考古遗址，为我们展现出一部文明起源的真实画卷，显现出早期黄河文明的物化形态。

五帝时代是中国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五帝一般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禹是由五帝时代邦国文明向夏朝过渡型人物。其中，黄帝时期是迈向文明社会和国家的转型期；颛顼和帝喾、尧舜以及禹的前期，属于史称“万邦”的邦国文明形态。当时黄河中游和下游的格局是：一方面邦国林立，另一方面中原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尧舜禹族邦联盟。这样的联盟使得黄河流域在多元文明基础上又出现一个以联盟盟主所在地为核心的政治中心，这一政治中心构成一种霸权，成为夏王朝的前身。中原地区这个四方族群汇集之地，促成了民族融合，也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夏王朝。

始自夏王朝的中原正统观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观念。它历经夏商周三代而奠定根基。在对夏商王都的历史地理考据中，夏朝和商朝的都城都有迁都情况，但其王都均在黄河中游地区。《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表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在继承基础上发展的，由于夏商周的王都均建在中原地区，所以中原正统观经夏商西周代代相袭，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传统。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它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密不可分。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真正大一统国家始于秦朝，但是夏商西周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却是另一种层次上的一统。从尧舜禹经三代再到秦汉，先后经历了三种背景指向的大一统观念，即与尧舜禹时代族邦联盟机制相适应的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天下一统”观念；与夏商西周“复合制王朝国家”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与秦汉以后郡县制机制下的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这三种背景指向、三个层次的大一统观念，是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标识。在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一直发挥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基因性要素之一，而建都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夏商周三代和汉唐王朝，是为其奠基的两个重要阶段。

费孝通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划分为“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两个阶段，古代属于“自在”阶段，近代以来进入“自觉”阶段。民族类型与国家形态结构有对应关系。中国从秦汉开始，国家形态结构变为“中央—郡县”制，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大一统的王朝内，有两个层次的民族：一个层次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另一个层次是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相当于费孝通所说的作为自在民族的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出现是与从秦汉开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态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中央一元化统辖的郡县制结构。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国家结构本身使大一统的国家至今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并使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具有一体两面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而从秦汉到唐宋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就建在黄河中游地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既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同心圆圆心。由此，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因其国都的地位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所在地。在这个意义上，黄河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作者：王震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

以夏文化研究为龙头 深化黄河文化研究阐释

作者：江林昌《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21日 11版）

夏文化起源、发展、壮大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不仅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早期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转化创新的关键环节，具有里程碑意义。夏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研究好夏代历史与夏文化，可以更好地深化对黄河文化的认识，更好地把握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特殊性，从而更好地完成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宏伟目标。以夏文化研究为龙头，深化黄河文化研究阐释的主要依据包括以下几方面。

其一，夏文化在中华文明绵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对于我们探寻中华文明的根与魂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其二，夏文化是中华多部族文化围绕华夏文化不断融合，中华文化多元并行发展向多元一体发展转变过程中的第一个重要环节，为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体的建立奠定了第一块历史基石。对夏文化的研究与发掘，对于探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演进过程，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夏文化是黄河中游农耕文明与黄河上游以西游牧文明长期交流的第一个创新成果，开启了欧亚丝路文化带的序幕，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深厚历史文化支撑。

其四，以夏禹、夏启父子为代表的夏部族，在改造自然、变革社会、抵御外敌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其中不乏治国理政的探索与智慧。“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当前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

（作者：江林昌，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

中原王朝的建立标志着黄河文化的成型

作者：侯甬坚《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21日 11版）

《辞海》将“中原”释为：“地区名。即中土、中州，以别于边疆地区而言。”历史文献语境下，中原有以下含义：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省一带；广义的中原指今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依据史实，中原王朝的含义是指北宋及其以前建都在中原地区并享有历史地位的诸多王朝。

就黄河文化的发展史来说，中原王朝的历史语意有其特别的意义。其一，黄河流域是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中心，之后的上古三代、秦统一后的诸多王朝，皆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其二，许多中原王朝建都于黄河流域，并建立健全礼仪、制度等，均为当时相当活跃并对域内外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中心。

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诸多历史文献资料，以及20世纪以来的诸多考古发掘资料，是上述概括和比喻的依据。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此处的“河”指黄河。可见，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政权，即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建立。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地域争夺和王朝再建，汇成了一页页逐鹿中原的历史篇章。诸子著书立说，百家争鸣，宣扬各自政治主张。诸国招徕民众，广辟草莱，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积蓄力量，为的是兼并他国。至秦统一天下，汉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黄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加速。东汉班固撰《汉书·沟洫志》称：“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树立了黄河为天下河流“宗主”的地位。《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汉初天下萧条，汉廷与众侯者发出了政治上的封爵之誓：“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认为当以黄河为纽带，以泰山为砾石，维系“宗子维城”的体系，并传至后世子孙。

整个黄河流域，西起高耸的河源区，东下诸多高原、平原区，在唐朝之前的长期政治史上，构成了东西政权对立的地理基础。殷商与早周上下游对立，后以周武王率军展开牧野之战取代商朝而告以结束；秦与山东六国对立，终以秦始皇的统一告以结束；西魏与东魏、北周与北齐上下游对立，终在隋朝的统一进程中告以结束，从而结束了这种对立的历史大势，完成了黄河中、下游地区政治上的一体化过程，并为随后的唐朝奠定了极为稳固的统治基础。

唐宋之间是中国历史上的变革期，这是以一系列的社会变动事实为基础的。唐亡后，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以长安为都城的历史随之结束，都城东移至黄河中游南岸的洛阳，北宋定都下游南岸的汴京（开封），这是都城变动中两个较为稳定的点。从中国历史的开篇到北宋末，伴随黄河流域政治格局的形成及演变，流域内的文化广为发展，各种文化竞相涌现，蔚为大观，还有印度佛教传入，这可以看作是黄河流域诸多文化积累、成长和发展的时期。

（作者：侯甬坚，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河南品牌

作者：苗长虹《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21日 11版）

河南地处黄河中游向下游过渡地区，在黄河文化孕育、形成、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河南肩负重大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其关键路径之一，就是积极探索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河南品牌。

构建具有中原特色中国风格的黄河文化价值体系。加强对不同历史时期黄河文化精神的梳理，总结黄河文化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挖掘黄河文化的历史资源和现代价值。特别是要整合河南黄河文化资源，反映黄河文化的强大包容性、整体性和统一性，争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先行区和示范区。

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以丝绸之路为统领，以彩陶文化、丝路文化为纽带，以郑州、洛阳、开封为核心，以史前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产、当代丝路文化为载体，加强国际合作研究、文物国际展示和文化经济贸易合作，举办国际论坛等，将黄河文化放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和经济全球化新格局中研究和弘扬。

打造全面展示华夏文明历史轨迹的黄河城市遗址和古都时空隧道。遗址和历史文化名城蕴涵着黄河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基因。河南应以突出中原地区历史发展进程的阶段性特征为要点，做好贾湖遗址、仰韶彩陶文化、双槐树河洛古国、洛阳东周王城、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开封宋城等保护和展示工作。

构建黄河文化地标体系。黄河文化地标是黄河文化生命系统形成发展演化时空轨迹的历史载体，具有国家意义、时代价值和典型性、共识性等特征。黄河文化地标本质上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系统、跨越时空的复杂体系。构建这一地标体系，应以沿黄古都文化、黄河山水文化和黄河治理文化为主轴，以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

挖掘黄河治理文化。在治理黄河过程中，中华民族彰显出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黄河岁岁安澜的历史奇迹。河南在治理黄河过程中，诞生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打造黄河文化品牌，要着力讲好中国共产党治黄故事，弘扬焦裕禄精神，促进黄河治理文化传承发展。

保护传承黄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积极开展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普查与重点调查工作基础上，建设好文化遗产项目库和抢救性调查及保护项目，规划建设一批黄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小镇，实现黄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和活化利用。

（作者：苗长虹，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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