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陶：同样是文学家，为何鲁迅与周作人不同，闻一多与胡适不同?

作者：穆陶来源：红色文化网 2022-01-03 2967

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

穆陶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持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正气与美德，是人生最可宝贵的品质。对于作家艺术家而言，尤其如此。因为作家艺术家的职业行为——文艺创作，即制造“精神产品”，是有其特殊性的。工人制造机器，人们使用，学会操作就行了；农民种地生产粮食，人们学会蒸煮烹调去吃就行了。精神产品则不同。它不是作用于人的机体，而是作用于人的灵魂。它那潜移默化的感染能力，能使人向东，也能使人向西；能使人变好，也能使人变坏。因此，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所产生的作用，便有着特殊的意义。作家的政治思想立场，对作家的创作导向与作品性质有着直接的关系。作家与作品，是融为一体的，所谓“文以载道”，所载者，即“人之道”，“社会之道”。什么样的作家，就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虽然，文学是现实的反映，现实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作家观察现实的视角不同，同一事物，张某看到的是红色，李某看到的可能是黑色。由此可知，作家与其作品的关系，是何等的相联相系而不可忽略。因此，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历次对文艺工作的讲话精神，都体现了我党对作家、艺术家的深切关怀和重视。“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这金石之言，铮铮之音，足可使作家、艺术家服膺终生，为此奋斗不息。

正气和美德，有着普泛的意义，也有着“非常”的意义。作为一个道德概念，在不同历史时代与不同社会制度中，是不尽相同的。中国古代封建时期的道德规范是“三纲五常”，在那些好听的言辞背后，其实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正气”，是完全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以“自由、民主”相标榜，然而由于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与对立，使得社会真正的“正气”与“美德”，不可能在广大劳动人民中得到弘扬。资本家的“道义”是剥削，而工人阶级是接受剥削的，如果不接受剥削，便是“违法”与“捣乱”。你要罢工吗？不行！你要抗议吗？不行！工人阶级的“正气”受到资本家阶级的压制，两极分化的社会不公，使得人间“正道”严重变形。由此可见，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是有阶级性的。不同阶级的人有着各不相同的道德观。这是它的“非常”之处。

不同思想立场的作家，绝不会写出“思想性”相同的文学作品。试举例说明：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站在人民革命立场上，塑造了众多农民英雄形象及其与封建地主阶级英勇斗争的故事，大长了民众的志气，大灭了腐朽封建阶级的威风，千年以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公认的文学经典。而俞万春以同一题材写的《荡寇志》，则把这些农民起义英雄写成“大逆不道”的贼寇，必欲杀尽斩绝而后快。同样的时代背景，同样的故事素材，却如此大相径庭，原因何在？就在于作家的阶级立场不同，思想倾向不同，爱憎不同，他们自己所认定的“正气”与“美德”也就完全相反，他们走的是不同的人生之路。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文学家，鲁迅与周作人不同，闻一多与胡适不同的根本原因。不是一条道上的行客，道不同，岂止“不相与谋”？如若冰炭势异，破解之道，唯有不忘初心，坚守马克思主义人生价值观，斩关夺隘奋勇前进而已！至于作品语言之色彩，构思之奥窔，流派之异同，则当别论。

作家的正气与美德，最权威的鉴定与衡量者，是人民。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真理与谬误，光明与阴暗，唯有人民可为佐证，唯有人民可定乾坤。

文学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岂能不谈政治？社会主义国家，信仰马克思主义，倡导社会主义价值观，决定了我们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而不是其他意识形态的文学。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天经地义，是正道。必须坚持弘扬“正道”才能做到“以高尚的操守”，写出“文质兼美的作品”。

在文学领域和社会环境中，时常出现对某些文学作品“是”与“非”的争议，这是正常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就社会来说，这是人民群众的文化思想水平提高了，鉴赏能力提高了，人民对文学的关注度加强了。就作家方面而言，说明其作品在社会群众中已经产生了影响。至于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那需要讨论，需要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是激发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作为文学的两翼之一，文学批评的活跃与否，标志着文学繁荣的程度。尤其某些文学作品，当出现“人民不接受”的时候，也正是作家接受考验之时。当此时，如果文学消极沉默，不做应答；或情绪抵触，我行我素，那必然是文学本身出了问题，作家自身修养出了问题。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修养不只是个人私事，文艺行风的好坏会影响整个文化领域乃至社会生活的生态。”这是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

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曾经说道：“文学从来不是司汤达或列夫.托尔斯泰个人的事业，它永远是时代、国家、阶级的事业。”（林焕平：《高尔基论文学》第7页。）任何一个作家，无论水平多高，名气多大，都是属于他所生长的时代的，属于国家的、阶级的一分子。因此，真实地、诚心地反映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国家，与人民同心同德，肝胆相照，写出人民的感情，人民的苦乐，人民的理想与追求，这是每一个作家理所当然的职责。

有所谓文学创作是“为全人类而写”的说法，看似高远，其实不然。这种“超国家”“超阶级”的文学观，不是无知的相思，便是有意的自炫。试问：古今中外，有哪一个作家是游离于自己的时代、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生活之外，独立云端，去写“全人类”的？没有！无论是神话、玄幻还是“魔幻”，其思想寄托，都不可能离开他身处的现实的。在尚未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前，“为全人类而写作”的高调还是以少弹为佳！

无论什么流派、风格的作品，写得好与不好，归根结底还是人民说了算的，要看社会与历史检验的结果。对于那些“人民不会接受，时代也不会接受”的作品，开展讨论，辨析是非，统一认识，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学的健步前进，十分必要！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作家，想的不是“清名”，而是“大名”，即“大师”之名。对于“大师”热情过剩，孜孜追求，不时挂在口上，想在心里。然而须知，“大师”之名，不是哪个权威人士能给的，也不是哪个机构能给的，真正大师的颁授权，是人民与历史！倘若整日怀着汲汲于获取“大师”的私欲，这样的作家，是注定不能成为大师的。

作家“为自身留清名”，一要有无产阶级革命的信仰，二要有志洁行廉的德操，三要有深湛的艺术造诣，并在文学创作中将其化入熔铸为文学作品的价值。立志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家，宁可不要大名，不能不要清名！“大名”有时会夭折，“清名”则可万年青。

由此，我们想起了中国古代文人中，那些流芳千古的名字：屈原、范仲淹、辛弃疾、郑板桥……

作者简介：穆陶，中共党员，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潍坊市作家协会原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红颜怨》（1989年获泰山文艺奖）、《林则徐》（1998年获全国八五优秀长篇小说奖）、《落日》（1999年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屈原》（2004年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获台湾罗贯中历史小说奖）、《戊戌变法》（2018年）等。文论集《涧边文丛》（1998年获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评论《真诚的意义》（《人民日报.2005年11月3日》）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