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上的舞者们，才是我们该追的星
一款新型产品发布前，必定会有专门的检测员，通过不断试错找出问题，以此精进产品。
但你有想过，如果这个产品，是一架新型战机呢？
每年国庆，14亿国人都会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盛大隆重的阅兵仪式，一架架战机从天安门的领空飞过，向世界展示中国力量。
而在战机背后，除了科研人员没日没夜地伏案工作之外，还有一群鲜为人知的幕后英雄——试飞员。
世界航空先驱李林塔尔曾说过：
“发明一架飞机算不了什么，制造一架飞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而试验它才艰难无比。”
试飞员验证飞机的道路上，从来都布满了荆棘。
01
曾有航空专家说：
“试飞员，都是用特殊材料打造的人”
首先，他们需要有过硬的身体素质，其中突破人类承受极限的莫过于过载测试。
正常人，能承受6个G左右，超过6G便会感觉到严重不适，伴随而来的是剧烈的恶心，耳鸣，眩晕。
仅用数字来表述，你可能很难感同身受。
向叔举个例子，环球影城里最刺激的霸天虎过山车，过载设计也就1.4G左右。
短短几秒钟的游戏体验，我就能感受到心率飙升，极强的背推感和压迫感。
如果把过山车的体验感乘以六倍，甚至更高，试想一下是什么感觉。
一般人难长时间承受9G以上的高负荷。
因为这个时候心脏已经无法完成血液的循环，所以很快人就会出现黑幕、晕厥，直到最后重要器官因为缺血而导致衰竭死亡。
经过抗G训练的飞行员通常可以承受超过20~30秒左右 7~8G的短时间过载，而高速歼击机飞行员在抗荷载服与高压面罩的配合下可以承受短时间的9G过载。
成为一名飞行员所要承受的身体极限已经难以想象。
能完成以上训练，也只能说明是个合格的飞行员，但距离试飞员还远远不够。
试飞员考验的不仅是飞行技术，更重要的是对试飞的理解和测试方法。
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综合能力，一个是策划能力，第二个是执行能力，第三个是评估能力。
飞机的过载是多少、升限是多少、转弯半径是多少、做超机动的机体承受能力？
飞机在高温和高寒情况下的反应，以及极端环境对人体的影响？
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
试飞员们就是这样，用身体去挑战数据的极限！
02
除了身体过硬之外，更需要有极强的心理素质。
战机试飞阶段，试飞员几乎是把半条命交给了死神。
“失速尾旋”、“空中停车”、“最大过载”……
世界上失事的作战飞机41％由尾旋导致；
空中停车，飞行中飞机因发动机发生故障停车而失去动力；
最大过载，飞行设计上能承受的最大载荷，该试飞项目极易导致飞机空中解体。
这些被国际飞行界划为死亡禁区的专业名词，却是试飞员经常面对的科目。
随便出现一个，都会令试飞员命悬一线。
F—22等国外战机在试飞阶段都发生过机毁人亡的惨剧。
因此在我国研制第三代战机之初，就有外国媒体预言中国也一定会掉飞机。
1998年3月23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三代战斗机歼10飞机首飞前，空军某试飞大队试飞员雷强，紧张到像是喝了酒，满脸通红。
说不紧张都是假的，谁也不敢保证，这一去究竟能不能回来。
“但我跟总工保证，就算飞机摔下来，我也一定要让飞机摔在跑道上，保证你们采集到试飞数据！”
他抱着视死如归的信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向战机，直到进了机舱才平复情。
站在一旁的领导转过身去，偷偷地抹眼泪。
是成是败，在此一举。
但中国试飞员再次创造了奇迹，以零事故的纪录完成了歼10的试飞，大大加速了我军战斗机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跨越。
好在雷强是幸运的大多数，而有些试飞员，却被永远定格在人们登机前的回忆里。
60年来，航空工业试飞中心先后承担了几乎所有国家研制新机的试飞任务。
从1994年至今，先后有十余名试飞员和科研人员在执行试飞任务时壮烈牺牲。
一位年轻的试飞工程师，为了紧急赴外场执行试飞任务，说服家人将定好的婚期推迟，火速赶往外场，承担起该专业两个型号两架飞机的试飞工作任务。
“等飞完这几个起落我就举行婚礼，到时候请你们来喝喜酒！”
去外场前，他曾笑呵呵地对同事说。
然而这个约定成为永远无法履行的遗憾。
90年代初，十号工程科研试飞任务启动时，一位1964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研究员毅然请战，临近退休之期出任型号课题主管的他激动万分。
同事担心他的身体，他却说：
“没问题，我身体硬朗着呢！如果在我退休之前还能为第三代飞机研制出力，那我这30年的航空试飞就没白干！我既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自己了。”
2002年，跟随型号任务奋战在外场的他倒在了试飞第一线，倒在了心爱的飞机旁……
2014年12月，试飞员卢志永和温智平驾驶着一架全新的歼轰-7AⅡ“飞豹”战斗轰炸机，展开一场超低空高速突防实验。
在进行一组机动动作时，战机发生了解体故障，两位试飞员不幸牺牲……
每一架战机背后，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甚至有试飞员在执行任务前，悄悄将提前写好的遗书藏进衣柜里。
没有人知道，下一次试飞回来的，会不会是自己。
03
试飞员的任务充满风险，但如果要问他们，出现突发事故是保命还是保飞机？
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保飞机。
遇到危险，排在首位的不是个人安危，而一定是想方设法保住飞机和试飞数据，他们将此作为试飞员的责任和职业操守。
1970年，歼8在一次后机身测温试飞中，飞机尾部爆燃，冒出了滚滚浓烟。
指挥部要求试飞员王昂弹射，王昂拒绝跳伞誓死保卫歼8的飞行数据，将这架濒临爆炸解体边缘的战机降落在了机场跑道上。
在他降落的那一刻，飞机的尾部早已经融化！
面对风险甚至死亡，试飞员展现的却是淡定和从容。
无论是驾驶燃油漏光的“枭龙”战机，从1.2万米高空成功迫降的“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梁万俊。
还是驾驶着被未能射出的导弹烧毁尾翼的战机成功迫降的“空军模范飞行员”陈加亮。
提及当时的壮举，都只有一句话：
“没想那么多，就想把飞机飞回来、数据带回来”
一次次的飞行记录，为设计者师提供宝贵建议；
一次次的化险为夷，为新型战鹰趟出蓝天坦途；
他们拼死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来的数据，不仅是为飞行员书写“使用手册”的基础，更是为中国战机事业更上一层楼的阶梯。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费正清曾说过：
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
试飞员就是这群在岸边默默拉纤的人。
“刀尖舞者”们在中国辉煌中留下深邃的脚印，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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