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文化虚无主义浑水摸鱼

文化虚无主义社会心理分析及其应对

张雯雯  王  建

摘要：文化虚无主义是一种否定中国文化，消解中国价值和中国精神的错误社会思潮，其直接生成原因是认为中华文化全是糟粕、中华文化已经过时、中华文化不如西方的文化不自信心理和以政治阴谋论、精英--人民对立论为表现的政治不信任心理。文化虚无主义能够经由触发、聚集，最终汇思成潮，对中国文化和政治产生巨大不良影响，更是和根源于人之本性的猎奇心理、猎俗心理和大众娱乐心理所造成的传播效果以及从自发到自觉的感性论证和理性论证有关。因此基于社会心理对文化虚无主义进行应对，可以采取通过回答时代问题树立文化自信，通过完善民主集中制增强政治认同，通过引导负面心理、面对心理背后的现实问题等方式消解文化虚无主意的影响。

文化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的一种，和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一样，否认世界的真理性和本质性，认为人类的存在是建立在一片没有规定性、没有客观性、没有真实性的虚无之上。文化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对中国从古至今由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组成的总体文化进行否定，消解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存在。从直接后果来说，文化虚无主义的确具有矮化中国传统文化、怀疑革命文化、否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后果，也具有腐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奉迎西方文化渗透的倾向，但对于在文化虚无主义思潮内的主体来说，其心理机制绝非仅仅是崇洋媚外，思想西化那么简单，而是有其深厚的生成心理、传播心理和认同心理。因此，对于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不能仅仅站在政治原则的高度一刀切，还要依据文化虚无主义的社会心理，找到其背后的现实基础。

一、文化虚无主义的生成心理

社会心理属于社会现实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中介，“是一定时期、一定群体在从事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不成体系的、直接反映社会实践状况的群体心理状态，表现为特定群体的情绪、情感、意志、心态、行为倾向、信念等内容。”[1]文化虚无主义的生成，和其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社会心理有关，这其中主要包括文化不自信心理和政治不信任心理。

（一）文化不自信心理

文化不自信心理是文化虚无主义虚无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社会心理，其在社会思潮中的表现主要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华文化糟粕论，以时代转变为理由否定中华文化当下价值的中华文化过时论，以中西对比为方式认为中华文化比不上西方文化的中华文化不足论。

1.中华文化糟粕论。中华文化糟粕论否定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存在，尤其否定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和意义。中华文化糟粕论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只看到封建思想和等级制度的糟粕，认为礼仪廉耻、仁义道德全都只是吃人的礼教，不仅违背了人自身自然的欲望，还压制了思想进步和言论自由，使人变成愚昧不堪、只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这种将中国文化完全看作糟粕的不自信心理，在历史上的确起到了解放思想、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作用，但在今天，如果仍然不能理性看待中国文化的优缺点，就显然是陷入了完全的文化自卑心理，没有全面、联系的看待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中华文化过时论。和中华文化糟粕论对中华文化的完全否定相比，中华文化过时论是肯定了中华文化在历史上的价值，但却认为中华文化只具有历史的意义，而无当下的价值。中华文化过时论将中华文化定义成仅仅适合农耕文明的传统文化，而自从工业化开启了现代文明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就无效了、过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让、谦逊、集体主义，在现代社会的竞争和自我实现面前失去了解释力。与此相伴的是中国文化需要被“批判地继承”的呼声，但由于对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完全割裂，呼声落实下来只剩“批判”，没有“继承”，只有对传统文化与现实之间矛盾的不满和宣泄，而缺乏应对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张力所做的努力，最终形成了用现代文化否定、销蚀传统文化的事实。

3.中华文化不足论。除却用当下否决过去的文化过时论，文化自卑心理还表现在用西方文化否定东方文化的中华文化不足论。向西方学习，是由于中国近代现代化进程的落后所导致的，西方用先进的科技、成型的工业化模式、宗教和文化的输出造成了西方“生产力的趋同”、“现代化模式的趋同”和“文化的趋同”。在中西对比下，持有中华文化不足论的社会群体信服了西方的普世价值，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晚起，归咎到整体文化的不足。他们认为中国的集体主义落后于西方的个体价值，中国缺乏西式的民主和自由，由此产生了“黄色文明没落论”、“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等，造成了对西方的盲目崇拜。

（二）政治不信任心理

与文化不自信心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相承接，政治不信任心理是文化虚无主义否定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直接来源。其即包括质疑所有政治行为以至于人类交往的政治阴谋论，也包括质疑当下政府的精英--民众对立论。

1.政治阴谋论。政治阴谋论从本质上是从人性恶的观点看待人性，从阴谋的角度评断政治，给所有政治设定邪恶的、尔虞我诈的基础，认为政治的存在是狼与狼一样关系的孤立个人互相争斗和妥协的结果。政治阴谋论从一定层度上来说，并不是直接针对共产党的执政，持有此心理的人群，在任何历史时代、任何国家都是政治的反面。从政治邪恶的设定出发，中国近代历史便失去了所有的正当性，从政治阴谋论出发，国家的形象、党的执政地位、领导人的丰功伟绩，都变成了完全私利的权力行为，虚无了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文化。

2.精英--人民对立论。精英--人民对立论是弱势群体由于弱势地位对精英阶层是否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忧虑和怀疑。持有精英-人民对立论的人群，怀疑中国政治的导向像西方一样，是“统治者”的利益，文化上的和谐和统一像西方一样，也是“统治者”的包装，而真正的人民及其诉求，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从本质上讲，其不仅怀疑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否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所该有的价值观，执政团体是否真正践行了制度的价值观，甚至彻底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观。这种担忧，也同时结合了西方个体主义精神所塑造的普遍参与政治的诉求，进而用“三权分离”、“党派制衡”、“普遍民选”的噱头打击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二、文化虚无主义的作用机制

由文化不自信心理和政治不信任心理所导致的文化虚无主义，能够汇思成潮，从个体的情绪性表达实现群体的组织化运行，和文化虚无主义背后的传播心理和认同方式等作用机制密切相关。

（一）文化虚无主义的传播心理

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传播不同，文化虚无主义的传播存在反正统、反建制、反权威的现象，越是正式、正规具有权威性的主题和内容，越会导致人的选择性忽视和冷漠，而越是戏谑化、荒诞化甚至低俗化的作品，越能得到大众的阅读和传播。这其中体现了人们的猎奇心理、猎俗心理、娱乐心理。

1.猎奇心理。好奇心是人的本性，文化虚无主义在进行各种文化产品的传播中，极好地贯彻了“文似看山不喜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方针，或者直接明示与常识、科学、伦理直接相悖的观点，或者通过制造暗示和反差，引发人的好奇心理和探索欲望，对支撑我国文化自信的事件和人物进行反面宣传。满足人的猎奇心理的关键在于“新奇”，在于与众不同。所以很多文化虚无主义作品，或者放弃正常的现实和逻辑推断，对发生的事物和事件进行阴谋论的解释和博弈论的推演，背后掺杂着偏执的批判和愤世嫉俗的感情宣泄，用来获取受众的认同，比如一些网络意见领袖、大V的不当言论、炮制的“解谜”文章、“内幕”视频和录音、“真相”图片，编织故事，满足人们的“窥私欲”和八卦心理，比如网络上流传的各种秘史和解密资料；亦或者强制采用全新的角度，割裂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制造理论与现实的反差，比如以所谓狭隘民族主义来评价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民族英雄，用所谓人体生理学和物理学来质疑黄继光、邱少云等战斗英雄。

2.猎俗心理。和高山流水、光鲜文雅的追求不同，猎俗心理从人性恶和人性俗的角度出发，排斥高尚光明，追寻低俗黑暗。如以庸俗心理传播伟人及其伟大事迹，体现了猎俗心理的人性恶倾向；再如某些话剧和传言抹黑刘胡兰、雷锋等英雄人物，体现了猎俗心理的人性俗倾向。文化虚无主义产品能够通过人的猎俗心理传播，从一定层度上反映了人对过度崇高的怀疑，对自身无法摆脱物质束缚的无奈，因此用拉低崇高形象，为崇高找寻庸俗基础的方式从潜意识中驳斥自我怀疑，获取自我认同。

3.大众娱乐心理。有很多人将这个时代看作娱乐至死的年代，没有你做不到的娱乐方式，没有你想不到的娱乐内容。在大众娱乐心理的作用下，一切人、一切事物都可以被娱乐化、戏谑化，公然编造黄继光堵抢眼是因为正好摔倒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是因为被贴了双面胶等谣言，所有人都可以一眼看出其虚假性。在娱乐化和流量为王的时代，没人去关注真假，而只关注能不能带来笑点。加上无良商人为了博取流量换取现实利益的炒作，助推了整个社会风气的不良转变。大众娱乐产品能够成为主流，一方面和人现今的规则体制生活有关，人的时间被计划和规则填满，人试图通过另一种方式放松，另一方面和网络的碎片化、快速化有关，在快节奏的阅读氛围中，人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探讨严肃的话题。

（二）文化虚无主义的认同方式

静态分析文化虚无主义的形成，可以归纳出文化虚无主义经历了从个体意识到群体意识再到集体意识的发展过程。由文化不自信和政治不信任心理所产生的个体情绪表达，是相关度不高、缺乏互动性的个体意识。个体意识通过传播、汇聚形成群体意识，是相同思绪的集合，但依然是自发而非自觉的。真正有组织、有目的的文化虚无主义是发展到有层次、有结构的集体意识阶段，也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真正起到破坏的阶段。从群体意识到集体意识，最重要的是自觉的思潮主体对自发的思潮主体进行引导，实现自发的思潮主体对自觉思潮主体所建构的文化产品及其背后的价值观的认同。在此过程中，感性论证和理性论证是其最主要的两种认同方式。

1.感性论证。

第一，抽象人性论证。抽象人性论证是通过把人某种特定的情感普遍化、扩大化，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说辞来论证其目的和价值观。比如在对英雄人物的污蔑中，认为人的本性必然具有贪生、贪财、好色等本能，继而用这些本能囊括一切，认为伟大行为和伟大人物的出现，只是后人的过度夸耀和死亡崇拜。但英雄人物的伟大并不在于没有私心，而在于在私利和大义之间进行了艰难的抉择，“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人的私心本能越强大，越能证明英雄人物能够克服私心、选择大义的伟大。

第二，片面事实论证。以某人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为准则，将口中描述的事实和真正的事实等同起来，并以叙述人或者叙述材料的权威性和诚实道德为真实依据，通过苦情、赌誓等方式加强权威。一方面，叙述人、叙述材料的真实性根本无法保证，其背后出于什么目的、什么心态进行论证无法把握。另一方面，就算叙述人和叙述材料本身没有主观性隐藏，但其所谓的客观依然限于信息的不全面、主体潜意识忽略和受害者心理带入等问题，缺乏客观性。

第三，圈层认同。与虚假人性论证和片面事实论证一起起作用的是运用圈层认同的方式进行论证，通过设置圈层，划分我们和他者，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浅层次的圈层，会蒙蔽圈层内部的价值观，比如“精日”分子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侮辱性拍照，违背了社会共识和道德底线，但在其圈层内，却是可接受甚至是值得赞扬的。深层次的圈层会演化成我们和他者的对立，导致只要是圈层内的言语和想法，必然是真实的、正确的，而圈外的话语，即使看起来再具有真实性、科学性，也只不过是各种伪装之下的谬误，文化虚无主义对于中西人权、文化的“双标”正是这种深层次圈层效果的体现。

2.理性论证。

第一，科学论证和概率论证。比如论述邱少云在被火烧之下一动不动、一声不吭，违背了人类生理学，这看起来是较为科学的论证，但却否定了人的意志力并割裂了环境。从纯粹生理学来说，被火烧的邱少云完全的“一动不动”是不可能的，肯定会有肌肉的颤抖和绷紧，肯定有痛苦的握拳和咬牙，但这些在当时的环境下，都不会引起敌军的注意。而坚决不发声，将外在痛苦化作无声的抗争，也是人的意志力可以做到的，与其说对邱少云战士的怀疑运用的是科学论证，不如说用的是概率论证，我们承认，邱少云事件的发生的的确确是一种低概率事件，但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发生，并且正因为其是低概率事件，才显示出了邱少云战士的英勇和牺牲，才值得我们去尊重和赞扬。

第二，逻辑论证。最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往往是逻辑论证，逻辑论证的权威性正是来源其本身的真理性，在一个逻辑中，只要逻辑前提为真、逻辑推论过程为真，则逻辑结果必然为真。但文化虚无主义作品的逻辑论证，只是借助了逻辑论证的权威性为噱头，而在逻辑前提或者逻辑推论过程中，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偷偷违背逻辑。具体分析，有在逻辑前提上作手法的方式：通过独断论预设立场和前提或结合感性认同方式，诉之于抽象的人性论、不全面的材料、虚假的权威。或者对前提进行循环论证，将想要证明的问题和结果互为前提，变换方式，迷惑大众。也有在逻辑过程中动手脚的方法：用个例代表整体，用直观感觉替代理性推演，用部分论证代替全体论证，都是其常用的手段。

三、基于社会心理对文化虚无主义的应对方式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在多元社会思潮并存的今天，文化虚无主义危害及其巨大，解析文化虚无主义的社会心理，把握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背后的现实问题，是应对文化虚无主义的必然方式。

（一）通过回答时代问题树立文化自信

无论是中华文化糟粕论、过时论还是不足论，其文化不自信的直接缘由都是中华文化在近代现实解释力的丧失，直观表现就是依附于中华文化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军事建构落后于西方，使得近代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近代实践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理论的不自信，而当代实践的成功又无法完全消解中西文化交锋所带来的习惯性自我怀疑。树立文化自信，必须从理论上回答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上中国文化的作用问题。这需要面对三个问题，第一，中国近代的没落代表着何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失败；第二，中国当代实践的成功代表了何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成功；第三，中西现代化道路并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何种文化能够发展和长治久安。

第一，必须承认，中国近代的没落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封建、保守的一面，但西方胜过中国的方式，却不见得是西方文化全然优于中国文化，在西方碾压近代中国的过程中，除却其向外输出的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普世价值”起作用外，更重要的是其资本背后的侵略和激进的基因。因此回答第一个问题，必须将非文化作用的资本逻辑纳入考虑之中，再对比中西文化的得失点。第二，承接第一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成功，并不是由于学习了资本逻辑的侵略和激进所达成的。“全盘西化”建立资本主义中国的失败，主观上是由于中华文化潜意识里对西方文化的不认同，虽然用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的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但一种文化记忆并不是几场精英运动可以消除的，原有的乡土社会和生存方式是中华文化的基础。而客观上，是西方的围堵并不会让中国走上他们的道路，虽然他们在极力输出西式的价值观，但其本质目的是让中国认同西方，并以西方为尊，而不是让中国借助资本力量强大起来和西方平起平坐。因此，综合第一和第二点，中国最终的强大，的确借鉴了西方的文化，但最重要的是激发了自身文化的内生性动力，通过不同于资本逻辑的自立自强，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而在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可以相互遏制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内生性文化无疑比国外扩张性文化具有更高的现实解释力，通过发掘中国内生性文化的动力，解决时代问题，自然而然能够消解文化不自信心理。

（二）通过完善民主集中制增强政治认同

解决政治的不信任心理，实际需要解决的是社会不平等所导致的弱势群体缺乏话语权的问题。除却古希腊小国寡民的城邦制度，现代任何国家都无法实现全民参与的民主制度，而且即使是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也存在有可能演变为“多数人”暴政的问题。因此，民主制度获得政治认同的核心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民主的最终的价值导向是不是人民和民主制度能不能实现该价值导向。  

中国所采用的民主集中制，从精神内涵和制度设计上都以缩小社会不平等、实现执政团体真正能够代表人民群众为目标，相对于西方虚假的票决民主、制衡民主，中国的民主集中制没有理论上的不认同问题。而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实践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使得制度内涵和制度优势落实到现实中的问题。第一，时刻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础利益为导向。人民至上是民主集中制的目标和前提，只有解决了人民最为关注的基础生存问题和发展问题，才真正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优越性。现今中国已经实现了全面脱贫，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问题。但接下如何进一步保障人民权益，解决医疗、养老、教育等问题，是民主集中制需要重点发力的方向。第二，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精英和民众的对立心理，是人民缺乏参与感，无处表达对现实问题的意见所造成的。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人民群众感觉个人的声音被忽视了。因此进一步加强各级党员、人民代表和民众的联系，借助新兴网络手段开展广泛意见征集，是实现民主参与的下一步工作的重点。第三，建构民主监督和反馈的体系。对于建立在广泛民众上的民主制度来说，默许的承认是一个必然的前提，但如何保证默许的承认不被滥用，就需要民众的监督和反馈。加强民众监督，建立专门的反馈渠道，实现政府机构和民众的有效沟通，是进一步完善民主的有效方法。

（三）通过引导负面心理规避文化虚无主义的传播和认同

1.正视负面心理，引导对负面心理的共识。猎奇、猎俗、娱乐心理都根源于人的本性，在不同的历史境遇和现实境遇中，有不同的表现。惊世骇俗的离奇事件、有违伦理道德的黄色趣闻、装疯卖傻的庸俗娱乐一直不缺乏市场。问题不在于这些负面文化的存在，而在于人们对负面文化的共识。在现代交通方式和网络发展之前，负面文化是一种拥有特定范围和特定边缘的文化，自觉将自己躲避在小众人群和阴暗角落里，人们拥有其是“负面”的共识。而现代网络技术实现了小众人群的聚集，同类思想的不断自我确证和强化，使得在负面文化中的人们，薄弱了正误的界限，打破了对负面文化的共识。这种认知上的改变，通过“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渐颠覆了人们正确的认识观、价值观，最终腐蚀人的民族精神。

因此，应对负面心理所带来的的负面影响，首先是要正视负面心理的存在，承认负面心理的本性，不是去杜绝负面心理，而是引导人们对负面文化的共识，站稳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的界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人的思想层次。在社群性思潮的聚集中，通过意见领袖有效发出主流的声音，防止群体由于“幸存者偏差”陷入到自我封闭之中，最终实现用理性的方式引领价值观。

2.应对负面心理逃避现实的本质。除却网络技术所导致的负面心理“合法化”问题，负面心理能和文化虚无主义伴生，还因为负面心理的逃避属性是一种应对虚无主义的吊轨方式。“虚无主义乃物化时代以及过渡性时代的精神症候，是现代性的伴发症”。[3]工业现代化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也带来了生产方式的转变，其打破了农业文明散漫的心态和节奏，通过各种规训、体制、系统化角色关系将一切纳入进步强制之中，用利益割裂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绝对价值和意义的丧失之下，失去了享受“闲暇”的能力，迷失了信仰和方向的人生变得空虚和无聊。而负面心理的存在为人逃避生命、逃避现实提供了一种方式，通过对自我的放纵、不停歇的获得感、低层次的欲望遗忘对人生和生活的思考，通过头脑不断被充满和占有，逃避虚无的境遇和孤独的心理。极端的虚无主义带来完全的政治阴谋论和文化虚无论，从“上帝死了”和“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论点出发，虚无主义者可以用自洽的体系和不可辨别的论据证明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种偶然，选择何种文化道德、何种政治体制也就丧失了绝对的必然性。

但无论是感性的逃避“闲暇”还是看似理性的脱离了整个世界的极端虚无主义，其逃避现实的心理都有其现实基础。系统、理论的去诉说虚无主义的绝对性的实质来源还是自我生活的挫败和体制的压抑，理性的冷漠还是来源于对现实感性的迷茫和失措。另外，一种社会思潮的形成，要经历“社会现实问题激发个体情绪表达、共同利益诉求促成人群积聚、在行为化与组织化中激化和固化集体意识”[4]的过程，在这个意见的统一和规整过程中，也伴随着群体思维对个体思维的屏蔽甚至反转。因此除却通过体制改革解决一系列现代化问题之外，更需要在文化建构中发力，关注个体的生存境遇，重视个体情绪表达背后的社会现实问题，避免以整体的进步性思想忽视个体的多样性发展，增强社会全体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弥合个体思维、群众期许和现实状况的落差。

注释：

[1]左路平，吴学琴.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心理分析及其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5.

[3]邹诗鹏.虚无主义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1.

[4]彭庆红,刘迪翔. 民粹主义的社会心理分析及其启示[J],思想教育研究,202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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