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武：从独具特色的香港版《毛泽东选集》看毛主席的影响力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30 周年之际，作为红色文献收藏者，我将70多年前鲜为人知的香港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系列单行本与读者分享,以表达对伟人的怀念和敬仰。
新中国成立之前，各解放区出版过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还有国民党统治区甚至上海的外国租界，也出版过毛泽东的著作和传记,很多藏书家和学者都有研究和介绍文章。但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前,作为英国殖民地香港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系列单行本,却鲜有系统的研究和介绍。笔者收藏有这套“毛选”的部分版本,现抛砖引玉,为大家介绍,以求对这套“毛选”有更深入和全面的研究。
一、中国共产党创办香港《华商报》和新民主出版社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不断发展和成熟。但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我党的新闻进行全面审查、查封和封锁，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随着北平、天津、上海和沿海大城市相继被日本攻陷,这些地方的新闻机构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在此背景下,中共急需创建具有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新闻宣传阵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长期被英国统治的香港，反而成了共产党对外交流、沟通和宣传的重要途径。1941年2月，廖承志向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报告，说当前到香港的文化人相当多，他们想在香港办一份报纸。党中央研究决定，同意廖承志的提议。周恩来指示中共南方局：“这张报纸不用共产党出面办,不要办得太红,要灰一点,但必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廖承志的主持下,由邹韬奋、茅盾、范长江、夏衍、乔冠华、金仲华、胡仲持7人一起谋划,于1941年4月8日共同创办了《华商报》。
为什么叫《华商报》？其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当时申请注册该报的法人邓文田，其身份是个商人；二是这个报名便于博得工商界的支持；三是这个报名体现的是华侨商人自己办的报纸，便于增加华人华侨、无党派人士、普通民众以及广大爱好和平者对该报的感情；四是这个报名可以寄到东南亚华人聚集的地方，从而扩大报纸的影响力。同时,他们还收集到广受海外华侨崇敬的孙中山先生书写的“华”“商”“报”三个字的墨迹,拼起来作报名,国民党右派也无借口反对。
《华商报》创刊后，邹韬奋联合救国会驻香港的代表和文化界名流。在《华商报》上撰文批判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倾向和积极反共政策,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行为,大力宣传抗战英雄事迹,讨伐法西斯，声援苏联卫国战争，推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同时，还为抗战募捐。体现了《华商报》为了宣传抗战,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战服务、为党的军事斗争服务的办报目的。
由于日本1941年12月7日偷袭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同年12月12日，日本占领了九龙，香港沦陷。《华商报》发了最后一篇社论《团结动员抗拒日寇》，而后主动停刊。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4日，在廖承志的领导下，《华商报》在香港复刊。廖承志邀请范长江任社长,张友渔为总主笔,廖沫沙为编辑部主任,陆浮、张惠通分别任采访部、营业部主任，并确定夏衍负责文艺版，邹韬奋执笔写社论，报社可谓人才济济。复刊后的《华商报》社，为了便于印刷出版报纸和图书，附设了两个直属单位,即“新民主出版社”和“有利印务公司”。
二、新民主出版社利用“出版自由”大量出版“毛选”
新民主出版社是在英国殖民统治者标榜民主和出版自由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香港设立的公开宣传的出版机构。新民主出版社以“供应优良读物，忠诚服务读者，出版进步书刊，促进民主文化”为宗旨，从事进步图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业务。自1946年3月开业，到1950年5月停业，在4年多的时间里，除印刷出版本社编辑的书刊外，还翻印大陆解放区出版的革命书籍，以及中国共产觉的方针政策文件,先后出版发行了224种,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这套有17种以单行本出版发行的“毛选”。
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毛选”，是在出版社总编辑廖沫沙领导下,由经理吴仲负责策划编辑的。这套“毛选”属于特殊版本，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编者将毛泽东的一篇文章出一本书，以分册形式单独印行,均为32开平装本。其封面设计也颇具特色，每册都在上端印有从右至左横排的“毛泽东选集”字样,其下是竖排的毛泽东单篇著作的书名，正中间套印红色五角星,四周环绕玉米穗图案。书的封面分别用红、黄、橙、绿、蓝等不同颜色的纸张,严谨大方,让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这套“毛选”所选的17篇著作,分别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文艺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生产组织与农村调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农村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
这种以单行本出版的“毛选”，不仅有别具一格的特点，而且还有很多自身的优势。一是能及时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出版的著作可密切配合时局变化，读者通过阅读这种“毛选”，可以及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二是投入资金少，出版周期短，适应市场需求快。三是单行本每册页数较少，便于流通和保存，也便于将这套“毛选”邮寄到大陆并远销东南亚各国。四是每种著作出版后,根据市场需求，便于及时再版发行,如笔者收藏的《论联合政府》,1949年3月已经出版了第5版。有关资料说这套“毛选”发行总量约25万册，也有人说每版发行都在10万册左右。总之，香港《华商报》下属的新民主出版社,利用香港所谓的“出版白由”出版发行了大量的毛泽东著作和革命书籍。这套“毛选”尽管当时发行量较大，但在70 多年后的今天，已经是很难见到的珍本。
三、《毛泽东选集》的广告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华商报》为了扩大毛泽东著作的发行和影响,不仅在自己的报纸上刊发“毛选”的新书广告,还在香港的其他报刊上刊发新书广告。1948年1月出版《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书尾页，都在刊登11篇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书目之下有这样一段广告词：“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太阳,东方殖民地解放的导师。他之所以能在革命事业上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他生长在人民中间,尽忠于人民解放斗争的事业。在斗争的进程中,他集结了人民的智慧,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政策,这些都是根据每个现实阶段所必需的宝贵指示。不是高调,也不是‘法律’,而是切合时弊的针砭，中国革命的灯塔。”
这则广告,言简意咳,激情洋溢,比喻恰当,对毛泽东的杰出才能、重大功绩和历史定位,作出了鲜明的表述和中肯评价。今天,重读这则广告,仍能产生共鸣，并且意味深长。对毛泽东的敬仰和崇拜,不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而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不是在解放区，也不是在中国大陆，而是在英殖民地的香港;不是被解放的劳苦大众，更不是共产党员和干部,而是旧中国的社会名流和文化名人。这则广告词,可以说是对当今一些公知说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的一个有力回击。
香港出版的这套“毛选”系列单行本，通过广州和其他途径,向国民党统治区输送，突破了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及时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通过邮寄和捎带到东南亚等地,在海外宣传和扩大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因此，很多海外华侨纷纷回到大陆投身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这套“毛选”,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本文原载《中国移民管理报》2023年12月26日第4版，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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