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季的无声抗争：为何我不愿披上那件“文化租界”的袍子？

每年毕业季，当学位帽的流苏从右拨到左，当闪光灯照亮一张张年轻的脸，一个关于“衣冠”的问题便如约而至，在社交媒体上激起涟漪。

一位常年以唐装示人的学者彭林教授，面对补拍学位照的通知时，态度坚决：“中国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学位服都是西方的，而这个学位服是基督教的教袍转变过来的，所以我从来不拍这个学位照的……我拒绝了，这不是骗人吗？”“我在中国毕业，我是中国培养的，我为什么穿一套这样的衣服？”

彭林教授的拒绝，在一众“毕业快乐”的刷屏声中，显得格外刺耳，也格外清醒。他拒绝的，绝不仅仅是一件衣服。

一、一件“洋袍”的前世今生

要理解彭林教授的愤怒，得先搞清楚我们身上这件黑袍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学位服的根，扎在中世纪的欧洲。12、13世纪，现代大学的雏形——学术行会，在巴黎、牛津、剑桥等地萌芽。彼时，师生多为教士或预备教士，他们的日常穿着就是教会规定的保暖长袍。在四面漏风的教堂和修道院里，一件厚实的长袍是生存刚需。

宗教深刻影响着早期大学的教育和礼仪。最早的巴黎大学，就是从巴黎圣母院的教堂学校演变而来的。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学位服正是由中世纪欧洲宗教神职人员的教士僧侣服饰演化而来。当时神职人员的服饰有几种典型样式：凯瑟克袍服(Cappa cassock)、克劳斯袍服(Cappa clause)，以及被视作现今博士服演化原型的塔巴达袍服(Cappa tabard)。

获得学位，在中世纪近乎一种宗教“授秩”仪式。授予学位的权威由教会赋予，仪式常在教堂举行。那身袍服不仅是御寒工具，更象征着从“无知”迈向“知识圣殿”的神圣过渡——一种精神阶层的跃升。

再看看学位服上的细节：垂布(hood)源自修士遮风避雨的风帽；学位帽(mortarboard)方正的造型与教士四角帽渊源深厚；手中所执的卷轴，是对古老羊皮卷手稿的致敬。1321年，科因布拉大学要求本硕博学生都穿纯色长袍。到了都铎王朝，牛津和剑桥把此款式作为学位服的标准。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鲁道夫在《美国大学与学院史》中直言：“学位服是学术世界从中世纪教会继承下来的最显著的遗产之一。”

这套服饰传到美国，经历了17到18世纪“殖民地学院”时期的流行，1895年首次统一规范，1932年形成标准体系，又在1959年和1973年两次修订。

而它来到中国，路径同样清晰。鸦片战争后，西式学位服作为西方耶稣会、天主教会传教士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的附带物传入。中国近代的方帽长袍学位服完全是舶来品。留学生归国拍摄的学位照，进一步引起了国人的兴趣。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发展，中国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学位制度。199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推荐使用学位服的通知》，才正式确立了“94式”学位服的规范体系。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毕业典礼上穿的那身行头，从根上讲，是一件地地道道的“洋袍”。

二、衣冠之重，关乎道统

彭林教授的愤怒，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是因为他触碰到了一个极其敏感又极其根本的问题：文化认同。

衣冠服饰，在人类文明中从来不只是蔽体保暖之物。它是身份归属与文化血脉最直观的宣示。

华夏文明自肇始便将服饰制度提升至“治天下”的高度。“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衣冠承载着“别尊卑、昭名分、彰礼仪”的宏大功能，是“礼”这一文明核心的外在凝结。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其痛心疾首处，正在于衣冠形制所代表的华夏道统面临沦丧之危。

衣冠在此，早已超越物质层面，成为文明存续的象征与精神认同的图腾。历史上“易服色”往往与王朝更迭、文化剧变紧密相连，其象征意义之重，不言而喻。

彭林教授说得很直白：“这个衣服你不要觉得简单，它背后的东西其实很多。我认同什么，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我穿着这件衣服，可以在全世界所有地方，被中国人认出来，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文化认同的东西！”

这句话道出了服饰的本质——它是一种无声的宣言。当你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披上一件完全烙印着他者文化基因的袍服，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在符号传播的客观效果上，这确实构成了一种对自身文化根源的“主动遮蔽”。

有人可能会说：不就是一件衣服吗？至于上纲上线？文化自信就这么脆弱？

这种说法看似理性，实则回避了问题的核心。文化自信从来不是喊出来的，它恰恰体现在每一个具体而微的符号选择里。 当一个国家的最高学府，在最具仪式感的场合，全体穿上源自异教教士的长袍，这个画面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是“我们认同这套符号体系所代表的知识传统和价值观”。

问题在于：我们真的认同吗？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三、从“94式”到“国潮”

事实上，关于学位服中国化的讨论，并非今天才有。

2007年，北京大学就曾发生过一场“中华学位服”风波。当时有学生设计了一套融合汉服元素的学位服方案，引发了“该不该改”“怎么改”的激烈辩论。赞成的认为脱胎于西方宗教僧侣长袍的现行学位服，与源自传统又面向未来的教育事业不尽协调；反对的则认为服饰只是形式，不必小题大做。

这场讨论持续了十几年，直到近年来才真正有了实质性进展。

2022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张其成提交了《关于制定全国统一的中式学位服的提案》。他指出，由于现行的学位服还是20世纪改革开放初期的产物，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新时代，这些带有显著西方教会色彩的学位服饰对于树立我国高等教育的民族自信和国家文化自信已不相适宜。他建议重新设计具有典型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学位服，并制定全国统一的使用规范。

与此同时，高校的自发探索从未停止。

中央美术学院和北京服装学院率先设计了具有鲜明中国文化元素的中式学位服。2024年，更多高校加入了这场“国潮学位服”的浪潮。

北京师范大学的新版学位服采用瑾瑜、油紫、顺圣等中国传统色彩，袖口绣有京师大学堂匾额纹。

山东大学推出“海阔天高”云肩，融入春燕报喜、鱼跃龙门等传统元素。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学位服设计了葫芦形穗和如意葫芦纹，寓意悬壶济世。

湖北工业大学的学位服采用立领设计和五颗吉祥结扣，垂布落于云肩之上，体现了“天圆地方”的设计理念。

中国戏曲学院则融入传统戏曲元素，采用“万字不到头”织锦缎和手工盘扣。

……

这些尝试当然还不完美。有的设计被学生吐槽“像寿衣”，有的被认为“各自为政，视觉混乱”。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值得珍视的文化自觉。

更值得关注的是产业层面的突破。山东菏泽曹县，这个以汉服产业闻名的地方，正在开辟“中式学术礼服”的新赛道。从设计打版、面料纺织、数码印花到刺绣加工，一条5公里的全产业链闭环已然形成。设计师以汉服明制形制为基础，采用“琵琶袖”“马面裙”等经典元素，同时结合现代穿搭习惯进行改良。目前已完成与全国13所高校的设计研发合作，订单达1.8万套。

“让毕业典礼更有中国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高校的选择。”

四、反对者的声音

当然，关于中式学位服的讨论，从来不缺反对的声音。

一种常见的反对理由是：学位服是全球学术共同体的通用符号，改了就等于自绝于国际学术界。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实则经不起推敲。学位服的所谓“国际通用”，本身就是西方文化霸权的结果。全球学术界都用英语发表论文，我们是不是也该把中文论文全废了？都用同一种学术规范，是不是也该把中国的学术传统全扔了？事实上，英国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学位服颜色方案，美国的学位服在款式上虽相对统一，但各高校在颜色和细节上也有所区别。他们从没觉得“统一”比“特色”更重要。

另一种反对理由是：服饰只是形式，内涵才是关键。与其在衣服上做文章，不如在教育质量上下功夫。

这种说法把“形式”和“内涵”对立起来，恰恰忽略了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形式本身就是内涵的载体。 仪式感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在符号层面不断强化着某种价值认同。如果形式完全不体现自身文化，那内涵的根又扎在哪里？

还有人对“汉服热”本身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某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发泄。但把文化自觉简单等同于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智识上的懒惰。当一个韩国人在重要场合穿韩服，一个日本人在成人式穿和服，没有人会觉得这是“民族主义”。为什么一个中国人在毕业典礼上穿有中国元素的礼服，就要被贴上标签？

五、衣冠载道：重建属于我们的仪式感

彭林教授拒绝穿西式学位服，但他的态度并不是简单的排外。他说：“现在由于咱们国家做服装的人，不能给我们提供很规范的，举国认同的这种中式服装，我只有穿这个唐装。”

这句话里有一种无奈，也有一种期待。

他期待的，是一套“规范的、举国认同的”中式学位服。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不是没有文化资源，而是缺少将这些资源转化为现代仪式的制度性安排。

设计中华学位服，绝非简单的复古或符号堆砌。

首先，需要从华夏衣冠宝库中汲取灵感。深衣“被体深邃”、交领右衽、宽袍大袖，其形制本身就蕴含着“天人合一”“规矩权衡”的哲学思想。取其形制精髓，结合现代审美与实用需求进行简化与重构，可以奠定新学位服的基本基调。

中国古代士人服和科举服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重视符号象征意义，其作为学术身份标识，与现代学位服有很大相似之处。古代士子通过科举考试得以脱去平民的褐衣、换上象征官身的青袍——称为“释褐”——这一“身份转换”的仪式感，与今日学子完成学业、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节点何其相似。

其次，需要在形制与实用之间找到平衡。传统宽袍大袖可适当收束，材质选择需兼顾庄重感与透气性。既要承载丰富的文化寓意，又要避免过度装饰带来的烦琐与浮夸。可以学习西方学位服在色彩(不同学科、学位等级)区分上的简洁有效，结合中国独有的视觉符号系统来实现等级与学科的标识。

再次，需要处理好统一与多元的关系。在确立国家层面的主体规范的同时，应允许并鼓励高校、学科根据自身历史传统与特色，在细节上体现个性与多样性，形成“和而不同”的生动局面。

事实上，关于“中国式学位服”的设计探索已经积累了不少成果。有方案以交领右衽、褒衣大袖为基础，采用深衣、玄端等传统形制，通过缨色区分学位等级，义领颜色对应不同学科门类。还有方案在上衣左胸处佩戴“学位礼服徽”，对传统服饰中繁冗的装饰佩饰进行大幅度削减，改经典的蔽膝为“抽象蔽膝形色布”。

这些探索或许还不成熟，但方向是对的。

回到彭林教授那句话：“我在中国毕业，我是中国培养的，我为什么穿一套这样的衣服？”

这个问题，每一个即将披上学位服的年轻人都值得问自己一遍。不是为了得到一个标准答案，而是为了在穿上那件衣服之前，先想清楚：我穿上的，究竟是谁的符号？我认同的，究竟是谁的文化？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种自信，需要落实在每一个具象的符号里。学位服，作为万千学子学术生涯加冕时刻的“文化战袍”，其意义远超一件衣服本身。

它应该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是谁，我们的知识根植于何方沃土；一座桥梁，连接起辉煌的过去、奋斗的现在与充满希望的未来；一个宣言，向世界宣告中国教育立足自身、面向世界的独特气质与包容胸怀。

当未来的中国学子身着融汇了深衣气度、承载着华夏文化、点缀着中华智慧纹样的学位服，在庄重的礼乐声中接过学位证书时，他们披戴的将不仅是学业成就的证明，更是五千年文明血脉在新时代的自信流淌。

那一刻，衣冠才真正载起了大道。

而我们，终将不再为一件衣服的身份而纠结——因为那件衣服，将由我们自己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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