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佶：空想的自由资本与实际的官僚资本

刘永佶：空想的自由资本与实际的官僚资本

——“中国为什么不能发展资本主义”解析

在农业文明发展中领先于世的中国，为什么在工业文明发展中落后?这个问题还可以这样提出：中国为什么不能发展资本主义?

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努力在探寻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但由于在历史分期上受苏联的“欧洲中心论”制约，不能明确中国古代史的特殊性，因此，虽然在一些局部或枝节问题上有所论证，但从总体说，仍未对上述问题做出充分的解析。这一点，又必然影响对现代中国经济矛盾的认识。

现实的经济矛盾是历史经济矛盾的继续，历史上的矛盾因素也会在现实矛盾中有所体现。集权官僚制的大一统和小农经济，重农抑商政策等等，都是制约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阻抑其演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因。

我们这里的探讨，将集中于1840年以后，受外来资本的冲击，中国经济矛盾所发生的变化：虽然有一批学者极力鼓吹实行西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但至今依然是一种空想。而官僚地主阶级中的主流派势力，却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官僚资本，它是实际的，又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明确这一点，是认识中国现代经济矛盾的关键一环。

在中国，自由资本主义为什么是空想?

“空想的资本主义”这一提法，是我在1991年出版的《历史的经济大思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一百题》①中提出的。不少人对之有疑问：教科书上讲社会主义有个空想阶段，即把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称为“空想社会主义”，但从未见“空想的资本主义”。更有人说：资本主义早就是事实，而且现在正朝气蓬勃地向全世界——包括中国——扩展，怎么能说它是“空想”?

我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已是、还是事实。“空想的资本主义”只是指在中国从20世纪初形成的一股思潮，它认为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会在中国形成社会制度，主导经济和全部社会生活。通俗地说，就是“全盘西化”。在20世纪，这种思潮没有实现，在21世纪，它也不可能实现。

资本主义产生并发展于在农业文明上比中国落后的欧洲，首先是西欧，进而向中欧和东欧扩展，并在美洲殖民而迅速发展。中国的一些主张自由资本主义的人，在20世纪80年代曾将资本主义在欧美的发展称之为“蓝色文明”，以对应中国的“黄色文明”。“蓝色”指海洋，“黄色”指土地，“蓝色文明”就是以航海带动的商业及工业，“黄色文明”则指在黄土地上用黄色的江河水灌溉的农业。这种比喻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其将文明的发展归因于地理条件，却很难说得通。对此，上一章我们已做过论证，这里，不妨再对资本主义及其带动的工业文明做一分析。

欧洲直到公元五世纪才进入宗法社会的封建领主制阶段，其制度的基本形式，与中国周朝差不多，它的特点在于“政教合一”，教会有很大的文化、政治、经济权利。农奴依附于领主，领主分给他们一小块土地的使用权，农奴不仅要向领主付劳役和贡赋，还要向教会纳税，所谓“什一税”就是对“上帝”使者僧侣们的贡奉。欧洲封建领主的爵位与中国相似，也分五等，汉译为公、侯、伯、子、男。由于它较中国的封建制晚出，很有可能是学了中国已经废弃了的封建领主制。欧洲封建领主制的初、中期，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与文明发展的阶段及基督教教义有直接关系。到封建制后期，诸侯之间矛盾和领主与农奴之间矛盾激化，变革势在必行。其变革也和中国春秋战国时相似，先从诸侯争霸和兼并开始，为此，各诸侯国努力增强国力，但单靠农业很难富强，犹太人的经商传统给统治者以很大启发，他们纷纷采取重商主义政策，由此而增强国力，在诸侯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历史证明，欧洲诸侯国采取的重商主义政策是短期行为，这种急功近利虽然在短期内增强了实力，但也制造了一个埋葬封建领主制的势力——商人资本，当它还弱小的时候，需要国王的扶助，也会支持国王对内消除割据，对外争霸的事业。然而，重商主义政策本身就给商人以经济上的许多权利，使其与农奴和平民有了区别，随着商人资本的增长，他们必然要求更大的经济权利，以及政治权利。由此而展开了社会变革运动。

到18世纪中叶，商人资本又面临一个新课题：如何使自己已有的资本更多地增殖，这是商业活动所不能满足的，于是就将资本投向产业，先是农业，但受到封建领主制的限制，并且农业生产不可能提供更多利润，它所容纳的资本量有限，于是大量资本投入手工业，引起工场手工业的大发展，并导致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工业大生产出现。这样，商人资本也就转变为工业资本。在这种条件下，资产阶级也就全面展开了变革封建领主制的斗争，在意识形态上，其口号就是理性代替上帝，自由、人权、民主、平等。集中表现于经济思想上，就是自由竞争。
斯密的《财富论》一书，全面阐述了自由竞争的观点，由此，自由竞争就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样，成为资本主义的原则。200余年，这一原则不断充实、巩固，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征服了越来越多的“经济人”，逐步演化为普遍性的经济规范和制度。各种旧的制度：封建领主制、奴隶制、原始部落制，都败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

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要点在于：人类生存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口增长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每个人都想占有尽可能多的资源，为此，必须展开竞争，社会要以法律来保证竞争的结果，使强者占有更多资源，处有利地位，并为弱点提供榜样。由此，人类就可以保持经常性的活力，而自由竞争又会生出一种制约人际关系的机制，即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由它来调整人际关系、配置资源。

在自由资本主义者的笔下，人是自私自利的“灵长类动物”，自由竞争的原则也就是丛林中动物生存的自然规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强者和胜者，虽然真正的胜者只有少数，但必须激发所有人都以胜者为目标，由此来保证社会的活力。

这种从商人到产业资本家的意识所集中体现的自由资本主义，是对封建主义的否定，它的进步意义是相当明显的。因此，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它，宣扬它，并力求在中国实现它，都是有其道理的。中国自由资本主义的主要传播者是胡适，他从“五四”前开始的宣传一直影响了半个多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一批新人取代了胡适的作用。所不同的是，胡适反对的，主要还是旧的集权官僚制，新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的，则是有严重缺陷的初级社会主义制度。

然而，他们都犯了一个共同错误：不明确中国社会的性质，未能深入揭示中国的特殊矛盾，只是用欧美自由资本主义者批判封建领主制的言论来论述中国，并把欧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理想化，作为中国的目标。

也正因此，他们将一个在西方通行的现实的主义，在中国变成了空想和空谈。他们那些热情而真诚的言论，至多只为切实分析中国的社会矛盾提供了一些启发。
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者的空想性，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

一、中国的商人资本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势力相当弱小。两千余年严重而严密的重农抑商政策，压制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它只能作为小农经济的补充，没有、也不可能以其微小的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当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者宣扬其理想时，忽视了他们的社会基础与欧洲近代的巨大差异。

二、集权官僚制除了抑商政策外，还以各种方式盘剥商人资本。由于总体上的抑商政策和儒家道统的制约，商人社会地位很低，政府又以各种方式限制其经营，为了生存，商人及私营企业主不得不以行贿等方式拉拢政府官员，各级官员也通过索贿、权力入股等方式占有商人和私营企业利润，严重影响到其积累和发展。

三、进入20世纪后，官商转化为官僚资本，它从一开始就居垄断地位，利用政治权力来独占资源，并为其经营提供各种便利。弱小的商人资本无力与之竞争。
四、强大的外国资本和商品涌入中国，并在官僚统治者那里得到各种优惠和特权，致使中国的自由资本不可与之进行平等自由的竞争。

五、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严重制约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即使是一些达到一定规模的私人资本，也会受此制约而在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不能向现代大企业演进。

以上这些因素，都是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者所忽略或不愿意承认的，他们反复强调其主义的重要，也批判“封建主义”，但由于其在中国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并受到其未能批判的集权官僚主义——官文化的严重压抑，他们所希望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20世纪乃至以后中国经济的主流，私人资本也有所发展，但只能在作为经济主流的官僚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许可下，作为主流经济的补充。虽然自由资本主义者还会继续他们的宣传，但他们只有在与社会主义者联合，批判集权官僚资本主义时才有其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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