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佶：竞争与保护

刘永佶：竞争与保护—对外经济交往的双重策略

国际经济交往就是自由竞争，“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全世界的自由贸易的大市场，这种观点近年来在国内颇为流行。持此论者主张，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中国就应主动放弃贸易保护，全面放开国门，开放市场，欢迎外国商品、外国资本进来，同时又要全面进入世界市场，大进大出，参与国际市场的“大循环”。
是否有这种各国都敞开国门的“大循环”?理论上说可以，但实际上却仅是一厢情愿。

由资本垄断所主宰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架供尿毒病患者用的透析器，而是垄断资本财团对全球劳动力和物质资源的吸收机，也是它们控制人类命运的过程。垄断资本在几百年的演进中，通过资本关系吸纳了它所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及其改造物质资源形成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垄断资本实则凝合起来的劳动，它所体现的巨大的力，是其所有者统治世界，支配人类命运的依据。垄断资本的实质就是专制，这是奴隶主、领主、官僚地主专制的继续，所不同的，只是它所依据的不再是以武力夺取并控制的土地，而是通过雇佣关系而占有的剩余劳动，特别是复杂劳动--尖端技术，当然它也拥有武力和土地，但这都是从属于其庞大的资本的。在其国内，垄断资本财团与中、小资本的竞争，已表明它的专制性，何况对于落后国家刚刚形成的中、小资本呢?

竞争导致垄断，垄断就是专制--这是人类历史演进至今出现的更为全面、深入、具体的专制，虽然它以一种“自由”的形式出现，但对人的控制却无微不至，从就业到吃穿住行，乃至教育、娱乐等一切，哪一项脱得开垄断资本的控制?当资本所有者宣扬“顾客是上帝”的时候，但实际上是在说：装在你口袋里的钱是上帝，而它又是属于我的。我才是真正的上帝。“世界500强”操纵着这个世界的经济命脉，它们的董事长不仅是“上帝”，也是“人帝”，只要拥有对某一垄断财团的控股权，也就拥有了从某一方面控制全人类生活的权力。与他们相比，不仅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君主显得那样渺小，就连中国的秦皇、汉武、唐宗、宗祖，也黯淡无光。而那些以“民主”方式选举的总统、总理们，不过他们跑前跑后的跟班。即使那些不愿为之驱使的左翼政党领袖，也只有与之妥协，才不至于垮台，而他们所奉行的改良主义，并不能动摇垄断资本的根基。

垄断资本财团的专制统治，是与它们所宣扬的“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正相违背的，它们只是要求别人认可这些规则，而其自己，则奉行贸易保护--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文化上、军事上的。也正因此，才有西方国家联合起来的劳动群众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反对垄断财团控制全人类的社会解放运动。

竞争和保护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手段。资本就是在竞争和保护的双重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最初的资本主义是重商主义，它的特点就在于贸易保护，之后才是主张自由竞争的斯密主义、李嘉图主义。他们之所以提出这种主张，原因是英国的资本家已经强大到足可以与任何对手竞争而获胜，英国以“门户开放”吸纳别国的原料和初级产品，它同时要求别国也开放国门，降低关税，以输出其技术含量高价格便宜的商品。而此时尚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德国和美国，针对英国的自由贸易主义，提出贸易保护主义并采取相应政策。李斯特作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创始者，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观点，

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惟一方法。从这一点看起来，保护贸易制度可以认为是促进各国实现最后联合，也就是促进真正自由贸易的最有效方法。①

在与先进工业国家进行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在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即使极端有资格发展工业，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就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获得充分发展，也不能挣得圆满无缺的独立自主地位。②

李斯特学说的基础，是斯密的体系，他也承认自由竞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当他站在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立场上时，则提出这种类似退回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论。而美国刚摆脱英国控制的资产阶级，通过其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措施。这是德、美两国在19世纪中、后期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当美国代替英国成为世界资本的霸主以后，它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也弹起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的老调。20世纪，可以说是美国自由贸易主义大行其时，大垄断资本财团形成并向全世界扩展其统治的世纪，它惟一的敌手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苏联的发展与美国在19世纪的发展相似之处，就在于都实行了贸易保护--而且都是在强国的封锁之下被迫实行的。而苏联的衰落，则在于其统治集团放弃社会主义，并以自由竞争为改革开放口号，从而自愿地纳入美国为“中心”的结构，成为其“外围”。

20世纪的中国，也说明落后国家以贸易保护为主得以发展这个道理。与刚独立的美国和刚建立的苏联相似，新中国也受到以美国垄断资本财团所网络的“自由世界”的全面封锁，中国除与苏联保持为期不长的经济交往外，就只能被动地实行贸易保护。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精神支撑的中国人民，在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这是实质的发展，而前半世纪官僚资本的对外依附性的贸易，则几乎将中国沦为殖民地。也正是由于新中国在贸易保护下的这种发展，才为世纪末的某些人鼓动全方位实行自由贸易提供了一些基础。但这个基础并不雄厚，加之官僚资本势力的兴起，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形势也日益严峻。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方针和策略，很有可能在对外交往中又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采取什么样的对外经济交往方针和策略，取决于国内经济矛盾各方势力的较量。占主导地位的势力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对内对外的方针和策略。而且，对外方针策略是服从社会制度、体制、结构和对内方针、策略的。纵观近代史，弱国只有官僚资本的所有者才以做外国垄断资本代理人为其利益，因此全面适应外国垄断财团的自由贸易要求，敞开国门，不加保护。而自由资本和社会主义势力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则都会以某种方式实行贸易保护。

中国现在的对外经济交往，仍应以贸易保护为主要方针和策略，这是由我们的制度、体制、结构决定的，只要社会主义势力还占主导地位，而且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胜过美国的时候，这一点就要坚持。

贸易保护并不是排斥自由贸易，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的外贸政策并不能公然违背其规则，而是利用其规则，根据具体矛盾采取保护措施。

贸易保护并不是不要竞争，从总体而言，中国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弱国，但不等于我们处处都弱，永远地弱下去。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而且要不断扩大优势，明确优势，通过国际竞争发展它，由此占领市场；以优势行业参与竞争，所得到的利润，一方面可用于扩大该行业的优势，另一方面还可以用于发展其他行业。这正是公有制，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优越处。为了参与国际竞争，就要积聚相对雄厚的资金和技术，突出重点，集中发展。这种策略不仅表现于优势产业，也可以在弱势产业采取，只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就应以这种方式优先发展。比如航空、电子、通讯、精密仪器、汽车等行业，如果任由外国资本垄断，我们只是做销售和组装、配件，那中国的经济将永远不能发展。对此，就要像60年代研制核武器一样，集中资本和技术力量，在尽可能引进先进技术(这些产业也是外国资本技术封锁最严重的)的同时，加强研究和创新，促使这些产业快速地发展。

国际经济竞争中的贸易保护，更多地体现于对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引进上。有关的国际贸易规则是必须遵守的，但我们作为买主，又有购买的主动权。谁也不能强迫我们去买他的商品，外国垄断财团也不会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向中国投资。但凡我们能够生产，而且质量并不差，或者经技术改造、创新能提高质量，增加产量的产品，就尽可能地少购买。这一方面需要外贸机构和企业把关，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宣传，使消费者清楚利害，为发展中国产业而少买、不买这些外国货。外国的奢侈品，能不进口就不进口。对于引进外资，必须有选择，现在这种只要是外资就欢迎，就提供各种优惠的作法，务必改正。根据外国资本所能带来的技术质量，以及国内产业结构，制定引进外资的政策。这样，短期内引进外资的量可能减少，但引进的资本却能真正有助于发展中国经济，阻止低技术含量的资本(如现在某些开发区引进的饼干、饮料、方便面之类企业)进入中国，又可以保护我们本来就有的产业。

商场如战场，国际经济交往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如何在处于弱势情况下取得战争的胜利，不仅是战术问题，更是战略问题。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经济全球化”无疑是持久战。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战略，是我们宝贵的思想遗产，探究其精神，运用于对外经济战略和策略，是研究者和决策者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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