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佶：重塑中国魂——文化变革的紧迫与必然（中）
--编者按--
刘永佶教授新著《官文化批判——中国文化变革的首要任务》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于二○一一年金秋十月出版发行。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以社会主义文化对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统治文化的研究，分析了官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历史作用，归纳了孔丘所创儒家道统的范畴体系和官文化的特征内容。论证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批判官文化的必要性和方法论原则。全书共八章，分别论述了：官文化的性质，官文化基本理论儒家道统的形成与演化，儒家道统的范畴体系，官文化的特征与内容，官文化统治的结果与被统治者对它的适应——小农意识，官文化对人与社会发展的制约，官文化在“洋务派”、北洋军阀、蒋介石集团统治时期的存在，确立社会主义民主权威批判和克服官文化。本书主要内容将于近期在乌有之乡网站精选首发。敬请关注。
重塑中国魂：文化变革的紧迫与必然（中）
四、文化的社会历史存在及其国度性和世界性
在一些人看来，文化是神秘的，它无形却有力，它无所不在，却又看不见摸不着。于是，“上帝”说，“天命”说，“绝对精神”说等等，都用来解释文化来源及其存在。在持这些观点的人看来，文化是外在于人，外在于社会的，是外力对人的指导和作用。人只是被动地被这些外力所支配、所制约。实际上，文化是人的意识的产物，是社会存在和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文化并不是外在于人、外在于社会的，而是存在于人的意识和行为，存在于社会历史发展之中的。文化本身就是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的存在也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呈现出国度特殊性和世界一般性。文化因社会矛盾而形成矛盾，并在社会变革中进行变革。文化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而其完成，又在社会变革中。
文化不像生产劳动那样，直接作用于自然物，而是作用于人，它所改变的，是人的意识，并由此而影响和制约人的活动。正是在人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及人的行为中，体现着文化的存在。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是与经济、政治共同存在，并互相制约的重要方面。
文化的存在与作用，并不像唯物主义者所说的，只是对经济和政治活动的被动反映，而是能动的表现，并且直接作用于经济和政治，是其内在的因素。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是实实在在地存在并发挥着作用的，不论社会总体，还是每个个体都在文化的作用下存在、活动、矛盾、发展。文化产生于社会矛盾，并作用于社会矛盾，是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和因素。
文化以两种基本的方式存在着，一是总体的文化，或社会的文化形态；二是个体的文化，它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作用于人们的作为中。
总体文化要有总体的存在形式，这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从学科的角度说，有哲学及各门人文社会科学。专门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实际上已将文化研究职业化，或者说，他们的职业就是研究总体的文化，论证总体的文化。在他们的专业研究中，总体文化已成为相对独立的存在了，连篇累牍的著述，是文化的物质存在方式。于是，一些人产生幻觉，认为文化就是这些著述；只有这些专门从事文化的人才有文化。总体文化是表现于这些关于文化的著述中，但这些著述并不是总体文化的全部。专门从事总体文化研究的人，当然会更多地注重文化的总体性，但他们本人毕竟还是个体的存在。从古至今，还没有一个思想家或“文化人”穷尽了总体文化，或者说他的著述是总体文化的最终表述。虽然有像朱熹、黑格尔那样的大思辨家在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后，往往会以为自己真的发现了最终的“理”，并成了“绝对理念”的代言人；还有一些基督教的圣徒在对教义做了系统的阐释后，自称是终结了文化，如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以及众多平庸但颇具野心的宣传员们，往往把其宣传的某种思想和观念说成是“最高”、“最全”、“最伟大”、“最有用”。但历史是无情的，社会也是无限的，个体的研究者至多只能对他所处的时期的文化做了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归纳和表述而已。
但总体文化毕竟是存在的，它不存在于某个个体的“一”上，而是存在于全部个体的“一”所构成的总体上，并对所有个体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起着制约作用。而个体人，不只是那些专门的研究者，而是全部存在过、存在着的个体人，都对总体文化贡献着、提供着必要的因素，进而在自己的意识中体现着这种总体文化。
个体文化，也就是个体的价值观、思想和道德。这在每个个体人那里都是非常实在的，他的每一步行动，他的每一句言论，都体现出其个体的文化。个体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总体文化的具体化，同时又是总体文化得以形成发展的基础。也正是通过个体文化及其相互的对立、斗争和协调，才有了文化对社会的作用。而每个个体人都会从扪心自问，从反思中发现自己的文化观念。也正是在个体存在与个体文化中，总体文化才成为实在的，并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而发挥着作用。
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总体上是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相并列，而且相互制约的，而在个体形式上，文化又具体作用和体现于人们的经济生活的政治关系上。文化集中反映着社会矛盾，也即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及其矛盾，同时，也要在经济生活和政治关系中发挥其作用。
人的经济活动，简单说来，就是以劳动来改造自然物质或服务于人，以满足人的需要。但实际过程要比这具体得多，也复杂得多。劳动是个体的，需要也是个体的。要进行劳动，必须有社会的协同，有人与人的交往与合作；而人的劳动与动物的活动不同之处，又在于劳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意识不仅是人劳动的主导，也指导人的交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和政治已形成比较稳定的制度和结构，这对于个体的人来说，似乎已是一个先验的，也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了。
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以及由之而来的各种规则，是文明发展的产物，有相应的物质条件为基础。但对于个体的人来说，经济和政治制度，都要通过意识来接受。这些制度，包括各种经济的、政治的权利，以及规则、法律、政策等等，都是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或者说都要表现于文化，才能为个体的意识所接受。而文化中的价值观、思想和道德，也主要是针对经济和政治行为与关系的。如果没有文化，那么，经济和政治制度也就不能表现出来，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了。社会总体是通过文化对个体人的意识进行制约和规范，个体人也是在这种制约和规范下来具体参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
文化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当社会矛盾在斗争和演化中呈现出其阶段性时，文化不可能不随之发生变化，并呈现出相应的阶段性。文化变革本身就是历史变革的一部分，而且与经济、政治的变革相比，它还有一定的超前期和滞后期。文化变革的先行和滞后，其时间相对于大的历史阶段而言，都是很短的，并不妨碍文化的阶段性与历史阶段性的统一，而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先行和滞后，才能真正地认识文化的历史阶段性。文化的阶段性，应根据社会历史的阶段性来规定，如奴隶主文化、封建文化、官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
社会矛盾的斗争，从纵的方面看，呈现为阶段性，而从横切面的分析中，又集中反映为阶级性。这一点表现于文化上，也就使文化具有了阶级性。认识文化的阶级性，是我们规定文化矛盾的关键。阶级性是在特定文明条件下，在人身权和所有生产资料、劳动成果上的差别性对立性。阶级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而且要以政治的制度、法律、政策加以维护。经济和政治上的阶级性，必然由文化上的差别性加以规定和表现。在文化发展的各阶段，除原始社会外，其他各阶段的文化都表现出阶级的利益和意志，都会集中体现于其文化形态上。而统治阶级的文化，也因其各种优势，在文化上占统治地位。
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们为了维护其阶级的统治，要把自己阶级的文化说成是全人类的、全部国家的共同利益的表现。而当他们鼓吹国家利益的时候，是有意识地抽掉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实质，把国家作为全体国民的总体代表，并反复强调“国家的利益”，实际上国家的利益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名词罢了。至于统治者的御用文人们所说的“国家的文化”，也是他们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将其阶级的文化包装成全体国民的意识。这种包装了的假象如此巧妙，以至连被统治阶级中不以文化为职业的人也认为其真的是“国家的文化”了。除了统治阶级要进行这种包装外，革命的阶级在反抗旧的阶级统治时，也会进行这种装饰。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在考察历史运动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所固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的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多少有一些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的阶级中的许多人说来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有可能上升到统治阶级行列这一点讲的。当法国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的统治之后，在许多无产者面前由此出现了升到无产阶级之上的可能性，但是只有当他们变成资产者的时候才达到这一点。由此可见，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统治的基础，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可是后来，非统治阶级和取得统治的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发展得更尖锐和更深刻。这两种情况使得非统治阶级反对新统治阶级的斗争在否定旧社会制度方面，又比起过去一切争得统治的阶级要更加坚决、更加激进。[①]
阶级的文化以超阶级的形式出现，这是阶级社会的共性。文化的阶级性，是文化的基本社会性质。而历来的统治阶级则利用他们的权力，千方百计地掩饰这种阶级性，从而使文化带上超阶级的外观。集权官僚地主阶级的忠信仁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都包含着深刻的阶级利益，宣扬这样的文化，迫使被统治者接受这样的文化，只能对统治者有利。直到今天，文化的阶级性还没有得到明确认识，以至一些人打着“复兴传统文化”的旗号，宣传过时的、旧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化，来谋求自己现实的私利。亨廷顿的“既定文化说”就是典型，而在今天中国那些将旧的官文化披上超阶级的“国文化”、“种文化”、“族文化”外衣，肆无忌惮地宣传“保护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但他们实际所想和所做的，无非是在这些文化观念的掩护下，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以致进一步权钱交易，“官倒”，腐败。
强调文化的阶段性和阶级性并不是否认文化的国度性。文化的国度性是文化阶段性的具体存在，其中包含着、体现着阶段性和阶级性。或者说，特定国度的文化中都具体包括了文化的阶段性和阶级性。
如果说文化的阶级性不容易被人所认识，也不愿被一些人所承认，但文化的国度性却是人们所乐道的，甚至会将它绝对化，以至出现否认文化的世界一般性的结论。
早在亨廷顿之前七十多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哲学》一书中，将人类文化分为三种，即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他认为这三种文化是从三种不同的根本精神所生出的。
（一）“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
（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履行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罢了”；
（三）“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②]
他举例说，假如屋破而漏，如何对待？西方人是拆除旧屋，重建新房；中国人则只是修葺破屋，将就过去；印度人就在于消除住不漏雨房屋的意欲。为此，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又造成其各自的“生活真谛”：
（一）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
（二）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
（三）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③]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的这种分法，只是从对待事物的态度中截取某一表层差异就界定文化的性质，是根本说不通的。以他举屋破的例子论，西方人就应该永远盖新房，中国人就应永远修破房，而印度人就只能住在不漏雨的观念中。这与事实完全不符。但以这种方法将人类截然分成不同的国度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说词，在中外文化学的研究者那里是很普遍的。亨廷顿也属此类。
梁漱溟所说的“根本精神”由何而来？再者，梁氏完全不顾历史的阶段性，他所说的西方文化，是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而中国文化则仅是古代的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印度文化呢，就更单纯了，那就是印度教。若从历史的阶段性上说，西方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中国文化是集权官僚制的文化，印度文化则还是奴隶制文化。其可比性有多大？他闭口不谈西方在封建制度下的文化，也不谈印度近、现代的殖民地文化。而是从这种跨历史阶段的比较中，硬是抽出某种特点，将之说成是西方、中国、印度的国家文化或民族文化，而且认为这些差别是绝对的、永远要保持下去的。在这方面，梁氏算得上亨廷顿之类文化学者的导师。
文化国度性的根据，不是来自社会生活、社会矛盾之外的什么“精神”或“主宰”。文化的国度性就来自人类总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于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矛盾的状况所造成的差异。既然在这特定的、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上形成了国家，并以此为个体存在的一种总体形式和单位，那么，国家的作用就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是经济、政治的基本范畴，社会制度、社会结构都是由国家这个范畴所界定的，阶级关系也是在国家的范围内来划分的。而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又必然将本国度范围内的社会矛盾，集中起来，从而对文化发生直接的影响。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成系统的，并具有一定的排外性，这又是文化国度性的重要条件。
从国家产生的几千年历史看，其对文化的制约是明确的，从而使人类已有的文化都带上国度性。有些国家存在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它们也对文化有所制约，但其文化比较初级，范围小，内涵不足，很难流传下来。我们这里说的文化的国度性，主要就是那些有悠久历史的，而且从国界上也相对稳定的国家对文化的制约所形成的。这里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和欧洲。中国作为一个国度，已存在了几千年，其国界基本上是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并逐步向外扩张，而制度的演变也在这个范围内展开。这相对稳定的国度性，对文化的制约是非常明显的，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鲜明的特征，就取决于这种国度性。欧洲虽没有形成统一国家，但罗马帝国统治及其后封建领主制时期罗马教皇这个“文化帝国”，使基督教作为其文化的主导延续下来，并于近代形成了资本主义文化，进而扩展至北美洲。而近、现代欧美各国的文化又有一定的国度差异。
文化的国度性是文化的社会历史存在的重要表现，但文化国度性并不排斥，也不能改变文化的阶段性和阶级性，而是文化的历史阶段性和阶级性的具体存在。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历史形成的，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由其统治阶级意识主导的。随着文明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密切，文化还呈现出世界一般性，并在不断的交流中相互促进。
所谓文化的世界性，就是人类总体在文化发展上的共同性。这是由人类总体存在的一般性所决定的，是世界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有没有文化，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是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共同性的。劳动、需要、交往、意识这四个基本要素，是世界上各个区域的人类所共有的，虽说劳动和交往的方式，会有所区别，但其实质却是相同的。文化作为有关人生和社会关系的意识，直接作用于人的劳动和交往，而且是人的需要的一种表现，它也会因各方面的条件而表现出差异，但从一般性上说，却是共同的。
文化的世界性，表现出两种形式，一是全部人类总体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共性，包括从人类产生到人类消亡这个漫长的历史时间内，地球上所有个体人都具有的一般性。由于文化的世界性一般性，使人类在总体上的共同性得到集中体现，不论是在任何地方，也不论操何种语言的人，都会因文化的共同性而认同。那些乘坐同一太空船、航天器的不同国籍的科学家们，会明显地感觉到其文化的世界性远大于文化的国度性的民族性。
文化世界性的第二个，也是更为具体的形式，就是文化的阶段性和阶级性。虽说不同国度在历史的发展上会有差异，但人类总体的阶段性和阶级性，却在所有国家都有所体现。
文化世界性的阶段性，即不同国度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文化的共性。这一点，在封建社会形态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两个阶段上，表现得很明显。世界文化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共性，是由这一阶段的社会矛盾的共性所决定的，而其各自的文化国度性，也必然随历史阶段的演化而变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各地区、国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世界文化的阶段性也只能体现于同处一个历史阶段的国家，有些地区的发展相对滞后，因而虽与先进国家处于同一时期，但文化的阶段一般性也不能体现。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基本上没有经历封建社会，因此就没有封建社会阶段的文化。而先进国家的文化，又由于其他国家发展的滞后，达不到相应阶段，而显得“独特”，这在中国的集权官僚制社会中的官文化中充分显现，只是到公元13至18世纪，欧洲才形成初级的集权官僚制，并开始效法官文化，但很快被资本主义革命所冲击。而发端于欧洲的资本主义文化，正随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在世界各国普及。
文化世界性的阶级性，是与其阶段性相统一的。不论任何国家的人，都会在原始社会后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划分为阶级，而这种阶级的划分，又具有世界的共性。这一点，也就使处于同一阶级地位的人在文化上有了共性。不论在地球上哪个国度，历史和现实只要有奴隶与奴隶主的对立，封建领主与农奴的对立，官僚地主与农民的对立，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的对立，都有其共同性，表现于文化上，就是文化阶级性的世界性，一些片面强调文化国度性的人，实际上恰是为了掩饰文化的阶级性及其所反映的阶级矛盾。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宣称“工人没有祖国”。恰恰是要突出无产阶级在利益和文化上的世界共同性。对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来说，阶级利益上的世界共同性和文化的阶级性，是比文化的国度性更为重要，也更应强调的。与之相应，各国的资产阶级也都强调资本主义文化的世界性，将之说成“普世文化”、“普世价值”，共同发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
“人往高处走”。这句平凡的俗语道出了人类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规律。这个“高”处，就是文明的发展，就是在劳动者素质技能不断提高的进程中，劳动的发展及其对需要的满足。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是有本质差别的。人的需要是与意识密切结合的，也就是说，人的需要不仅是本能，而且是经过意识的加工和创造的。人的需要又会随生产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地提高。人的劳动和交往，也会在意识的支配下，为满足不断提高的需要，而不断地发展。
这就是人类发展的基本趋向，在这种趋向的导引下，人类的文明在不断发展，劳动者素质技能在不断提高，人类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也在不断地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国度的人从总体上也从个体上，相互交往，从而使各自的文明有了比较，科学技术的先进，生产力发展程度，哪种生产方式更适合生产力发展，哪种生活方式能给人以更多、更好的满足，哪种管理技能更有效率，哪种语言更适宜相互交流，哪些艺术能给人以更多享受，都能从交往上和比较中得以认识。而在个体人那里，首先就会从生活方式上向先进的文明学习，进而逐步地扩展到生产方式上，扩展到全部文明，制约文化的发展和变革。尽管国际之间、民族之间的交往并不都是和平的，但即便是战争，也会从对方的武器、组织等方面，学到比自己高明的东西。而通商则是长期交往的基本形式，商品中所包含的先进文明，在相互的流通中得以借鉴和引用。
文化的交流是文明交往中比较深层次的交往、认识的结果，而且是社会制度的比较和借鉴的前导。文化交流是不同国度的个体人相互交往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世界性是基础、是前提。由于文化的世界一般性，才使不同国度的人能够交流，而交流的时候，又必然使其各自的文化特殊性有所表现，从而产生了必要的比较。人的本性使之对对方的文化有了这样或那样的认识。虽然会有保守意识，但吸收和借鉴却又不可避免。这首先体现于与对方的交往中，为了使交往达到目的，有必要尊重乃至效法对方的文化。进而是向本国、本民族介绍外来的文化，并以此来与本民族的文化相比较。这种交流的过程，必然打破文化的国家界限，使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相融合，以此来思考本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
文化的交流必然导致向先进文化的学习，这是文化世界性的突出表现。而这种学习，又体现在文化的阶段性和阶级性上。
从文化阶段性上对先进文化的学习，主要是指落后国家对在历史发展阶段上比自己先进的国家文化的学习与吸收。这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是屡见不鲜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对中国儒家学说的学习；近代初期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学习；近代末期中国人对欧洲文化的学习。这些都是从文化阶段性上对先进文化的学习，这种学习，既不是如近代欧洲人所说的“全盘华化”，也不是现代中国人所说的“全盘西化”，但对于落后国家在文化发展中的引导作用，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且，这种文化发展阶段性上的学习，不仅会导致文化的变革和进步，而且会成为社会制度变革的前导。
从文化阶级性上对先进文化的学习，主要是落后国家的被统治阶级为了争取自身的解放和进步，对先进国家中与自己地位相似的阶级文化观念的学习。这在近、现代表现在尤为明显。近代初期的欧洲，处于严酷的封建、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基督教文化统治下，当他们接触到中国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明显地感到中华文化的先进性，特别是对平民和农奴来说，中国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努力引进这种文化，并将之贯彻于反封建和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去，这在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述中，有明显的表现。而近代末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则又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以此作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指导思想。文化阶级性上的学习，最为突出的，就是近、现代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俄国、中国的革命，就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展开的。
文化交流的过程，是文化融通的必要内容，那些以前是外国的文化，经过本国在文化上的学习和吸收，最终又会成为本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由外转内的过程，也是文化世界性的表现。而之所以有这种转化，根本原因还在于人类总体社会矛盾的一般性，在于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和阶级性。也正因此，才产生了文化矛盾与文化变革。
五、文化矛盾与文化变革
文化作为文明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和重要方面，它的存在与发展，也呈现矛盾。文化矛盾与社会矛盾是统一的，并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化矛盾的演化也与文明和社会矛盾的发展一样，呈现出渐变和突变两种方式。文化变革是文化矛盾演化中的突变形式，这是渐变形式累积的结果，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方面。
文化矛盾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内容，对所有个体人的生活都有制约，而且是个体人生活的必要方面。不论是个体人，还是人类总体，都不可能摆脱文化矛盾。但文化矛盾毕竟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人类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促使其向着更符合人性，更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向演化。
文化矛盾的发展是与文明的总体发展相统一的，在对文明的发展起着促动作用的同时，受文明其他因素发展的制约和促进。文明的七要素科学技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管理技能、语言艺术是统一的，文化作为对人类自身社会存在和社会矛盾的理性认识，必然受文明其他因素的制约，并且要通过对文明主体的价值观、思想和道德的制约，而作用于文明的其他要素。唯生产力论者往往片面强调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地位与作用，将其说成是绝对决定性的，不仅根本不受文化的制约，而且对文化起着决定作用。这是与文明发展的历史不相符的。文化的作用在于人，从事科学技术和生产活动的主体，都是人，都是在一定价值观、思想和道德的支配下进行其活动的。文化矛盾是受文明各要素的相互制约而形成的，是与文明发展的阶段相统一的。
文化矛盾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阶级社会中，文化矛盾的主要内容，就是文化阶级性的体现，或者说是阶级文化之间的矛盾。而这种阶级文化的矛盾，又会以新与旧两个阶段文化的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围绕文化的阶级矛盾，文化的国度性也成为文化矛盾的重要内容，即不同国度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的矛盾。
阶级之间的文化矛盾，是文化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它是社会阶级矛盾的反映，同时也是阶级矛盾和斗争的重要方面。阶级之间的文化矛盾在文化矛盾中处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认识文化矛盾，关键就在于揭示和论证阶级间的文化矛盾。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阶级矛盾，阶级间的文化矛盾也随着阶级矛盾的转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一般说来，同一社会阶段中对立的两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文化观念和体系，而这两个阶级间的文化矛盾，也就成为该社会主要的文化矛盾。
奴隶社会中，奴隶主文化与奴隶的文化是主要矛盾，该社会阶段还存在的少量自由民的文化，虽然也与奴隶主文化发生矛盾，但只是次要文化矛盾。奴隶主文化的特点，就是把自己视为诸神（不同氏族有不同的神）的化身，而把奴隶视为与牲畜一样的生产工具，奴隶主以暴力对奴隶镇压，以此来维护自己绝对的统治。而奴隶文化则认可奴隶主强加的奴隶意识，服从奴隶主的统治，但到奴隶制后期，奴隶们素质技能有所提高，开始意识到奴隶也是人，也有做人的资格，这在古希腊的奴隶起义和早期基督教的教义中都有所体现。封建领主制社会主要的文化矛盾是领主文化与农奴文化的矛盾。领主文化的特点，是将自己视为上帝（一神）的化身，是它在人间的代表，他们的地位来自血统，他们也以暴力为统治的主要手段，认为农奴向他们提供供奉是天经地义的，他们是土地的主人，也是农奴的主人。而农奴文化在接受并服从领主统治的同时，逐步认识到自己也和领主一样，都是上帝或神的子女，这在欧洲国家的基督徒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也要求自己有与领主同样的做人的资格。集权官僚制社会，也即中国从秦汉到明清这两千年时间内，文化的主要矛盾是官文化与小农意识之间的矛盾。官文化以天命为依据，在宣称皇帝及其委派的官是天命或天道在人间的体现，是替天行使其管理权的同时，要求民众绝对服从官僚统治，官僚既要教化民众，也可以用暴力镇压那些不服天命的民众。而小农意识则是从自己特定的生产方式出发，突出农民的私利，虽然在农民起义纲领中能够体现出农民的反抗意识，但这也主要是要求使农民领袖也上升到官僚地位，或者是要求官僚的统治相对宽松些。欧洲的集权官僚制形成较晚，且存在时间短（三百年左右），其文化特征不明显，但基本与中国集权官僚制社会相似。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社会的主要文化矛盾中，对立的双方虽在特定时期表现出明显的冲突，但在大多数时期冲突却不明显，这主要原因是被统治的劳动者素质相对低下，能专门从事文化研究的人，大都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被统治者很少有专门的思想家来研究和论证他们的文化。这使被统治阶级在文化上也处被统治地位，对于统治阶级的文化，则采取认可和接受的态度，并由此来支配自己的行动。对于自己的文化，则力求使之与统治阶级的文化相适应，或者说在观念上服从统治的前提下，再维持自己那少得可怜的利益。这在中国的小农意识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只有到连这微小的利益也不能维持的时候，也即再退步就是死亡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起来反抗，但一旦反抗成功，又可以维持这微小利益的时候，他们又会认可新的统治。
当欧洲封建领主制衰落，集权官僚制刚刚形成的时候，新兴的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烈的政治要求，提出了自己的文化。与奴隶、农奴、农民不同的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可以专门从事文化的研究，他们也可以养得起一部分人专门从事这种研究。这样，在资产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的时候，就形成了明确系统的资本主义文化。这在欧洲的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表现得相当突出。而资产阶级就是在自己的系统文化的导引下，来反抗、推翻封建领主和集权专制统治的。虽然资产阶级文化与封建领主贵族及专制君主官僚的文化也有某种程度的妥协，但其对立和斗争却是明确的。当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时，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就将其文化体系的对立面转向雇佣劳动者阶级，并把其文化的主要内容变成如何统治雇佣劳动者阶级上。这时，文化中的主要矛盾也就转变为资产阶级文化与雇佣劳动者阶级文化的矛盾。
雇佣劳动者阶级虽然没有像资产阶级那样的经济实力，也没有那样多的人和那样方便的研究与宣传的条件，但雇佣劳动者阶级的自觉的思想代表却依据着日益发展壮大的社会主义运动，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马克思的毕生努力，使雇佣劳动者阶级具有了自己严密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从而使雇佣劳动者阶级在文化上占有一个领先地位和理论上的优势。但我们也应看到，资产阶级毕竟是一个资本雄厚的阶级，他们虽然很难产生一个文化上的天才，但却可以用金钱雇佣一大批御用文人，来为他们编织文化。这是非常庞杂的体系，既为资本统治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又对社会主义文化进行歪曲和瓦解。而在雇佣劳动者阶级队伍中，由于教条主义和各种旧文化的渗透，使社会主义文化停滞不前，甚至从中生出非社会主义的文化。这不仅制约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而且对社会主义运动起到了负面制约。
这就是人类总体自有阶级以来主要文化矛盾演变的基本脉络。在20世纪，少数国家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使其中的主要文化矛盾有了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按一般的逻辑推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其文化的主要矛盾在开始时期，应是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但这些在特殊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苏联、中国，却因没有成熟的资本主义统治，主要矛盾不是表现为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矛盾，而是社会主义文化与旧的统治文化残余的矛盾。
围绕阶级文化矛盾，还有各阶层、利益集团间的文化矛盾、国度文化矛盾、民族文化矛盾、以及旧社会传统文化与新文化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构成错综复杂的文化矛盾系统。由于人们往往将自己阶级、阶层、集团的文化说成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将本国文化说成是超阶级的文化，因而，文化矛盾的阶级性很难为人们所认知。人们不是从文化的本质，即各种文化体系所体现的阶级利益去认识文化矛盾，而是在文化矛盾的表面现象上做文章，从抽象、空洞的人性去评判这些矛盾，或者只从国度、民族以及时间的先后等形式的差别上，去认识文化的矛盾。
抓住文化矛盾中的阶级文化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是研究文化矛盾的关键，看似错综复杂的文化矛盾现象，可以由此而得到解释。阶级的存在是不以我们愿意与否决定的，文化的阶级性和阶级的文化矛盾在今天仍是事实。包括那种否认文化阶级性的人，也有强烈的阶级性，不信，请诸位扪心自问，认真反思，就可以发现自己的阶级性。只有承认文化的阶级性，才能认识文化的矛盾，才能进一步探究由文化矛盾引发的文化变革。
文化变革是文化矛盾演化中的突变形式，是长期渐变积累的结果，也是新的渐变过程的起点。文化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表现，也是社会变革中相当重要的、具有前导和指导性的内容。
作为文明的一部分，文化的发展，是与文明其他环节和要素的发展相统一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管理技能、语言艺术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会直接表现于人的价值观、思想和道德，即文化的变革。
文化的变革是以社会矛盾的演化为基础的，它集中了文明主体及文明发展的要求，而且是旧文化与新的文明发生冲突，进而文明主体与旧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发生冲突的必然表现。文化变革的内容是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对旧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在思想上的否定和道德观念的改造。这三个环节是统一的，其核心就是有关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旧思想体系的否定，而这又是已经开始变革的人的阶级关系的反映。
文化变革贯穿于社会变革的全过程，而且在时间上还有一定的超前或滞后，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在于文化对社会矛盾的反映要比实际的变革运动更敏感。当社会变革之后，还会有人在文化上保守旧观念。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一次典型的文化变革，其社会基础，就是此时旧的封建领主制与文明主体和文明发展的尖锐矛盾，在各诸侯国内部，已出现了某些变革迹象，而在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又是从总体上改变旧的封建领主制大趋势的表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历时几百年的文化大变革运动。社会的各种势力，都将自己的利益集合于文化，形成了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各种观念。儒、墨、道、法、兵、术、农、名、阴阳等家，从总体上看都是反映社会变革大趋势的，真正的保守势力，是那些顽固守旧的封建领主，他们的文化，还是旧的观念，但他们无力，也没有可能形成一个新体系。诸子百家间也是有矛盾、有斗争的，这是各种要求变革的社会势力、集团之间的矛盾反映。这场文化大变革，不仅冲破了旧的文化，而且为社会变革和变革以后的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儒家道统由此而形成，并在中国集权官僚制社会中成为统治阶级官文化的基本理论。诸子百家中，有的因其代表的阶级不可能上升为统治阶级，如墨家，而逐渐地萎缩，而更多的是，如道、法、兵、术等家，则被纳入儒家道统，成为官文化的组成部分。墨家从显学地位上的衰落，是其所代表的农奴和平民地位变化的反映，到集权官僚制度下，小农意识虽然不是从学理上，但在观念上承继了墨家的思想脉络，与官文化在总体上相矛盾着。
欧洲历史上比较突出的文化变革，有基督教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近、现代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社会主义运动。这些文化变革都是欧洲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社会变革中起着引导作用。
基督教最初是奴隶、下层自由民的利益和意志的体现，其基本观念，就是人与人在生命体上的平等，所谓上帝造人，人人都是上帝子女的意识，本身就是对奴隶制的反抗。基督教在社会下层流传，而且得到广泛的支持，逐步形成一股大的社会势力，并为以日耳曼为首的部落联盟消灭罗马帝国创造了思想前提，进而被新兴的封建领主所利用和改造，成为封建领主制社会的统治文化。正是在基督教运动的促动下，欧洲进行了从奴隶制向封建领主制的转化。当基督教被改造成封建统治者的文化形态后，它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也日见消失，成为保守势力的保守文化。到15、16世纪，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迫切要求一种反映自己利益的文化，这就促成了由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到启蒙运动的文化变革。这场文化变革，以反对教会统治，对基督教教义的怀疑和重新解释为发端，以自然神论和唯物主义反对上帝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及人的自由发展，以自由竞争来占有物质财富，逐步形成了近代资产阶级的文化体系。这场变革彻底地改变了欧洲人的价值观、思想和道德，引导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促成了由封建领主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
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是近、现代欧洲，也是全世界的一场文化大变革。这场文化变革的萌芽，几乎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都有所发展。这是代表着与资产阶级同时出现的无产阶级利益的文化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确立以前，社会主义文化还与资本主义文化相联合，共同反对封建和专制统治。而当资本的统治地位确立，社会的主要矛盾演变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之后，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对立也明确了。资本主义文化已由革命的、进步的文化变成保守的、没落的文化，它以维护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为己任，以掩饰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巩固资本统治的社会制度为主要内容。由马克思规定基本观念和原则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集中体现，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揭示和论证，并指出了这一矛盾的必然趋势和解决途径。这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思想和道德体系。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近代末期发端，已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主导。整个20世纪的文化，从总体上看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反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文化变革运动。虽然矛盾的主要方面还在资本主义文化这一方，但社会主义文化作为新生的、革命的、进步的价值观和思想、道德，代表了社会变革的方向。社会主义文化运动的社会功能是伟大的，几乎整个20世纪的所有社会进步，都是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引导下进行的。虽然“苏联模式”具有严重缺陷，并因没有按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改革而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但社会主义文化并没有终结，它还要在反思中克服缺陷，并由此发展，成为人类总体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
对于以上文化矛盾和文化变革的说法，亨廷顿及与他一样抱有“既定文化说”的人肯定是不同意的。他们会举出许多历史和现实中文化冲突的事例来反驳，尤其是将21世纪以来美国与世界各国的冲突说成是既定文化及其“实体”文明间的冲突，表面看似乎言之有理：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冲突是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冲突；美国与中国的冲突是基督教文化与儒教文化的冲突；美国与俄国的冲突是基督教文化中的新教与东正教的冲突。以至将各国之间的矛盾都用这样的文化（文明）的冲突来说明。依各种形式的“既定文化说”，现代文化的矛盾就是历史上一两千年前形成的文化的继续，而且会不断地继续下去。持“既定文化说”的人并不承认文化的阶段性和阶级性，更不认可现代有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
然而，按亨廷顿的逻辑，却不能说明为什么在美国攻打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并与伊朗严重对立时，沙特、科威特、卡塔尔等一批笃信伊斯兰教国家的统治者却站在基督教文化的美国一方？而埃及、巴林、也门等美国的附庸国所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却是以民主、人权等西方文化观念为号召，推翻了信从伊斯兰教但作为美国附庸的统治者？十几年来中国的GDP主义经济学家努力依从美国经济学教义来改造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结构，却将中国变成在为美国制造超廉价商品的同时，成为美国资本财团转嫁经济危机的场地？而中国的一些人面对严重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及各种经济社会问题时，为什么仍在将美国文化说成“普世文化”，极力鼓吹和推广？
文化的国度性、民族性是存在的，但也正是国度或民族的文化中体现着世界性矛盾，包含着文化的阶段性和阶级性。随着文明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密切，现时代任何国家的文化矛盾都是在体现其阶级矛盾的同时，表现出其阶级矛盾的世界共同性。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化，已远非基督教文化，而是由资本所有者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利益对立，而在意识形态呈现的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对立的矛盾综合态。基督教早已不是欧美各国的主导文化，它已演变为资本主义文化的附庸和辅助，就像中国历史上的道教和佛教是儒家道统的附庸和辅助一样。所谓伊斯兰国家也是如此。其中一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已成为依附外国大资本财团的贵族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所以才会在美国侵略某伊斯兰国家时站在美国（大资本财团）一方，而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劳动者却形成了强大的反对侵略伊斯兰国家的运动。
现代人类已进入以工业生产方式为标志的文明时期，亨廷顿及其他持“既定文化说”的人所谓基督教文化、伊斯教文化、儒教文化，通是农业生产方式为标志的文明时期的意识形态，虽然还在形式上有所保留，但现代人类的文化已随历史阶段的进步和阶级主体的变化，而形成带有世界一般性的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各国资产阶级和雇佣劳动者阶级共通的利益的集中体现，但也因国情差异而有国度特殊性。至于封建主义文化和官文化，作为现时代中残存的旧统治势力的意识形态，只在特定国度存在并作用，但大都因其主体依附于国际大资本财团，而依附于资本主义文化。它们在全世界的文化矛盾中并不处主要矛盾地位，但在特定国家，却是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依其主体的地位处于或是主要矛盾方面，或是次要矛盾方面。
现代世界的文化矛盾是现代世界经济、政治矛盾的文化表现，是各国阶级、阶层利益冲突的反映和重要内容，以失去文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一两千年前形成的旧文化形态来标志现代文化矛盾与冲突，或者是认识能力低下和方法滞后的表现，或者是既得利益者所雇思想代表的故意，都是不能正确规定现代世界文化矛盾和各国文化矛盾的。更为重要的是反对、干扰现代人类总体及各国的文化变革，由此阻碍社会变革和文明发展。这种情况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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