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看不见的宣传

　　既然叫“情报局”，其基本职能就应该是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各方情报。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表现似乎差强人意。远的不说，它事先对洛克比空难、九三年的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美军舰在亚丁港的爆炸案就毫不知情。这次“911事件”更被一些美国人称之为“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a colossal intelligence failure)。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会表现得如此糟糕呢？英国刊物《New Statesman》的年轻女编辑Frances Stonor Saunders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也许它在忙些别的事。 

　　那么中央情报局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众所周知，它的拿手好戏之一是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 (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 (1953年)、瓜地马拉的杀人政府 (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 (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 (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军人政权(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 (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就连现在让美国人恨得牙痒痒的本-拉登也是中央情报局一手拉扯大的。如果要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战绩”一一列举，清单会很长。它的确够忙的。 

　　除此之外，中央情报局还在忙另一些见不得人的事。Frances Stonor Saunders 对此也许比谁都清楚，因为她经过数年研究刚刚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任何人看完此书大概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对此结论，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并不讳言，不过他情愿用个好听一点的词“文化部“。他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根据《文化冷战》披露的材料，恐怕还是将中央情报局叫做美国的“宣传部”更贴切一些。 

　　美国表面上反对搞宣传，实际上搞起宣传来比谁都更重视、更来劲、更在行、更不择手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7月10日的指示对“宣传”作出了如下定义：“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对外，宣传是心理战的一部分，而心理战的定义是 “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它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它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简而言之，宣传和心理战的目的是为了争夺人的心与脑，其重要性 “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 

　　美国搞宣传的最大特点是千方百计掩盖其宣传行为，使之成为“看不见的宣传”(Unattributable propaganda)。精通此道的心理战专家Richard Crossman 说得很清楚，“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象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应该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 和欺骗都是允许的。 

　　《文化冷战》讲的是在1947-1967年间的故事，其场景设在美国和欧洲，主角是一个叫做“文化自由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的组织。“文化自由大会”成立于1950年，在其鼎盛时期，它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包括“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雇有几十位全职工作人员，拥有自己的新闻社，出版二十多种显赫刊物，经常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艺术家颁奖。表面看来，“文化自由大会”是一个争取文化自由的组织；实际上它不过是个没有什么自由的傀儡；其幕后操纵者正是中央情报局。 通过梳理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档案材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Frances Stonor Saunders 以慎密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此书真正引人入胜的地方并不在于证明中央情报局的幕后角色，而在于它揭示了美式宣传机器特有的运作方式。 

　　宣传的目的 

　　中央情报局宣传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是反共，一方面是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前一个目的比较好理解，毕竟当时是冷战时期。为什么树立美国正面形象也那么重要呢？原来，当时在欧洲人心目中，美国只是一个经济上的暴发户，完全没有文化底蕴。另外，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也在欧洲引起普遍反感。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光有钱、有坚船厉炮是不够的，还得树立文明、正义的形象。在世界范围内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因此变成美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外国培养出一批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和政策制定。 

　　宣传的重点对象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宣传重点是放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身上。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其它地方一定也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右翼人士身上。其实不然，中央情报局很会审时度势。在战后欧洲，它真正下功夫的对象是有幻灭感、挫折感的非共左翼知识分子(the “non-communist left”)，尤其是那些一度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如法国作家马尔罗 (Andre Malraux), 法国社会理论家阿隆 (Raymond Aron), 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库斯特勒 (Arthur Koestler), 意大利作家斯隆 (Ignazio Silone), 英国诗人、批评家史班德 (Stephen Spender)，美国哲学家胡克 (Sidney Hook), 美国作家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美国政论家克里斯托 (Irving Kristol) 等。中央情报局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于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流，欧洲的右派们在战后声名狼藉；与他们合作搞宣传效果只会适当其反。与共产主义抗衡，最有效的办法末过于让那些从共产主义阵营脱队出来的知名人士现身说法。用与中央情报局过从密切的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Jr.) 的话来说，这些人是“抵御极权主义的最佳屏障”。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精英，这样做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 

　　宣传的方式 

　　中央情报局的宣传手法十分灵活，不象共产党国家的宣传那么生硬、呆板。这里仅据几个例子。《动物农庄》是反共电影的代表作，而这部片子实际上是由中央情报局导演和资助的。一九五零年，乔治-奥威尔死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就派人到英国与其遗孀商谈将《动物农庄》改编为电影的问题。获得电影权后，中央情报局找到愿意为它当幌子的制片人，并通过间接方式把钱打入制片人的帐户，于是才有了这部在当时最具规模的动画片(共动用80位卡通画家，设置750个场景，绘制三十万幅彩图)。中央情报局不仅出钱，也直接干预剧本改编。据美国心理战争署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1952年1月23日的备忘录说，原作的结尾传达不出明确反共的信息，因为它既批判了共产主义的“猪”，也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人”。为了激起观众强烈的反共情绪，电影对结局做了重大改编，代表腐败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不见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产主义的“猪”。 

　　同样的事发生在对奥威尔另一部小说《1984》的改编上。原著本来表达的是对一切专制政府的厌恶，既包括左翼专制，也包括右翼专制。但这并不是中央情报局所需要的。中央情报局要的仅是对共产主义的丑化。尽管奥威尔曾明确表示不允许对《1984》作任何改动，由美国政府出资制作的电影《1984》还是对原著动了不少手脚，尤其是结尾部分，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电影《动物农庄》和《1984》于1956年同时上市，为了扩大影响，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安排在主要报刊上发表评论和社论，并分发了大量电影票的折扣卷。 

　　中央情报局最具创意宣传运作恐怕是对抽象表达艺术 (Abstract Expressionism) 的推销。也许有人会问，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抽象艺术怎么可以用来作反共武器呢？我们千万不可小瞧中央情报局的想象力。正是因为抽象艺术没有实际意义，它正好可以用来对抗共产主义。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事后解释道：“这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无关系的艺术形式…..莫斯科当时对任何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大加鞭笞，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反对的东西一定值得我们的大力支持。”当然由中央情报局出面推销抽象艺术不太合适，但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力的博物馆很多。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大多是私人性质的。其中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最富盛名的当属设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s)，它因此变成了中央情报局首选。中央情报局选用“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不能公开说明的理由：该馆负责人中有不少与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准备周全，“抽象表达艺术展”十分轰动，并在艺术界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新流派。事后，有些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无得意地说，“中央情报局是五十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我们是抽象表达主义运动的真正缔造者”。 

　　由于经费充足，中央情报局搞起宣传来几乎无孔不入。用它自己的话来说，“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为了渗透这些领域，中央情报局很善于借用在这些领域通行的一些运作方式，包括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 

　　大运作全力以赴，小把戏也是中央情报局的擅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依然十分严重，遭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进步力量的强烈批评。为了洗刷美国的劣迹，中央情报局特意安排了一些黑人艺术家赴欧洲巡回表演。更令人叫绝的是，它买通好莱坞的一些导演，在电影中将黑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刻意拔高，试图给观众造成美国黑人很幸福的假象。(王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