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之：“民族主义”是买办主义猖獗民族意识失落下的呐喊

“民族主义”是买办主义猖獗民族意识失落下的呐喊　　

——“不问姓中姓外”是中国当下的最大危险　　

一　　

民族主义是历史的具体的　　

《中国不高兴》问世，反响强烈，有人“高兴”，有人很“不高兴”，左右两翼都作出了自己的反应。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很有必要一辩。　　

与“姓社姓资”不同，“民族主义”是一个较为宽泛性的概念，它特别凸显历史性、具体性的特征，在使用中容易出现混淆混乱。　　

有几点必须辨别：　　

一，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主张国际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在民族自决民族独立与民族平等方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进步的民族主义是相通的，这也是解放后我们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论基础。　　

二，一般说来，民族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范畴，乃其对于民族的看法以及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原则，民族独立自决为其核心精神。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起着不同的作用。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运动中，在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民族独立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具有进步作用。　　

三，在当代，以“社会主义历史终结”资本主义“全球化”为特征，民族主义是弱势民族和“转型国家”抵制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垄断资本的金融掠夺和霸权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社会主义国家倒旗易帜，国际共运进入低潮，在“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的反霸反殖斗争中，民族主义运动已经成为“第一小提琴手”。拉美“左转”、阿拉伯国家反霸斗争、以普京新政为标志的俄罗斯对霸权扩张的抵制，都是民族主义崛起的表现，拉美左转则含有社会主义因素。　　

四，资产阶级走向反动时期利用民族情绪侵略扩张，我们将其称之为“沙文主义”、“霸权主义”、“扩张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像希特勒、东条英机称其为民族主义就不妥。扩张主义的也不都是霸权，如尼赫鲁和萨达姆。达赖集团更不能称之为民族主义，乃霸权主义卵翼下的民族分裂主义，属于狭隘民族主义。　　

这样的分辨是必要的。民族问题十分复杂，以“9。11”事件为例：人体炸弹是被压迫民族反抗霸权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扭曲的形式。马克思主义主张发动群众推翻剥削阶级的阶级统治，历来反对暗杀之类阴谋方式，所以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刺杀沙皇是十二月党英雄，但列宁却不以为然，选择了革命道路。事实证明“9。11” 动摇不了资本主义制度，却给大资产阶级煽动民族情绪推行霸权主义入侵伊拉克提供了借口。一时间美国人高涨的“爱国主义”其实质是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借助此风，中国精英张扬一下的“做一夜美国人”情结，那不过是最卑鄙的奴隶主义、奴才哲学和洋奴买办主义。世界人民的反战反霸斗争，张扬的是民族主义理念。中国主流社会对伊战的暧昧，表现的是长期恐美媚美情绪酿成的民族主义失落。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坚持国际主义不是民族主义，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　　

二　　

民族主义当前的历史地位　　

先看俄罗斯。国内走资与国际和演联手造成社会“转型”，“转型”结果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集权统治，国民财富的一半“产权明晰”到了六七个买办金融寡头手里。好端端的一个发达的超级大国弄得四分五裂，国民经济损失一半超过卫国战争，那才真是“到了濒于崩溃的边缘”哪！苏联“改革开放成果”的最大获益者首先是美国垄断资本，自然国内的官僚买办阶级也分得了一杯羹。 “民主自由”实现日， “指鹿为鹿” “图穷匕见”时，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老戈和老叶的“改革开放”原来是这么回事，“姓社姓资”咱先不说，总的把国家搞好，总不能说把俄国卖给美国人就是改革吧。于是，民族主义开始“崛起”了，出现清算买办、对抗美国霸权的的呼声——这才是真正的“拐点”！于是，普京新政就应运而生了。它“重头收拾旧山河”对国家民族振兴有利，二对人民改善状况有好处，其三，对于世界性的反对美国霸权扩张，反对跨国垄断资本的掠夺，也大有好处。所以，俄罗斯的民族主义的觉醒自然具有进步意义。这从美国霸权媒体以及中国买办文人的反应也可得到证明。买办奴才及其主子的是非好恶，与人民大众，则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　　

中国虽然不同于俄罗斯，中央已明确表示决不“换旗易帜”， 但“不争论”30年，“姓社姓资”的问题实际上已基本解决。公有制已经不再“主体”，而国有经济也大半名存实亡。政权的职能已经转变成为资本“保驾护航”。文化上形势更为严峻，资本取得了意识形态的绝对支配权。中国的“姓社姓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现实的紧迫的要害问题是 “性中姓外”问题——要呐喊“盛世危言”唤醒民族意识，不能让中国再“不问性中姓外”了！　　

中国的资本享受着世间少有的揠苗助长和“保驾护航”，国际霸权资本的扶植呵护、官商文“铁三角”的联手以及钱权黑的结合，使资本在原始积累过程中得天独厚横行无忌。而劳工恰恰相反，他们承受着世界工厂的血汗劳动的奴役，“合法上访”还是他们维权的唯一“合法”形式， 西方无产阶级还在19世纪挣得的八小时工作制和罢工自由，对于他们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几千万“农民工”更成为廉价劳动力的三峡水库式的蓄水池，他们的涌入使中国工人不得不忍受最残酷的剥削，使“包身工”“黑窑奴工”等前资本野蛮形式得以大量普世。中国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下岗分流”，他们大量地被市民化，索薪和保饭碗以维持生存的初级经济斗争还是主要抗争形式，他们还处于前启蒙阶段，诸如护厂、追怀毛泽东等体现阶级意识的斗争还刚刚萌芽——中国无产阶级雄风重振之际，历史才会将“姓社姓资”问题再次提上日程。　　

与此不同， “性中姓外”问题为更多阶层关注，有着很大的抗争空间。　　

首先是这个问题十分严峻。　　

 “外向型经济”、“再为洋人打工20年”、 “超过民待遇”、 “市场换技术”、“裤子换飞机”、 “你发财我发展”、“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金融接轨”等等，与“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一脉相承，畸形并存的招商引资中外合资热与增持美国国债热持续不退，金融危机了依然“托市救市共度难关”不动摇——经济上，中国在迈着越来越大一点的步子在殖民地的道路上飞奔。　　

政治上，不辨青红皂白的“全球化”、“接轨”“转型”狂热高烧不退，鼓吹 “人权大于主权”和“普世自由民主”的买办精英一直处于当红地位，看看“新青社”的阵容就可见识中国买办主义是何等猖獗，他们遍布各个要害部门，实在不可小觑，这一现状正是多年思想解放结出的硕果。　　

思想文化方面买办意识和殖民文化早已沧海横流，弄得整个社会是非善恶美丑颠倒。夺取政权和颠覆政权，都要先做意识形态工作，这是个普世规律。比经济买办来，文化买办对国家更危险，危害性更大。《中国不高兴》第一次有声势地揭示中国知识界的整体性堕落，言人所从未言、所不敢言，真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可谓有胆有识，功德无量！　　

撰贴时，得见《中华读书报》（09。4。8）一篇头版文章，谓近日受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之邀，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再度光临中国，受聘为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并与一些著名教授作家交流云，得以见识一位中国名教授在洋教授启诲下“觉悟的提高”：　　

 “我们中国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我们从1979年提出思想解放、提出重新评价文学史、重新来研究当代文学，甚至我跟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对1949年以后的文学我们也批判得很厉害，但是我们却忽视了语言的解放——重新学习中国语言的问题。”南京大学教授DJ先生如是表示。德国作家曾经提出，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1945年希特勒下台这十二年，德语遭到了污染、歪曲，他们要重新学习德语，“我回想我本人在60年代写的文章，那是用污染了的语言。可是我们没有察悟到，这一点我觉得给我触动最大。我重读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小说《欧阳海之歌》，重读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丰收之后》、《年轻一代》……重读了一大批作品，那种语言的污染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这是位著名教授，现代文学研究权威，其态度很有代表性。那种在洋“汉学家”权威面前诚恐诚惶的态度，那种肆意贬毁无产阶级新文学的偏激，使人震惊，更使人感到悲哀。如钱理群先生敢于反思一下就寥若晨星。30年高唱“反封建”“反专制”，他们“启蒙”启出的就是这样的灵性——不折不扣的奴隶主义和买办主义！从阶级投降主义到民族投降主义，形成一道普世化的“亮丽风景线”。　　

中国的“语言”，一直为这一精英群体垄断着，这是最可怕的。这一局面不扭转，民族振兴就是空话，等着我们的只能是民族沦落！鲁迅当年为什么一直与形形色色文人“打笔墨官司”呢，道理就在这里。　　

三　　

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不同于国际主义，但它可以与社会主义结成统一战线，成为无产阶级的最低纲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起着这样的作用，反帝与民族独立是中国广大阶层的共同目标。“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乃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辉煌形式。抗日战争是如此，今天反独斗争，依然要高张民族主义。　　

就像土地改革，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属于反封建的范畴；对私改造实现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支持巴基斯坦属反霸属民族主义范畴。而支持尼泊尔毛主义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则是无产阶级阶级立场和国际主义的义不容辞的义务，则“姓社”。　　

列宁把共产党人的共同口号扩充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是将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看成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毛泽东时代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帝民族解放斗争，贯彻的都是这一路线，今天被妖魔化了。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是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国际垄断资本剥削压迫的精神武器。　　

普京时代的民族主义也是如此，虽然它并不“姓社”。它针对的是民族虚无主义、卖国主义和买办主义。这与《中国不高兴》相同，但后者具有更多的人民性。　　

“持剑经商”， 典型的民族主义口号，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但 “姓中” 还是“姓外”非问不可。“不高兴”作者是爱国主义者，是不是阶级论不是问题所在。“内政愤懑”与精英批判中则超越民族主义。几位作者并不十分一致，他们自身思想还在演变成熟过程中。　　

“不高兴”的局限性在这里，其影响优势也在这里。　　

追踪好几位左翼网友，我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慢慢走近走向毛泽东。当下中国，反共必然卖国，爱国必然挺毛。走资一定媚美，热捧买办主义；而真正的民族主义最，终会走向毛泽东。　　

黄纪苏的一些观点可以商榷，尽管他在民主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有别，但他对知识阶层的整体分析鞭辟入里，其精辟长令人叫绝，仅这一点就功德无量。“中国改成中华股份有限公司，谁钱多谁控股” “当官的说了：想什么呐？改公司也是我当董事长”——对自由精英“民主化”的实质和官僚资本在产权改革中的作用的分析，比阶级论还阶级论。文学上经常会遇到艺术直感与理论自觉的矛盾现象，恩格斯谈巴尔扎克小说的艺术价值时，说过“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的话，列宁对老托尔斯泰也说过类似意思的话，可见知人论世的复杂性。在当下，对左翼和民族主义朋友的思想观念无需苛求，生活变化得太快，大家都在不断地变。　　

几位影响较大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他们的思想差异就不小，但这无碍大家联合作战，共同批判主流经济学家。　　

当下中国左翼首要任务，是结成最广泛的联合阵线，揭露霸权精英妖魔化毛泽东颠倒历史的罪恶阴谋，批判卖国买办主义，振兴民族主义，为人民大众呼喊，以免中国重蹈俄罗斯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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