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本全球化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思考

关于资本全球化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思考

许建康

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1]中指出：“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我们要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艰巨的使命，繁重的任务，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要走在学习领会总书记“6.25”重要讲话精神的前列，在理论和实践上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和探索。

广东省是中国大陆境内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省份，利用境外资本和境外市场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广东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借助港澳得天独厚的高度开放环境，广东经济对全球产业链和流通与金融网络的嵌入，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广东经济国际化的程度为内地所无法比拟。这给广东的发展既带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酿就了地处前沿而首先遭遇高国际风险的挑战。因此，上面提到的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的这些内容，对于广东省今后的发展尤为重要。实际上，如何认识和应对已经身在其中的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动荡起伏的环境，以便趋利避害，未雨绸缪，一直是近年来广东省主要领导关注的重要课题，并及时提出了促进广东内外源型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和对策。值得注意的是，在2007年5月21日广东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中，张德江同志进一步指出：“内源型经济是我省经济发展的根本立足点。”“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2]这是广东省委依据和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对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广东省如何能够再持续发展，继续担当和发挥全国排头兵榜样作用，所做出的一个基本回答。

一、            不同发展观的对立

世界上不同的发展观形形色色，都属于社会意识；只有当它反映了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规律时，才是我们要坚持的科学发展观；否则，便是非科学的或反科学的发展观。马克思是科学发展观的创始人。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3]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对整个社会状态变化的基础作用，研究了这一矛盾运动在不同时期质变的特征，并用“社会经济形态”这一高度抽象的科学范畴概括和把握这些特征，以此为基准，进而识别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期，比较客观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若干时代特征。列宁曾经高度评价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从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上把握经济演进（社会存在的演进）的这个客观逻辑，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4]

今天，我们仍处于一个世纪前列宁就曾敏锐地意识到的，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列宁阐述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几大特征，当时尚处于生长期，它们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及期间的大萧条后，在纵深方向上又有许多重要的发展，还出现了大量的新问题和新现象。对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之必要性和紧迫性的深入认识，需要有对当今时代特征逐渐形成的共识，需要有对这一共识的不断凝聚做基础。从时代特征论述、验证和考察发展观问题，才能高屋建瓴，“登泰山而小天下”。不同发展观的对立和冲突，直接就是国际范围内意识形态的斗争，归根结底，它们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基本社会制度之间的生存较量。不同的发展观，又分别是不同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能动的、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充满了不同的阶级利益、国家利益的博弈。这些就是发展观问题的阶级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发展观虽然大量涉及社会经济问题，但它首先体现的，则是世界范围内不同政治理念的对立，是一个政治观问题。我们需要从这样的视野与高度来认识和解决中国的社会发展方向问题。

发展观问题的阶级性离不开它在历史过程中的实践性。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主要处于上升时期，随着现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国体和政体在西方的确立，发展观问题开始出现在这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中。它们的共性在于：以现代国家主权统辖的领土为分析和实施发展的单位，研究政府如何以意识形态为先导，有目的地规划、组织和领导辖区内的社会经济变革，处理和协调变革中的阶级关系，通过培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而保护这一市场经济的自主发展，顺利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制度转型，达到本国经济增长、财富增加的社会发展目标。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李斯特的“保护关税”论等[5]，开启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研究发展观问题的先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是一个在国际范围内从事资本积累进行国际剥削的世界体系。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眼中，西欧北美这些资本主义中心地区之外的世界，是“野蛮民族” 栖息的区域，由于不存在西方的现代产权制度，那里丰裕广袤的土地及自然资源乃是所有权缺位的“无主之地”，即使土地为当地居民世代耕种，但只要那里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发达国家，为了发展生产力，西方的殖民者完全可以依仗暴力手段“合法”地占有和经营。这种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烈意识，在长时期内成为列强分割世界、统治全球的国际法惯例。这是殖民主义强盗逻辑的发展观。[6]

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在意识形态上猛烈冲击了上述欧洲中心主义的西方主流发展观，两种发展观在地缘政治经济上，形成了东方-南方与西方的对立。一方要摆脱世界资本主义的控制，自主发展本国民族经济；另一方则企图依仗在世界资本主义中的支配地位，胁迫第三世界国家走经济依附性发展的道路。冷战条件下发展观问题这一两极对立的态势，致使西方主导的发展观不得不在形式上发生了适应性的变化，承认乃至鼓励前殖民地附属国在形式上取得政治独立，而背后的实质则是从旧殖民主义转向新殖民主义。这一变化，同时也反映了战后刚刚登上世界霸主宝座的美国与被大战严重削弱的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在对势力范围的争斗上，力量对比所发生的根本改变。

关于“现代性”或“现代化”的发展观问题，是战后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焦点。[7]20世纪50-60年代，经过一番精心的学术包装，美国官方向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推出了“现代化理论”。它把近现代世界历史的演变概括成只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认为前者向后者转型的道路，只能按照他们总结的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进行复制。这一理论不仅否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阶级结构的对抗性，也否认现代化进程中后发国家所遭遇的与先发国家性质完全不同的世界经济结构。实际上，自20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已经被国际垄断资本所控制，它们在世界范围对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目的只是追求自己利润的最优化，它们企图把发展中国家永久地置于不平等国际分工中的经济依附地位，牺牲发展中国家发展自主经济的民族利益，不断向它们转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甚至迫使发展中国家最终付出民族国家破产的沉重代价，以求维护世界霸主统治下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主任的罗斯托，以“非共产党宣言”作副标题，在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中着重陈述了这样的主张：大规模引进外资是“传统社会”“经济起飞”进而现实社会转型的第一推动力。[8]可见，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争夺“第一个中间地带”（第三世界）的产物。它不仅在国际上遭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强烈抨击，在实践中与之抗衡的，还有拉美国家自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实施的，旨在实现民族经济独立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

在东西方冷战关系的制约下，战后第三世界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西方主流发展观的斗争，展现为不断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彻底失败，这一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进入了高潮的顶峰。以石油输出国组织为典型和榜样，形式上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将本国自然资源国有化，并努力维护对本国资源的国家垄断。这实际上是将前殖民地附属国自然资源的国有化，作为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第一推动力”。在77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的推动下，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世界被压迫民族取得形式上的政治独立后，在发展观问题上第一次系统提出的团结战斗纲领诞生了。邓小平同志在这次联合国特别会议的发言中，称赞“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9]他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强调指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10]事前，毛泽东曾对发言稿给予高的评价：“好，赞同。”[11] 江泽民同志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根据本国国情和自己的意愿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各国人民的主权，别人无权干涉。”[12]

然而在那个动荡的70年代，因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货币体系的崩溃、日本西欧的重新崛起、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等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滞涨”困境，在具有强大优势的国际资本的主导下，最终导致了8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及其推动的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滥觞。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争取经济独立，在70年代从西方跨国银行借入巨额廉价的“石油美元”，而在80年代却因世界经济形势的突然恶化而遭遇国际债务危机。它们被迫出让经济主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性调整”方案，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从“进口替代”改而采取“出口导向”的国家发展战略，以便赚取外汇偿还外债。这意味着更深地嵌入不平等的国际分工，重新将单一初级产品出口的专业化生产置于首位。这一转变，不仅大大削弱了政府对本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而且从根本上失去了按照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发展观由中央政府主动规划和实施社会发展战略的选择权和掌控权。这一权力现在表面上转让到世界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中，实际上不得不受控制世界市场的国际垄断资本及其各自母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摆布，致使第三世界债务国因严重的贫富分化而面临社会动乱甚至国家解体的严峻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第三世界中单个民族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的极度异化乃至终结。而将这种状况永久地固定下来，取消发展中国家政府对本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自主发展的选择权和掌控权，使它们的演变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这恰恰是1990年老布什政府及随后克林顿政府提出并坚持要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根本宗旨。

从根本上支撑和制约当前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政治旧秩序的，仍是世界经济的旧秩序。决定意识形态斗争中不同发展观谁压倒谁的，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同物质生产方式与发展道路的较量。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百年来世界产业结构和资本国际积累形式的发展变化。

二、20世纪资本国际积累形式的演变

自从19世纪前期英国取得产业革命胜利以来，世界又先后发生了几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国际劳动分工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相适应，资本的国际积累形式也在不断演变。从世界农村-农业社会与世界城市-工业社会之间分工的依赖关系，到产业国际垂直分工一体化的全功能超级垄断，再到跨国公司内部生产流程中劳动密集型的工艺过程和零配组件生产“外包”而形成的全球产业价值链，这一切不但至今未能改变南北关系的不平等性质，并且，随着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不对称的依附性国际生产关系还在深化。全球产业价值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迅速发展。[13]跨国公司将内部生产过程中非核心的生产环节和功能“外包”给国外在这些方面有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是全球产业价值链形成与发展的直接动因。在这个基础上，跨国公司利用自己的核心优势维持并巩固它对全球产业价值增值链的统辖与治理。资本的国际积累在遭遇民族国家障碍时，克服阻隔而进行跨国统辖与治理的特殊形式，是我们在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加深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这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从事来料加工、深度参与国际代工体系的广东经济，尤为如此。

资本全球化进程历经了几个世纪的波浪式发展，逐渐引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展开。社会化生产与它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的矛盾，在国际范围较之在一国范围更难以控制、统辖和协调，更容易转化成公开破裂的外部对抗方式。这不仅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不存在民族国家主权下一国所具有的统一的中央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货币制度和统一的关税制度；而且还在于，资本积累（即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与条件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地区与不发达的地区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因此，资本的国际积累比起资本在发达国家内部的运动要坎坷得多。自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之间资本国际积累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在不到半个世纪的跨度中，引爆了两次世界大战。资本国际积累不同于资本在发达国家一国积累的特殊性，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资本全球化的裹挟和冲击下，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经济动荡，各种危机包括金融危机和结构性危机频仍的基本原因。

产业资本一来到人世间，就带有国际资本的性质即剩余价值的国际剥削。当时在宗主国与殖民地附属国贸易中首先形成了工农业之间的一般分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地区生产的工业制成品与地处外围的殖民地附属国生产的原料、农副产品的交换比例，长期存在剪刀差。世界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及国际贸易条件在二者之间的恶化表明，利润作为产业资本积累的来源，其中有一部分来自对殖民地附属国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动者的剥削，这部分国际剥削是通过世界市场商品的进出口形式实现的。剩余价值来源和商品资本流通的国际化，是产业资本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进行资本国际积累表现最明显的特殊形式。基于不平等的国际一般分工的国际不等价交换，不但以交换双方各自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为前提，而且，工业生产过程仍限制在宗主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境内。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即使产业资本国际积累的这一特殊形式又从基于工农业间一般分工的国际贸易，扩大到涵盖产业部门或行业之间基于特殊分工的国际贸易，这种变化也主要发生在宗主国发达国家之间，并没有改变在单一农业和原料专业化生产条件下外围地区对外贸易被控制、被剥削的依附地位。战后至今，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初步工业化的起程，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商品交换也从工农业的一般分工拓展到产业部门或行业之间的特殊分工，但出口大多限于轻工业产品，仍没有完全摆脱上述旧殖民主义的依附形式。只不过这种形式过去主要存在于宗主国及其统治下的殖民地附属国之间，工农业之间的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某个列强的势力范围内，而在各个列强的势力范围之间不但筑有高关税壁垒，而且往往设有武力屏障；现在，列强势力范围间的高墙壁垒已为美国霸权下统一的“自由”世界市场所洞穿。被重新纳入世界市场后，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包括广东省的大宗传统商品的进出口，仍然烙上了旧国际经济秩序不等价交换的深刻印痕。由于世界不平等的进出口商品贸易结构，在对外贸易中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的利润在不等价交换中流失，被转移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区。在传统商品的对外贸易中，我国包括广东省的内源型资本的自我积累，无论在量的增长、还是质的升级换代上，都因此而遭遇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利润微薄致使资本积累的速度缓慢，经济规模难以扩大，企业对技术的开发主要凭经验，而不是依靠专门的研发部门的长期积累。近年来，我国包括广东省的大宗传统商品在出口额不断增长的同时，出口商品价格下跌，利润相对减少。造成这些商品相对过剩的深层原因，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发达国家总是力图把第三世界国家的产业结构从而出口结构“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价位上，利用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低端产品在世界市场的过度竞争，坐收“渔翁之利”。

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国际积累的特殊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列宁近一个世纪前的概括，至今意义深刻。他说：“交换的发展，大生产的发展，这是几百年来全世界范围内的基本趋势。当交换和大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大约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交换就造成了经济关系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大生产已经达到了十分庞大的规模，自由竞争开始由垄断取而代之。典型的现象已经不是‘自由’竞争的（在国内和各国之间）企业，而是企业主的垄断同盟——托拉斯。”[14]“这是全世界资本和生产集中的一个新的、比过去高得无比的阶段。”[15]“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16]通过资本输出和殖民统治，“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17]“这种超级垄断”“是正在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又是“生产的社会化”。[18]它们“有计划地组织原料的供应，其数量达几千万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有步骤地”“运送这些原料到最便利的生产地点”；“原料的依次加工直到制成许多种成品的所有工序是由一个中心指挥的”；最后，“这些产品分配给数千万数万万的消费者是按照一个计划进行的”。[19]在最近20多年国内外的学术界中，关于人类开始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各种所谓“新发现”的呼声不绝于耳。其实，20世纪初叶列宁所描述的这种国际托拉斯垂直一体化的超级垄断程度，至少不亚于今天被统称为“跨国公司”的国际资本的垄断程度。列宁在我们以上引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大量利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及其统计学家提供的实证资料，指出了在当时世界经济的主导工业部门和高科技部门中，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的状况。世界电力工业由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与德国的电气总公司两家垄断和分割；世界煤油（石油）工业由美国的美浮石油公司与英荷壳牌石油公司两家垄断和分割；世界商轮航运业为德国的两家公司和美英合资的一家公司所垄断和分割；世界钢轨业为美国钢铁公司、德国钢业辛迪加及英、法、比等国的企业集团所垄断和分割；世界锌业由5家企业集团垄断和分割；等等。这里所说的“分割”是指为数极少的几个国际托拉斯不但对各自国内的相关部门实行超级垄断（如美浮石油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对国内市场的控制都在90%以上），而且通过公开的国际卡特尔协定瓜分世界市场。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通过金融控制的密网和世界殖民体系，“垄断，寡头政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20]列宁还援引霍布森的话谈到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和前景。霍布森说，“让那些漠视这种理论[指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笔者注]，认为这个理论不值得研究的人”“想一想，一旦中国受这种金融家、‘投资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经济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潜在富源汲取利润，以便在欧洲消费，这套方式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当然，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变动也难以预料，所以不能很有把握地对未来作出某种唯一的预测。但是，现在支配着西欧帝国主义的那些势力，是在向着这一个方向发展的。如果这些势力不遇到什么抵抗，不会被引上另一个方向，它们就确实会朝着完成这一过程的方向努力。”[21]列宁紧接着对霍布森的这些话评论道：“作者说得完全对，如果帝国主义的力量不遇到抵抗，它就确实会走向这种结局。”[22]应该说，当前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调整中国的发展战略，建立科学技术自主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通过列宁所说的“抵抗”来改变“这种结局”。这也是广东在新时期作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国排头兵的根本意义所在，确实是任重而道远。

从20世纪初列宁指出的“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至今，一个世纪过去了。百年来，生产社会性的国际化及其资本主义占有形式的国际扩展，二者在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范围内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又有哪些新的特点，为什么会从过去的国际托拉斯垂直一体化全功能的超级垄断，发展到今天因国际垂直分工一体化分解而形成的全球产业价值增值链的超级统辖形式，后者与前者的重要区别又是什么？这些新现象新矛盾，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国际贸易分工理论当前最前沿的研究课题，更需要我们及时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回答——不是就事论事，也不是概念演绎，而是透过现象发现本质，用本质解释现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思维应当对世界大势的这一核心走向给予有说服力的解释。否则，就谈不上与时俱进地科学认识世界的发展。近30年来，拉动广东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飞速发展的缰绳，是广东经济的国际化。广东经济“两头在外”的国际化，不是中国政府单方面的“特区优惠政策”就能奏效的，而是为世界产业结构的新变动所根本制约的。对于广东来说，要清醒认识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就不能在对世界经济结构新变动的认识上出现盲点，否则，经济的国际化到头来只能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为他人做嫁衣裳。这样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将严重危及国家的安全，其中的责任是任何个人都无法独自挑起来的。为了趋利避害、未雨绸缪，我们理论工作者应当勇于肩负自己的职责，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下，不懈地探索上述发展变化的深层原因。

众所周知，个别企业中生产有计划管理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为什么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不能被国家宏观调控所“烫平”或消除，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全社会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无政府状态包括两面的内容：一是社会总产品中生产资料在各个生产部门的分配，从而经由市场联系起来的各前后相关企业之间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充，不能自觉地保持比例；二是社会总产品中消费资料（最终产品）与社会消费需求之间不能自觉地保持比例，生产能力盲目扩大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生产社会化（包括生产的国际化）的飞速发展，如果没有生产关系的相应调整，马克思指出的基于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均衡而滚滚向前的资本积累会越来越严重地遭到危机的破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将越来越尖锐。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在社会中占据主体地位的确立，就是社会生产的经济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限度内的适应性调整。它把单个企业外部的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新制度学派科斯等人所谓的“交易成本”，一个肤浅、从未明确定义的概念）的一部分，转变为垄断组织内部有计划的组织管理（新制度学派所谓的“代理成本”），把原来基于商品交换的一般分工（工农业分工）与特殊分工（部门或行业之间的分工）转变为垄断组织内部有组织的集中指挥和管理的个别分工。垄断组织内部的垂直一体化分工，通常由上游、中游和下游三大部分或环节组成。上游包括原料的采掘与供给、专用设备的制造等；中游主要是多道工序使用机械设备对中间产品的加工和组装过程；下游则为最终产品的运输与销售服务等。这样，原先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存在于个别企业外部的市场经济无政府状态中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实物与价值补偿的两个比例问题，就被部分地转化为垄断组织内部自觉的有计划管理。即所谓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大公司内部以大规模生产标准化产品为基础的垂直分工全功能一体化刚性生产。毋庸置疑，生产社会化的进步，需要有哪怕是暂时和部分地能够容纳它们的社会形式。于是，发生了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变。通过信用聚敛到股份公司的社会资本，是垄断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垄断组织是社会资本进一步社会化的形式，通过股权控制，不断膨胀的社会资本日益集中在极少数金融寡头手中。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这种全功能国际垂直分工一体化管理的垄断组织，是建立在所有权高度集中基础上的，包括母公司对下面多级附属公司的层层控股。

尽管一个半世纪来生产社会化的国际扩张无疑地伴随着对它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的国际扩展，但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性质决定了上述把“外部对抗”转化为“内部消化”的方式，不可能扩大到囊括一国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所有部门，乃至变成布哈林设想的单一 “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23]，也不可能在它的国际扩张中消除民族国家的障碍，以至出现没有国家保护（公司因无国籍而“超国家”）的全球垄断组织的世界统治[24]。一方面，垄断没有消除市场经济企业竞争引致的无政府状态。不但在垄断组织之旁存在着大量非垄断性的中小企业；而且在垄断组织之间存在着垄断性竞争，与国内经济和国内市场的状况相比，垄断性竞争在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中更加激烈。这样，马克思指出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在实物补偿与价值补偿上的均衡所必须保持的比例问题，仍然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解决。另一方面，无论构成的所有制基础是社会资本还是私人资本，在它们的企业中都存在着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对立。剩余价值的生产必然造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因此，生产能力盲目扩大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也不可能获得根本解决。具体地说，垄断组织内的下游部门只是凭借它的中上游部门在产业中的垄断地位，全力维持大的部门市场份额，企图以此缓和商品实现问题的矛盾，而把扩大整个市场绝对容量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国家再分配的功能上。且不说这种本末倒置做法的最终无效性，一旦国家对再分配的积极干预被遏止，两极分化加剧，正如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那里糟糕的社会状况所表明的，市场总容量就会相对甚至绝对地缩小。总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上述两个表现形式，继续推动着百年来垄断组织资本国际积累方式的发展变化。

列宁说得好：“能不能反对抽象地‘设想’帝国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新阶段即超帝国主义呢？不能。抽象地设想这种阶段是可以的。不过这在实际上就是机会主义者，他为了幻想将来的不紧急的任务，而否认了当前的紧急的任务。从理论上讲，这就是为了这些幻想而不依据实际的发展，随意地脱离了实际的发展。毫无疑问，现时正在朝着一个唯一的、世界性的、囊括一切企业、一切国家的托拉斯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矛盾、冲突和动荡——决不只是经济的，还有政治、民族的等等——之下进行的，在还没有出现一个世界托拉斯，即各民族金融资本的‘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盟以前，帝国主义必然要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变成自己的对立面。”[25]

20世纪科学技术发生的多次重大革命，导致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社会劳动分工更加广泛、复杂和精细，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质的飞跃。历史上美国出现过五次企业兼并浪潮，伴随着大公司集团的资产重组和企业组织体制的调整。[26]除了第一次兼并浪潮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外，其余4次兼并浪潮，促使垄断组织占有形式的演变，从20世纪初的全功能垂直一体化分工逐渐向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全球垂直分工产业价值增值链的网状结构发展。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导面。它们各国的工业发展有先有后，侧重的工业部门有所不同，技术水平和发展状况存在的差别，依据比较优势，导致一国以其重点工业部门的产品去换取他国重点工业部门的产品，他国的重点工业部门是本国工业的非重点部门。这是部门之间的国际水平分工。同类产品不同品种规格的多样化生产，要求精度高的专用设备、特殊工艺和成建制的研发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进行大批量生产在经济上才有利可图。这需要突破一国狭隘的国内市场和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致使部门间专业分工向部门内专业化分工的发展成为国际加工形式的新趋势，一种新型的国际水平分工。这是指同一产业内不同厂商生产的产品，虽有相同或相近的技术程度，但其使用价值在外观设计、内在质量、规格、品种、商标、牌号或价格上有所差异，由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和相互交换，满足了垄断性竞争下消费者偏好多样化的需求，被称为“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战后发达国家之间水平型分工所推动的国际贸易的巨大增长，主要是众多私营公司之间的交换，而不是同一个巨型公司的内部交换。这就完全证实了我们在上面的判断：社会资本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绝不可能无限制地通过“代理成本”取代外部“交易成本”，用“内部消化”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社会化生产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即使采取了巨型跨国公司的形式，还是太狭小了，无法用内部计划管理的方式容纳社会性生产的急速发展。这对于长期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垂直分工，从全功能型向以“外包”为中介的网状型的演变，也是如此。

全球产业价值增值链的网状结构又称“温特主义（Wintelism）”，是英文“Windows（视窗）”与“Intel（芯片）”两个词的结合。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复杂，其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密，产品加工的工序，从初加工（粗加工）到深加工（精加工）的垂直联系越来越庞杂，加工工序的工艺流程差异也越来越精细，有的是资本密集型的，有的是技术密集型的，还有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于是，跨国公司将内部个别分工的“外包”分离交易活动日增，被称为 “（中间）产品国际分工”的新形式。它的基本特征是：跨国公司制定产品性能标准和交易关系准则，利用掌握的强大信息网络，通过数字化编程的模块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对深浅加工和生产要素不同密集程度的工艺流程进行配置与控制，制造零部组件产品和组合装配，主宰了产品国际分工之间要素流入和流出方向的物流整合，充分发挥全球人、物、财力资源在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以求利润的最大化。作为跨国公司内部全功能垂直一体化分工“破碎化”、“片断化”[27]的产物，垄断组织的全球产业链的网状结构，就其价值增值程度动态变化在上、中、下三个部分的整体分布看，清晰地呈现出一条“U”形的价值增值链。[28]上游和下游部分获取的附加值最高，中游部分则处于价值增值链的低端，附加值最少。我们知道，作为下游主体的单纯流通过程不创造价值，作为上游核心的研发过程之贴身保命符的知识产权和专利使用权，它们定价的劳动价值论基础至今还没有人能做出清晰的解释。但我们知道，什么是垄断价格、垄断利润和国际剥削。垄断组织全球“U”形价值增值链的兴起，始于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第四次企业兼并浪潮，在90年代美国第五次企业兼并浪潮中迅猛发展。[29]世界电子工业的垄断组织及其全球管理体制是这种资本国际积累新形式的典型，它的兴起在技术上得益于垂直一体化分工体系中工艺过程数字编码的模块化生产（value chain modularity）。[30]在珠江三角洲，人们能看到它的中游“外包”部分下端形式的巨大缩影。参与这样的国际分工，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外围工艺和管理知识，还能以量取胜，出口挣外汇，但垄断组织的控制不允许处于“U”形价值增值链低端、从事来料加工的代工企业攀升到价值增值链高端的上游和下游部门，甚至在“U”形价值增值链的中游加工部门中，代工企业从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工艺和产品的生产，攀升到中上层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代工生产，都会遭遇严重的生长瓶颈压制。

从现象看，全球垂直分工体系从全功能的刚性结构向“外包”代工的网状结构的演变，是高新科技条件下垄断组织“减肥增效”的结果。把现在变得昂贵的内部“代理成本”重新还原为低廉的外部“交易成本”，反映了跨国公司在日益复杂的社会化生产面前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从本质看，全球产业垂直分工价值增值链的网状结构取代全功能垂直一体化的刚性结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产物。影响这一变化的基本因素大致包括以下方面。

（1）全功能垂直分工一体化垄断形式的重要基础——对原料产地经济领土的殖民地占有，因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形式上政治独立后将土地矿藏资源收归国有而中断。近年发生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就是以旧殖民主义的方式，重新占领拥有石油资源及其国际通道的经济领土。

（2）第三世界国家争取自主发展民族经济斗争的高涨，一度使得西方跨国公司在当地的分支机构被注销或没收的政治风险增大，前者往往要求外来投资采取合资或合作企业的形式，以行使并保障国家经济主权。

（3）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和贸易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主导地位，水平型国际分工要求采取双边或多边较平等协议的市场对接或合作方式，而不是强制统辖的垂直控制。

（4）科学在生产中的自觉运用，使研发过程成为垄断组织内部上游部门的核心环节。凭借国家及国际组织对知识产权和专利使用权的保护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垄断组织将中游部门多层次加工工序中，底端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乃至中上端的技术或资本密集型环节“外包”给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它分离的国外中小企业，同时又对它们实行非股权控制的有效性或现实可能性大为增长。

（5）通过资本集中被垄断组织“内部化”的社会生产日益复杂，特别是由于资本积累条件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重大差异，资本积累跨越国界的国际扩张致使内部管理成本和外部风险不断提高。在全球三大资本积累中心（美国、西欧和日本）垄断性竞争加剧的挤压下，出现了“减肥增效”、用“外包”来“分解”跨国公司全功能垂直一体化管理的内在冲动。

（6）在生产相对过剩的经常性压力下，产品的多样化和经常更新日益成为企业缓和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发展战略，这种所谓“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生产方式加剧了非价格竞争。产品生命周期的人为缩短，不仅要求垄断组织从标准化生产转向“柔性生产”，而且要求投入更多的研发资金和更快的固定资本更新，设备的物质磨损尚未到期，精神磨损却大大加快了，甚至可能连研发资金都得不到及时补偿。垄断组织一旦把它的中游部门多层次工艺加工过程“外包”给在所有制上与它相分离的中小专业化生产企业，这些精神磨损的经济成本与风险就能转嫁出去，穿插在垄断组织内部上游与中游部门之间的这个购买专业生产资料和专利使用权等的外部流通过程，通过垄断高价，提前实现了上游乃至中游部门的价值补偿。作为垄断组织以非股权方式严密控制“外包”代工企业的重要手段，拿到加工定单的“外包”企业需自己花钱购买“发包人”的专用设备，按照“发包人”定制的模块化构件生产的技术要求，提供定单采购的另配组件产品，并按照“发包人”的要求及时加大或加快固定资本的投资或更新，自己承担由此带来的经济亏损风险，[31]特别是在突然遭遇国际经济衰退的时候。由于“外包” 代工企业已经购买了“发包人”的专用设备，在定单中往往被迫接受“发包人”不断压低的采购价，即垄断低价。[32]代工企业雇佣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减低了成熟产品的成本，有利于它们在世界市场的价格竞争，从而相对延长了产品的生命周期。

（7）全球价值增值链“外包”代工企业的所在地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那里存在着城乡分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农村中有大量潜在的失业人口。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企业大量雇佣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农民工，其价值短缺部分的生活资料靠留在农村的家属从事农业生产来补充和维持，农民工活劳动创造的超额剩余价值大部分被垄断组织的上游和下游部门榨取。垄断组织中游部门的工序是多层次的，其中还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工艺加工过程。因此，“外包”与“拆包”也是多层次的。在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那里的第一层“接包”与“拆包”人给自己留下附加值多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工艺，将附加值低的再“转包”出去，这样多层“拆包”和再“转包”，直至价值增值链的最低端。例如，集聚在珠三角地区的大规模代工企业群，主要是战后日本长期实施的国家发展战略“雁行模式”的产物。“四小龙”是日本进行产业更新换代、淘汰非主导性产业或“外包”产业链中非核心加工环节的第一阶梯转移地；珠三角则是“四小龙”再度“外包”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的最低端转移地，因“外部效应”的连带作用，现在同时也成了“四小龙”等“拆包人”自己所“截留”的“外包”项目中，那些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加工企业的集聚地。

                 三、广东经济国际化面临的严峻挑战

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第三世界的经济状况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这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盛行，致使这一地区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大为削弱，西方垄断资本趁虚而入，进行经济掠夺有很大的关系。拉丁美洲在80和90年代遭遇了两个“失去的十年”。许多非洲国家一起沦为所谓的“第四世界”。相比之下，东亚“四小龙”自70年代、东盟自80年代中期至1997年东亚危机爆发前采取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在持续高速增加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方面一度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新自由主义片面地歪曲了“四小龙”的成长经验，把它们作为在全球推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样板。其实，“四小龙”除香港之外，在对外开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政府主导的、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内向型发展战略，并没有把实施这一战略的主动权与掌控权完全交给自由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韩国与台湾的外源性经济与内源性经济并存，有相互协调作用的一面。他们在政府的干预和引导下，注重对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进行消化吸收，优先发展国民教育的现代化，加大对研发经费的投入，等等。这些都是挣脱被置于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的全球产业价值增值链的低端，争取产品、工艺、功能升级甚至产业链环节升级的重要经验。即便如此，它们仍无法逃脱金融全球化经由1997年的东亚危机带来的浩劫，其影响之深，致使它们至今还未能完全恢复元气。今天，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全球化造成世界经济日益两极分化的灾难性后果已经突现和表面化，世界市场相对于资本在美日欧三个全球积累中心的增长呈萎缩趋势，争夺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国内市场成了资本国际竞争的焦点。在地缘经济的传统上，正因为长三角向周遍华东和华中较富裕邻近省份的辐射作用，比珠三角要大得多，才会受到跨国公司的如此青睐。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无论长三角或珠三角，面向中国国内市场的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将大规模进驻，虽然因其产值被计入相关省市的GDP中，而能使地方领导人获得经济高增长的表面政绩，但在核心技术的发展上，它们对中国科技发展自主创新的溢出效应将大大小于其遏制效应。因此，对外资的进入要从优选择，既要继续利用，又要加强监管，要限制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对中国核心国有企业的兼并，对其中的恶意兼并尤其要坚决制止。监管的底线是：外资的涌入不得阻碍我国构建科技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

广东省经济总量的增长过度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其动力主要来自“四小龙”等境外资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投入，产品的主要销路为外商控制的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市场，“外包”代工企业技术含量不高，利润率低，环境污染的破坏作用大。时至今日，供工业征用的土地面积广，地价低廉，拥有本省特别是邻近外省源源涌来的廉价农民工，珠三角崛起之初这些内源的比较优势已风光不再。2007年7月23日，中国商务部出台加工贸易新措施，将1800种商品列入出口限制类，同时要求企业在合同备案时交付关税保证金。中央政府的调控方向是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和控制“两高一资”产业（高污染、高能耗以及资源性产品）。香港大珠三角商务委员会最新的报告称，超过1万家在珠三角投资的港企可能因此停产或收缩。[33] “两头在外”的单纯来料加工贸易增长模式看来快走到了尽头,需要未雨绸缪，从长计议。沿着“四小龙”被片面总结的所谓“样板经验”走下去，深度融入国际经济旧秩序的风险将越来越大。跨国公司垂直分工一体化全功能集中管理的体制，在生产标准化和产品同质化强的产业中（如石化工业和机械制造业），仍然占有优势。这类资本国际积累的形式，在所有制上更注重凭借股权的集中控制。虽然对它们的引进，如广东已经和正在上马的一些能源等大型项目，可以弥补我国工业部门在供应上的不足和空缺，但依仗它们，仍然换不来中国经济自主发展的工业化道路。

最近，美国经济增长势头疲软，长达十多年的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开始破裂，西方经济界和主流媒体关于美国经济将出现衰退的预测攀升，针对中国商品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一时甚嚣尘上。中国经济由增长“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更为明显，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这“三过”问题的压力持续加大。[34]国家外汇管理局2007年7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我国外债余额为3315.62亿美元（不包括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其中，短期外债余额为1906.33亿美元，短期外债占外债余额的57.50％，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2001年我国短期外债余额占比就已经开始超过25%的国际警戒线，目前我国的短期外债占比高达57.50％，接近该比重超过60％时应引起国际严重关切的临界状态。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受打击最重的几个国家短期外债比重都相当高；其中，韩国高达67%，印尼高达62%，泰国六家最大商业银行的短债比重更超过了77%。去年以来，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导致外资从不同渠道大量流入，追逐中国国内资产，从而造成中国短期外债加速增长，潜在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至今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333万亿美元，其中上半年外汇储备增加2663亿美元。而1－6月贸易顺差则为1125.3亿美元，1－6月实际外商直接投资318.89亿美元。根据国际通行的测算游资流入的方法，当期外汇储备减去贸易顺差再减去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之后的余额即大约为游资流入的数量。由此测算，上半年流入中国的游资大约为1219亿美元。这些非法流入的国际货币“热钱”在境内主要从事股市和楼市的投机活动。上证指数在去年上涨140%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再度上涨43%。[35]

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全球化，使得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危机传递的国际同步性，从而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度和广度，都较以前更为发展了。广东作为贸易与投资对外依存度在全国最高的大省，她对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准备与防范能力如何，这一问题需要及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全球实物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资本积累与生产的过剩及停滞已经延续了相当时期，这不但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产业工人的大量失业和弱肉强食的公司兼并浪潮，而且是金融自由化、泡沫经济不断产生和破裂、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动荡不已的内在原因，因为虚拟资本的增殖成了过剩资本生存和积累的重要场所。像1997年的东亚危机那样，因股市和楼市虚拟资本增殖的投机泡沫破裂而触发货币金融危机，很可能再次成为国际经济危机的先导，而不是单单一次孤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处在改革开放最前列的广东将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国际化挑战？要考虑到珠三角接受的外来订单及其出口市场的突然萎缩，随之而来的境外投资与出口商品价格的陡然下跌，将造成企业的成本和亏损激增乃至倒闭，由此引起工人下岗失业对社会稳定的冲击；还有，企业债务激增、股市滑坡、银根紧缩对银行金融体系呆坏帐增大的连锁效应，会使企业之间、企业与银行金融机构之间以及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债务信用链条的连环套，发生断裂与脱落，股市和楼市一旦崩盘，更使公司的账面资产急剧缩水，它们资不抵债，将突然面临巨大的还债压力；最终，来自四面八方的现金周转不灵所触发的支付危机，将导致社会的大规模挤兑；如此等等。为了深刻认识10年前广东外源性经济的脆弱性，重温1997年东亚危机对广东的冲击及其事后治理的经过[36]，居安思危，这对于增强广东各级干部的忧患意识，提升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自觉性，很有必要。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的打击，人们仍然记忆犹新。1997年9月30日到10月23日，恒生指数跌幅高达35%，从15049点降至9767点。到1998年8月14日，与1997年的高峰比较，恒生指数下跌59%，红筹指数下跌86%。二者下跌的幅度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是因为大陆国有经济在香港上市的红筹企业、H股企业和数不清的各地政府机构在港的“窗口公司”，通过相互借贷、抵押、担保、信用证、安慰函，在自由化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编织了一张几乎没有监管的开放性债务网，埋下了足以炸毁整个香港经济的金融投机泡沫的雷区。就广东而言，出口加工业在珠三角的投资和生产订单，均主要直接来自香港或转道于香港。广东省各级政府当时有40多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国投”），通过香港在境外多次大量借钱。当时珠三角近21%的民营企业在香港设有办事处，130家在东莞设厂的港资企业在香港上市。它们与在港的中资企业或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从香港金融危机向大陆传递过来的国际债务压力，首先冲击地缘经济上作为二者结合部的广东省，广东的企业与金融机构及各级政府突然面临空前严峻的还债压力。香港的国际债权人，硬把国投和红筹的债务当成主权债，迫使广东政府、实际是统一管理外汇的中央政府立即以现金全额偿付债务。有分析说，到1999年虽然已经经过了整顿治理，大陆的国投和红筹的外债规模仍在80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中国外汇储备的60%左右。因此，金融大锷索罗斯曾断言：“要是人民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中国的银行系统也许已经崩溃了。”[37]

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广东的“热钱”有两股，除了上述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那股，另一股“热钱”来自大陆本土。各地有大量资金在国有银行系统之外，通过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种地方国投、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农村金融基金会等中小非银行金融机构，蜂拥到广东进行金融投机，以非法集资方式谋取高额回报。在金融风暴的打击下，它们的支付危机迅速蔓延全省，有估计认为，其债务总规模在两千亿人民币或以上。2002年据标准普尔估计，如果将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与主要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汇总，中国金融系统的坏帐，高达5180亿美元，相当于2001年中国GDP的50%。更有民间估计，70%的县级财政共欠款3万亿，加上乡镇级财政欠款和社会保障欠款，整个中国大陆的隐性坏帐高达1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当时中国大陆GDP的总和。由于缺乏严格的金融监管，如此庞大的显性和隐性债务，不到金融危机时期公司破产清盘之日，无从确切知晓它们的总规模。难怪当时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直接负责处理广东债务支付危机的王歧山，用“水落石出”来形容监管失控形成的金融投机泡沫的破裂。这同时还意味着，在矛盾充分暴露的时候，对一批浮出水面的腐败犯罪分子及时进行清洗与制裁。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全球自由化的恶果，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肆虐广东的深刻教训告诉人们：广东内外源经济协调发展的严重失衡，将会如何把一个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在顷刻之间变成一个最易受国际经济（金融）危机打击的最脆弱地区之一。广东的地缘经济，不但使她成为中国大陆与世界经济交往最具活力的传送带，而且是阻止国际金融危机从香港突破后向大陆腹地蔓延的战略通道。广东不但是改革开放最为欣欣向荣的实验场，而且肩负着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排头重任。广东经济长期发展战略的定向事关大局。

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更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在这样深刻的急剧多变的国际大环境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果断做出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重大决策。科学发展观要求发挥国家党政领导机关的主导作用，以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民族利益）为本，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统筹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方面的矛盾关系，进而建设科技自主创新型国家，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的可持续性发展，保护与平衡生态环境，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科学发展观是对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近年以来广东省又一次走在全国的前列，正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并总结战略调整的先行经验。经济国际化条件下，广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我们自己民族经济的产业链，用自己的基础创新技术、龙头企业、品牌和国内市场，占领上游和下游的制高点。在这个基础上，利用跨国公司内部垂直一体化分工的“破碎化”、“片断化”的机遇，在包括中国国内市场在内的世界市场上，力争与它们发生较为平等的对接或其他交往关系，把参与全球经济的方式从目前的垂直型分工逐步转变为水平型分工。要实现这一自主发展的战略转变，没有国家主权对民族经济的保护、协调和促进，是难以想象的。

从长期趋势看，广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维系于“泛珠三角（9+2）区域合作”的兴起与成功。一旦广东主要是珠三角，成为向华南辐射的内源型发展的生长极中心，珠三角面临的颓势将从根本上扭转，对因此蜂拥而来的外资的从优选择将更为严格和从容。要实现这一发展目标，政府间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所架起的桥梁和网络，就不能仅是利己的权宜之计，单边地利用并吮吸周围落后省区的人力、地力和资源，以救广东加工贸易出口导向模式面临的“民工荒”、“土地荒”、资源短缺等燃眉之急；而是要以先富起来的广东为带头人，推动华南地区共同富裕，建立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的“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纽带、企业为主体、项目为载体的互利互惠机制”[38]。这也正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筹建以来的基本指导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国国民经济的生产以内需为主，广东也不例外。国内市场包括生产资料及其劳务的市场和消费资料及其劳务的市场两大组成部分。其中的生产资料市场是关键。对于以珠三角为生长极中心以及其他省区生长极中心向华南地区交互辐射的骨干行业，相关的省份要相互协调，因地制宜地做出选择。要建立与发展以规模以上国有企业为龙头、具有核心创新技术、产业链延伸长、其上中下游环节与产业链外的其他前后相关部门“乘数”效应大的主导部门。以产业链的主导工业为骨干，把为其服务与配套的多层次中小民营企业凝聚起来，形成“两头主要在内”的我们自己民族工业的产业链、产业群和供销网络；以此不断吸纳华南地区劳动人口的就业，并随着产业链、产业群和供销网中各企业赢利状况的改善，优先提高广大工人的工资收入水平，防止华南地区消费资料的相对过剩。随着珠三角龙头企业的产业链向华南地区的延伸和外扩，为广泛分布在华南地区的产业链、产业群和供销网从事中介生产性服务的第三产业，尤其是它们在华南地区的管理中心，就会在珠三角生长极的中心城市获得迅速发展。这样，珠三角本身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及其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就具备了必需的伸展与迁跃的地缘发展空间。同时还要确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注意克服区域经济之间盲目竞争带来的重复建设、争夺能源和原材料、地方保护主义等弊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的国际积累都是在中心地区统治、控制和剥削外围地区的对抗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搅得地球至今不得安宁。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虽然也是经济发展程度异质的省区之间的一体化进程，起跑时省区之间存在着中心、半外围和外围的梯次结构，但只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鲜经验，特别是注意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的协调发展，就能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

统领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级国家机构；实现科学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保障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构建这两重主体之间鱼水交融的和谐关系。广东各级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工农群众在科学发展观问题上自觉共识的深化，对于保持和增强珠三角持续发展的活力，对于提升华南区域经济合作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东继续胜任全国排头兵开路先锋的光荣职责，都至关重要。

 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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