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小猪：大国兴衰之道——铁·制度·文化（一）
大国兴衰之道——铁·制度·文化
愚蠢小猪
2007年3月
一、铁是国家
2006年底，CCTV放映了系列专题片《大国崛起》。这个据说花费2年多时间拍摄的专题片，讲述了历史上9个大国的兴衰的故事，传达了这样的理念：制度决定国家，即制度是国家。这反映了CCTV，也是中国精英指导阶层对大国兴衰的主流认识。
无独有偶，2007年2月21日，日本国家电视台NHK每周三的固定历史栏目(《その時(那时)》)，放映了日本是如何崛起的专题片。专题片题目是：鉄は国なり（铁是国家）。这是NHK，也是日本精英指导阶层对大国崛起的主流认识。
让我们比较一下现代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历史的不同看法，铁还是制度决定国家？所谓的历史实际是当代史，是当代人对历史的看法。从中可以看出，为什么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被西方打开大门，会走上不同的发展轨道，现状是那么的不同，还可以预见未来的发展。
那是一个英国、德国、美国等制铁国家抬头挺胸，横行世界的时代。一开始，NHK的立论就与CCTV不同。是铁还是制度决定国家，这是中国和日本的世界观的区别，世界观则属于文化。所以，此系列文章的副标题是“铁·制度·文化”。
1871年，新成立的明治政府派出了遣欧使节团。作为遣欧使节团的一员久米邦武编的《特命全权大使米欧回览实記》中，久米邦武回想到“伦敦市天上有车行驶，地下有轮疾驰”，在他的眼里看到的是“铁”。在他的回忆录《久米博士 九十年回顾录》里，陪同使节团到英国Newcastle和Sheffield等地访问的英国外交官Harry Smith Parkes，临行前，对使节团一行说“英国是欧洲边陲的一块贫瘠土地，无论怎么劳作都不可能得到丰富的产出。但是，自从产出了铁，制造机器，借助蒸汽的力量，兴起了工业，就成为了富裕国家”。在久米邦武耳中听到的也是“铁”。
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当年旅欧中国人留下的文献，中国人所见所闻的是“制度”。可能当时的中国人也看到听到了“铁”，但没有留下历史的记录。人会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对所见所闻进行取舍，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世界观。或者虽然有记录，但这些记录已经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对历史记录进行取舍，则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所以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是如此，这当代史的区别就体现了中国日本文化的不同。
1874年2月15日，伊藤博文，当时的工部卿，甲午战争时的日本首相，提出了铁的国产化计划。在计划书中说，“铁道、船、一切铁制品都有必要自立制造”。于是工部省开始了建设官营釜石制铁所。1880年9月，官营釜石制铁所试生产出铁成功，但由于各种困难最终失败。官营釜石制铁所的失败后文会有详细论述。
日本明治政府封建专制集权腐败，权利没有任何制约，完全靠拍脑袋凭行政力量强力推进移植各种西洋工业和工程。政府官僚首先考虑的是政绩和形象，成功了自己有利益，还可以名垂青史，确实那些明治官僚后来都名垂青史了，失败了自己不用承担责任。这些项目失败的多，成功的少，经济效益低下，官营釜石制铁所则是其中最大的失败。近代工业项目失败导致政府财政困难，还导致进出口贸易急剧恶化，因为需要进口大量的铁做原料。为了转嫁财政危机，打击迫害“士”。1877年，士族反抗到了极点，爆发了西南战争。战争的结果，士族的反抗被镇压。内战使政府的财政更加恶化，只有靠多发纸币维持，导致剧烈的通货膨胀，政府处于崩溃破产的边缘。
为了挽救危机，1882年松方正义出任大臧卿，施行紧缩财政。对内紧缩开支，抑制通货膨胀，对外则平衡贸易，削减贸易赤字。工部省推行的铁路、造船等现代工业需要进口大量的铁，官营釜石制铁所生产的铁不能满足近代工业的需要，这是官营釜石制铁所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今日的放任风潮，会给国家酿成大害，会遭遇不可挽救的危机！”
松方正义紧缩财政的结果，使日本经济遭遇了很大打击，但1886年开始日本经济从谷底奇迹般回升恢复。于是，松方正义紧缩财政是好是坏，史学家们现在都没有定论。推动日本经济从谷底回升的主要力量是政府很少干预的传统产业，占总贡献的95%。而政府推动的近代工业则效益低下。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在这里可见一斑。
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获得2亿多两白银的赔款。日本政府突然有钱了，于是1897年决定在福岡县八幡村创办官营制鉄所。吸取官营釜石制铁所失败的教训，这次成套引进国外的设备和操作人员，而不是官营釜石制铁所的土法上马。1901年，官营八幡制鉄所第一座高炉建立，伊藤博文等日本政府政要出席开业庆典。
1901年11月30日《东京经济杂志》这么描述同年11月18日开始作业的情况“熔铁炉的炉门打不开，溶解的铁不能流出，失败，两院议院、当局大臣等都目瞪口呆。”日本只引进了技术，却没有改革官办体制，失败是必然的，这是“体制”问题。不改革体制是不会成功的，这是中国人的认识。
但日本人却认为是由于使用外国设备和外国技术者，这些技术实际是“盆栽”技术，“盆栽”的意思是不适合环境气候，也不能自我繁殖生长，不适合日本的矿石和燃料。巨额投资建设的溶铁炉不能生产铁，日本就不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这是日本人的世界观。中国人的看法是不改革体制就不能成为现代文明国家。
原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野呂景义因为污职辞职，看样子官僚主义下腐败是必然的。……1904年7月，改造后的第一号高炉重新点火成功。这座高炉经过了60年的岁月，1961年才被拆除。
官营八幡制鉄所成功制铁后，并不表示日本已经进入了文明国家的行列。铁要加工成各种型材，如铁轨、船板、型钢等。野呂景义死后，国产铁轨相继出现破损……1930年1月，日本终于实现铁轨的完全国产化。。その時(那时)，日本迈入了文明国家的行列！
日本自认为成了现代文明国家。但对外表现却一点也不文明，凭借着钢铁的力量，918占领中国东北。官营八幡制鉄所的技术人员被大量派遣到满州，修铁路建钢厂，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数据、图纸。官营八幡制鉄所的体制落后，效益低下，需要大量政府的补贴。政府的补贴实际是国民的税金，民脂民膏，导致日本国民极端贫困，大量的人移民满州，现在还有残留孤儿问题。
1945年，日本战败，一片废墟。战后的复兴首先从钢铁开始，煤钢倾斜生产。大量的技术人员带着资料数据图纸回到日本，研究设计制造了新干线的铁轨。在钢铁的带动下，造船、建筑、汽车、新干线，这些铁制品把日本带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节目的末尾展示了野呂景义的名言：“「現代の進歩は表面的なものになってはいないだろうか？ 鉄というしっかりした幹を持たない産業という樹木が、果たして枝や葉を豊かに繁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か。しっかりと考えて頂きたいのです」”译文：现代的进步是表面的东西吗？产业树木没有铁这样牢固的根干，能够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吗？请好好考虑。
此节目后不久，陪同中国来的亲朋好友从新桥出发，游览东京湾。新桥是日本第一条铁路诞生地，有个不起眼的铁道唱歌纪念碑。一行人对东京湾的景色所折服，这才是现代化的国家。友人说日本还是有钱，还是制度好，中国需要改变制度。看起来，中国从CCTV到普通百姓都是一样的认识，这是“制度”问题。
我说，这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无论怎么改变制度都解决不了。同样的景色，日本人看到的是“铁”，确实能直接看到大量的铁，正在施工的高楼大厦是钢结构，正在填海造地的是钢铁机器，已经建成的肯定也是铁。中国人看到的却是“钱”，如何改变体制挣钱，然后买这些铁。钱不过是纸，挣钱不过是从这口袋转移到那口袋，并没有创造什么财富。挣钱的结果，是中国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买日本的那些铁，新近购买的高速列车CRH其实就是一堆铁，对会造的日本人来说。不会造铁，中国永远不会现代化。没有造铁的意识，无论怎么改变体制都是不行的。
与日本官营八幡制鉄所近似的是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比八幡制鉄还早7年，曾经是亚洲最大的钢铁厂。看样子大清确实很有钱，八幡制鉄实际也是大清“援助”的。它也是遇到与八幡制鉄一样的问题，洋设备与中国的矿石煤炭不合，生产出的铁轨不满足要求，没有买主亏损严重，最后倒闭。中国也想到过制铁，但却中途放弃了，这是为什么？制度问题还是文化问题？这里附录一篇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梁小民对汉阳铁厂的认识，读者大概可以想象，当年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肯定也是类似的认识。于是，当时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被中断了。现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也被中断了，因为那是主流观点。
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和日本会有这么巨大的认识差距，它的历史演变是如何的？知道历史就可以知道现在，知道现在就可以知道未来。下面的章节，主要以日本的近代历史为线索，探讨“铁·制度·文化”是如何相互影响演进的。铁·制度·文化的变迁，推动中国日本在不同轨道上发展。这系列文章会很长，资料数据会很详实。当然，可能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工学知识，我会力求通俗易懂。
下章预告《大炼钢铁》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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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民：张之洞与汉阳铁厂
来源：商界-中国商业评论 作者：梁小民
近代工业化，只与市场经济相容，以封建政府推动工业化绝无成功之望。
作者简介：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欧美国家的工业化是由资本家启动并推进的，走了市场经济之路，最初的投资主要来自原始资本积累。
尽管原始资本积累是“火与血”的过程，充满了罪恶，但历史证明，由私人推动工业化是正确的。中国的工业化是由官员启动并推进的，走的是政府亲历亲为的计划经济之路。
私人与官员推动工业化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私人投资于工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这就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精于成本—收益分析，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换言之，私人资本家用自己的钱投资，成功了可以大富大贵，失败了身败名裂，非跳楼不可。有这种动力与压力，做起事来不能不认真。官员推动工业化的目标是强国，只要能办成，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况且，花的又不是自己的钱。成功了可以在现时升官，未来名垂青史，赔了也不伤及身家性命，官照当，福照享。这不同的路径就决定了工业化的不同命运。
洋务运动的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正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推动者。其结果如何呢？张之洞办汉阳铁厂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指导思想错误
在晚清官员中，张之洞是开放的，他想通过办工业来拯救日薄西山的大清王朝。他担任湖广总督时筹办了炼铁、炼钢、纺纱、缫丝、铸造银元等厂。《清史稿•张之洞传》说他“莅官所至，必有共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一位饱读四书五经，对现代科学、技术、工业、经济知之甚少的人，用政府的钱去办工业，会有什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张之洞想办钢铁业，始于他担任两广总督时。他看到洋铁之入超，一年达230万两白银，遂写出《筹设炼铁厂折》。他委托清政府驻英大臣刘瑞芬与英国谐赛德公司签订合约，制造炼铁大炉两座，日产生铁100吨，并随附炼铁、炼钢、压板、抽条，及制作钢轨的机器，共83500英镑。这一计划中的炼铁厂原定设在广州城外的凤凰岗，而两广地区缺乏铁矿和煤矿，多亏机器运回之前，张之洞调为湖广总督，继任的李鸿章以广东产铁不多为由不办，否则失败是一开始就注定的。这种偶然并没有改变张之洞办铁厂失败的结局，不过失败的代价不由两广人民承担，而由湖广人民承担。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之后，炼铁厂计划移至湖北，这就有了以后的汉阳铁厂。张之洞以“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的思想来办汉阳铁厂，又对钢铁业一无所知而自以为是，一切由他决断，这就使办汉阳铁厂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耗费巨大的闹剧。钱花得很潇洒，但结果并不妙。这似乎成了以后一切官办企业共同的特点。
技术失误
先来看选址。湖北的铁矿在大冶，这是光绪元年就由盛宣怀雇的英国工程师勘探出来的，并由盛宣怀卖给了张之洞。张之洞把铁厂办在了汉阳，与大冶的运输距离为120公里，每日产铁百吨，所需铁砂的运费就达60多元。而且，汉阳附近无炼铁所用的焦煤。马鞍山的煤虽产量大，但所含灰份与磺质太多，无法使用。江西萍乡的煤是盛宣怀接手汉阳铁厂后才发现的。这就只能用河北开平或国外进口的焦煤。加上运输费用，每吨焦煤要白银16～17两，而进口铁在上海的售价才白银30余两。
把炼铁厂选在汉阳已经错了，张之洞又坚持将厂建在大别山麓。这里地势低洼而潮湿，必须先垫高地基才能建厂。共填了一丈多高的土，填土用30余万两白银，相当于包括购买机器及运费在内的建厂经费300万两白银的1/10。手笔是够大的，用钱也相当可观，哪一个私人资本家会做这等蠢事？
建好了厂要买机器。炼铁炼钢用什么设备是有技术要求的。钢的含磷量超过0.2%质量就不高，容易断，因此，要根据所用的铁矿含磷量来决定采用哪种设备。当张之洞订设备时，刘瑞芬公使就打来电报，要求把铁矿的样本送至英国检验，以便确定制造哪种设备。但这时大冶铁厂尚未开工，张之洞又担心运去矿石耗费时间，只想早日开工，竟告诉对方，什么炉子方便就制造什么，我们中国什么矿都有。结果英国运来的炉子不适用，汉阳铁厂产的钢铁易脆裂折断，不能用于锻制或铸造，制造的钢轨也无法使用。钢铁质量差，价格当然就上不去。光绪二十年，汉阳铁厂的钢铁上市。当时进口钢铁每吨售价30余两白银，汉阳厂的产品每吨23两白银都无人问津。
制度之殇
官办的企业就是官场衙门的翻版。中国社会发展到晚清是官场最腐败的时候。由张之洞办汉阳铁厂，自然又是一个衙门。不懂企业的官员当政，专家就没有发言权。官员任用私人，公款消费，贪污肥己。一位洋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洋务是绝对办不成的，因为“中国的官员不是在办洋务，而是在发洋财”。无论张之洞个人的品质操守如何，他办的企业是无法避免低效率和贪污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唐浩明先生的历史小说《张之洞》。《张之洞》虽然是小说，还是反映出汉阳铁厂之混乱和贪污成风的状况。这样的企业即使没有选址、选设备这些技术上的失误，也注定是要失败的。汉阳铁厂开炉生产仅仅4年，累计的亏损已经达到100多万两白银。无论强国的动机多么高尚，赔钱的企业只能误国。这才有以后将汉阳铁厂转给盛宣怀官督商办。
官员办企业赔了钱自然要政府和纳税人“埋单”。湖广包括今天的湖南、湖北二省，财政收入有限，清政府财政又困难，张之洞就用币制改革来为自己的错误“埋单”。当时流通的制钱重一钱，铜元重二钱七，张之洞接受陈衍的建议改制钱为当十铜元（即1枚铜元等于10枚制钱）。仅此一项就获利1400万银元。这种币制改革大大增加了货币量，致使物价上涨了10余倍。
张之洞是以“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来从事洋务运动的。这就是要在维护封建体制的条件下由政府推动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只与市场经济相容，以封建政府推动工业化绝无成功之望，这就是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失败的根本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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