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学公理的思考

    公理化思想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项伟大成就，它渊源于古希腊的几何学，后波及到整个数学和物理学的逻辑体系：用数目最少的不证自明的公理来奠定一门科学的基础，然后再通过演绎法推导出整座科学大厦。把这个要求类推一下，对于政治学这门学科来说，也应当有个公理。通过与朋友们的交流探讨，我认为这个命题可以作为政治学公理：政治活动必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政治学是研究如何进行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的学问，与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哲学不一样，它不以精深高妙的思辩为能事，政治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它有着明确的目标，并以能否实现目标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不管是想做了官以后风风光光地摆一下谱，还是要掌权为民，他们都有着明确的目标；人们都想通过政治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的高下便决定着其政治活动的后果，因而政治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目标以及目标与手段的关系。要想确定一个政治学公理，也就必须要正确地解答这个问题，以保障人类的福祉；而这个目标是不证自明的，我们作为人，当然必须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政治活动的最高目标，所以我们便可以把“政治活动必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政治学公理，所有的从政者，不管是哪一个国度，都必须明确地认识和自觉地实践这一目标，这是所有从政者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

       首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每个人的天然需要，也是历史的终极目标。

    什么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果要追溯得远一些，我看老子所说的“道”就非常接近于这个意思。任何事物都经历了一个从诞生到消亡的历史过程，这便是其所走过的“道”。每一事物都有其独特的道，自然有自然之道，动物植物各有其道，各种社会制度有各种制度的道，人有人之道。然而人之道与自然界各种事物之道不同，那是因为人有自觉的意识，在其生命历程中，他的理想、目标，或者说是价值体系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与动物千篇一律地重复着同样的生活道路不同，人是未完成的、不确定的，“自然似乎没有把他铸成就将其放到世界中；自然没有做出关于他的最后决定，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让他成为不确定的东西。因此，人必须独自地完善他自己……必须试图依靠自己的努力解决他那专属他自己的问题。”（［德］兰德曼：《哲学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但要认识到那个“道”或者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进步过程。人们的思想认识受制于社会环境的束缚，只有那些天性特别健全的人才能冲破这个束缚，认识到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这是因为，这样的人“有超脱周围环境的能力。这就是说，他靠内在的法则而不是外界的压力生活。”（[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

    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率先提出了这个目标，他说：“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马恩全集》第4卷第491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个目标是他心中的最终的理想，是驱使着他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内在动力。人本心理学之父马斯洛也有着健全的天性，他把自己的成长与成熟转变成了心理学的一种新体系，提出要研究健全的人的心理学，并提出了人的需要发展层系理论，按着这个需要层系理论一层层地往上走，最后达到自我实现，这也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他们都为人们揭示了人的发展的新天地。

    但即使是已经被人类的先进分子所揭示的真理，仍然需要有一个普及的过程。人们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首先要摆脱私有制环境所强加给人的偏见，在价值体系上来一个转换。那些向往着西方民主自由的人们经常地强调，人都是自私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自私下面所暗含着价值体系问题，以为就是那种物欲情欲的放纵，他们把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当作了唯一的价值体系，却不知道这种价值体系不过是价值体系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看不到在这个价值体系之上还存在着更完备的价值体系，因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更重要全面的利益被他们自己忽略了。“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即使知道，也没有足够的胆略进行选择。”（《动机与人格》第330页）

    人们对自己的利益的理解有一个认识过程，这便是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在不同的价值体系的支配下，人们对自己的利益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人的精神成长过程，便是这个价值体系的更新完善过程，这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同时也是每一位个体都要经历的成长过程，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环境下，他也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成长的环节，才能最终接近那样一种价值体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这一价值体系的引导下，人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与此前的社会政治环境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环境为人们创造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环境，而此前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意识形态则蒙蔽人们，不让人们认识到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性，并扼杀人们追求这一发展需要的冲动。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历史的目标，正如马克思所说：“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恩全集》第42卷第120页）在马克思之前，尽管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个目标，但它仍然潜伏在人的无意识的深处。马克思发现了这个目标，让它从无意识状态上升到自我意识之中，它是历史进步的产物，也是人类精神成长的结果。它既是历史的目标，也是历史的意义之所在。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奋斗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新需要的出现是一次壮丽的日出，照亮了整个历史进程，人类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苦难因此而具有了崇高的意义。

    其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通过政治活动才能实现。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生命的内在需要，也是历史的终极目标，但它不像基本需要那样紧迫地驱使着人们，而是潜藏在人性的深处，用马斯洛的话来说：“它们用低语而不是用呐喊来表达自己”，所以便难于进入人的意识。在私有制的历史阶段，也有一些人认识到它的存在，但它是奢侈品，而不是必须品，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也就是要让它成为公众都可消费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享受的东西。它是生命的华彩乐段、生命的终极目标。

    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集体的历史的过程，不是单个人所独自享受的福利。只有在社会集体的进步过程中才有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因而就必须通过政治手段，通过组织和推动社会的进步来实现这一目标。对于个人来说，基本需要包括物质财富、安全等等，政治体系要保障这些需要就要有物质文明的充分发展、社会组织形式的健全、法制的完备等等。在个人的基本需要之上还有尊重、友谊、自我实现等等层次的需要，于是社会政治体系要满足这些需要，就要发展民主政治，就要倡导道德，为了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为之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一个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政治实体，必须把这个目标具体化，根据人民群众现在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来制定当下的政策策略，对饥者，要给他食物，对寒者，要给他衣服，逐步引导人民群众以达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但政治家不是神仙，也没有聚宝盆，他从哪里找这些食物和衣服来给他的人民呢？还是要靠组织起人民群众自己来生产，比如毛主席在抗战时发动大生产运动。当着人民头上有三座大山压着的时候，那就要组织人民起来推翻这三座大山，当着美国鬼子要威胁新中国的和平安全的时候，就组织志愿军去教训一下他们。

    政治活动也就是要把社会组织起来以完成集体的目标，离开了这种政治组织工作，人民群众就是一盘散沙。对不同的时代的各种社会组织来说，它们有着极为不同的目标，比如资本主义与以前的社会组织的目标就很不一致，以资本家的盈利作为目标。尽管有这种不同，但它们仍然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有些服务得好些，有些服务得很差，甚至带来灾难不幸，于是人们便在政治实践中寻找那种服务得好的政治目标，于是便有了一个这些前后相继的政治目标的成长过程，这个成长过程必然要最终地达到那样一个目标，直接地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充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目标。这是一个价值体系，其核心便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达到这个核心，人类必须从基础的东西做起，就像攀登建筑物外面的脚手架一样，一层层地往上爬，最终才能达到顶点。

    马克思主义的问世标志着人类在思想认识上攀登上了这个顶点，但要在实践中把政治活动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结合起来，就还需要经过夺取政权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来的奋斗都围绕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核心目标，所谓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要引导人民群众步步深入地认识和实践这个价值体系，并进而实现这种真正的利益。毛主席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奠定了第一块基石，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我们进一步接近这个目标，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党中央最近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都紧紧地围绕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一脉相承，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对于领导我们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境界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于个人来说，自我实现是其价值体系的顶点，对于社会政治体系来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其价值体系的顶点。其他的目标诸如民主法制建设、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体系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但不是最高的位置，要把它们作为绝对的目标来追求，于是便会导致种种难题，甚至会导致灾难。经过这些年的探索，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么一个水平，认识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于社会政治过程的至高无上的价值。有了这样一个拱心石，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体系也就稳定下来了。

       其三，共产党要掌权的目的便是运用执政权力引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类是有可能自我毁灭的，要想避免这种命运，就必须打破这种在丛林法则的控制下的人的成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这个互相制约的“超循环”；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这个“超循环”，单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就需要有共产党的领导，把人们组织起来，与自发地形成的社会力量相抗衡，引导人们追求自由全面的发展，并按照这种新的需要来组织社会生活，改造社会。

    共产党掌权不是最终目标，而是阶段性的目标，为的是运用执政权力来引导人性自由全面发展。共产党只能在人性健全的人中间执政，人性不健全的人自然而然地抵制党的领导，在心理上怀有反感对立情绪，在这样的基础上，共产党就难于正确处理矛盾冲突，就会宽严皆误；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下去，随着这种人的增加，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就要趋向于瓦解。所以共产党人必须明确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自觉地运用执政权力来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果做不好这件事情，让人民群众中的“下士”多了起来，共产党的就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责任。能否培养健全的人性，这是判断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标准，必须使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才能使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越来越巩固。所谓提高执政能力，也就是要提高践行政治学公理的能力。这不光是为了共产党的自身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人类的整体利益。

    所以共产党就担负着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责任，要利用执政权力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有利于闻道履道、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首先要管好自己，有诸己而求诸人，无诸己而非诸人。引导教育人民群众与管好自己的队伍是一件密切相联的事情，管不好自己的队伍就教育不好人民群众，反过来说，教育不好人民群众，社会环境日益恶化，自己的队伍也无法管好。其次是要将社会制度设计组织得有助于人性的健康向上成长，要让讲良心讲道德的人，在这个社会上能得到好处，能得到这个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不要老是让他们不舒服，这样大家都会踊跃地去做这样的人。

    但从个人的立场来看，如果人们是一名积极的负责任的社会成员，那就应当自觉追求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不光是出于一种对人类负责的历史责任，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命，但这个生命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宇宙中的，而是大自然两百多亿年进化过程的结果，离开了这个进化过程，就没有这个生命。就像一棵树的果实一样，离开了树还能保持其生命么？就算是它成熟了之后落到地面，仍然承担着大树交给它的传种接代的任务。而对于人来说，也是同样道理，不同之处在于，作为一个有着自我意识的生命，人必须自觉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必须认识自己的生命的来处，认识大自然和人类的进化过程，并以一种感恩的情怀，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自觉地维护和促进这个过程，使这个过程继续下去，以此来回报大自然与社会，并在维护大自然与社会的和谐进化中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

    虽然生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而且也必须自己支配生命，但是，是用一种科学合理的方式去支配它还是用一种自暴自弃的方式来支配它，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成熟的合乎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式，另一种是幼稚的违背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式，由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本来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所以成熟的方式自然也就是有利于个人利益的方式，不成熟的方式自然也就是不利于个人利益的方式。历来的智者贤人都力图引导人们走上成熟健康的生活道路，当一个人达到了这种思想境界，也就进入到了成熟的境界、自由全面发展的境界。对于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来说，他们便可自然而然地组成和谐社会。

      其四，用这一公理可以演绎出一个全新的政治体系的大厦。

    由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每一个人都自然而然地追求的目标，而这个目标自然而然地要通过政治活动才能实现，所以“政治活动必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完全符合政治学公理的条件，它是不证自明的，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一公理。虽然它是不证自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能是浅显的，它照样可以有着深刻的内涵，就像《中庸》之所说的那样：“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公理化思想就是用数目最少的不证自明的公理来奠定一门科学的基础，然后再通过演绎法推导出整座科学大厦。但对于政治学这门科学来说，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它不像数学公理那样，由学者们在书斋里推导出来，而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是现实的政治体系。这是因为政治学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它是人类政治活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从无数挫折与失误中总结概括出来的东西，它不光是政治学体系的推理过程的基础和初始已知条件，同时还是政治学的最终发展方向和所有的政治实体都应当追求的目标，因而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政治制度的起点，以此为初始已知条件所推导出来的不是像数学物理学那样的理论大厦，而是一个当人们自觉地实践这一公理时，便可以自然而然地组织起来的全新的政治体系。用协同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自组织过程。

    与这个政治体系比起来，以前的那些政治体系不过是这个新体系的前奏曲，人类的史前史。人类历史应当以此作为标志来划分，以前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过程是人类进化过程的史前阶段，就像动物进化的水生阶段和陆生阶段的分期一样，或者换句话说，就像猴子之于人一样。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必然要达到这个关节点。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是政治学发展规律的必然指向，不符合这个指向的政治体系将会遇到不可调和的内在的矛盾，将是失败的政治体系，它们迟早都要改变自己，走向这个正确的目标，否则便会归于灭亡。如果人们不能接受这一公理，那也只是因为他不能想象这个新体系和新阶段，从而甘愿继续生活在史前阶段，这样的人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失败者，对社会来说也必然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是社会的负担。

    这个新的政治体系的产生过程，也就是这个公理的被公众接受的过程。因而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必须经过一个武装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历史阶段，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必须走过我们建国以来所经历的曲折发展过程，最终达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阶段。现在我们要把“政治活动必须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政治学公理，应当说是适时的，同时也是必须的。这是对共产主义运动诞生以来的革命经验的总结，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政权确立了合法性依据。只要人们接受了这个公理，社会主义政权也就稳固下来了。

    “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马恩全集》第42卷第150页）同样道理，所谓的政治学公理也就是人类政治活动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它在社会主义阶段的政治活动中被人们认识并自觉地在实践中运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自然历史现象”。“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同上第128页）

    政治学公理所推导出来的科学大厦不是学者们写在纸上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建立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体系。这个推导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自组织过程，当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时，政治学公理便在社会生活中立定脚跟，控制住社会的自组织过程，使每一个人的才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每一个人的需要也都得到科学的引导和充分的满足，人际关系趋向于和谐，同时也使社会政治经济过程趋向于和谐，使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球生态环境保持和谐。随着这一过程的深入发展，那些在私有制社会中形成的评价标准诸如官与民、穷与富等等差距便被超越了，人因而是真正平等的了，人自身的能力的发展也就成了目标，通过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便可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在物质生产领域也因而进入了自由王国，根据人的需要而随心所欲地驾驭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自组织过程中，历代哲人所向往的大同社会、地上的天国也就逐步地趋向于实现了。这便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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