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中国人与二十一世纪世界秩序

　　高度一元化秩序及其建构者

　　从世纪末国际社会所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所透露出来的趋势来看，下一个世纪的世界秩序的主要形貌似乎已经隐然可见。这个世界秩序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一个同时贯穿安全、生产与交换、金融以及意识形态四个领域的高度一元化权力结构，而建构这个一元化秩序的主要行动者就是美国。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挟其无远弗届的军事投射能力，以及凭借她与西欧国家所建构的集体安全体制，成为唯一具有建构全球安全秩序以及介入区域冲突能力的单级超强。同时，美国凭借其国内市场的超级规模以及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在全球资本市场的举足轻重地位，成为推动全球贸易体制与金融秩序变迁的主要游戏规则制订者。这个后冷战安全秩序建构的主轴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东扩与安全任务的调整；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主要政策协调机制是七国工业集团（G7）的高峰会与财长会议，主要的执行机构是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会。这个高度一元化权力结构的出现，与后冷战时期全球体系所出现的权力的真空状态有密切关系，而且此一真空状态可能仍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结构，设定了一些基本规范准则：第一、西方国家的民主与人权实践范式成为检验各国国内政治秩序正当性的唯一准绳（但民主原则被排除适用于检验国际政治秩序的正当性）；第二、维护私有财产权、鼓励自由竞争与尊重市场运作机制同时成为国内与国际经济秩序建构的金科玉律；第三、根据排他性地域管辖性的主权国家仍旧被视为组织人类政治生活与分割政治权威的基本单元，但跨国性组织与团体在全球事物管理上的发言地位获得一定的承认，以及境外的政治行动者得以人权的理由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的正当性也获得支持；第四、透过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途径处理全球事物与国际冲突成为一种常态模式并受到肯定，但多边主义的整合范围是以意识形态近似性为主要考量。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十七世纪以来威斯特伐利亚体制下的绝对主权观受到了明显的挑战，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时所遵循的镶嵌性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原则也遭遇严重的侵蚀。

　　这个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结构是以特定的世界观、特定的人类历史发展目的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以个人自主、自我管理与自我负责的原则作为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前提被塑造成为一种「自然秩序」；由代议民主、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被视为历史演进的必然终点，也是评估所有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进步与落后的准绳；以股东利益至上的英美式资本主义（Anglo-Saxon capitalism）被普遍接纳为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模式，也被视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适应新的国际竞争环境重组国内生产关系时所必然模仿的对象；在运输成本下降与通讯科技突飞猛进，阻碍资本、货物与信息进出国境的各种人为障碍的消除，以及市场整合与国际分工所创造的巨大经济效益等因素推动下，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趋势无可逆转，所有国家都必须服膺此一潮流。

　　这个霸权结构的超稳定性在人类历史上可能是空前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当前几乎没有任何能与之抗衡的替代模式，东亚的发展性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资本主义模式以及西欧的利益关系人资本主义模式（stake-holder capitalism）正面临英美式资本主义的严峻挑战，新马克思主义与古典社会主义的论述陷入空前的边际化危机，「东亚价值」的论述与回教基本教义都只是消极的防御，后现代的论述只能构成一种微弱的挑战，但无关宏旨。在物质基础的再生产过程中，美国大学与企业不断吸纳全世界最优秀的科技人才；美国金融市场不断吸引全球的低成本资金，国际市场贸易竞争的游戏规则更是围绕着美国最具竞争优势的产业（尤其是信息科技、生物科技产业与金融服务业）而设计，因此这些机制不断支撑着一个「强者恒强」的正面循环。
　　反思影响未来的三个前提

　　在面对上述这样一个隐然成形的新世界秩序，大陆、台湾与香港应该何以自处？能够扮演何种角色？这个新世界秩序是必然将两岸关系导向冲突，还是导向和解？当我们在思考「中国人与二十一世纪世界秩序」这个大课题时，东亚金融风暴激发我们必须对过去经常视为理所当然的三个前提作出更深刻的思考。第一个前提是，东亚的高速经济成长模式是否能够恢复并持续？东亚是否仍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全球经济的重心？「太平洋世纪」的前景是否已经破灭？第二个前提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浪潮是否无可逆转？自由市场机制是否仍将会推动各国政治与社会结构转型，以及塑造二十一世纪世界秩序的主导力量？第三个前提是，全球化过程是否只可能前进而不可能倒退？一个高度整合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主权国家的作用与地位将日益下降，以及国家机构经社职能的减缩？

　　对于第一个前提，个人的浅见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大多数遭金融风暴袭击而受到重创的东亚国家，都可以在两三年内恢复经济成长动力，因此东亚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仍将在下一个世纪初期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不过东亚国家在未来将面临更严峻的国际市场竞争压力，也不可能一直在经济增长方面维持独占鳌头的地位。个人对于东亚的经济前景基本上仍然乐观，是基于以下的结构性考量：第一、这次金融危机的本质是过度投资而非过度消费，矫正过度投资（以及衍生的泡沫经济现象）的政治难度要比矫正结构性的过度消费容易；第二、大多数东亚国家仍具备有利于长期稳定经济增长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对外导向的经济体制、高储蓄、重视教育投资、家庭的互助功能、灵活的经济组织等；第三、大多数东亚国家的政府虽然存在腐败与僵化的问题，但依然具备较高的调动社会资源与引导经济结构调整的能力，以及相对于特殊利益团体仍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因此，在可遇见的未来，东亚势将成为与北美及欧洲并驾齐驱的全球三大经济板块之一，而且必将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在东亚经济板块中，由台湾、香港、大陆以及东南亚华人经济网络所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将比日本更有机会成为带动下一个世纪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个人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浪潮的前景则有很大的保留。因为东亚金融风暴的爆发、恶化与蔓延所反映的问题，不仅仅是国际间对于全球化资本市场与跨国资金流动的监督、管理与政策协调的合作机制不足，而且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后所无法避免的脱序与危机。正如博兰尼（Karl Polanyi）对于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结构性原因之分析曾指出：市场制度从来就不能凌空于社会与政治制度之外而稳定运作，当市场机制的运行超脱任何主权国家或国际权威性机构的掌控时，当各国的预算、货币与财税政策必需随着国际投机客的魔笛起舞时，资本主义本身的脆弱性与破坏性本质即可能成为经济秩序动荡的根源。人类似乎永远无法牢牢记取历史教训。90年代西方社会主流思潮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坚持，与本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对于自由市场的崇拜如出一辙。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二十年间，积极向世界各地区推销经济自由主义，强迫各国打开国内市场与解除金融管制，为欧美国家的闲置资金创造一个无疆界、无障碍与无时差的供需市场，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追求生产资源在全球规模上最有效的配置，但实际上却等于是建构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超级赌场，这个赌场内的主要赌客是全球避险基金，赌注是各国的经济命脉、社会制度与文化体系。而世纪末的全球金融危机正适时的提醒全球人类，新世界秩序的建构不能单单以效率、利润与竞争力为经纬，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建构新的政治与社会机制来驾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市场机制的破坏性力量迟早将引爆各种饱受流离颠沛之苦的社会力量的全面反扑。因此在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可能已经达到其阶段性的发展极限，在下一个世纪的初期，世界秩序建构的新课题将是如何控制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安定因子，节制其潜在的破坏性力量，特别是如何重新让市场制度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服务，而非让市场机制反客为主。

　　对于全球化过程的动向，很难做概括性的预测。因为全球化此一概念的内涵十分广泛，它同时指涉多个层面，而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事实上，狭义的全球化过程与前面所谈的经济自由主义浪潮形同表里，因此其前景是不确定的。广义的全球化所指涉的革命性世界秩序变化，既过于乐观，且过于超前。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全球化过程是相当无秩序、相当不均衡的，具有高度的历史偶然性，其中更充满了紧张与不协调，而且并非一种全新的历史经验。首先，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经济福祉不但毫无助益，反而带来更大的不安全。在90年代，开发中国家与已开发国家的生活条件与科技水准的差距日益悬殊，第三世界有更多人陷入绝对的贫穷。再者，就以全球经济活动的整合程度而言，在贸易、投资与资金流动等指针上，西方国家的经济互相依赖程度并未超过以往的历史最高水平。今天的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当然明显比60或70年代高，但未必超过20年代，在跨国人口流动方面更远不如十九世纪来得自由。换言之，我们并不能断言，全球经济的整合过程已经迈入无可逆转的境界。其次，在后冷战时期，全球性议题的能见度虽然不断提高，但有效处理这些议题的国际合作架构或全球性管理机制的出现仍遥遥无期。陈义过高的全球意识仍敌不过根深柢固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居于唯一超强地位的美国，对于强化既有的国际合作机制，显得兴趣缺缺；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内（例如国际货币基金会、联合国安理会），美国经常单方面扮演强势主导的角色，因此大幅削弱了这些国际机构的道德正当性。在文化认同的领域，全球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部落化（tribalization）过程一同出现，两者相激相荡。而在第三世界，全球化往往是美国化（或西化）的代名词，导致严重的本土文化认同失落的危机，所以第三世界要求价值多元化的声浪将不断上升，虽然这未必导致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谓的「文明冲突」，但也绝非单一方向的融合。所以整体而言，一个真正的全球社群的出现仍是纸上谈兵，文化与价值的趋同未必平顺。主权国家仍将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政治与文化组成单元，主权国家对世界秩序的塑造仍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处理全球性议题上，由于各自囿于狭隘的国家利益，主权国家也许成事不足，但绝对败事有余。当前主权国家的主要不足在于各自的市场规模过于狭小，因此将会透过区域经济的整合，来扩大彼此的经济成长空间与强化国际竞争力。所以真正有可能部分替代主权国家职能的，将是类似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等这一类的区域经济统合组织，成为界定世界经济版图的新坐标。

　　总之，两岸三地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全球化的趋势时，必须对于三个迷思保持自主判断的能力。第一个迷思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浪潮无可逆转；第二个迷思是，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系里，主权国家的作用与影响必然日益消退，国家的经济职能必然衰退；第三个迷思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在经济组织、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历史记忆、认知地图、文化认同上将必然出现融合与趋同。
　　判断与抉择

　　在对这三个大前提做出初步的结论后，我们将进一步尝试回答三个相关连的问题。第一，在下一个世纪中国人社会的发展蓝图可能而且应该是怎样的？第二，大陆、台湾与香港对于下个世纪的世界秩序的建构，特别是全球管理机制（global governance）的建构，能够而且应该发挥甚么作用？第三，两岸三地中国人在东亚的安全与经济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

　　第一个问题十分紧要。因为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的建构本来就是相互牵引的，享受领先优势的国家对于国际秩序的主张，必然以维护既有的国内秩序为重要的考量；力争上游的国家必然以维护其发展空间为出发点。而占全世界人口将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所追求的社会制度（即国内秩序），必然深刻影响到世界秩序的建构。
　　中国大陆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摸索，尚未开展一个明确的未来图像，但可以确定的是，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挑战，还不完全在于产权的配置，而是如何设计一套相应的政治体制，既能整合市场经济内新生的多元社会力量，又能结合信息社会的来临。毫无疑问的是，台湾、香港与新加坡在未来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会起重要的示范作用。但这三个中国人社会不单提供许多正面的示范，也提供不少负面的示范。因为在下一个世纪，日本、台湾与韩国的政经发展模式将面临更严峻的转型挑战。过去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都具有「发展性国家资本主义」的特质（程度或有不同），国家机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扮演了促进的角色，而且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国家机构对关键性产业进行保护与扶持时，政府部门刻意忽视短期的市场信息，选择性的开放国外市场的竞争压力；在对特定产业进行市场秩序的管理时，也是刻意抑制市场竞争机能的短期作用，政府的政策不是被动地依循比较利益，而是主动地创造与更新一国的比较利益。同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也不仅止于引导资金与技术在产业间的流动，而且还直接介入生产关系（劳资关系）的运作，以及对消费与储蓄行为进行政策性导引。但此一发展模式对应的内外政经条件已经出现剧烈的改变，因此必须改弦易辙。但这并不意味着，东北亚的政经结构必须向英美式资本主义靠拢，东亚国家在适应全球化的趋势过程中，必然会在既有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下找寻适合自己发展阶段的模式，必须在全球化潮流冲击下维护与掌握自己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因为本来就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政经模式，同时东亚国家的结构调整方向也未必是朝向减缩国家经济职能的单一方向。未来东北亚必须在适应新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前提下，重新界定国家的经济发展角色，重新设定政府的经济社会职能，以及重新安排产业与政府的政策协调机制，其关键在于如何能根据东北亚国家的生态条件与社会结构特质，建构一种民主的发展国家模式，同时兼顾经济政策的民主参与与产业的永续经营。

　　第二、当前的全球管理体制有很大的局限性与明显的偏颇。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强在处理国际事务上所表现的独断作风，更削弱了现有国际合作体制的正当性。联合国安理会几乎沦为为美国选择性军事干预的背书工具，国际货币基金则完全以美国财政部的观点马首是瞻。美国既不愿意增强现有国际合作体制的功能，又反对建构新的补强机制。国际货币基金在东亚金融风暴中的表现，尤其令人感到寒心。国际货币基金几乎成为西方金融资本家的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的所谓「纾困方案」，完全是以确保西方国家债权人机构（跨国银行与投信基金）的利益为出发点，不惜摧毁许多东亚国家长年的经济累积成果，以及扼杀经济快速复原的生机。同时，还以吸引外资重返新兴市场为名，要求东亚国家更大幅度的开放外资进出资本市场的限制，使得先进国家的金融资本家可以进一步在受灾国家资产贱卖的过程中获取利益。同时，美国为维护国际货币基金在金融纾困领域内的独占地位，坚决反对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提议，而大陆当局也缺乏远见而加以杯葛。东亚金融风暴更充分暴露了当前国际合作机制的缺陷与偏颇，当前的全球管理机制并不真正符合多边主义精神，充其量只是主要西方国家之间的小型多边主义的产物（mini-lateralism），这又以七强高峰会的设计最为露骨。
　　由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在东亚金融风暴中所扮演的中流砥柱角色来看，两岸三地在下一个世纪全球管理机制的改革问题上是必然有发言地位的。中国人在面对世界秩序的建构的大课题时，可能既要把握维护国家利益的传统性思考，也要掌握中国人所擅长的全局思维与辩证思维。如果中国大陆只是一心一意以推动「多极化」来牵制与削弱美国的超强地位，而忽视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挑战与机会，那也是缺乏前瞻性的做法。大陆当局要在世界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应该是以落实真正的「多边主义」为诉求主轴，而非沉浸于权力均衡的游戏，要提振「多边主义」的精神就必须先从强化华人经济圈在东亚地区的道德领导地位着手。

　　第三、中国大陆在提升其在全球管理机制建构上的发言地位时，并不能将力量只用在发展与美国双边关系的一条主轴上，而忽视了推动东亚地区更紧密合作关系的工作。两岸三地必须先积极参与东亚地区新秩序的建构，才可能具备引导世界秩序演变的条件。因为在下个世纪的初期，全球管理机制的建构必然是透过北美、欧洲与东亚三大经济实体间的协商与合作来达成，而这三大经济板块中，北美与欧洲都具备一个经济实体所需要的政策操作机制，唯有东亚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缺乏紧密的协调与合作机制。在此一结构限制下，尽管东亚可能仍是二十一世纪全球经济体系内成长最快速的地区，可能仍将是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但却不可能取得相应其经济实力的全球事务发言地位。

　　两岸三地在积极参与东亚新安全与经济秩序的建构时，不能忽视日本的巨大经济实力以及军事潜力。战后欧洲的整合过程的政治基石是德法合作，而下一个世纪东亚新秩序最大的潜在障碍是中国大陆与日本的争霸。要避免争霸格局对东亚区域以及两岸关系带来的危险，要靠两岸的和解与合作，而无法对日本的政治领导角色有不切实际的寄望。日本的岛国心态，已经多次让其失去在东亚地区扮演领导者角色的机会。中国人必须在日本所犯的历史错误中汲取教训。日本今天陷入经济泥沼，而且成为东亚经济的拖累，可以说是咎由自取。日本遵行重商主义的结果是：对国内市场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使日本的服务业部门变得非常无效率，拖累了整体经济，而且衍生成为金权政治滋长的温；对东南亚国家采行的技术保护主义，限制了东南亚国家工业升级的空间，使得他们在面对中国大陆廉价劳工的竞争压力下，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所以未来中华经济圈要承担领导东亚经济合作的责任，就必须以市场开放的原则来确立领导地位，必须以资本与技术输出来引导区域内的合理经济分工。大陆在市场开放方面的努力最为关键，台湾与香港则在资本与技术输出方面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在东亚政治经济秩序重建的过程中，最为迫切的课题是如何建立区域的货币稳定机制，让东亚国家在货币政策、金融管理与汇率政策上加强合作。事实上，两岸三地加上新加坡与日本，这五个经济体合计所拥有的外汇存底高达六千亿美金，本来就应该在国际金融管理体制的问题上享有较高的发言地位，而且即使在美国不参与的情况下，自身的金融实力也具备建构东亚地区货币稳定机制的条件。

　　经济合作必须要有政治和解作为基础，经济合作很难在参与国家对于安全秩序缺乏基本共识的情况下出现。未来东亚区域稳定的关键在中国大陆与日本的政治关系，而北京与东京关系的关键在台湾。台湾可以扮演激化大陆与日本矛盾的角色，但也可能发挥促进大陆与日本政治和解的功能。如果两岸间能够突破目前的政治僵局，建立过渡性的政治框架，下个世纪东亚区域的稳定与繁荣的前景将大为改观，区域经济合作的政治基础将日趋稳固。因此，两岸在建构东亚地区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上责无旁贷。两岸更应该在这个大格局下重新思考彼此的共同利益，以及彼此因为长期政治对立所付出的巨大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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