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第二次思想解放是摆脱对美国模式的迷信
甘阳：第二次思想解放是摆脱对美国模式的迷信
2008-12-27 21世纪经济报道
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我觉得中国可能无论左右，会形成一个新的共识，不管大家有多少分歧，至少我们在开始摆脱对西方模式的迷信，对美国模式的迷信。这就是我讲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内容，就是从西方和美国模式中解放和摆脱出来。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特别强调第二次思想解放和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关系，特别强调没有第一次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第二次思想解放。
两次思想解放之间的传承
在第一次思想解放以前，我们很长时间以一种非常粗暴的、简单化的方式全盘否定西方，而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从这样一个对西方的简单化的否定和批判解放出来，转向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所以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实质是大规模地学习西方。可以说30年来向西方学习的幅度根本是五四运动无法相比的，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是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一次思想解放，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规模向西方学习，去重新看西方，那就不可能有我刚才说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在大规模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中国人逐渐提高自己的水平来判断和辨别，哪些西方的东西可能对我们比较有用，可能比较适合我们国情，哪些东西仅仅是一些或者它那边有用，对我们并没有用，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所以我认为要避免第一次思想解放以前那种简单化的批判否定西方，所有对西方的检讨应该是从实情出发，言之有理地考虑问题。
这个时候我仍然要强调第一次思想解放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早期，这个来之不易。为什么强调早期？真正讲“思想解放”的人实际都是很少的，他一定是少数派，如果和大家想的都一样，谈什么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一定意味着前期是异端，被看成非常大逆不道的才叫思想解放，和所有主流、统治者和主导者潮流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才叫思想解放。所以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时候，实际上它并不是仅仅从1979年开始，因为实际上从文革初期、中期、晚期，都有很多，很多人为此付出了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我可以举个人的一个例子，说明这种束缚的存在。我在学术界出道时翻译的一本书叫做《人论》，那时候还在北大念研究生。这本书不像现在大家随便可以翻译，当时有个规定，卡西尔《人论》在范畴上叫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立项很严格，老先生们先推辞了；后来出版的时候还要加一篇序言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加以批判。这样一个小事情就非常难，向西方学习有大量的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确实进展非常快，成效非常大。我翻译那本书是1983年，到1987年卡西尔另外一本书《语言与神话》翻译出来，让我写序言，那时研究完全自由了，在纯学术领域，西方哲学领域禁区几乎已经没有了，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根本不用想如何应对外面的情况，可以放开的写。
今天谈对西方的批判、审视、检讨，和第一次思想解放以前那时候简单化地否定西方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在相当深刻地了解西方的基础上，来甄别、判断，根据自己的眼光来看他们各种各样的模式和理论，看它们和我们中国的相似性到底如何。我们平常说西方往往过于笼统，因为西方本身不是一个东西，西方本身有无数多的理论、潮流，所以我们说要摆脱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主要指的是在某一段时间内占学术上风的潮流。这个必须要分辨清楚。否则我觉得会导致一种毫无意义的论辩和互相指责。
为什么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
中国思想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1990年代初就开始了。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的王绍光教授，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他当时刚刚从康奈尔大学毕业。我们现在不大能够想象这篇文章是非常非常反潮流的一篇文章，他强调的是，在向市场化过渡的同时，并不是要弱化国家，而是要强化国家；而我们需要建设民主，但是民主并不与强大的国家相矛盾。今天大概很难想象这个文章在当时多么反潮流，不仅和中国当时整个思想界主流完全背道而驰，而且和整个世界思潮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为整个世界的思潮都是去国家化，去政府化，政府管的越少越好，让市场和公民社会去管所有的事情。今天提起这些事情，并不是说要为一些人歌功颂德，也不是要重新挑起争论，而是说现在是2008年，在一个历史背景下重新看这些问题，可以看得更心平气和一点。
从国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也是中国思想界非常不得了的一个突破。从西方学术界来说，2004年出版了福山一本书《State Building》也就是《国家建设》，这个福山也就是1989年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福山仍然在解放思想，“历史终结论”早就破产了，他没有停留在1989年。福山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的思潮造成了国际政治的瘫痪状态，即使勉强还在起作用的一些地方，那些国家的政府能力都在大规模地下降。这实际上是90年代以来全球化一个普遍性的趋向。但是我觉得福山到2004年提出来太晚了。以我的了解，在西方学术界比较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芝加哥大学的霍尔姆斯，他现在到哥伦比亚大学去了，当时是1994年，要比王绍光晚几年。1994年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开过一个很大的会，主要讨论苏联、东欧转型的问题，四个主要学者发言，后来出了一本书《后共产主义转型问题》。所有其他人都是谈自由市场、公民组织、非公民，好像这些问题就可以代替国家，只有霍尔姆斯一个人认为，在苏联东欧这样一个大转型之后，最严重的问题是无政府的问题，是如何重建国家权威和政府职能。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国家职能权威和政府职能，自由市场也不能有很好的作用，公民社会很可能变成黑社会，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它的权利是不正当的。福山的这本书提出的中心问题也是，非政府组织不能够代表国家和政府的权威，因为他们只有在一个有效运作的国家体制和政府权威下，才能够扮演他们可以扮演的作用；妄想所有自由市场可以取代政府的经济职能，妄想非政府组织、公民组织可以代替国家，会把整个人类推到非常危险的灾难地步。霍尔姆斯在1994年的发言根本没有什么人重视。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情况很不相同，从1990年代初开始就有一拨人开始在想这些问题，而且在中国的讨论中是起了作用的，至少挑起了极大的论战。这个论战的结果实际上是，这样一些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我仍然强调重要不在于谁对谁错，每个人的具体观点都有可能有对有错，可以争论，重要的是有这样一个思想，在很早就有人开始在想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重视，包括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各国政府大力干预市场，甚至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西方的国际货币组织、银行系统的建议，就是让政府不要去干预，而且把政府的不干预作为国际援助的条件，结果严重地破坏了一些国家，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成天抱怨，马来西亚30年的建设毁于一旦。
所以要强调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要性。也就是如果没有第一次思想解放不可能有第二次思想解放，但是如果没有第二次思想解放，我们不可能有中国道路。我们对于西方不是无条件的盲从盲信，而是用中国人自己的头脑去分析和看待问题，否则我们会沦为一个跟屁虫，而且跟着走可能会带来灾难。如果没有第二次思想解放，我们大概也根本不可能思考中国道路的问题，第一次思想解放很可能变异成一种心理态势，似乎我们整个改革方向和发展方向就是变成今天的西方那样。所以我现在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应该建立自己的改革学专业，我们的改革没有很好地被研究。西方的理论模式非常多，解释能力似乎很强，但我没有看到一家能够合理解释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比较成功。我们30年的势头不可阻挡，虽然出了很多问题，但是30年改革的成就是一个实情，这些问题我觉得要中国人自己去研究。
这就提出了中国道路的问题。说模式可能僵化了一点，因为中国的发展速度实在太快，往往前五年做得对的事情，后五年做就是错的，解决一个新的问题，同时会引发另外一个问题，就要用另外的方式去解决，需要不断地思想解放，不断地创新。但是是不是有某种中国道路的出现？
中国道路不可设定框架
有位英国人Mark Leonard 2008年初出版了一本书叫《What Does China Think》，《中国在想什么》，或者《中国怎么想》，书很小。这本书今年在伦敦和纽约上市以后，受到非常多的关注，包括索罗斯和西方政界。西方的国际战略家特别注重这本书。因为这个作者本人既不是西方的左派也不是西方的右派，也没有任何倾向新左派的嫌疑，他是西方新生代国际战略分析家，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建立的智库——欧洲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在2005年出的一本书比较有名，叫《为什么欧洲能领导21世纪》，主要内容是比较美国和欧洲。他认为冷战结束之后，21世纪的世界有两个模式，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他认为对于以后的发展而言，欧洲模式比美国模式更具吸引力，而美国模式会逐渐衰落。他的论据相当多，比如美国主张单边主义，而欧洲主张多边主义，等等。这本书出版之后，他突然发现这本书整个有问题，前提有问题，因为这本书的前提很简单，他仍然认为21世纪仍然是西方塑造这个世界，21世纪的人类世界仍然是由西方来塑造的，只不过西方现在出了两个模式而已。
他突然发现整个前提预设受到非常大的挑战，他看到一个庞大的中国，而且他的直觉是，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所以他从2005年开始不断地跑中国，而且他原先以为到中国，两个短期旅行就能搞清楚问题了，但是到中国以后越看越复杂，不断在跑，而且越跑越心惊胆战。他第一次找我大概是两三年前，说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社科院，整个被震住了，当时中国认为他是布莱尔的智囊，所以接待规格比较高，社科院副院长亲自接待他，随便给他介绍一下中国社科院的情况，有50个研究所，260个研究室，4000全职研究人员。他当时听了在一个大沙发里想缩进去，因为整个英国的智库人员就1000人左右，全欧洲的智库人员不到5000人，全欧洲加起来相当于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他说美智库人员也不超过10万人，整个西方的智库不超过10万人。而他马上了解到中国社科院仅仅只是其中一家，还有中央党校，每个省有社会科学院，各个政府都有那么多政策研究室，他当时觉得非常可怕。当然所有中国人都会跟他说我们研究水平不高，他说不管研究水平高不高，有这么多人就很可怕，而且最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所以书名叫“中国人想什么”，“中国怎么想”。他提出了一个概念，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全球化图景，有一个名字叫“有墙的世界”，这个是对应西方的模式（也就是所谓的扁平的世界）。他觉得托马斯·弗里德曼那本书比较重要，一般的国家都会面临一个悖论，你要吸引全球资本，要让全球资本进来，都会面临主权国家控制力被削弱的问题；抵挡不过它，就必须向它做妥协和让步。中国大量引入外资，获得全球化的各种好处，但是并没有导致中央政府能力的衰退和衰弱。
第二点更有趣了，他非常关心中国的政治发展，他说所有西方观察家首先注意的是西方能够了解的中国政治发展。大家都知道，有村庄选举，党内选举，他非常灵光地注意到，如果要看中国的政治发展，第一要去重庆，第二要去浙江一个很小的叫泽国的地方。我也是从Mark Leonard这里才非常吃惊地知道一点。西方民主理论现在最先进的一个理论，就是詹姆斯·费什金（James S. Fishkin）的理论，它的实验地竟然在浙江温岭泽国一个很小的地方，而且他本人就在那里指导。我是杭州人，原先并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些人有时候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因为他们很关心。还有一个重庆，重庆相对比较简单，因为重庆非常大，重要的公共政策通过各种方式去做公证会，可以是电视，可以是网络，可以是民意代表和政府，大规模的公共听证会。Mark Leonard认为这些可能是中国今后政治发展的道路。他说西方人从来没有想过中国人在想什么，因为西方人有一个想当然的预测，所有非西方包括中国只有两条路，或者你照我的想，你不照我们想肯定要灭亡，所以他没有必要去想你在想什么，他就是看你是不是按照西方的想法在走路。他每天都在看，在想多少程度像西方一样在做。Mark Leonard认为中国是第一个并不照西方这样想的国家，但是她不会灭亡，现在不会灭亡，将来也不会灭亡。2005年以后他认为至少有三个模式在世界上出现，而且他认为，最大的可能就是，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中国这个模式的吸引力可能要远远大于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
我在这里引用并不表示全盘赞同他，而且我认为，中国知识界在谈中国模式方面，实际上比西方学者要谨慎小心得多。这可能也是好事。西方学者往往提出中国模式，前两年“北京共识”在西方引起很多关注，在中国大家都很不以为然。其中有很多原因，我们大概确实面临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很长时间对自己不自信，我们还总是在做学生。我觉得至少做简单小学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现在并不是说对西方闭起门来不看，这个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要求的不是一个简单化学习过程的结束，而是要更深刻地研究西方到底怎么样。很多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始，因为原先我们总是在找一些比较简单的模式，找到一个简单模式就不加分析地百分之一百地美化和追捧它，其实每个模式和制度都有它的问题。摆脱了这种迷信以后，对于个别制度我们反而可以会看得很清楚。
现在中国人确实到了一个需要全盘重新回过去看的时候，包括我们30年的改革，包括建国60年来的历史，包括100年的历史，包括我们以往形成的对中国几千年文明的看法，都有必要重新看。这是我讲从第一次思想解放到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中心意思。
（本文由甘阳的一次讲演整理而成，只代表个人看法，未经作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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