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评炎黄春秋《新年献词》

评《炎黄春秋》2007年《新年献词》

奚兆永

新年伊始，读到《炎黄春秋》编辑部发表的一篇《新年献词》：《坚持邓小平理论毫不动摇》。《献词》的题目自然是响亮有力，很有气势 ，而署名也冠冕堂皇，气派非凡，但是《献词》的内容却远不是这样，显得极不相称。《献词》说，“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邓小平理论成为指导中国的思想武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共产党的哲学’从‘斗争的哲学’调整为发展的哲学，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实现了全党全国人民工作重心的转移。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人用‘姓资姓社’的问题来阻遏改革。面对诘难，邓小平在1991年底就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告诫大家，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献词的这些说法，不仅不能与其响亮的题目和堂皇的署名相匹配，而且给人以明显的曲解邓小平理论、误导改革开放的感觉。究其原因，是因为作者是用实用主义的态度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对邓小平理论的，其对这一理论的理解自然就很不完整、很不准确，并且在许多方面修正和篡改了这一理论。应该说，这是《献词》的一个致命弱点，也是笔者要写评论文章的原因所在。

一、关于邓小平理论及其成为指导思想在时间上的上下限

《献词》强调，“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邓小平理论成为指导中国的思想武器”，但是人们从这句话中不能理解：自1978 年至1992年这个时间段究竟是指邓小平理论本身的上下限呢，还是邓小平理论“成为指导中国的思想武器”的上下限呢？
其实，无论是从邓小平理论本身来说，还是从邓小平理论“成为指导中国的思想武器”来说，都不能以1978年到1992年作为其时间的上下限。
首先，从邓小平理论本身来看。诚然，党的十五大文件曾经把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两个宣言书，但是，这并不表明邓小平理论的上下限就是以这两个时间来确定的。实际上，体现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很重要内容——“猫论”，早在1962年就提出来了；而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以后，邓小平虽然已经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但是他还是发表了不少重要的思想观点。比如，1993年9月16日，他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优越系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指1979年3月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引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当时我将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讲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他还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提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接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所以，我们退休以后也不是无事可做。观察社会问题，出点主意，原则上要掌握几条。“（《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1364页）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所讲的这些话，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是绝对不可弃置不顾的。但是。按照《献词》确定的邓小平理论在时间上的上下限，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都不属于邓小平理论，这说得通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一些所谓主流派的学者，对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以后的有关重要论述往往讳莫如深，不愿提及，好象邓小平根本就没有讲过这样的话。《献词》的作者也是如此，把邓小平讲这些话的1993年放在邓小平理论的时间下限之外就说明了这一点。看来，对这些人来说，一切都从功利的观点来考虑：凡是邓小平理论中对我有用的论述，就拿来，就肯定 ，就宣传；反之，就装不知道，就变着法儿否定。这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邓小平理论，而是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邓小平理论，是不可取的。
其次，从邓小平理论“成为指导中国的思想武器”来看。应该说，在这方面把时间的上限定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人们不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但是把时间的下限定为1992年的南方谈话就很不恰当了。事实上，正式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在1997 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而将其作为指导思想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则是在1999年3月举行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应该说，以上两个时间都属于上限的范围，总不能说，当把邓小平理论正式作为知道思想写进党章和宪法时就已经不“成为指导中国思想的武器”了。所谓下限，实际上是一个失去时效的时间问题，在党章和宪法都明确规定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地规定其下限，显然是极不严肃的。而《献词》作者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又是和他们对待邓小平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分不开的。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人们当深长思之。

二、关于所谓“从‘斗争的哲学’调整为发展的哲学”

《献词》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共产党的哲学’从‘斗争的哲学’调整为发展的哲学”，这样说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1981年6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党及时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重申民主集中制不可偏废的原理，并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基本原理。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既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党和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对党在过去各种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对国家的光明前途做了论证，加强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统一。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余毒的历史性的任务。同年12月的中央各种会议，决定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批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打击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活动，对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发生了良好影响。”（《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2页）怎么能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共产党的哲学’从‘斗争的哲学’调整为发展的哲学”呢？
从理论上说，共产党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都离不开“斗争”二字。就辩证唯物主义而言，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她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礼节；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革命的和批判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2页）没有对立面，也就那没有辩证法，没有对立面的斗争，也就没有事物的发展，列宁是把“这些对立面、矛盾的趋向等等的斗争或展开”作为“辩证法的要素”来论述的。（同上，第411页）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共产党宣言》说，“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革命导师们不仅在理论上是这么论述的，而且在行动上也是这么实践的。1879年，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斯坦和卡•奥•施拉姆三人在赫希柏格出的改良派杂志《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此事后，非常气愤，联名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写了一封通告信，表达了自己的原则立场：“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新的机关报将来采取符合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即采取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么很遗憾，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而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在同国外的关系方面一向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686页）马恩的通告信以坚决的态度和强硬的措辞，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赫希柏格、伯恩斯坦、和施拉姆领导的机会主义派别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帮助他们纠正了自己的立场，并且给机会主义派以很大的打击。
这以后，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坚持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否定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的机会主义思潮，经过长期的斗争，取得了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及一系列国家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还特别提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而在中国，毛泽东之所以一再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之所以一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原因也正在于此。不可能想象，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个事关马克思主义试金石的基本问题上提出直接违背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事实上，我们从有关的文献里也根本找不到 “调整为发展的哲学”这样的文字，《献词》这样说显然是不负责任的。

三、要正确理解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论述

《献词》还特别提到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论述。应该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生产中最积极、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力量。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当然要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献词》对于“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解是片面的、错误的。
《献词》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实现了全党全国人民工作重心的转移。”其实，“发展是硬道理”是邓小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强调的，并不是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要强调的。这一点，只要认真读一读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论述就很清楚了。在那里，毛泽东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事实上，邓小平自己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我们在文章第一部分所引述的邓小平在1993年9月与其弟邓垦的谈话中说“解决这个问题（指分配问题——引者）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实际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应该强调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发展问题，而是分配问题了。显然，《献词》把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论述绝对化，认为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要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不仅不符合毛泽东关于“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不是固定不变的论述，而且和邓小平后来关于发展起来以后分配问题更困难、问题更多的论述也是相抵触的。
需要指出的，《献词》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和“把‘共产党的哲学’从‘斗争的哲学’调整为发展的哲学”联系在一起，也是没有道理的。在《献词》的作者看来，好象斗争就不能发展，发展就是取代斗争。实际上，按照辩证法，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而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对立面的斗争正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样的例子，无论是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还是科学实验中都是大量存在的，这里似没有再作更多说明的必要，因为读者对此也是很清楚的。
至于《献词》把“发展是硬道理”和“实现全党全国人民工作重心的转移”联系起来，也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知道，“发展是硬道理”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里说的，（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而工作重心转移问题，最早是毛泽东在1949年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后来邓小平在1978年12月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根据新的情况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后者在时间上比前者早得多，硬把两者扯在一起，把后来说的话当作以前发生的事情的原因，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四、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问题

《献词》说，“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人用‘姓资姓社’的问题来阻遏改革。面对诘难，邓小平在1991年底就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献词》的这一说法是对历史和事实的歪曲，在理论上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且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进行的。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力图西化、分化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的附庸；在国内，也有人“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改革开放，提出“姓资姓社”的问题，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是一个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的问题，怎么能把它说成是“一些人”用来“阻遏改革”的呢？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后最早提出“姓资姓社”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本人。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和党中央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而“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上）1986年，他在十二届六中全会的讲话里论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还说，“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1989年5月，他在与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时又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1991年 8月20日，他在与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再一次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时又再一次强调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从邓小平的以上论述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还是进行改革开放，都有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对于那些以改革相标榜的人要作分析，要看他们是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还是要搞资本主义化。在这种情况下，不问“姓资姓社”就不是一个清醒的改革者，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就会葬送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前途。这个问题，是邓小平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他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说，“我们这些老一辈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1993年9月27日，邓小平在审阅了《邓选》编辑组报送的《邓选》第3卷编辑工作总结工作报告后对有关负责人说，“我的文选第3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5页）
但是，《献词》却置邓小平这些十分明确的论述于不顾，说什么“面对诘难，邓小平在1991年底就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可是遍查《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都找不到《献词》里引的这些话，不知《献词》所引之话究竟出自何处？撇开这点不说，问题的关键是，邓小平总是把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作为“两手”放在一起说的。比如邓小平1991年10月5日会见金日成时就说，“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2页）问题还在于，即使从《献词》本身紧接着引用的话也不能说明邓小平是否定“姓资姓社”的，因为其中第一句讲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可惜，这句话《献词》没有引完整，看不出其中所说的“基本路线”是包括“两个基本点”内容在内的。因此，我们将其完整地引在下面；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70-371页）

如今，邓小平去世已经10年，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和宪法也有将近10年的时间，但是，由于没有一贯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的侵蚀与影响，我国的改革开放也累积了许多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问题。比如，私有化的“改制”使公有制的比重年复一年的下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大为削弱；两极分化的趋向日复一日的加剧，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形成，等等。这些已经引起了国内外有识之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和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运用邓小平的理论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检讨和总结，已经成了一桩刻不容缓的事情。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而不能像《献词》那样，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邓小平理论，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也不能像《献词》那样，任意剪裁邓小平理论，阉割其革命的内容，把它弄得面目全非。这才是真正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理论，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不断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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