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评《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

评《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

奚兆永

一、两面旗帜的对立

1月3日的《南方周末》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新年献词”，题目叫做《愿自由开放的旗帜高高飘扬》。一看题目，人们就会想起两个多月前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它所提出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这一来，在中国上空就有了两面旗帜：一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中国共产党高举着；一面是所谓自由开放的大旗，《南方周末》编辑部高举着。

有道是，“新闻年年有，今日大不同”，区区一个地方小报，竟然胆敢另立旗帜，与党中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唱对台戏，这不能不说是新年头里的一个特大新闻。

可不要小看这个旗帜问题，一面旗帜代表的是一个方向，一个指导思想，事关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

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野

也许有人会说，《南方周末》提出要让“自由开放的旗帜高高飘扬”，恐怕也只是提倡解放思想而已，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吗？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新年献词”为所谓 “自由开放的旗帜”究竟说了些什么东西吧：

“三十年前的月亮，照着一个国运彷徨、民生凋敝的中国。一个大钟停摆了，利益个闹钟响起来。

“铃声急促而动听，饥肠辘辘的人民，突然都红光满面。

“在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两只猫杀出重围。

“一只是白的，另一只是黑的，它们吃掉了‘两个凡是’。

“人民跟着两只猫，走进了联产承包的土地，走进了个体户的摊位，走进了民营企业家的办公室，走进了股票交易所，走进了互联网空间。

“这时候人民已不再是一个空洞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第一人称，我 和我们。…….”

“成长的方向是独立人格，进步的标志是自由宽容。

“整齐划一的运动越来越少了，参差百态成为幸福的本源。

“五千年的古文明，三十年的大变局。

“变局之中，泥沙俱下。有些目标甚至越来越远了，有些方向越来越模糊。

“如果要问究根由，乃个体之还不够解放，思想之还不够自由。

“三十年间，我们逐渐学会了正眼看世界，发现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更发现千奇百怪，不离其宗，那就是和平与发展，民主与自由，还有人的权利。

“人类共有的精神遗产，不该由他国独享。

“何况我们遇到了全球化，它把普世同一的游戏规则摆在我们面前，希望我们珍惜。”

我们知道，在中国谁要是想搞资本主义，那他必定仇视新中国，特别是它的前三十年，因为，正是这前三十年，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对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是肯定的。他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的进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胡锦涛在17大报告里也高度评价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30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要人们“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在《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里 ，新中国第一个30年简直是糟糕透顶，一片黑暗：又是“国运彷徨”，又是“民生凋敝”，还有什么“大钟停摆”、“饥肠辘辘”，似乎老百姓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生活不下去的地步。这样的描述恐怕连西方的政治家都不会接受。在上世纪70年代，老布什曾作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主任常住北京，他每天总要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大街小巷转一圈，一方面是为了锻炼身体，一方面也是为了了解北京市民的生活。他在1975年7月30日的日记中专门写了 “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些声音”。他写道：“清晨，公园里的歌唱声，许多公园都有非常动听的歌声；孩子们走队列时“一二一”的口令声，北京城内从来不间断的喇叭声、自行车铃声，以及孩子们在公园玩耍时的欢笑声，还有就是不论是在火车上、公园、大楼，以及其他地方随处可听到的大广播传出的声音。”(来源：青年参考)试问：如果中国经济不发展，民生凋敝，那一定是“门庭冷落车马稀”了，北京哪会有各种各样惹人注意的市声——“不间断的喇叭声和自行车铃声”呢？如果人民一个个“饥肠辘辘”、“民不聊生”的话，那大人和孩子会发出令老布什“永远忘不了的”“歌唱声和欢笑声”吗？

尤其使人感到气愤的是，《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居然想开除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的“史籍”，把这三十年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上开除出去。文章讲“五千年的古文明”和“三十年的大变局”，似乎中国的历史就是五千年加三十年，偏偏没有这新中国的第一个三十年！历史上有那么多的黑暗岁月，可以统统放进“五千年的古文明”，而新中国取得了如此巨大成绩的第一个三十年，竟然被放置于中国历史之外，如此“去新中国化”，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要说，撼山易，憾共和国难！共和国的元老虽然相继离开了我们，但是，共和国的许多功臣还健在，共和国的基础是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他们都还在，共和国几十年所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也还在成千上万人的头脑里，这些都都是“去新中国化”的最大障碍。过去有人要“告别革命”，要“淡化意识形态”，他们要修改“教科书”，要修改“少先队歌”，但是他们的倒行逆施，显得是多么的不得人心！现在如果要想搞“去新中国化”，把共和国前三十年从中国历史上抹掉，那只能是白日做梦，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还知道，资本主义是崇尚个人而社会主义是崇尚集体的，资本主义是主张私有而社会主义是主张公有的，这一点，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还是在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著作里，都有很明确的论述，但是，在《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里强调的却只有个人和私有，什么“走进了联产承包的土地，走进了个体户的摊位，走进了民营企业家的办公室，走进了股票交易所”，什么“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第一人称”，“成长的方向是独立人格，进步的标志是自由宽容”，还有什么“个体之还不够解放，思想之还不够自由”，等等等等。文章还大讲什么“和平与发展，民主与自由，还有人的权利。”是“人类共有的精神遗产”，“全球化”是“把普世同一的游戏规则摆在我们面前”。在这里，没有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没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也没有两次世界大战，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这符合事实吗？而且，把那些明明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东西，偏要说成是人类共有的东西，明明是资本主义剥削和掠夺全世界的习惯做法，偏要说成是什么“普世同一”的规则，如此否定社会主义而为资本主义张目，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所说的“愿自由开放的旗帜高高飘扬”不就是要让资本主义的旗帜在中国高高飘扬吗？

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周末》的这篇“新年献词”，从头到尾没有一处提到社会主义。按理说，十七大刚刚开过不久，全国正在学习十七大文件，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奋勇前进，《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理应在宣传和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有所作为才是，但是不，们竟然连社会主义提都不提。这绝不是一时疏忽，而是其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的必然表现。这，只要看看“新年献词”的整个倾向，也是不难得出结论来的。

三、要看到动听言辞的背后

这里，还需要就“新年献词”讲得最多的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谈一些看法。

本来，“博爱、平等、自由”这样一些口号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封建制度的，这在历史上当然是进步的。但是，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他们继续用这样一些口号来对付和欺骗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时，就谈不上什么进步了。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论述劳动力的买卖时曾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所有权”、“边沁”等作过很深刻的揭露。他说：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讲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的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200页）

马克思的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只存在于流通领域，一到生产领域，情况就变了。事实上，在拥有全部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对生产资料一无所有而只能出卖劳动力的工人阶级之间是不可能有什么平等和自由的。这一切都是由阶级地位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和平等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

列宁说，“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他还说，“自由如果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0、811页）

在讨论自由、平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教导，不要被一些人动听的言辞所迷惑而忘记那最本质的东西。

放眼世界，纵观历史，无论哪个国家和哪个社会，现实和历史都证明了《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是哪个阶级，指导思想是什么思想，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有明确的规定，想要改变宪法的基本规定，实际上就是要否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近一个世纪（准确地说，是87年）的革命斗争史，这些恐怕是《南方周末》一帮人连做梦斗争想的事，但是他们能够做得到吗？！，

四、纪念和学习马克思、熊彼特与凯恩斯

2008年有一些重要的活动，除了尽人皆知的举办奥运会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外，今年还是马克思逝世和熊彼特与凯恩斯诞生125周年。我们知道，马克思是1883年3月14日逝世的，而在同一年，熊彼特和凯恩斯先后在奥地利和英国诞生。虽然他们都是经济学家，但是，三人有很大的不同，不仅生活的时代不同——马克思生活于1883年之前，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而熊彼特和凯恩斯生活于1883年之后，是活跃于20世纪的经济学家；更重要的是，他们归属于不同的阶级：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而熊彼特和凯恩斯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就成就来说，马克思不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今无人能够超越，而且他的成就也不限于经济学领域，他是“千年思想巨人”；熊彼特与凯恩斯二人也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但是与马克思比，显然是不能望其项背的。我之所以把他们三人放到一块，除了1883年和距今125年这个特定年份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三人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前途都有共同的认识。

马克思就不用说了，他的《资本论》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最科学也是最严正的判决。而熊彼特呢，他虽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但是，在回答“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这个问题时他明白无误地说：“不，我不认为它能存在下去。”他还说了这样的话：“虽然我的许多论点不同于许多社会主义作家，特别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我的最后结论却与他们并无不同。但为了接受这个结论，不一定需要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预测并不是意指事态按照他称心地预计的方向发展。如果一个医师预计他的病人将立刻死亡，这并不是说医师希望他死亡。有人可以憎恨社会主义或者至少以冷酷的批判态度对待社会主义，但他还是可以预见它的出现。许多保守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第119、120页）显然，这里有一个感情问题，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准确地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至于凯恩斯，我们知道，他曾于1925 年和他那位在俄国出生后来在英国当舞蹈演员的夫人一起访问了苏联。这次访问，给了凯恩斯以很大的震撼和深刻的影响。这一点，从他写的《劝说集》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那里，他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强烈的不满和厌恶，也表达了对未来社会的向往之心。他写道：“当经济富裕的境地已经达到，财富的累积已经失去了高度重要性时，社会的风尚也将发生重大变化。有许多伪道德原则已经使我们受累了二百年，在这些原则下，我们把人类性格中某些最可厌的成分抬举了起来，看作是最高品质；到那个时候，就可以把它们推翻。对金钱的动机，那时我们就可以有胆量按照它的真值来评价。同样是对金钱的爱好，有的由此造成了占有欲，有的则以此作为享受与维持现实生活的手段，两者是大有区别的；那时对前者的真像就可以有所认识，那是一种可憎的病态，是一种半属罪恶、半属病理的性格倾向，是人们要在怀着恐惧的心情下交托给精神病专家处理的。凡是要影响到财富的分配、经济报酬以及经济处分的那些社会习惯和经济设施，不管它们本身是如何地使人憎恶、如何地有失公道，只是由于它们对资本积累的推进极端有利，我们即不惜以任何代价来加以支持；到那个时候，我们将无所顾虑，把它们完全摒弃。”（凯恩斯：《劝说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78页）而对于当时的俄国，他说，“决不可从革命的恐怖或过渡时期的贫困来衡量新秩序。新秩序是目的所在，而革命是已被目的证明为正当的手段。”（同上，第227页）

我说要纪念马克思逝世和纪念熊彼特与凯恩斯诞生125周年，并且引用了熊彼特和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社会说的话，当然不是说他们两个人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而是想说明，熊彼特和凯恩斯的某些结论与马克思的结论很接近。虽然他们两人的理论体系和马克思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得出这些结论的理论根据和实现途径跟马克思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们能够走到这一步，确实是很不简单的。这两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比起我们一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受过多年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水平实在要高得多。他们能够如此明白地辨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的大是大非，而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显得相差太远了。

在新的一年，我们应该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同时，我们也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真正的先进成果，这样，我们在当前尖锐而又复杂的斗争中就一定能够无往而不胜。我想，这也是我们纪念马克思逝世和熊彼特与凯恩斯诞生125周年的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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