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评《炎黄春秋》的新年“卷首语”

评《炎黄春秋》的新年“卷首语”

奚兆永

刚刚出刊的《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发表了一篇新年“卷首语”，题目叫做《新的一年，新的期待》。为了表现该文的重要，不仅将其置于卷首，用了“本刊编辑部”的名义，还用了远大于一般杂志文章的大字刊印。对于该刊如此重视、如此突出其地位的这样一篇文章，我们当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应该认真地读它一读。

读了《炎黄春秋》的这篇新年“卷首语”，当然我们不能说它说得全都不对，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在一系列重大的、基本的问题上，《炎黄春秋》新年“卷首语”所表达的立场和观点是极其错误的。下面，就逐一对这些观点进行一番评论：

一、“庆幸”“融入世界主流的经济体制”，说明作者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由来已久

 “卷首语”说，“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就融入了当今世界主流经济体制。这是令人庆幸的，”

我觉得，“卷首语”是不是“庆幸”得太早了？“卷首语”的作者显然“忘记了”，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所谓“世界主流的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么就等于“融入了”世界主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呢？江泽民说，“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是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市场经济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符合市场一般规律的东西，毫无疑义，我们要积极学习借鉴，这是共同点；但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显然，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应当在这些不同点上做文章，而不能一味地模仿西方的做法。“卷首语”一听说中国选择市场经济就认为中国要融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为此而感到“庆幸”，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所说的改革，并不是要使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而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二、“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和市场化的经济基础不适应吗？

 “卷首语”说，“上层建筑基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而经济基础基本上已经市场化了。上层建筑不太适应经济基础，这是当今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

 我们说，经济时代并不是根据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实行市场经济划分的，而是根据不同的生产关系来划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常识。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已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就是说，只有生产关系才能区分不同的经济时期，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由于它们可以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存在，显然不能用来区分不同的经济时期。以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它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3页），因此，它显然是不能用来区分不同的经济时期的。在这方面，邓小平也曾明确地说，“我们必须在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主要的问题上。”他还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说只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讲话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既然如此，又怎么可以把市场经济当作经济基础来看待呢？至于说“上层建筑基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这也不符合事实。这些年来我们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制定了那么多的法律法规，甚至连宪法都进行了修改，一些政治制度也有所变动，这都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这些变动对那些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来说总是不够的，在他们看来，市场化就是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化，因此上层建筑也要资本主义化，否则就会带来很多社会矛盾，因为据说这是“当今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但是，在我们看来，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初级阶段虽然也需要发展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一定要得到保证，上层建筑中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一定要得到保证，总而言之，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不能保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当然，我们要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进行改革，但是，我们决不能为了迎合某些资改派的要求而放弃我们的基本制度。事实上，我们国家所出现的许多社会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造成的，而恰恰是没有很坚决地按照四项原则办事造成的。以为只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统统都资本主义化就能够解决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中国真的要搞资本主义的话，那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包括国内的阶级矛盾和与他国的民族矛盾必定会空前地尖锐起来，那会形成一种天下大乱的局面。虽然乱了以后还会治，但是损失一定是非常惨重的。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所以就必须坚决反对一些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

三、 “资本在地球上至少很长时间内是不应当也不可能消灭的”吗？

“卷首语”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寻求驾驭资本的制度，而是寻求消灭资本的制度。而资本在地球上至少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应当也不可能消灭的。”

不错，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他们寻求的确实不是要驾驭资本，而是要消灭资本的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定会造成社会矛盾的对抗，它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用改良的方法来解决。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社会改良，但是坚决反对用社会改良来代替社会革命的改良主义。实际上，寻求驾驭资本的制度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们反对社会革命，主张在保留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实行改良，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使资本主义社会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理论”由伯恩斯坦提出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还没有一个国家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驾驭了资本，相反，他们本身倒成了工人阶级中被资本家收买和驾驭的人。历史一再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这一真理：“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卷首语”说什么“资本在地球上至少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应当也不可能消灭的”，按照这种说法，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1917年的十月革命也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二战后东欧和亚洲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都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按照这种说法，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都要重写，要宣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所有带领本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全都错了，而只有自伯恩斯坦以来的所有修正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才是正确的。面对“千年思想伟人”马克思，面对一个多世纪来作出过巨大理论和实践贡献的伟大思想家和革命领袖，竟然说出这样一些没有水平的话来，不知作者是不是感到汗颜？在我看来来，像这样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言论”，除了暴露作者自己作为资本主义卫道士的丑恶嘴脸以外是骗不了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的。

四、“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吗？

“卷首语”说，“过去，我们要求在再分配中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也要在国民收入都初分配中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这些还不足以驾驭资本，因为还缺乏制度保证。其实，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

在我看来，这些说法都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知道，民主社会主义只是在分配领域搞改良，而不敢在所有制领域搞革命，他们根本不可能驾驭资本，真正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我在去年写的批驳谢韬、辛子陵民主社会主义观点的文章里，有一篇叫《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其中讲到了瑞典的“雇员投资基金”方案，该方案要求年利润占工资总额60%或达到50万瑞典克朗以上的部门必须向基金上缴20%的超额利润，作为基金来源；同时要求各大公司对养老金提高后增加的那部分摊款（1984年为0．2%，以后增至0．5%）也作为基金的来源。此项基金用于投资，以提高生产资料公共占有部分的比例，而其所得利润的3%则用于养老金。对于这样一个有许多限制其实并没有真正触及私人资本的根本而在议会通过时又作了许多修改的方案，也使资本家阶级大为不满，掀起了轩然大波。有关“雇员投资基金”的议案在议会通过后，竟然有75000名资本家及其家属（瑞典全国人口不到900万）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表示反对这一法案。法案于1984年1月1日开始实行，但是，由于这一法案“威胁到了社会的根基”，社民党领袖帕尔梅首相于1986年2曰28日遇刺身亡，而继任首相卡尔松也只好将此法案搁置下来。1991年保守党人贝尔特上台，当然更不会实行这一法案了。这些事实清楚地说明，所谓“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云云，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是根本经不不起实践检验的。

所谓‘民主制度’和‘民主国家’，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些比较顽固的资产阶级政客、学者用以美化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我国理论界从来不用这样的说法，而“卷首语”居然采用这样的说法，也足见他们和资本主义国家那些顽固的资产阶级政客、学者是一鼻孔出气的。在资本主义国家，谁能驾驭资本？工人不能驾驭，社会民主党也不能驾驭，只有资本家及其国家才能驾驭。在我国，当然有所不同。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能够驾驭资本的力量，应该说是工人阶级及其国家。毛泽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说过，“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毛泽东的话不太中听，但是非常朴素，是真理。在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工人不能驾驭资本？因为生产资料不在他们手里，国家机器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新中国，工人和其他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就可以驾驭资本，就可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丢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我们还能继续驾驭资本吗？这个道理是如此浅显明白，人们是不难理解的。

在这方面，“卷首语”说，“今天，民主国家劳动者同资本家的谈判地位比我们劳动者的谈判地位高许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很容易占主导地位。”

我认为，说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同资本家的谈判地位比我们劳动者的谈判地位高许多。”，这是对资本主义的吹捧和美化。难道在资本主义国家，不是资本家处于主导的地位，倒是劳动者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那资本主义国家岂不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前面举的瑞典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至于说到我国，确实，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不是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原则来坚持，却常常站在工人的对立面为私人谋福利，置广大工人的利益于不顾；而当劳动和资本发生矛盾的时候，不是站在劳动者一边为劳动者讲话，而是站在资本家一边为资本家讲话，使劳动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利益受到损害。但是，这并不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上比我们优越，而是我们的领导机关和相关部门对所管干部教育不够、任用不当、督察不力、处理不严所致。从教育方面来看，这些年由于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不重视世界观的改造，结果导致干部思想品质和道德水准下降，应该是一个根本的原因。至于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很容易占主导地位”，这倒是一句实话。这里的问题也还是要看执政党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不是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不是真正依靠工人阶级。我们既然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我们也一定能够防止资本占据主导地位；企图用学习资本主义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无异是缘木求鱼，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使问题更加严重，甚至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五、关于所谓“民主是个好东西”之说

 “卷首语”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已被二十世纪人类的社会实践所证明。在当今中国，除了要依靠民主来制衡公共权力，防止权力偏差以外，对资本的制衡也需要民主制度。”

我们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中央编译局俞可平副局长发表在《学习时报》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也是他此文论述的一个中心论点。此文发表以后，叫好的人不少，批评的人也有的是，还根本说不上已经被实践所证明。在我看来，此文虽然在说民主好的同时也说了民主的不好之处，没有将民主绝对化，似乎还算比较客观，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或不足，就是它所论述的民主并不是具体的民主，而是抽象的民主。实际上，民主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在人类历史上，有原始社会的民主、奴隶社会的民主，封建社会的民主，也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当然，后来还有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就是没有抽象的适合一切社会的一般的民主。而俞文所说的就是这种抽象的一般的民主。俞文说，“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而恩格斯告诉我们，民主“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1页）事实上，“民”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含义是大不一样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到“人民”这个概念时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5页）他强调“在中国，在现阶段”，其前提就是认为在不同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民的概念是不同的。我们看到，在奴隶社会，自由民是民，奴隶就不是民，而只不过是一个会说话的工具；在封建社会，孟子也讲“民为贵”，但是这个“民”也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封建社会说什么“广开言路”、“任人唯贤”也只及于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绝不会把下层百姓也包括在内；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第三等级为了反封建，大讲民主，但是，真正从民主中受益的只是资产阶级，工人、农民、手工业者虽然参加了反封建的斗争，但是，由于受到财产、文化等的限制并不能享受或实际享受各种民主权利。应该说，阶级社会的民主就是剥削阶级的民主，资本主义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这种民主都是少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多数人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民主制度”，其实是很虚伪的，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我们当然不能上当。

当然，十七大报告也讲到了民主，但是，这个民主不是抽象的民主，而是具体的民主。我们看到，在十七大报告里讲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民主”总是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之所以在民主之前要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那就是表明，我们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是不同的。两者的区别在哪里？我认为有两点：一是社会主义民主首先是劳动者的民主，而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剥削者的民主；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而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当然，这是从理论上来说的，不是已经做到了这两点。在现实生活中与这两点背离的情况还不少。这说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还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还需要花很大的功夫和气力才能实现。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之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好像只要发扬了民主，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事情当然不会这样简单。这里我想提起人们注意一个与民主密切相关的问题，这就是专政。实际上，民主和专政是同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的两个方面。我们既要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又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要以为现在已经没有敌人了。敌人是一个客观存在，没有对敌人的专政，就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而没有对人民的民主，就不能有效地对敌人实行专政。这些都是毛泽东一再教导我们的道理，我们不应该忘记他的教导。在这方面，邓小平也是非常重视无产阶级专政的。他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包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而到晚年，他还进一步强调，“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记住这些教导，我们就可以避免片面性，把我们当前的事情做好，否则我们就要吃亏上当，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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