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批判

 “零八宪章”批判

奚兆永

   由极少数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有极端仇恨的人所炮制的所谓“零八宪章”是继2006年“西山会议”以后又一次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的猖狂进攻。

一、从“零八宪章”这个名称说起

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的炮制者，胆大妄为，将这个反动纲领称做“零八宪章”。何谓“宪章”？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所谓“宪章”就是“典章制度“，或者说是“某个国家的具有宪法作用的文件”。区区几个炮制者竟敢盗用“宪章”这个代表国家根本大法的名义，其目的显然是企图以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对抗。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公开挑战，也是对13亿中国人民的公开挑战。这是不能容忍的。《论语》里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眼见周礼“礼坏乐崩”，对于季氏这个卿居然仿效天子在家庙里搞“八佾之舞”这种僭越行为极为不满，因而说了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样的话。比之于孔子时代的季子破坏周礼搞“八佾舞于庭”，今天一小撮极右分子炮制所谓“零八宪章”的僭越行为不知要严重多少倍，我们更有理由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果这件事都可以容忍的话，那还有什么事是不可以容忍的呢？！

二、“零八宪章”祭出的三个“法宝”

这个所谓的“零八宪章”以纪念满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100周年（所谓“立宪百年”）开头，把自由、平等、人权作为所谓“普世价值”，声称“民主、共和、宪政”是所谓“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公然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长达近90年的斗争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对新中国三个字加上了引号以示否定，并且称其只是“名义上的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谓“党天下”）、妄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纲领。

“零八宪章”祭出的第一个法宝，是所谓纪念“立宪百年”。

我们知道，一百年前，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积贫积弱，屡遭列强之欺凌，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主张，但是却遭到了顽固的满清统治者的反对和镇压。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为了欺骗人民，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也不得不假惺惺地搞什么“预备立宪”，派出五个大臣到欧美日本诸国考察，因有争议，后又再次派出三名官吏充作赴英、德、日的宪政考察大臣作进一步考察，并于1908年制定了一个所谓“钦定宪法大纲”。这个所谓“钦定宪法大纲”和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制定的宪法不同，它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所谓“君上大权”，是所谓“正文”，强调“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另一部分所谓“臣民之权利义务”，只是作为“附录”。从这样一种结构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本质所在。这个由满清皇帝钦定的宪法大纲一出笼就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当时的《东方杂志》和《民报》都对它进行了批评，而著名思想家章太炎在《时务报》上也发表了批评的议论。对于这样一个既反动又虚伪的所谓“钦定宪法大纲”，“零八宪章”的炮制者竟然要人们来纪念它的“百年”，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更有甚者，“零八宪章”的一位炮制者杜光先生还在今年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袁伟时教授2002年9月25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做报告时，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幽默，非常极端，又非常深刻的话：‘我们在九十年代做的工作，大体上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什么是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呢？就是宪政民主，是由上而下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的1908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而且拟订了实施这个大纲的逐年筹备事宜的清单，列出君主立宪的九年规划，但这个进程被辛亥革命打断了。袁伟时这句话的意思，我想无非是说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要实现清朝皇帝没有实现的宪政民主，继续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杜光：《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

恕我孤陋寡闻，有眼不识泰山，不知袁伟时其人，上网一查，才知道他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并且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不少与众不同而且出格的观点。如他对对晚清的所谓新政十分赞赏，而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则持明确的否定态度。通过杜光文章的转述，还知道他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都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所进行的一切斗争都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只要继承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事业就行了。应该说，此公还是一位大“名人”。杜光对这位“名人”的观点大加赞扬，所持的自然也是同一种观点。令我不解的是，袁伟时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工作了那么多年，还担任过院长什么的，杜光在中央党校工作了那么多年，也担任过教研室主任和图书馆馆长一类的职务，竟然连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也没有学进去！不谈马克思主义，就是用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看问题，难道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还要搞满清皇帝那套所谓的新政吗？！他们口口声声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难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动力是依靠封建皇帝吗？难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吗？难道在21世纪的中国还要让“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钦定宪法大纲》语）吗？！

杜光还说什么“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搞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怎么一下子变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呢？究竟在中央的哪个文献里讲过这样的话？！我们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这一革命的完成，既然已经完成了这一革命，为什么还要继续进行这一革命？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杜光把这一革命的目标规定为“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一个“取代”露出了他们的天机，原来他们是要取社会主义而代之的！这是什么民主革命？民主革命的目标应该是反帝、反封建，而杜光提出的目标分明是要颠覆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这决不是什么革命，而是地地道道的复辟，是反对社会主义、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

“零八宪章”祭出的第二个法宝，是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

“零八宪章”说，“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而杜光则说，“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

近年来，关于所谓“普世价值”的叫嚷可谓甚嚣尘上，但是，《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第一句就告诉我们：“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宣言》还告诉我们，“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同上，第 292页）怎么可能设想，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的自由、平等、人权 “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呢？这里且不说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对自由、平等、人权所作的种种限制（包括财产、受教育程度乃至种族的限制），即使在今天，由于经济上的巨大差距，无产阶级也不可能享受与资产阶级相同的自由、平等和人权。这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资产阶级所说的自由、平等和人权一类口号的局限性性和虚伪性，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揭露说，“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种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让人家来鞣。”（《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200页）就是说，所谓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这些东西所适用的只是商品交换的领域，一离开这个领域就不是这回事了。比如在生产领域，劳资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什么自由、平等这样一种关系了。

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为批评《哥达纲领草案》写给倍倍尔的那封著名的信里对“自由、平等、博爱”这个旧口号也进行了批评。他说，“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很成问题。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看作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人看法，这种看法作为当时当地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东西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页）

马恩的这些论述明确地否定了关于“自由、平等、博爱”这类口号，指出这一口号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些口号只是法国人“作为当时当地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东西”，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个时代就“应当被克服”，拿到今天来作为所谓“普世价值”显然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或科学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有现成的科学的“更精确的”口号，这就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

“零八宪章”祭出的第三个“法宝”，是所谓“基本制度架构”。

“零八宪章”说，“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 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中国虽然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只在“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 文革、 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 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

在“零八宪章”的炮制者看来，所谓的“基本制度架构”就是要学习西方，搞所谓代议制民主，搞三权分立，搞轮流执政这一套，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都是不行的。实际上，我们的人民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比他们的民主更优越性，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比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更加优越。我们的人大代表大部分都来自基层，来自生产第一线，他们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能够更好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医院和要求。而西方的的议员，大都来自社会的上层，没有一定的学历和资历，没有一定的财产和社会关系，是很难被选上的。他们一般都是资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由于脱产，往往脱离群众，根本谈不上代表群众的利益。在西方国家，人民群众的这只参与度。这和我国的情况是大不一样的。举例来说，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起草、修改和通过的过程，就是一个最广泛的发扬民主的过程。这个草案初稿最初由中共中央提出，后来交全国政协讨论，全国政协500多人进行了40天的讨论，提出了意见和疑问3900多条。同时各大行政区和省、市、自治区及军队又组织了8000多人进行讨论，提出5900多条修改意见。在此基础上，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了宪法草案，并向全国人民公布，在全国城乡展开了宪法草案的大讨论，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有1.5亿多人参加讨论，提出了1180420多条没修改和补充的意见和建议。（张晋藩：《中国宪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327页）像这样的参与程度和热情，在世界历史上有第二个吗？这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叫资本主义民主优越的一个证明是什么？

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同时，社会主义也需要高度的集中。在“08宪章”的炮制者看来，民主是个好东西，而集中是个坏东西。他们把这种集中叫做“党天下”，叫做“威权统治”，认为这是对人民民主权利的剥夺，是造成一切灾难的根源。他们甚至主张在中国实行什么“联邦制共和国”。这些看法和主张显然是错误的，有害的，必须加以驳斥。

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说，“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越来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代替各个分散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操纵着由蒸汽推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客运马车和货运吗车已被铁路上的火车所代替，小型划桨船已被轮船所代替。甚至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越来越占据统治地位，它们正缓慢地但却一贯地使那些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那个组织起来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5页）他在举了许多需要权威的例子以后说，“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同上，第226页）他还针对一些反权威主义者主张“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的观点批驳说，“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市里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奴隶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阶级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同上，第227页）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很懂得这个道理。他致力国民革命几十年，结果总是失败，十月革命给了他教训，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他说：“自由、平等是欧美近一百多年来最大的两个革命思想。在法国革命的时候，另外加了一个口号，叫做博爱。由于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思想便发生了法国革命。中国近来也感受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所以也起了革命；革命成了事实之后，又被这种思想打破，故革命常常失败。我们革命之失败，并不是被官僚武人打破的，完全是被平等、自由这两个思想打破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是误于错解平等、自由。……因为做人的事，在普通社会中有平等、自由，在政治团体中，便不能有平等、自由，政治团体中的分子有平等、自由，便打破政治的力量，分散了政治团体。所以民国十三年来革命不能成功，就是由于平等、自由的思想，破坏了政治团体。……中国现在革命，都是争光荣日的平等、自由，不是争团体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总是失败。……俄国近来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道理，就是由于打消无政府的主张，把极端平等、自由的学说完全消灭。因为俄国有这种好主张，所以所以他们近来革命的效力，比较美国、法国一百多年以前的革命之效力还要宏大，成绩还要圆满。他们之所以能够有这种美满成绩，就是由于俄国除了一个革命圣人，这个圣人便是大家知道的列宁。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党，主张革命党要有自由，不要革命党员有自由。各位革命党员都赞成他的主张，便把各位个人的自由都贡献到党内，绝对服从革命党的命令。革命党因为集合许多党员的力量，能够全体一致，自由行动，所以发生的效力便极大，俄国革命的成功便极快。”(《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271页)孙中山在这里说得似乎有些极端，事实上在政治团体内部，其成员也需要有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不过他强调除了民主和自由的一面，还应该认识集中统一的意志和组织纪律的重要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的。

毛泽东曾批评一些人“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的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证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么人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来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209页）

应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这样一部体现着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的宪法。一方面，它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它还规定了公民应尽的各种义务；另一方面，它又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际权力的机关是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时，还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各种权利。这种建立在既有广泛民主又有高度集中上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架构，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这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国的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之所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我国在完成一些重大项目和抗击自然灾害方面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都是与此密不可分的。

但是，“零八宪章”的炮制者只讲民主而不讲专政，也不讲集中；只讲自由而不讲组织，也不讲纪律，他们把专政、集中、组织、纪律说成是“威权统治”。他们尤其反对对敌人实行专政，不仅否定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全盘否定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这些运动都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而没有全盘否定），而且反对改革开放以后所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包括六四政治风波和取缔法轮功的行动。至于什么死了几千万人之说更是没有根据的。这些事实说明，他们是站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对势力一边的，其目的是为了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的由宪法所规定的各种“基本制度架构”，而妄图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架构”取而代之。

至于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地位，应该说，那是由中国革命的历史决定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由于跟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地主阶级相勾结，他们只能成为革命的对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些，也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至于农民阶级，由于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本身就是一个过度的阶级，显然也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这样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到了工人阶级的肩上，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这一点已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所证明，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同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这些也都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历史所决定的，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至于说什么“党天下”，我要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这些都是政治的常识。难道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不是由政党来领导的吗？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一些国家是社会党或工人党执政，这些党表面上好像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其实也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我们看到，美国的总统实际上都是从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候选人中产生的，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是资产阶级政党在执政，这是不是“党天下”呢？所谓两党制，所谓“轮流执政”，尽管搞得很热闹，看起来好像也很“民主”，实际上不过是一些资产阶级政客演出的“换汤不换药”的把戏罢了，这对老百姓来说，除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以外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实际上，“零八宪章”所祭出的三个“法宝”，都是历史上已经过了时古董；古董应该进历史博物馆，而不能用作治国的法宝。如果硬要用来治国，那就势必要误国害国，祸国殃民，人民是不会答应的。“零八宪章”的炮制者祭出这些古董，当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正如鲁迅所说，那是“为了现在”，即为了与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对抗，要改变宪法中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改变宪法中规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改变宪法中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改变宪法中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性质。显然，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能不能实现这种改变，那是不能由他们说了算的。

当然，我这样说也并不是认为我们现在的制度架构已经很完美了，已经不需要完善了。我们之所以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本身就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还不是很完善的。就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说，本来是很好的，但是，现在有一些走样，需要加以改进。比如由于强调代表“素质的提高”，对代表提出了学历的要求，结果所谓“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是大大增加了，但是来自工农业生产一线的工人农民却减少了；又比如强调提高参政议政能力，结果许多政府官员和企事业单位的头头脑脑都成了代表，而来自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却减少了；再比如由于把一些私营企业主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一类“新阶层”的代表增加了，而体现“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就不那么鲜明了。应该看到，在工农劳动大众中有许多很有才干的人才，关键在于我们的有关领导和部门要善于发现他们。前不久，读到一篇陈永贵孙子写的文章，讲了陈永贵被发现的过程，很有启发。过去我只知道陈永贵具有领导群众战天斗地的实干精神，却不知道他的思维和表达能力也是一流的。最早发现这一点的是著名作家赵树理。他听陈永贵作报告，发现他讲话从不提毛主席，但却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毛泽东思想；而且讲几个小时，既没有稿子，也没有提纲，却讲的头头是道。有一次，请他作报告，问他要多少时间，他说，你们给多少时间就讲多少时间，结果，在规定的时间里做完了报告。赵树理认为他是个天才，把他介绍给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茄；陶鲁茄经过考察又把他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也肯定了陈永贵，在自己过生日时亲自请他吃饭，并且把他树为农业战线人们学习的榜样；他还当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党代大会代表、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像陈永贵这样的农民出身、没有什么文化的工农分子，实际上比那些时任是高学历但是离开了秘书就寸步难行、离开了稿子就不会讲话的知识分子，真不知要强多少倍！我们为什么不善于发现这样的人呢？这本身就是需要改进的问题。又比如现在公务员和企业高管实行的高薪制度，其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公仆”和“社会主人”关系的原理和马克思所肯定的巴黎公社的经验的，它造成了干部严重脱离群众，造成了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的疏远，这些当然也应该下决心进行改革。此外，像公务员财产和收入申报的制度，也关系重大、影响深远，显然也应该积极加以推行。但是，我们所讲的这些改进或改革，都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这和“零八宪章”要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三、行动起来，打退以“零八宪章”为代表的极右派的猖狂进攻

在中国，主张“零八宪章”的是一些极右派。人们看到，甚至一些平素表现也很右的右派头面人物都没有敢在这个“零八宪章”上签名。他们老奸巨猾，知道事情的严重程度，也不敢贸然行事。炮制“零八宪章”的极右派，实际上是一批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和“敢死队”，他们怀着侥幸的心理，想孤注一掷，赌它一把。这些人无论是在全中国的总人口中，还是在知识分子队伍中，比例都非常小，可以说，他们只是“一小撮”。但是，他们有广泛的社会联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已经把触角伸到了境外，与各种反华势力都有联系，肯定也会得到他们的支持。因此，他们人数虽少，但是能量很大，对他们的危害是绝不可以低估的。

对于“零八宪章”这样一个极右派的反革命的纲领，我呼吁：全国上下，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各级干部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一切爱国者，都不应掉以轻心，更不能心慈手软，而应该以对历史高度负责，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迅速行动起来，给以坚决的回击！

必须指出，“零八宪章”的炮制者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其目的妄图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罪恶行动已经触犯了刑律。经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经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应该说，一小撮人犯罪的情节是严重的，理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他们特别是主犯和幕后策划者应给以严厉的法律制裁。

应该说，“零八宪章”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根源。从外部来说，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对于新中国总是采用一切手段进行颠覆活动，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利用中国内部一些崇拜西方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或所谓自由主义分子进行这种颠覆活动。从内部来说，那些被打倒的阶级，他们对于共产党执政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甘心的，他们的子女和后代在新的条件下仍然妄想恢复其祖辈已经失去的天堂；在历次运动中受过打击的人，有些也会耿耿于怀，心存不满，也总想借机发泄。最近网上许多跟帖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他们的帖子既不讲道理，也不讲事实，只是一味地发泄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就反映了这一点；他们竭力美化国民党、美化美化美国、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也反映了这一点。当然，这还只是从客观上来说的。从主观上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只反“左”而不反右，不重视马列毛著作的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也是使各种错误思想得以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长期以来，有的人总是否认或不讲阶级斗争，宣传阶级调和，不懂得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乃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应该看到，此之危害甚大，弄不好，无数先烈和革命人民牺牲奋斗所取得的一切就会毁于一旦，付之东流。苏东的教训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防患于未然，否则，我们将愧对历史，愧对先人，而成为共和国的败家子和千古罪人！

为了保卫无数革命先烈经过流血牺牲所取得的革命成果，为了保卫亿万劳动群众用用血汗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江山，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坚决打退以“零八宪章”为代表的极右派的猖狂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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