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劲松：结构调整能否消除日本经济低迷及对我国启示

作者：叶劲松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最近,产品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的言论又多了起来,有关政府部门也较多地读论起结构调整。似乎我国现存经济问题都是结构不合理造成,都能通过搞好结构调整加以解决。其实,我国经济大范围的私有制,以及私有制下资本对广大民众的剥削才是造我国现存经济问题乃至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而要求减少国家干预,减少国家对民众承担责任的自由市场经济作法,会加重现存经济问题乃至社会问题。所以,在保留乃至扩大我国经济私有制状况、实行减少国家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情况下, 结构调整对我国经济有点治标作用,但很有限。我在2001年写的拙作《结构调整能否消除日本经济低迷及对我国的启示》,可表述我在这方面的观点。

结构调整能否消除日本经济低迷及对我国启示

叶劲松

战后日本经济曾高速发展。当时日本高速发展的原因较多，其中包括美国出于促使日本经济快速增长，以稳定日本等包围社会主义的“前沿国家”，并抵消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的考虑，在资金、市场、科学技术出口等方面给日本以扶持。不过，日本加大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实行的“国家引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对当时日本的经济增长，也起了重要作用。例如，政府除“引导”经济发展外，为了保持日本社会稳定，日本建立了一定的社会福利，并以较可靠的就业（即所谓终身雇佣制）来安抚群众,对抗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无失业的吸引力。

而80年代开始，尤其是90年代，日本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日本进行这种“改革”的外部原因是,随着英国撒切尔和美国里根上台，推崇自由市场经济，主张对工人阶级持强硬态度的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占居主导地位。日本新生代的“精英”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笃信自由市场神话。另外，日本资产阶级认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学习资本主义，搞“市场社会主义”，产生贫富悬殊，并使工人处于相对贫苦地位。而苏联东欧则完全变为资本主义。日本再也用不着担心社会主义吸引力引起革命，因此用不着在就业、工资、工作条件等方面对劳方作出让步。日本资产阶级开始加紧向工人阶级进攻，包括抛弃终身雇佣制等一些稳定社会的措施，而实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以前终身雇佣制主要是在日本大中企业中实行，因此，出口产值在企业产值中占了较大比例的垄断企业，希望通过抛弃终身雇佣制，实行不必保障工人利益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来降低成本，增大其自身在国际和国内的竞争能力；另外，由于冷战后，美国等对日本等国的“开放市场”的优惠不再存在，日本垄断企业又希望通过减少国家干预来废除国家对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地方企业的保护，以作为自己向国外市场渗透而向外国的回报。所以他们特别起劲地宣扬以前曾使日本高速增长的国家调控是“没有效率的”、是“保护落后”、使“经济没有竞争力”。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鼓吹“全球化”下，要保证发展，关键是“结构调整”、“产品升级”。他们企图通过结构调整、产品升级，来使自己占领国际、国内市场的更大份额，并解决日本经济速度下降的问题。

但是，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日本经济越见低迷。对于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我国也有很多文章对此进行探讨。较多的认为是日本经济“改革”力度不够。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从自由市场经济观点出发，空前猛烈地批判东亚经济模式（本质上是加大国家干预力度，增强国家引导作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文章和言论中就体现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实质是把资本主义危机说成是东亚经济模式的危机，即把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造成的危机说成是因为国家干预造成的危机。以此来说明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并掩盖（虽然有的人是不自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随后不久，在拉美、在俄罗斯也发生了经济危机。危机超出了东亚地域，这使东亚经济模式造成危机的说法不攻自破（虽然这些文章并没有由此纠正自己的说法）。而且，俄罗斯、拉美正是90年代西方一手操办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样板。实际上，正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加速俄罗斯、拉美经济危机的形成（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阿根廷现在也还处于经济危机中。抗议“改革”的游行和罢工至今不断），只不过新自由主义对这两地危机不怎么渲染而已。而在日本，正是有海外利益的日本垄断资本，通过推动日本实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把失业、贫困、不安全等“改革成本”转移给工人阶级，最终加剧日本经济低迷。

另外还有较多文章认为，是日本产业结构相对落后造成经济的低迷。其主要证据是：90年代，日本经济在高科技产品的研究、开发和生产中已全面落后于美国。这种观点解释说，美国因为在高科技领域全面领先，保证了美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日本在技术竞争中落后于美国，使日本经济缺乏技术驱动力。持这一观点的人同时也多持上一种观点。因为他们认为，正是“落后”的东亚经济模式使日本科技水平落后。如仅限于美日比较，这种观点，似乎有其道理。但如果将日本与世界其它国家比较，如果分析一下近几年日本经济发展过程，如果观察一下国际经济发展状况，就可以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这种观点是无限拔高科技革命和新产品对经济的发展作用，无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经济的作用。

如果将日本放在世界比较，日本在世界技术竞争中，无疑名列前茅。首先看形成一个国家科研开发潜力的最重要因素----科研开发经费。日本用在科研开发的经费仅次于美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居世界第二。法新社1998年12月24日报道，1996年平均每人用在科研上的支出，法国是486.3美圆，日本为649.2美圆。即日本人均科研支出为法国的1.33倍。由于日本人口是法国的近2.2倍，日本科研投资约为法国的2.8倍。1997、1998年，日本科研经费连续再创历史新记录。

从科研人员数量、技术能力、技术开发投入、技术开发成果等方面看，日本虽落后于美国，但都远强于德、法、英等几国。美国《幸福》杂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公布美、日、西欧在四大关键技术领域的科技与开发水平的评分（满分为10分）如下：

领域
美国
日本
西欧

计算机
9．9
7．3
4．4

生命科学
8．9
5．7
4．9

新材料
7．7
6．3
6．0

光电子技术
7．8
9．5
5．7

（资料转摘自郜振庭等著《美国反攻日本》第244页中国物资出版社）

从评分可看出，日本虽在计算机、生命科学、新材料等三大关键技术领域落后于美国，但在光电子技术领域超过了美国。而在四大关键技术领域中，日本全部领先于西欧。

外交学院前院长刘山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写道，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商报》的一篇文章认为，日本在知识经济的三大支柱方面，即新的通信网络、新的融资手段和新的服务方面已领先于欧洲。在移动通信与英特网的联络上，甚至比美国先进。”（刘山《经济全球化挑战与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4期）从各种资料来看，日本在产品升级、产品结构优化上是下了功夫的，而且取得不错的成就。从汇率看日本是高工资国家（当然，从购买力来看，日本的工资要打些折扣）,产品工资成本较高，又不是世界两大区域集团（欧洲统一大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这两点对日本商品出口不利，其出口产品竞争能力应该较差（例如德国，他的出口值也很大，但他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欧洲统一大市场，德国产品进入其他欧洲国家的门槛，就比日本产品进入这些国家的门槛低得多）。但日本却有世界最大贸易顺差。这说明，从总体上讲，日本产品技术在世界上是有竞争力的，产品结构优化不错。其实，在1998年，西方不少文章（包括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的文章）也认为，日本现在的产品技术总的不如美国，但远强于德、法、英等西欧国家。

但1997、1998两年，德国、法国经济均正增长，日本经济却负增长。影响日本经济的关键因素是个人消费下降。日本人近些年工资奖金收入减少或者几乎没有增加；日本全国个人存款在1995年即达1100万亿日元，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我们常说我国人民不愿消费，把钱存在银行里。但是我国现在个人存款总额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70%），利息收入为个人收入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日本政府为了使资本家获得便宜资金，降低资本家的“成本”，增加资本家利润，将利率从1991年的6%降到近几年的世界最低利率----0.5%，1998年又下降到0.25%，使利息收入大减（仅此一项，到1997年的6年间，日本国民利息收入损失了29万亿日元，约合2千多亿美圆）；失业率上升到战后最高水平，雇佣形势恶化。日本为增加财政收入，宣布1997年4月1日后消费税从3%提高到5%，7月又提高医疗保险费和医疗费本人负担比例，再加上取消特别减税，日本政府增加了9万亿日元财政收入，但却使日本国民增加了9万亿日元开支。日本国民能享受的社会福利本来就比欧美差，在日本国民个人收入停滞乃至下降，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对今后的雇佣状况和收入不安时，日本政府却采取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削减社会福利、增加国民负担的“财政增收改革”措施，日本人更加抑制消费，使个人消费在1997、1998年均为负增长。

使日本经济下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政府减少政府开支。日本90年代虽然在搞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但形势比人强。80年代末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日本经济低迷，日本政府不得不以增放国债，增加公共投资等形式来应付。国家干预使日本经济在1995、1996年分别达到3%、4.4%的“骄人”的增长率。但为此日本政府背上较大的债务负担。桥本龙太郎政府认为，1995、1996年的经济增长表明日本经济已经较为健康，日本应回复到自由市场经济状况，减少国家干预。1997年起应该把减少财政赤字作为主要任务。为此，除增加消费税等增收措施外，日本还采取了停发国债、减少公共投资的减少财政支出措施。个人消费下降和政府公共投资下降，带动企业投资也负增长。虽然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鼓吹“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生产自动创造销路”，鼓励资本家放心生产。但资本家面对这种局面，不敢相信供给学派的滥调，而是压缩生产，最终使日本经济也负增长。而1997、1998年德国和法国的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正增长，保证两国经济也为正增长。

1997年日本经济的下降，迫使日本政府1997年底将才实行一年的财政紧缩政策放弃，重新实行加大国家干预的财政扩张政策。在日本政府投入几千亿美圆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刺激需求之后，日本国内需求有所增加。1999年、2000年日本经济恢复正增长。但从2000年夏季起，日本工矿业增长速度放缓。2001年2月，日本工业生产与头年同期相比更是下降了2.1%。人们普遍预计，2001年一季度日本经济将出现负增长。经济形势变坏，并因为伴随库存增加，物价下降的影响，日本企业开始减少投资。2000年日本制造业投资增幅为9.6%，而今年以来却为负增长。

造成日本经济增速下降的直接原因，是需求增长的不稳定。首先，日本1999年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98年以来日本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增大财政支出来扩大社会需求的结果。当2000年日本政府财政支出比1999年有较大下降时，2000年日本经济增速较1999年也就有较大下降。

其次，日本国民消费状况继续低迷。日本高速发展时期，日本企业利润增加时，企业会以多少增加点工资的做法来回报员工。1999年后半期开始，日本企业经常收益以两位数高速增长，但企业通过压低工资增长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能力，使工人工资几乎无增长。即资本家加大了对工人的剥削。而政府公务员连续两年未涨工资，奖金收入甚至还有所下降。也就是说，一般日本国民并没有从1999年、2000年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收入状况没有什么改善。经济增长好处全被资产阶级攫取。

另外，90年代以来，战后大中企业长期实行的终身雇佣制被加速抛弃，日本企业常用裁减员工来降低成本。因此，即使经济增长的1999、2000年，日本失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并且，企业裁人通常先对正式工“开刀”，而不像以前那样先对容易下手的、低工资的临时工“开刀”。人们就业的安全感已彻底动摇。《参考消息》2000年2月16日刊登了德国《商报》一篇题为《日本人告别终身就业制》的文章。文章写道：“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屋太一说：‘员工终身就业并有养老保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只有1/10的日本企业打算坚持实行终身就业的原则。在1990年时还有1/3的企业坚持这种做法。现在，一半的就业者担心失去工作岗位。”企业如效益好转，员工不能得到好处，而员工的风险却不断加大，因此增加了人们的不安全感。日本物价从1999年开始不断下降，按道理应提高日本国民消费购买力，但由于经济不稳定、失业增加，收入长期停滞，使日本国民不敢消费。节简过日子，趁现在还有工作时存点钱，成为大多数日本人应对风险的重要方法。结果，价廉物美商品颇为抢手，昂贵的名牌商品因为乏人问津而被迫在换季时降价处理。据报道，近来不少日本电视台进行民意调查，询问上班族在什么地方最能感觉到通缩时代的来临？大部分上班族表示，为了省钱，减少午餐支出已成普遍趋势。商家为此纷纷降价来争取消费者。先是日本麦当劳把小汉堡包和芝士汉堡包分别由130、160日元降至60、80日元，使麦当劳营业额增长3倍。其他餐饮连锁店也降价回应。“一百元商店”、“随你吃到饱”等廉价餐厅在日本街头到处涌现。据日本总务厅统计，日本家庭消费支出已连续5个季度下降，而日本商业零售业更是连续几年出现销售下降。

当然，日本经济低迷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间的尖锐矛盾。不过，日本在最近十余年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中，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加紧进攻，企图通过高剥削率使自己有大量资金进行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和生产，以提高国际竞争能力，这加重了国内需求的不足，造成日本经济异常低迷。一般国民的收入长期停滞甚至下降和对未来收入、支出状况的担心，抑制了日本国内消费增长。这种局面使大多数公司投资信心低迷，抑制了投资增长。日本有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一方面说明产品技术水平较高，国际竞争力较强；另一方面说明国内需求不足，造成进口量相对较少。所以日本虽有比西欧国家总体技术水平更高的产品结构，但国内需求不足，经济还是要下滑。对日本经济状况的观察分析得出的启示是：扩大内需是一个大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本前提。

我们再看看最近时期的美国。据说美国是全世界产品结构调整搞得最好的国家，现在也没有陷入经济危机。但美联储如履薄冰：格林斯潘多次对美国经济状况提出警告；美联储在1998年和2001年多次下降利率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如产品结构好，就可避免危机，美联储大可不必这样。

而且，美国从2000年底到现在，经济发展速度也在急剧下降。2000年一季度到四季度，美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速从7.4%下降到1.3%，企业投资增速相应从21%降到负1.4%。对于美国经济增速急剧下降的原因，经济学家们都认为是美国需求萎缩，尤其是个人消费萎缩（2001年3月美国个人消费已成负增长）。2000年以来，全世界（包括美国）的高科技行业企业盈利状况普遍低于预期值。包括美国朗讯、思科、摩托罗拉、康柏、英特尔等高科技公司都掀起裁员风潮，这说明这些公司的产品销售遇到很大困难。是这些公司的产品的科技水平下降了吗？是这些公司产品在世界领先地位受到严重动摇了吗？都不是，是需求低迷造成了高科技产品销售困难。2001年4月26日《经济参考报》刊登的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的《2001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说，“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繁荣暂时到头了，‘如果个人和企业同时因收入减少而限制支出，将导致今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下降。’”这个报告和美国的情况都说明，高新技术产业不能脱离需求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依靠旺盛的需求才能繁荣。反过来，好的产业结构并不能保证社会需求一直旺盛，不能保证经济一直发展。

我们再看一看30多年前的世界经济。二战之后到5、60年代，美国不仅在科研开发力量的绝对量上，而且在相对量（即人均指标）上，都明显超过其它国家。西方其它国家都承认，它们的经济相对美国存在“工艺差距”和“技术差距”。但是，这并没能保证美国经济在这段时间高速增长，相反在这20多年间，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比其它的西方发达国家（英国除外）都慢，陷入经济危机的时间更长，每次危机经济（平均）下降幅度更大。

实际上，百余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一直在进行，新产品新工艺也不断出现，但几乎每隔几年就要发生一次经济危机。分析这些危机时，各方面多认为是需求相对供给严重不足的经济危机，而非结构不好造成的危机。如果竞争领域的产品结构升级能解决经济危机，在30年代大危机中，罗斯福新政应该主要是搞结构调整，而不应主要搞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30年代以来，西方也主要以刺激需求、扩大需求来对付危机。其实，很久以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有购买力的消费水平的相对降低，决定了西方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方面已由供给转移到需求。社会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已成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情况下，国家干预的刺激需求不能完全解决资本主义需求不足问题，只能相对减轻需求不足问题）。科技革命以及新产品、升级产品的供给对经济增长有很重要作用，但它也不能改变需求不足、生产过剩总是存在的局面，即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发展的局面。虽然新自由主义讴歌美国所谓以高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将使美国摆脱经济危机，但这种关于高科技使美国资本主义完美的论调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需求状况不但决定经济发展状况，还将决定新产品的命运。据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资料显示，美国有约80%的新产品没能在市场中站住脚。因此，市场能使有需求的新产品的生产者出人头地，但如果这种新产品因为价格等原因使市场需求尚未形成，市场也能使他一败涂地。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美国用57亿美圆搞的铱星卫星通讯系统，被评为“1998年度世界十大科技成就”，它被公认为代表最先进的通讯技术。但由于每部铱星手机价格高达3千美圆，每分钟通话费达7美圆，使其全部用户仅2万。铱星公司虽供给最新产品，但因为市场对新产品需求严重不足，仍在新世纪到来前破产倒闭。它再次说明脱离市场需求状况的新产品，照样失败。因此，如果认为通过搞新产品、升级产品，就一定能开创市场、创造需求和拥有财富，那就大错特错了。

那种认为日本经济发展低迷的原因是日本产业结构落后，日本应该用产业结构调整来加以解决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样，认为我国经济近年发展趋缓的主要原因是产品结构落后，现阶段主要任务应该以开发生产新产品的产业结构调整来满足人们的消费并刺激经济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从90年代中期起，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方面也是从供给转移到需求。

当然，我们不否认新产品或升级产品对市场消费的促进作用。以耐用消费品为例，一般来说，新产品或升级产品的应用，因为能改善和丰富人们的生活，人们就愿意购买它，这就可能增大个人消费。但最终决定是否购买它的是人们的收入状况和人们对未来收入、支出状况的预期。因此，新产品要成为消费热点，必须要有有支付能力的消费群体来支撑。否则，新产品并不能成为消费热点。例如dvd已在我国出现五、六年，它的技术性能比vcd好得多，是一种更高级的新产品。可在这五、六年中，市场对老产品vcd需求很大，vcd 销量也很大，而dvd市场却几乎没能启动。重要原因在于，相对一般人的收入，dvd机和碟片太贵。彩电中的新产品----背投电视，以及更高级的液晶大屏幕彩电，也并没能在市场中打开局面。轿车和住宅（二者虽不是最新产品，但对只有自行车和住房较差的多数城镇居民来说，也算是升级产品）能显著改善人们行、住环境，我国也想把这两种产品作为支柱产品来发展，以此促进结构调整，带动经济发展。住宅和轿车这两种产品，与dvd 、背投电视、液晶大屏幕彩电等一样，都是适销对路的升级产品，但它们为何都销售不畅呢？因为它们都没有与广大群众收入相适应的适销对路的价格，远离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以销售情况并不好，没能形成消费热点（这部分例子的内容已显得过时。DVD、平板电视、汽车等的降价,人们收入增加已成为消费热点；住房作为投资炒作项目已使它们的现在的销售状况与2001年时有很大变化──笔者2006年注）。

在10多年前，手机这种新产品一部价格就要1万多元时，它并没有成为消费热点，只是最近7、8年，手机价格下跌到1、2千元时，它才成为消费热点。约10年前成为新的消费热点的vcd，也只是在爱多带头降价，使其价格与一般人的收入相适应时，才成为消费热点。比vcd性能更好的dvd,比普通彩电性能更好的平板电视在10年前也进入市场,但是它们当时销路都不好,因为它们价格太高,与一般人收入不相适应。新产品只有在其价格与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适应，才可能成为消费热点，才可能刺激经济增长。这儿之所以说是“可能”,是因为要从可能转变为现实,还受其他因素影响。

中日两国情况都证明，当多数人收入增长缓慢；因为企业稳定性差和失业现象越来越普遍，多数人对未来收入预期无把握时；当人们觉得社会福利越来越少，未来支出的负担将越来越大时，人们面对未来的风险，对一些价格与自己收入相适应的适销对路产品（包括新产品）的消费也会加以抑制。1999年5月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公布的1999年4月份乐百氏消费者信心监测报告“调查显示，为子女教育、防病防老、攒钱买房被消费者列为即期消费抑制的最重要的原因。”该中心在1999年下半年对北京、上海等六大城市的抽样调查中，50%以上接受调查的城市居民认为，未来5年内保持收入稳定的可能性较小。可见，企业不稳定和失业风险给人们造成不良的心理预期。卡斯特经济评价中心在2000年5月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五大城市的消费者进行调查时，47.2%的消费者认为，住房、医疗、保险、教育等要自己花钱的方面太多，消费必须谨慎行事；41%的消费者认为，现在和将来可能出现的下岗压力困扰消费。两个机构一年内作的调查惊人的相似，它突出说明人们对收入和支出的预期决定消费。产品太落伍、产品结构不好而买不到称心商品，根本没有成为两个机构的调查报告中抑制消费的因素。可以说，人们因为收入和支出状况而抑制消费，已成为制约中日经济发展的共同原因。

这种情况下，需求不足不仅影响消费市场，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影响产品结构调整。我们知道，我国企业产品更新换代和国家产业升级，只有通过加快技术开发创新来实现，而这需要加大更新改造投资。10多年前，当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方面是供给时，我国更新改造投入与基本建设投资比例约在50%以上，但随着90年代我国经济主要矛盾方面从供给转移到需求，更新改造投入增长速度越来越低，这个比例逐步下降（近几年下降更凶），91年为48.4%，98年37.5%，99年1----5月为28.19%，7月更新改造投资更出现10.8%的负增长。同时，国有企业的技术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也由1991年1.39%，下降到1997年1.29%。只是1999底和2001年，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通过涨工资等使收入有较大增加，以及近两三年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需求的拉动作用显现后，更新改造投资才有明显回升。

因此，当需求不足加重，人们对产品消费抑制加大时，企业对技改和技术开发也不那么有信心，企业对投入巨资搞技改后，生产的更便宜的产品或质量更好的产品是否能在预期获利下赢得市场没有把握。“消费无热点”是“投资无热点”的原因，而不是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不搞技改等死，搞技改找死”就是企业对更新改造投资决策时的矛盾心情的表现。所以这几年高喊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但对产业升级、技术升级、产品升级意义重大的更新改造投资一直处于低速度增长状况。它充分表明在需求严重不足，从而造成微观主体没有什么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的情况下，不管政府的货币扩张，还是经济学界关于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呼吁，都得不到微观主体的积极回应。也不可能得到积极回应。因为，消费扩大为结构调整提供市场条件；更新改造投资的扩大为结构调整提供资金条件。消费状况如低迷将使结构调整失去足够的市场空间，并且消费下降将会引起更新改造投资的下降，从而使结构调整失去资金支持而难有进展。所以当需求不足时，如果不首先刺激需求，脱离结构调整必需的市场空间谈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只是空谈而不会得到明显改善，国家经济状况也很难有明显改善。

所以，从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的道理来看，国家在1999年和2001年两次大幅度增加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收入；各地调高最低生活保障费和最低工资；国家1998年后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都对刺激需求，刺激经济和促进结构调整起了较好的作用。2000年商品零售额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回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的增加也表明了这点。

我国有位主张市场经济和“国退民进”的“著名经济学家”说，近年我国“民营企业”投资增速急剧下降，重要原因是国家扩大基础实施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产生的“挤出”负面效应，挤占了“民营企业”的资金资源。而政府使用资金效率天然地低于民间机构。在这里，“著名经济学家”总要想法找出一些国家经济干预的“负面效应”，并把他提出的定理说成是“天然”的定理。实际上，虽然国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时发行了国债，但我国银行的存款总余额仍然大于贷款总余额，即我国资金资源是富裕的，甚至可以说是资金供给“过剩”，而资金需求不足。因此何来挤占“民营企业”资金资源？现实说明，国家积极财政政策正是减少了资金的闲置，提高了资金的利用。90年代，日本经济需求不足严重，生产过剩加剧时，日本企业投资信心低迷，企业投资就会下降。同样，我国“民营企业”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也是近些年我国经济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状况下“民营企业”投资信心下降的结果。日本情况还说明，当国家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刺激了需求，促使经济增长时，企业投资就增长；反之，企业投资会下降。在这里，我们根本看不见“著名经济学家”所说的，国家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会抑制“民营企业”增长。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笃信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他只能从资金“供给不足”来解释投资下降，却无视需求不足对投资的抑制影响。

分析中日两国1999年、2000年经济增长原因时，可以看出，中日两国积极财政政策对各自国家经济增长都起了较好的作用。而在个人消费方面，由于中国国民的个人收入增长幅度远大于日本国民的个人收入增长幅度，因此中国个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远大于日本。中日两国目前都存在企业稳定性差和失业增多的现象，以及改革使福利越来越少的现象。因此，中日两国多数国民都存在对未来收入预期无把握，以及未来支出负担越来越重的担心。这种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不利于两国个人消费的增长。中国，尤其是日本的巨额个人存款总额，就是中日两国国民对未来担心的表现，也是两国国民节制消费的表现。

因此，国家除继续积极财政政策和适时适当增加人民收入外，还应在减小人民对未来担心上做工作。国家应把增加就业、减少失业，作为关系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主要的任务来对待；另外应加大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通过社会保障对社会成员的人身风险进行相应的社会化处理。为此，社会保险除应复盖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外，还应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项目上加大社会化处理力度。同时停止教育高学费政策。通过以上措施，减少群众对未来生活的担心，一定程度树立群众消费信心，以刺激个人消费，刺激经济。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则应依靠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